炉匠：兵团的故事

┃守护民间记忆

兵团的故事

© 炉匠／文

　　我们这一批人在1969年初中“毕业”时去的东北建设兵团。大多数人在1976年左右返城回北京。三十几年后，大家聚会时还都认为那几年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许多人在自己的简历中骄傲写道“1969～1976，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工”。好像这农工比其后的三十年内升官发财当老板的光辉经历都重要。在我们这批人已经开始相互开追悼会，恭维对方“英年早逝”的时候，我总想挤时间把自己的记忆写下来，保留给后代。

　　机务排

　　机务排就是农场中驾驶和维修拖拉机的小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沿用解放军的建制，管农场叫“团”，分场叫“营”，营下是连，连内的建制有排和班，比如农工排、机务排、炊事班等。
　　东北地广人稀，兵团一个连要种上千公顷的地（一公顷合15亩）。几百口人种这么多地，非机械化不可，拖拉机是耕作的主力。除了春种秋收、夏天中耕外，拖拉机还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我们连队是新建连（我们来之前是一片亘古荒原），离团部营部都很远。平时拉个种子、化肥，过年过节拉个年货猪肉，紧急时送个病号等都得靠拖拉机。因此我们兵团人把拖拉机看成有血有肉的亲密伙伴，就像农民对待牛一样。拖拉机一发动，带着钢铁的铿锵，浑身散发出无比的力量，明亮的头灯照在没有电源的垦荒营地上，成为工业文明的唯一标志。
　　只有每日把汗水洒进土地的农民才能真切地体会拖拉机的强大无比。在夏锄的时候，人们顶着启明星和晨露下地，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里一锄一锄地努力工作，干到烈日当空，干到夕阳西下，再干到满天繁星，天黑得苗都看不清了，有时一垄还没有锄到头。可拖拉机拉起三十米宽的中耕机，相当于三十个人齐头并进，几千米长的地块两个小时就走一个来回。一天下来毫无倦意，相当于几百人的工效。在农忙的时候，拖拉机二十四小时不停，拖拉机手两班倒，一班十二小时，大干十来天才能干完。而全连的农工，只是去锄拖拉机顾不上的地边、地角和小块地。也还要每天披星戴月，一季下来瘦下十斤肉脱掉几层皮。在靠力气吃饭的农场里，谁身强力壮谁就是老大，因此拖拉机得到农工们近乎于神的崇拜。兵团地多机车少，车比人要贵得多，谁要是为抢救机车而献出生命绝对是英雄而不是傻瓜。我们的一位哥儿们对车比人更宝贵的说法不能接受，他说，“毛主席讲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因此车比人贵是不对的。”连长师傅听了，大不以为然，接口说：“不对，不信你不论到哪个连队去，拿你跟人家换一台拖拉机来，保证没人愿意换。”（那哥儿们可是个子高高的帅哥，金不换的好性格。）
　　爱屋及乌，拖拉机手们也靠着拖拉机的威风获得人们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很实际的。拖拉机手一下车，总有人递烟划火。帮哪个老乡拉麦秸柴火，常常被请到炕桌边端起小酒盅。就算你是农工排长、党员，连里的大红人，见到机务排的小助手照样得赔笑脸，跟拖拉机手闹别扭不是好玩儿的。要不然下次拉沙子，给你点颜色看看，车只要停得偏一点，装起车来每一锹都要多费点力气，一车下来，几个兄弟就累个气喘吁吁，汗湿棉袄，做了不少无用功。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一来大家都是实心眼，党员红人也不摆架子，尊重开车的；二来驾驶员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干这种缺德冒烟，坑害自己兄弟的事儿。
　　我到兵团后五个月就被选进了机务排。按说这种较受尊重，受累相对少的活应该轮不到我。我那时父母在文革中住牛棚，算是出身不好，见人总低着头，到兵团的表现也不突出。为什么我能被选上，至今我也不清楚。后来问过连长，他只说他喜欢傻大个。
　　其实对拖拉机手的主要要求并非“根正苗红”，三辈子贫农出身；也不必是五大三粗，干活像头牛；更重要的是一种灵气。什么叫灵气不易写出，且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冬天深夜出车去拉煤，回来路上车熄火了。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引擎熄火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拖拉机工作时不管天气多冷，发动机的内部温度都保持在85摄氏度左右，一旦熄火，就要求驾驶员在几分钟内发现问题，重新发动。否则二十分钟内机体温度就会降到冰点以下，冷却水就会结冰，涨破机体使引擎报废。因此若几分钟内不能修好，就只能放掉冷却水，弃车走回去。这样驾驶员和跟车的兄弟们就可能会在深夜的严寒中冻掉鼻子耳朵，甚至迷路而被冻死。
　　这就要求驾驶员的脑子在几分钟内“嗅”出原因，并用正确的方式修好。但一种症候常会由多种原因引起，如果搞错了，不但修不好，反而浪费了宝贵的几分钟。好的驾驶员则有一种近乎巫术的灵气，往往一下就想到问题，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我那时锻炼出来的灵气直到几十年后还有。多年后到美国洋插队，有几次穷朋友的破车在外抛锚，来电请我去急救，我赶到后常常在几分钟内发现原因，连自己都感到惊奇。
　　我十分感谢挑我上机务排的知遇之恩。别看我小炉匠灰溜溜的不起眼，可怀里还真揣着金刚钻，一定得干出个人样来。
　　我从小不通文骚风雅，却喜欢摆弄电器机械。上小学时字还没认全，就常站在新华书店里一本一本地读有关电器和汽车的书。文革时停了课，我也经常到车库去玩，帮着司机师傅擦洗零件递扳手。去兵团之前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东方红54拖拉机结构图解》，没几天我就看得倒背如流。刚到机务排不久，车长（也是连长，选我上机务排的人）带着我去几十里外的团部修理场，为车做大修保养。在这过程中要把整个机车拆碎，清洗检查后再装回。面对一堆第一次看到的零件，我竟能一件不错地说出名称和功能。这虽使他吃了一惊，但却并未对我大加赞赏，反而对我的缺乏灵气摇头叹息，表现出明显的不满。
　　我缺乏的灵气是一种先天的不足，文化传统造成的。在中国做技术工作的讲究“口传心授”。徒弟对师傅从来都要察颜观色，极尽恭敬。师傅在工作时徒弟要眼明手快，师傅往哪个螺钉上一看，徒弟就要了解意图，随手递上尺寸合适的扳手。只有师傅高兴了，口传心授才能顺利。有时师傅对徒弟是有戒心的，要避免“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这就更要求徒弟取悦师傅，又眼明心快，才能半学半偷，从师傅的一举一动中领会。这是中国几千年拜师学艺的传统经验，还有个专用名词叫作“眼力见儿”。中国的徒弟不管是学刻图章，焊铁壶还是车钳铣刨，没有眼力见儿是万万不能的。我当徒弟之前是个中学生，既没有“眼力见儿”又觉得知识来得太容易。那时只顾欣喜若狂地发现机车肚子里的秘密，还不时自高自大地向师傅卖弄，全然没注意到师傅自己在干什么，期望我干什么。师傅那时虽然心里不满，却没当时对我这个小白脸发作。只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对旁边别的连队的师傅发了牢骚。说我“两手插兜，吹着口哨，眼睛一点都不看他”，这种没眼力见儿的徒弟他从来没见过。那位外单位的师傅趁我师傅上厕所的时候委婉地向我传达了师傅的不满，并耐心地向我传授了“眼力见儿”的秘诀。我听后如醍醐灌顶，一通通百，马上像换了个人似的。几天后我就把师傅哄得团团转，机油抹了一身一脸，落了个手脚勤快，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印象。
　　我们连队小，只有两台机车，“503号”和“504号”。那些车都是50年代从苏联进口的德特-54拖拉机（我国仿制的型号叫东方红-54）。二十几年下来，哪坏修哪，似乎永远不会报废。农忙时，两车昼夜不停。人员两班倒，我们一般下班时先去加满柴油，再开到停车场保养，并与下一组换班。换班的车一进场，油门拉到顶熄火。顿觉万籁俱寂，原来充满两耳的巨大的轰鸣声立即消失，只留下淡淡的蝉鸣般的耳鸣，笼罩着周围隐隐的说话声和鸟鸣。听觉要等几分钟后才能恢复。我作为助手，跳下机车就立即忙碌起来，补充各处的润滑油，并检查机件有无破损。拖拉机之所以能在恶劣的环境连续工作，全靠保养得好。每班下班后需要加油检查的有几十处，因此要求手快眼准。先抄起黄油枪、风扇、水泵、张紧轮……一路注下去。补完黄油，再提起机油壶，检查引擎油尺、启动机、引导轮、承重轮……最后检查减速齿轮箱，补充冷却水等等。手快的十几分钟就完了。夏秋季作业时，履带上糊满泥和草，就要多花时间，先清理烂泥再加油。一路加油时还要发现问题隐患。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农忙时机车爬窝一天损失是很大的。
　　在田里开拖拉机的主要技术性操作是轻轻地拉两根操纵杆，微微调整前进方向，使农具处理过的地面不重耕不漏耕。行话叫“把住堑”。进一块地首先要开出第一道堑，以后只要在第一道堑的基础上把住堑就行了。开第一道堑讲究直，以后把堑才省力。打堑时拖拉机手盯住远处的一个目标，一直开下去。在大连队多机作业时，往往由最有经验的老家伙打第一道堑，大家跟随其后。播种时堑直最重要，中耕，秋收都要跟着播种时的堑走。据说某连队一直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傅打堑。有一次这老兄眼神出差儿，竟用远处山坡上的一头牛作为标志，那牛一边悠闲地吃草一边倘佯，使这条几千米长的堑一会偏左一会向右，出了大波浪。那年中耕、收割都费了不少力，大伙骂了他一年。听师傅讲了这个故事，我倍感打堑的神秘。我们新建点车少、地少，地块也小，经常自己打堑自己把，操作多了也不难，只要保持头部不动，再在车窗玻璃上找一块泥点做准星，用眼将它对准远处的目标，三点成一线就行了。关键是在没有偏离之前就看出倾向及时改正，才能保证打出一条笔直而流畅的堑。堑越直操纵杆的动作越小，旁边的人几乎看不到动，只凭手下感觉力度的微小变化来调整远处目标在窗上芝麻粒大小的偏移。慢慢熟练了一切成了下意识，开车的时候脑子就腾出来，既可以思绪万千，也可以半醒半睡。
　　每年的冬季结束，春耕就开始了。北大荒的春耕和别处不同。春天开始时，只有白天表土才化开几厘米，下面还冻得像混凝土似的，但这时就要抓紧“耙地”，也即松土，为播种做准备。我们连的地都是头年开出的生荒地，春耕时要先用重耙把草根切碎。这种重耙又叫草原耙，据说能把柏油马路切下块来。我第一次工作就是牵引草原耙。这种重耙很窄，只有一米五宽，是五个直径75厘米的钢制圆盘串成一串，每盘外周是六个大缺口，边缘磨得像刀一样锋利，深深地切入土地，再把碎块带出来。
　　春播结束，麦收未来之际，我们机务排就去开荒。在北大荒开荒时先用大犁把表层的土翻个个。千年荒原长满了草，每年能长一人多高，地面下全是草根，有像毛毯一样的结构，足有2厘米厚，这层草根和土可以切成一块一块来砌墙，十分暖和。开荒时大犁常被草根堵住，就需要一个人坐在犁上挥舞“二齿子（一种农具），一看到堵塞快形成时就捅几下。夜班坐大犁时常常与狼为伍。荒原上野狼成群，白天不常见，但夜里却大摇大摆围着车转。车灯照着狼眼就像一对对明亮的小灯笼。大犁常翻出一窝一窝肥硕的田鼠，狼们就跟在后面吃。大犁一过，硕鼠四处奔逃，狼们就追上一嘴一个，吃得满嘴鲜血。久而久之，狼们知道大犁后面有美味，看到车灯，听到车声就从远处跑来，一群群跟在犁后跑，胆大的狼离犁尾不到一米。田鼠被翻出后逃得很快，狼离犁越近就越容易捕到鼠。我坐在农机手的位子上，常常与两米外的狼四目相对。哺乳动物四目相对就意味着挑战。狼的反应常常是龇着牙向后一坐，作应战状，同时停住脚步，一秒钟后犁已向前走了一段，狼有了安全距离，再低头吃鼠。我面向前背对着狼，常常怕哪个狼疯了蹄上来咬断我的脖子。但同时又在紧张地操纵农具，防止草根堵塞农具。一忙也就忘了与狼共舞，倒也从来没出过事。
　　夜里荒原中车灯下各种动物的眼睛都是亮晶晶的。狼的眼睛偏绿，狍子的眼睛红红的，狐和獾的眼睛则是金黄色的。一天深夜，我在离连队十来里外的一块地“75垧”作业。当开到地头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时，车灯突然扫到一个白色的影子。在离地一人高的位置上赫然挂着一对明亮的“灯笼”。这么高绝对不是动物，鬼呀！我汗毛直竖，脑子嗡得一下，魂飞魄散。当时距离太近了，本能的反应就是加大油门，拉杆，用履带正面压上去。幸亏机车速度很慢，一秒钟之后我再定睛一看，竟然是一个穿着白制服的人，是炊事班的哥儿们“老倭瓜”。原来我们那天走得急，离开时他还没蒸好夜班饭的豆腐馅包子。只好半夜挑着担儿，循着车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十几里路来送饭，差点成了我的车下鬼。
　　打夜班开拖拉机是个累心的活计，漆黑的夜里，周围一片漆黑，只能用地平线上少有的几盏灯来导航，以保持直线打堑。时常，为我导航的只有远处的三盏灯。北方山冈上的一盏明灯是十几里外龙镇街头的一盏路灯，因为是水银灯所以格外明亮。东方山岗上也有一盏灯，但有五十多里远，不很亮。南方一盏灯是兄弟连队的一盏路灯。我们连队虽然近，但因为无电，只点油灯，几里外就看不见了。在没有人工灯光，空气又非常明净的荒原里，天上的星星极为明亮璀璨。在城市中从没有这种感觉。我才明白为什么各个民族的先人都对星空那么崇拜，而且有那么多神话。夜复一夜明显地看到斗转星移，银河变了位置。记得1970或1971年春天，看到一颗美丽的大彗星，明亮的尾巴足有两三个月亮那样长，略带弯曲。它从落日后就清楚地挂在半空，直到半夜才离去。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天象竟无人注意，广播报纸上没有，周围的人也熟视无睹，只能自己暗自惊叹造物的美丽。多年后美国的同事们经常聊起观看彗星的经历，他们往往要坐飞机出国到最佳的观察地点，用高级的摄影器材拍得精美的照片，挂在办公室内向人炫耀。问他们70年代初是何彗星造访却无人答得出。我常常怀疑这年代久远的记忆是否正确，但那里夜复一夜在拖拉机里观看彗星的经历却是那么真实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夜是漫长的，机车拉重耙时走得比人还慢，几百米一条堑要走个半天。开始的时候自己还能任意遐想，最多的时候是想技术。比如说怎样实现机车的自动驾驶、自动把堑等。再想远一点儿造台无线电话，实现机车和连队，连队和营部的无线通讯。再就是一些幻想，怎样将人的思想从脑子里用电线引出来，这样人际间的交流就不必受语言速度和语言能力的限制。在那些漫长的夜班里，现实和幻想在脑中一遍一遍地交映，弥补着年轻而空虚的心。但我从未构想过与艺术有关的问题，或构思一部小说。我只受过小学教育，让我与宇宙的起源、生命的秘密之类的大问题无缘。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这一代人对哲学和宗教问题完全无知并有本能的反感。我的思想被限制在技术方面。我还常想三十年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连队会变成什么样？我只记得我想我会变成一个七级技工，又懂机械又懂电。我们连队也会变得很好，比如河岸上会有些路灯，大家吃完晚饭会在河边散步，等等。
　　时间一久，脑子就木了，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只是机械地看着远处的灯，手拉操纵杆，保持着直线。打夜班日夜颠倒，白天常常睡不好，困倦难忍时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可是眼手还维持着同样的动作，走着直线。这种经历使我绝对相信人可以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工作，像传说中南美的僵尸，“巫图”那样。虽然那时夜班是两人一班，可以轮流睡一会，可我这一班的师傅正好是连长，他白天要指挥全连，公务繁忙，晚上和我打夜班，开始时还睁一眼闭一眼，过了几日看我这新手熟练了，就放心大睡，可把我给苦坏了。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困得受不了了，就在地头把车停下闭闭眼。可过了一会睁眼一看车竟然还在往前走，向地外一个水泡子（水塘）开去，要是把车陷进去那可不得了，是大事故。情急之下一脚踩下离合器，可车还是不停，连忙用双脚踩下制动器，双臂挽回操纵杆，可车还是不停。连长也被我惊醒，大喊站下站下。可拖拉机没有闸，只有辅助转弯用的制动带，刹车不灵。一急之下就挂上了倒挡，一松离合器只听咣当一声，车猛地向后一蹄，我俩才真正清醒了。原来车根本没动，是幻觉。可是为什么两人同时出现同样的幻觉却至今都不明白。还有一次干了一夜，天已大亮，我卸下农具开车回去换班。迎着初升的朝阳，我却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车子偏离道路开进田埂，猛然颠簸，连长忙推醒我。我立刻拉杆找回正路，可过几分钟后又睡着了，再次偏出阡陌，再被推醒，如此重复了三四次才回到连队。
　　下得夜班，无比轻松地享受着归属自己的一天。但多数时间是想立即回屋睡觉。但有时也看着蓝天白云，不忍把那么美好的一天睡过去。夜班打多了，人不见太阳，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那时东北没有什么污染。晴天保证是标准的艳阳天。碧蓝的天空浮着高分辨率的雪白云朵，丝丝伸手可及。葱绿的原野点缀着灿烂的野花。几十里外山冈也轮廓清晰。脚下的纳莫尔河欢快地绕过连队，河水来自远山，清澈见底，水质比得上矿泉水。在河边洗脸真是一种享受。开拖拉机尘土多，眨巴眼睛都掉渣。保养完又总是一手油泥，打几遍肥皂都搓不干净。最好的办法是用河里的细泥搓，差不多干净了再用肥皂。洗完手后再洗脸，洗头，打好肥皂撩起清凉的水一冲，只见清澈的河面上出现一片乌云，带着一夜的征尘渐渐远去，疲惫不堪的心灵也被清洗干净。
　　机务的辛苦除了夜班的困倦，还有高温和尘土。当荒地开成良田，地表就产生细细的粉尘，机车时常被尘土笼罩，一天下来脸变得很黑，只有眼圈和嘴角是白的。身上则是汗水和泥。热浪滚滚，让人干渴，两个人一班常能喝一桶水，有十几升。
　　有时车坏了不能下地，就好像过节一样，另一班的也跟着一起修。最常见的毛病是“呲缸垫”。拖拉机工作时，燃油在气缸内的高压下爆燃，推动活塞做工。这个高温高压的环境被气缸盖和缸体封闭起来。缸盖和缸体的接合处要用一个软垫，保证在热胀冷缩各种温度下都能紧密结合。这缸垫是铜片夹着石棉做成。时间一长就会被高压气体冲破。缸垫损坏后，冷却水被吸入气缸，再变成蒸汽从排气管喷出。水蒸汽对机体有极大的腐蚀。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就必须立即停车更换缸垫。换缸垫是集体工作，常需五六个人，助手们先上去把缸盖上方的零件，比如空气滤清器、喷油管、进排气管等全部拆去，露出缸盖。再用大号扳手把固定缸盖的21个大螺丝一一拧松，最后四个小伙子拴麻绳，串扁担，“一二三”抬下缸盖，换上新缸垫。这时副驾驶或资历较高的助手就走上来。拧紧缸盖需有一定的讲究，对小助手不放心。为保证缸盖对缸垫压力均匀，拧紧固定螺丝要有一定顺序，而且每个螺丝的松紧要相同。缸盖拧紧后，在一边叼着烟，袖手旁观的老师傅才神气活现地出现，调整气门间隙。
　　这修车在兵团像盖房杀猪一样是一集体工作和社交场面，同时也是老师傅向人们炫耀技术的好机会。旧时代师傅的技术就像圣灵头上的光环，能在众人和助手面前保持一个神圣不可超越的形象。换完缸垫后调整气门间隙就是一种高技术工作。德－54拖拉机有8个气门，对每个气门调正时都必须在曲轴的某一特定角度上进行。不懂原理的人就要琢磨很久才知道规律，还要把这谜一般的规律记下来。我真佩服那些老师傅，有的连文化都不好，读书磕磕绊绊的，所有的知识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对拖拉机这么个复杂的机器，这种经验性的积累往往需要多年的努力用心，简直是自己为自己编一套教科书。这种努力得来的知识肯定要倍加珍贵，对徒弟们自然不肯轻易亮出。只有对“眼力见儿”极好的徒弟，信任得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才肯教一点。在调气门间隙的时候，师傅在上面，叫徒弟在下面慢慢地摇摇把，一会儿叫摇一会儿叫停，“咯嗒咯嗒”地把气门臂晃来晃去，还不时地用扳子拧拧。徒弟真不知在干什么。气门调得好的机车马力十足，声音“杠杠”的。气门调得不好时，机声沉闷马力低下，老远就能听出区别。师傅的水平就在此一招，而在下面摇摇把的徒弟却不知啥时才能知道其中奥妙。这样代代相传，徒弟学会了，熬成了师傅，对自己的徒弟也是严密封锁。就像今天的人对商业秘密似的。
　　这种神秘的传统到我们这代就结束了，我们的捷径是从书本上获得知识。书上的一小段就把为什么要调整气门间隙，为何调得好马力大等等讲得清清楚楚。再有一张插图，就讲曲轴在什么角度时调哪个气门。明白了道理，再看一眼就全懂了，剩下的就是手下的准头，体会一下间距在0.2毫米时的“咯嗒”声是啥样的。我年少轻狂，看了没几分钟就口出妄言。那时是大锅饭时代，干不干都是“320大毛”的工资，技术和饭碗已彻底脱节。于是师傅就叫我上来试试，让众人看个笑话。我也不加谦让，只想为同辈的小助手们伸伸头。就让一个哥儿们儿摇曲轴，仔细观看气门开关的规律。乍看起来气门七上八下地动着眼花缭乱，可找规律并不难。看了两圈就找到了三缸排气冲程的上止点，在此位置上调正了二四缸的进气门，虽然自己对多大的咯嗒声是0.2毫米没体会，但知道那螺丝一扣是1毫米，拧到接触再退五分之一圈正好是0.2毫米。用手晃晃，咯嗒声差不多，于是信心增了，如此又摇又调，不一会儿就完了。那老师傅也呆了，只说以前三分场的七级技工“付大埋汰”也是这么干，紧紧松松，不用咯嗒。炉匠（我的外号）这小子是怎么琢磨出来的？车修好了，重新发出铿锵的引擎声，像新车一样。同辈的小助手们也一片欢笑，都说我有这两下子是不是因为跟“师娘睡过”？

　　修半导体

　　我们的连队远离城镇，不通公路也没有电。报纸送达总是晚一两星期。我们唯一的外界信息来源就是使用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在东北漫长的冬夜里，围着如豆的油灯，小黑盒子从茫茫以太中传来清晰的声音，时时提醒着我们，眼前的黑暗荒芜和寒冷都是暂时的，外面有一个充满光明，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的文明世界。
　　黑龙江地处边陲，那时空中信号嘹亮的除了中央一台和黑龙江省台，就是一大串“敌台”。敌台计有苏联的华语广播、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日本的NHK华语广播，外加许多英语、俄语、朝鲜语的电台。中央台和黑龙江台的新闻完全是一样的，娱乐节目是千篇一律的样板戏。当时的国内新闻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又在哪取得了伟大胜利，而国际新闻常常是周总理迎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消息，一会儿“出国”一会儿“回国”。结合报纸上同样的新闻，农场干部都糊涂了，分不清谁是谁，在给我们做时事报告时说柬埔寨抗美前线上有三位亲王，诺罗敦、西哈和努克，三个人团结的像一个人似的，到中国都一起来一起走。
　　敌台的宣传也常说不到点子上，大概是主要节目都被有效地干扰掉了。记得一次在强大的干扰噪声中漏出一小段宗教节目，“人类可以造喷射飞机，却不能造一只小鸟儿；人类可以造万吨巨轮，却不能造一条小鱼。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是主给的……”那么多年的革命教育使我们对这种宗教宣传一点也不感冒，但对女播音员那娇滴滴的港味国语却倍感亲切。一群荷尔蒙旺盛的臭小子屏住呼吸，眼睛贼亮地围着那个半导体，仿佛那美人儿马上要活了。
　　那时节一台半导体还是需要多年积蓄才能买的，比较好的型号还需要“工业券”。半导体收音机经常会出毛病，小毛病大家都自己修，拍拍敲敲凑合着用。出了大毛病无论怎么拍怎么敲都没反应，只好来求炉匠这样的行家。炉匠在没认字的时候就会鼓捣半导体，什么“六管机”、“八管机”的线路倒背如流，闭着眼都能听出毛病，到这儿可真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我修的第一台半导体来自女生班，是因为连里别的能人都修不好了，才辗转到了我手里。打开一看是电池流汤，流到喇叭上，把音圈的引线腐蚀断了，难怪一声也不吭。于是用小刀把断线两端刮刮搭在一起，再用煤油炉烧热烙铁哧地一焊，就修好了。刚送回去女生们立马又送来一台。那是一位女生因为精神受了刺激，打开半导体的后盖把里面扯成一堆破烂。谁都认为不行了，把一堆零件收敛在一盒送给我碰碰运气。我又给修好了。
　　从此咱小炉匠名声大震，连周围的老乡们都把半导体送到我这儿，就像现在看病要找名家一样。除了日常修理，老乡们往往还有一些奇怪的要求，比如把两台坏的半导体合并成一台好的等等。老乡们不懂线路，这些要求倒还是蛮有创意的。那位老乡早年买了一台木壳的“再生式”三管机，只能收到两个电台。后来又买了一个更先进的“六管超外差式”，能收到的电台虽然很多，但喇叭太小低音不好听，而且用五号电池挺贵，不经济。于是就求我把两台拼成一台，用大电池，大喇叭，台多声音也好。对这种要求我也能尽量满足。后来附近其他连队的人也请我去修或托人捎来修。到了外连一进门先请师傅吃饭喝酒，北大荒老乡热情客气，酒喝少了他不干。有一次喝醉了，躺在人家热炕上睡到天黑，机器也没修就赶紧回去了。
　　最让俺得意的事是一年春耕时，机车使用的柴油供应紧张，连里严格禁止使用煤油炉。连里的执法队收缴了一大批煮面条的非法煤油炉。却唯一开了两个例外，一台是卫生员煮注射器消毒用的，另一台便是咱炉匠修半导体烧火烙铁用的。
　　过了两年，我们都长大了，也就把修半导体的业务扩展成玩半导体。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做成一台无线电话，实现连队内的无线通讯。比如拖拉机在野外陷在沼泽地里，如有无线电话就可以联系另一台机车去拖，就不用在漆黑的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另一台车作业的地块。另外夜里连里有急事，有了无线电话就可立刻通知住在2～3里外家属区的连长，不必再派人骑马去找。
　　有了这些想法就找时间干起来，反正冬季漫漫长夜，不打扑克的我也无所事事。我的第一台试验机是用半导体收音机改成的。用它的喇叭当作麦克风，把其中的放大线路反过来，放大喇叭收到的信号，再用前级的晶体管搭成发射线路，把信号从天线线圈中发射出去。我刚一改好就获得很大成功，邻屋的半导体都发现了这个新电台。我的那些哥儿们本来已经闲得发疯，有了这么一个好玩具，谁都抢在手里不撒开。那“小电台”还没等完全做好就离了我手。他们把它架在一个屋里，让一个哥儿们吹口琴，其他的人就可以在别的屋里享受苏联“黄歌”了。在听了几十遍、几百遍样板戏后，听听口琴独奏的《喀秋莎》、《山楂树》还真是一种享受。
　　那些哥儿们是很有创造天才的。一天早上，在连长来布置工作之前，大家都躲出去了。连长进门正对着空无一人的屋子发愣，突然听到炕上被垛后面传来原汁原味的东北骂人话，“王老皮，×你妈，你这狗×的，大王八蛋……”，不堪入耳。老皮一下子急了眼，以为谁躲在被垛里面，跳上炕就踹，却是空的，声音也不见了。他跳下炕，正在纳闷，骂声再度响起。他最后把被垛刨开，才发现一台半导体。几个躲在附近捧着我那“小电台”肇事的混小子早笑岔了气，连长耳边的半导体又传来一阵半人半兽的嚎叫。没几天，大家就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恶作剧把连里的机务排长、司务长等老职工通通恶搞了一遍。由此全连干部战士一致认同了这个“高科技”。机务排长还在营里大会上夸下海口，要在夏收时实现机车间的无线通讯。到时候连长坐镇指挥，就能对各地块中的拖拉机和康拜因的进度了如指掌。这在当时不但在全营，就是在全团、全建设兵团也是高科技呀。
　　可啥科技一搞大跃进就注定要破产。正当小炉匠踌躇满志，准备用连队特批的煤油炉大干一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困难发生了。半导体收音机里面的晶体管功率太小，发射距离不到百米。一离开宿舍区，信号就淹没在噪声中了。这晶体管可不是炉匠铺能造的。那时就是在北京，商店里也同样买不到高频大功率的晶体管。那是军用物资不用说了，真做出发射机来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千方百计才搞来两个中功率晶体管，有800毫瓦左右，为了让这来之不易的中功率管大显神威，炉匠使出了全身解数。管壳上戴上了铜片做的散热片，必要时还要让一个哥儿们从屋外取回雪块，放在管壳上化冰散热。天线也要调到最佳，让它把晶体管产生的高频能量全部发射出去。所有办法都用到了，在试验那天，一个哥们把半导体捂在一个耳朵上，顶着早春刺骨的寒风向荒原深处走去。每走几十米，我们就向发射机喊一句，他若听到了就挥挥手。他一步步地远去，逐渐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终于停住了，通讯距离达到600米左右。我们测试了一下最佳的发射功率，在天线旁竟可以点亮手电筒的小灯泡，看来至少有500毫瓦。
　　幸亏我们没有能力继续提高发射功率。不久，传来谣言说要是发射功率能达到一瓦，就会被附近的边防军收到，那麻烦可就大了。牛×哄哄的“连长坐镇，无线电指挥计划”终于无疾而终了。
　　三十年后，亘古荒原已经变成旅游的景点，在风景秀丽的五大连池旁边，我看到新新人类掏出精巧的手机，轻而易举地和北京甚至地球另一面的亲友通话。没有人知道，在那层层的黑土之下的连队废墟里，埋藏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半导体，它的线路已被改过，成为发射范围百米的小电台。

　　吃得苦中苦

　　吃苦对于当过知青的人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我记忆里的苦处和失意之处也值得写下一笔。
　　记得我去兵团前的思想准备是只要能吃得饱，睡得好，不受气，再苦再累也能忍受。到了兵团，我吃饱、不受气这两方面都得到了满足。
　　虽然我去兵团时还不到16岁，却已尝过了文革的厉害。那时父母是“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我被认为是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在中学时就受过班里的批判，也受过贫下中农的奚落和“革干”出身同学的拳脚。因此不再为家庭出身而受气就成了我最大的愿望。在兵团受这方面的气就少多了。因为所有同学都受到恶劣环境和繁重劳动的挑战以及当地人的欺负，同学之间互相欺负的精力和机会都不多了，反而增添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我们出身不好的更能逆来顺受，比出身血统高贵的人更能适应。
　　在兵团也基本能吃得饱。只有在1970年闹过一时的粮食危机，但挨饿是很少见的，比到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好多了。
　　可是，睡不好却是常有的事。那时我开拖拉机曾连续打过一年多的夜班。白天睡觉，隔壁是木工班，乒乒乓乓，响声不断，从此落下个睡不好觉的毛病。有些时候实在忍不住就走出门到外面的大草垛上去睡，但常因蚊子咬、太阳晒、天太热或太冷，刮风下雨等原因作罢。直到到现在，还做梦抱着被子到处找地方睡觉，可怎么也找不到。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困难却是在离家以前根本没有想到过的。
　　第一可怕的事情是跳蚤咬。别人可能认为这是小题大作，但是，我从没害怕过干力气活的劳累，却在回忆起虫咬时谈蚤色变。东北咬人的昆虫很多，蚊子、小咬、虱子、跳蚤、大马蝇应有尽有。夏天进草甸干活，蚊子把人包围，一抹脸就是一把鲜血，都是蚊子吃进肚子里的血。但蚊子并不太可怕，咬一会儿脸就麻木了，整个脸变成一张大饼，但离开蚊子几小时后就不痒了。
　　可跳蚤咬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们躲在炕上，让你觉得身上蹦蹦跳跳，睡不着觉，一抓皮肤上隆起一个大包，却抓不到跳蚤。起身时，肚皮上大腿上已是大包小包连成片。大的如茶碗，小的像硬币，中间通红艳若桃花，周围常围着一圈青色。摸起来热热的，痒得钻心。包多的时候连成一片，高高低低山峦起伏。早上出工有时要下水，只好硬着头皮卷起裤子下去。晚上回来脱下裤子，却见裤子磨擦过的地方鼓起了黄亮亮的水泡。许多小泡可以连成一片变成一个大泡，皮一破下面就是红红的鲜肉。第二天早上再硬着头皮提起裤子，黄水就把肉和裤子粘在一起，一扯疼得钻心，更可怕的是旧伤未愈又添新包，不知何时为止。
　　第一年和跳蚤战斗没有经验，对这种大面积的连续创伤不知所措，生活经验又少，不好意思为这种“小事”请病假，还怕说出来大家嘲笑，说我肉皮嫩，是“妞屁股”。这样硬挺了几周后伤口恶化。立秋后水极凉，早晨有白花花的冰渣。下水干活时，伤口泡泥水倒没有特殊感觉，只是整个人冷得发抖。沾水后过几天，包上的黄水变成白脓，腹股沟的淋巴结也痛起来了，再到后来就发烧了，可还是不敢找卫生员看病。来兵团前妈妈给带了一些药和一些医书，就翻来看。那时有些“拉肚药”土霉素、四环素之类，看看书居然也是广谱抗菌素，也许对化脓的细菌有效，想着就吃了四片，下午回来又吃，夜里爬起来喝点水再吃。第二天早上居然清爽多了，包上虽还有脓，但淋巴结已不那么痛了，烧也退了。这样信心大增，“一日四次一次两片”的吃了几天，居然逃过了一劫。后来天冷了，空气干燥，跳蚤们下完蛋，寿终正寝了。以后，虽然每年夏天跳蚤还是咬，身上也还是大包小包的，但自己毕竟学会了照顾自己，再也没闹到伤口化脓发烧的严重地步。使我耿耿于怀的反而是别人总说用手指就能按到跳蚤，而我却学不会，只能任其肆虐。
　　另外一种苦难是受冻。北大荒冬天可以冷到零下40多度，钢笔插在棉袄里子口袋内，里边的墨水都会冻成冰。我从北京带来一支温度计，但不到零下30度酒精柱就凝固，断成一截截的了。我只能用它测测大衣棉袄内的温度。有位同伴自夸不冷，手套里还出汗呢。我用温度计一量，手套里居然是零下十度。他的手还真在黏糊糊地出汗。那时户外劳动，大伙要互相看着，一旦哪位鼻子白了，就要立即按摩，直到恢复红润。因为气温太低的时候皮肉失去感觉，局部血液循环停止几分钟后组织就会冻成冰。若不及时处理一会就是死肉一块了。听说就是再有经验的东北“老毯儿”也有疏忽的时候，进屋一摘狗皮帽耳朵跟着掉了一只。
　　好在这种冷并不可怕，反而是我们写信回家吹牛的素材。使我记忆深刻的是另外一种，零度左右的冻。那也是第一年，要在冬季到来之前盖上宿舍。盖房子少不了用水和泥，再把和了草的泥糊在墙上，当然是用手一把一把地摔上墙，才能结实。这时初秋，气温在零度左右，水也是同样的凉。手上沾一下这样的凉泥没什么了不起，但怕就怕这冰凉的泥老沾在手上，没法把手揣在怀里焐焐。时间久了手指就会有一种彻骨的痛，直到关节僵直，手像鸡爪一样弯着。有时就不顾一切连泥带水揣在袖筒里焐焐，更多的时候，便发出一种嚎叫来减轻痛苦。记得我跨在高高的房梁上，乍着两只黑爪子，发出一种革命歌曲不是革命歌曲，劳动号子不像号子的嚎叫。好在旷野上怎么叫也不太响，大家也见怪不怪，可以任意地扯着噪子叫唱，痛快淋漓地发泄。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别人是怎么对待这种冻的，抓泥的人不只我一个，可好像没几个这么叫的。到现在同伴中有关节炎的不少，我倒没病，或许即时发泄也是个好事。
　　以后几年就再也没在深秋盖过房子，也没再受过这种冻。因为我在机务排干活，算个“白领”，远离和泥这种“低下”的劳动了。但是白领受的冻是另外一种。冬天地冻三尺，“泥领”的农工没法干活，都缩在屋里打扑克。可机务排还要检修机车和农具。在户外干活，挨冻就难免。摆弄机器零件是精细活，戴不上手套，铁传热快得很，握着扳子拧一下螺丝，扳子就会传给手指和掌心一种痛彻心脾的冷。当然最可怕的还是汽油带来的冻。零下三十几度，柴油冻成了肥皂，汽油却不会结冰，如果不慎被汽油淋了一手，那冰冷的液体会一下子把手的热量吸光。手就一下变白失去知觉，在失去知觉前和恢复知觉时就有一种难言的痛。我虽只尝过一两次，却难以忘怀。
　　冬天天冷，屋里也常有零下十几度，洗脸就变成一种奢侈。主要是热水很难获得，先要到河里破冰取水。河面的冰厚达160厘米，虽然从封冻开始，河面上就凿好了专门取水用的冰窟窿。但如果几个小时不打水，洞口就又封死了，要用一种特制工具“冰穿子”打开。打到水挑回来的时候也较难走，挑水的路上往往泼满了厚厚的冰，从河面上到河岸的上坡路比较陡，挑着水上坡很难不滑跤的。水挑到屋就好多了，一桶水放在炉子上一会就烧热了，于是哥儿几个就可以尽情享受热水洗脸的豪华。
　　一般一个屋子里住十几个弟兄，懒得打水的人只能享受“二水”的待遇，所谓“二水”就是用别人洗过脸的水。二水洗脸时有些滑溜溜的感觉，同时还有香皂的味道。有时连二水都排不上，就只好洗“三水”、“四水”。记得那时屋里点着昏黄的煤油灯，我钻在炕上暖暖的被窝里，静静地看着那位外号叫“老爷儿们”的兄弟，一边喜滋滋地用“三水”或“四水”洗着脸，一边操着北京西郊蓝靛场一带的口音说“嗨，脏水不脏脸”嘛。热水在零下十几度的屋内冒着热气，“老爷儿们”把绒衣的袖子挽得高高的，撩起那黏稠的黑水洗着脸。热气腾腾中一个小白脸就逐渐地展现出来，红口白牙格外醒目。那时候，大家都常不洗脸，已经看惯了被煤油烟熏黑的脸。看到洗过的小白脸倒觉得有些怪怪的。
　　屋里那么冷，睡觉时一定要把火墙和炕烧得热热的。火墙是东北农村的土暖气，说实在的比洋楼上的真暖气还要环保。火墙是中间砌空的墙，一端连着煤炉或灶台，另一端连着烟囱，让炉灶中出来的烟气在墙体中曲曲折折地通过，烧热了墙体。由于砖有较大的热容量，一旦烧热，火熄了几个小时还余温尚存。到兵团的第二年住进了砖建的大宿舍，每天每屋要有一人值夜班烧煤炉。烧炉子需要有一定的经验。会烧的人把炉体烧得通红，火墙热热的。屋里一夜盖不住被子。不会烧的炉火半死不活，一屋人冻得要死，早晨被窝口上结霜。
　　有一次有一个哥儿们把炉火烧得半死不活的，很着急。他看到旁边有半罐点灯用的柴油，就抄起来泼在炉内。可那火并没有腾地烧起，柴油浇在热煤块上嗤地腾起一股白气，钻进火墙，他一看没着，又划了根火柴扔进去，这可不得了了，轰的一声，柴油蒸气在火墙中被引爆了。很多砖块从墙上脱落下来，满屋里充满了火墙中的黑烟灰，幸好没人伤着。这种事故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听说在团部汽车连，有人用汽油干过一次，引起了大爆炸。火墙那边是女生宿舍，半边火墙倒下来压伤了一位因病躺在炕上的女生。
　　还有一天晚上一哥儿们烧炕不慎，一把茅草火烧出了炕洞，燎着了炕席。转眼就引燃了墙上的干草。要是火苗子蹿上房顶，就没法救了。我们几个在前奋力扑打，后面的人赶忙跑到别的屋子去求援，马上有几个女生跑过来，递上一盆刚用过的洗脸水。后面的兄弟接过脸盆拼命往上一泼，我们几个在前面的人顿觉下了一场热雨。火忽地一下灭了，眼前一片漆黑。几滴热水滴入口中，有点咸，还有一些淡淡的脂粉香气。我们前面的几个弟兄都尝到了这女人的味道，但后来大家对此都缄口不言。谁知道那盆水被几个女生用过，都洗了什么部位？
　　我们受的这些苦都是头一两年的事。后来我们都锻炼得跟石头疙瘩一样，苦也不觉苦，苦中能取乐。更重要的是通过吃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好像今天电影中的动作明星，要用满身伤痕来证明自己是硬汉。很多人现在回忆起来，都认为那段时光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这也许是因为虽然身体受苦，精神上却没有压力，因为我们是堂堂正正靠自己的血汗吃饭。

　　大年夜的小事

　　一年的劳苦之后，过年是我们难得开心的时刻。那时的风俗是过“革命化春节”，因此知青们很少有机会回家探亲，经常是连队聚餐，和文艺演出。
　　刚去兵团那会儿全国的文艺活动只有八部样板戏，外加《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电影。因此样板戏和电影中几乎每句台词都变成了经典。直到现在的汉语中还留下了像“面包会有的”，“三爷，今儿个有我没他，有他没我！”和“人一走茶就凉”等朗朗上口的成语。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都留下了“老九不能走”这句样板戏的台词。
　　我们在北大荒，半导体收音机中除了一些“敌台”，中国电台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放样板戏。我们年轻人脑子正是好使的时候，当时文革又不能读书学习，研究样板戏自然成了行家。京戏不用说了，去干活的路上几个人可以一路对白，一路叫板地唱，决不会忘词跑调。就连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也了解得十分透彻。有好事的托人从北京寄来红色娘子军的主旋律谱，几个人经常躺在炕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对着谱子一行一行地哼哼。记得有一次我一边哼着，一边到别的屋去办事，几分钟后回来，和收音机内播的音乐只差了个把小节。
　　我们逢年过节的文化节目自然是自排自演样板戏。八出戏，《红色娘子军》是阳春白雪，《海港》、《沙家滨》又太做作，只有《智取威虎山》最吸引人。从十一月份开始，大家就开始为新年排练。排演样板戏也算是工作，大家可以公开地下腰，踢腿，翻跟头，吊嗓子。喜欢乐器的人更是每天吱吱拉拉，烦得人没完没了。一出戏只有几个主角，加上若干众土匪和革命群众。连队中大多数人是轮不到上台的。看着别人热火朝天地练功排戏，排不上的自然眼红。有几个人不甘寂寞地拉起第二套班子，公开和官方演出队唱对台戏。一时间，两个座山雕，两个杨子荣，两套八大金刚、两个小炉匠。众土匪们更是争锋斗艳，互相切磋损招、绝技。大家摩拳擦掌，日夜排练，只等那除夕晚上一决雌雄。
　　新年终于到了，除夕夜食堂的饭厅中间点上热气逼人的大铁炉、又挂上好多盏擦得亮亮的马灯，映着屋外的皑皑白雪，活脱脱的一个威虎厅。可现实生活和样板戏还是有差距的：戏中是先智斗栾平，然后开“百鸡宴”，而现实生活则是先开年夜宴，再演《智取威虎山》。
　　待大家酒足饭饱，坐在台前准备开戏的时候，主要演员们也自然有了几分酒气。唱样板戏本是大家吃到心里的活计，大段唱腔是绝不会错的。那杨子荣，少剑波们仗着酒气，越唱越勇，发挥超常，迎来一浪浪的掌声和喝彩。可是剧情的总体连贯大家练得比较少。酒喝多了不免出错。
　　当天晚上出了好几次笑话，一个是李勇奇上台亮相后，本来应出现几个土匪，被他一刀一个劈下去了。可实际演的时候土匪没来，几个小分队的战士却上来了，那老兄也照着劈了一通。第二个笑话是李勇奇与座山雕的对打。本来练好的是李在座的头上一左一右各一刀，座分别低头躲过。第三刀则从脚下面砍过来，座跳起躲过。可是演座山雕的同学喝高了，只砍了一刀就跳起来，李的第二刀回来正好砍在他的秃脑瓢上，只听到响亮的啪唧一声，大木头刀断成两截、这下两个人的酒都醒了一半，忙一个下台，一个亮相。
　　最重要的错误发生在智斗栾平时。当杨子荣慷慨陈词，说服了众土匪杀掉小炉匠，这时的座山雕本应该靠在太师椅上，捋着山羊胡子哈哈大笑。这一笑就是土匪杀人的暗号，俗话说：“不怕座山雕暴，就怕座山雕笑”，他一笑众土匪就得到了命令，小炉匠也就吓瘫了，被杨子荣押到台角去枪毙。可在这关键的时刻，演座山雕的演员却犹豫了，以为还有一句台词，却想不起是什么。一秒，两秒，三秒钟过去了，台上台下一片静悄悄，就等着他这一笑。说时迟那时快，却听见台下爆发出原汁原味、阴险毒辣的笑声。原来台下第一排，坐着民间草台班子的座山雕，他不但也喝多了而且早已下意识地进入了角色。大家转眼看去，只见那还没上岗的座山雕坐在小板凳上，身子向后仰着，捋着并不存在的山羊胡子放声奸笑。
　　可是，有一年正要过年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难忘的小事。那是1970年代的一个冬天，正在准备除夕夜聚餐和联欢会的傍晚，连队充满节日气氛。这个时候突然抓到了一个“逃犯”。我们连队处于一大片荒原上，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地方有3华里左右，是个劳改农场，所以我们对从那里“逃”出来的人都报以高度警惕，肯定是“阶级敌人”。如果不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逃进严寒和没膝深大雪，最后冻得神志不清地逃进我们的连队。连里立刻组织人对他进行了审讯，这种审讯在当时还是很文明的，但是也是极尽恐吓并且动了拳脚。审问结束，连领导认为这个人太年轻不像是受劳教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不像什么“苏修”间谍，大概是精神有些毛病的知青，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精神有毛病就容易犯“现行反革命”的错误。这样，把他关在一个小屋里，大家都去吃年夜饭了，准备明天把他送回劳改农场。正在大家喝酒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喊犯人跑了。于是大家一齐从食堂里跑出来，顺着雪地上的脚印追进荒原。可是跑着跑着看到地上有个黑东西，原来是他的棉裤。再往前跑又看到他的棉袄，绒衣……在零下40度的夜里。没有棉袄绒衣几分钟就能把人活活冻死。不知道他是想用这种残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是精神不正常的冲动。不久果然发现他在几百米外倒在雪地里，已经神志不清却还在抽搐。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回连队，又上营部叫汽车把他送到团部医院。后来听说他虽然捡回一条命，却因为双腿严重冻伤而截肢。后来联系了劳改农场，原来他真是个有些智力迟钝的知青，不知那天糊里糊涂犯了什么小错，被劳改农场关了起来。劳改农场嘛，恐吓刑罚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冒着生命危险逃进严寒，又在我们连队受到进一步的惊吓，并得知明天还要被送回劳改农场，于是绝望了想自杀。
　　其实，我们是知青连队，我们知青也时刻受着艰苦劳动的折磨和政治冤案的威胁，对知青应该是有起码的同情心的。但是，文革后期的社会是个绞肉机，以革命的名义是可以丧尽天良，一个人可能是受迫害者，但同时又是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就算是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都同情这个知青，也不可能救了他。因为连队一定会按程序把他送回本单位，本单位也会因为“逃跑”来罪加一等，等待他的还会是更多的劳改农场式的折磨。那时我们都很好奇劳改农场关的是些什么青面獠牙的魔鬼。后来听说他们很多就是普通国民党兵，甚至是起义的部队。一般没什么血债才会被劳改，有罪的都判刑枪毙了。我们连有个劳改释放犯，五大三粗，竟然是个和日本兵拼过刺刀的抗日英雄。他说他在格斗中曾把日本兵用刺刀挑起来扔过头顶，完全是现在横店打鬼子电影里的情节。他还会用极为深沉的男低音唱刚解放时的革命歌曲，“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为人民指引了方向……”后来他说这首歌在天安门游行的时候放过，被苏联专家认为曲调太像哀乐而被禁唱了。
　　几十年过去了，套句时髦的话，那位截肢的兄弟你在哪里？过得好吗？
　　去过兵团的知青大都有让自己自豪的故事。几年后文革结束，大批知青离开兵团，返城再“待业”。但这时的知青们已经长大了，能够禁得起社会上的风浪。兵团使我们变成了成熟的管理干部，经验丰富的会计、文书，医术精湛的外科主刀，农业技术部门的骨干，知风报雨的气象员和受孩子们欢迎的教师。而更多的人则是能肩负三百斤麻袋上跳板的力士，能开百人宴的大师傅，气死鲁班爷的巧木匠，和像我这样有灵气的拖拉机手。我们为黑土地付出了青春。

　　本文选自《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凡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3年12月。

最近推文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收稿邮箱
[e-mail]
已被其他公众号申明
原创的稿件请勿投寄

识码关注本号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最新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