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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转型、资本市场改革与会计理论创新——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2021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智能转型、资本市场改革与会计理论创新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2021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盛庆辉 李书锋 蒋亚含 黄小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会计研究》2021年第6期财政部《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2021)明确指出,要通过制度创新、体制优化和机制变革,切实解决现阶段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包括会计审计标准体系仍需完善和有效实施、会计服务市场管理仍需创新、会计审计工作质量和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等;要以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为依托,以推动会计审计工作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实现会计职能的拓展升级。
为了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学术创新,由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承办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2021年学术研讨会”于 2021年5月15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学术研讨会以“智能转型、资本市场改革与会计理论创新”为主题,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50所院校110余位专家学者与师生代表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共收到应征论文146篇,采取专业委员会委员匿名通讯评审的方式,遴选出了31篇论文作为会议报告论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周华、卢晓哲和王治喃的《高溢价并购与商誉择时性减值》被评为会议最佳论文;清华大学谢德仁、宋子威和郑登津的《研发费用的表内单独列报有意义吗?》、云南财经大学纳超洪和陈雪的《财务共享可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吗?》以及安徽大学张东旭、刘静和郑丽娜的《会计自由裁量权与企业并购决策:基于<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5号>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被评为会议优秀论文。现将本次研讨会主旨发言、主题报告、报告论文和与会代表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关于会计基础理论研究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中国会计学会秘书长吴祥云以《加强会计基础理论研究,推动会计理论繁荣》为题做了主旨演讲。她强调,会计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也是一门古老悠久的学问,兼备“术”与“学”的属性。她指出,变革融合、提质增效是“十四五”期间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主旨,会计发展必将融入智能转型、技术变革的时代发展中,有必要对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开展深入反思与再创。吴秘书长就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要登高望远,以更宏大的视野识别问题;二是要扎根本土,以更接地气的中国实践充实假设;三是要博采众长,以更多样的研究方法论证理论;四是要善作善成,以更具说服力的事实检验成果;五是要久久为功,以更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谋划未来。二、关于信息技术发展对会计的影响刘峰教授以《会计的性质:再认识》为主题,从会计起源的角度,阐述了会计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贡献。他认为会计是社会发展的通用知识,而会计人今后的职业发展也需要掌握信息技术等更多的通用知识。王雄元教授以《大数据对财会审的影响》为主题,梳理和评述了大数据背景下财务、会计和审计的前沿研究。他表示,大数据能提高生产率、提高企业业绩或价值,并具有创新效应、预测效应、决策效应和运营效应。大数据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会计确认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颗粒化;使会计计量更精准、使会计报告更加动态化;会计利用大数据能够提供更准确的估计,确定潜在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支持组织价值创造。大数据对管理会计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改进战略规划、改善预算管理、加强过程控制以及优化业绩评价等。大数据也可推动审计标准革新,促进全面审计和持续审计,催生新的审计证据类型,可以量化审计判断和创新审计技术等。王雄元教授认为即使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会计审计职业仍有较好发展前景。财务共享是财务流程的重构与优化(ACCA&GE,2020)。云南财经大学纳超洪和陈雪研究发现财务共享能够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当集团管控的子公司多、规模大、财务人员多、多元化程度低时,以及管理者能力较强和财务总监在控股公司兼任时,财务共享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同时,公司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影响财务共享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财务共享能够弥补强化内外部治理机制的不足,进而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合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可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学者们以往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都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大有益处(宋晓玲,2017;李建军和李俊成,2020;王娟和朱卫未,2020;唐松等,2020)。重庆工商大学孙芳城等关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负面影响,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放松在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同时也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数字普惠金融更易导致非高科技行业与分析师关注度较少的企业过度投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钟凯等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程度越高,上市公司商业信用的供给会越少,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是中小企业有效的替代性融资方式。金融区块链的搭建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使得银行面临的信息风险降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嘉鑫等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搭建金融区块链缓解了辖区内企业的融资约束。金融区块链搭建后,相比于关系借贷企业,非关系借贷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低;金融区块链主要通过监管机制与信息机制两个渠道影响企业信贷配置;金融区块链的信贷配置优化作用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和公司价值的提升。该研究为金融科技更好助力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文本分析成为会计实证研究的重要工具(Huang等,2014;Chen等,2014),财务文本信息的价值被挖掘出来。中国人民大学伊志宏等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年报文本内容变化进行识别和量化,发现年报文本相似度越高,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低。年报文本相似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预测作用在年报文本内容变化更可能是利空消息、信息获取难度更高时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年报文本相似度还可以预测公司未来的经营表现。上海财经大学梁思源等利用样本公司的文本数据与财务数据研究了客户管理层语调这一非财务信息对供应商投资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客户管理层的语调越积极,供应商越容易出现投资过度,投资效率越低,并且客户管理层语调与供应商投资支出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受到信息不对称程度、供应商与客户之间依赖关系强弱以及供应商自身特征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张博等探讨了年报语调操纵的影响因素和约束机制,研究发现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会减少公司年报语调操纵水平,并且当高管语调操纵动机较强以及公司外部监督较弱时,学术经历对于公司年报语调操纵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表明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对上市公司具有积极作用。三、关于会计准则变革与发展财政部会计司制度二处处长陈瑜以《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发展与展望》为主题,系统回顾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与实施情况,深入阐释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框架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最新进展。她表示,应及时顺应实务需要,持续完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提升准则制定与实施的质量,并希望专家学者能围绕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报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原则导向下如何更好地指导会计实务、国际趋同策略下的“中国化”与“中国话”等问题展开研究。会计准则实施会产生特定的经济后果,对会计准则变革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未来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中国人民大学王玉涛和北京大学韦程元总结了1997年以来的历次具体会计准则变革过程,发现会计准则变革总体上对企业股东财富具有显著的影响。投资者比较欢迎有利于利润调节的准则变革,而不欢迎复杂的准则变革。在此前的73次会计准则修订中,只有25次引起显著的市场反应,在那些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大、企业风险较高的公司中,具体会计准则变革带来的股东财富变化更积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虽然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无实质差异,但二者在准则内容和报表列报格式等方面仍然存在若干区别。四川农业大学贾巧玉和西南交通大学周嘉南检验了在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分别公布两套财务报表对投资者判断的影响。她们发现对于A+H企业自愿公布遵循CAS和IFRS的两套财务报表,长期来看有助于投资者不断修正对企业经营情况的理解,缓解利润总额的错误定价。同时发现公布两套财务报表的企业年报公布后90天内股价同步性显著更低,表明CAS与IFRS的尚存差异具有信息含量,对企业管理层、投资者和准则制定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18年财政部修订财务报表格式,将研发费用由原来作为管理费用二级明细科目在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改为在利润表内单独列示。清华大学谢德仁等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会促使投资者更多地关注企业的研发信息,进而缓解了投资者对研发费用的错误定价行为,并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增加,为会计制度改革服务于国家创新战略提供了来自财务报表的经验证据。安徽大学张东旭等利用2013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5号》实施这一外生事件,研究了商誉初始计量规则趋严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他们发现该政策实施后,商誉减值盈余管理能力较高组企业的并购倾向显著下降。这表明压缩会计自由裁量权有利于提高商誉资产的质量,降低商誉减值风险,并且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缓和了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机会主义并购倾向。西南财经大学李越冬等通过案例研究,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经济实质的异同追根溯源,分析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选择权益结合法的合理性,以及影响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经济实质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新界定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范围、缩小权益结合法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的适用范围以及加强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等建议。四、关于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企业报告作为信息披露的重要载体,是企业自身与资本市场沟通的重要渠道以及实现我国企业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吉林大学毛志宏和李丽基于《国际综合报告框架》构建了我国企业报告综合信息质量评分量表,检验了我国企业报告综合信息质量在企业内部管理决策和外部资本市场的决策有用性。他们发现综合信息质量越高,越能够为企业内外部使用者决策提供有用信息,进而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增加未来预期现金流、提高股票流动性和提升投资效率。此外,企业报告披露信息整合程度的提高同样能够带来上述积极后果,表明信息整合同样具有显著的信息增量。随着企业核心竞争力受到广泛重视,企业内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于核心竞争力信息的需求愈加强烈(Newson 和 Deegan,2002;宋献中,2006)。中国人民大学王化成等总结了我国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信息披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自2012年证监会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强制披露核心竞争力信息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信息披露呈现披露字数逐年增加、内容日趋丰富等特点,整体上值得肯定。但是,由于缺乏规范的信息披露框架,仍有少部分公司信息披露存在不足,影响了上市公司年报核心竞争力字段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可理解性和可比性。基于以上问题,他们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核心竞争力披露概念框架,并对核心竞争力信息的规范性披露提出了改进建议。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庞大的商誉规模和商誉减值的计提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与重视(王文姣等,2017;杨威等,2018;张新民等,2020)。西南财经大学邓博夫等认为探究企业的商誉减值行为对于防范和化解资本市场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检验了商誉减值信息的市场反应,发现商誉减值程度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如实计提商誉减值并不会推高股价崩盘风险,真正推高股价崩盘风险的是企业隐藏商誉减值负面信息的行为。中央民族大学黄小琳等检验了大股东持股对并购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并购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证明了大股东持股的“监督效应”假说,并从产权性质、外部审计质量、大股东掏空、融资约束、公司成长性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影响并购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周华等基于股价驱动并购模型和商誉生存分析模型,推演并讨论了高溢价并购的后续商誉择时性减值问题。研究发现企业的商誉减值决策更像是一种择时性会计惯例,与企业整体业绩表现存在一定的脱节性,与管理层动机因素存在较高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对于监管层和投资者,从防范风险的角度,要更多地关注商誉减值会计处理与并购后实际业绩的脱节问题,而不单单是商誉减值本身。中小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金融服务实体质量不高的顽疾,中国海洋大学王竹泉等从矫正财务风险信息扭曲的角度提出了解决路径。王竹泉等发现由于传统财务风险分析体系缺陷致使中小企业面临更为严重的财务风险高估,而财务风险信息扭曲在债务融资的企业规模歧视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矫正财务风险信息扭曲、发挥金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战略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的创新路径。中央民族大学金鲜花和郭慧捷以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为样本,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做空危机,有效的内部控制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从而降低做空危机的程度,因此,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可以预防做空机构恶意做空,缓解做空危机对公司的影响。五、关于经济环境、制度环境与会计信息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影响会计信息的传递和有效性,从而影响企业以及资本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决策。中央民族大学李书锋教授在主题报告中论述了如何在创新创业的大环境下,运用公允价值与估值技术,对企业进行精准的分析与投资。中国矿业大学姚圣和林云燕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的进行。其影响效果在未来成长性高、股权制衡度高、国营或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市场竞争程度低的企业更加显著;并且位于市场化程度高、经济增长水平高、环境规制强度低和绿色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易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盛庆辉和姜苏展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引起审计师定价的显著提高,而公司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其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审计费用更不容易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北京大学李孟哲等发现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非上市公司创新,表现为上市公司数量占比增加时,相关的(同省份/同行业)非上市公司申请的发明专利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上市公司质量、较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市场化程度能够强化这个溢出效应。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赵薇和曹海敏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融券抑制了高管的机会主义减持,也抑制了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发挥了一定的外部治理作用。融资融券通过减少高管减持的频率和强度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并且减持强度越小,抑制效果越明显。财务报告问询函与分析师关注同为资本市场的非正式监管手段,都可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而实现监管效应(陈运森等,2019;李晓溪等,2019;张宗新和周嘉嘉,2019),那么二者之间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唐亮等研究了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分析师关注度的影响,发现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的上市公司有更低的分析师关注度,原因在于财务报告问询函提高了监管处罚风险,从而提高了分析师声誉损失的风险,提高了分析师的成本。交易所问询具有预期的监管作用,而分析师关注的监管效果不佳,分析师关注并不能取代问询函的作用,因此建议加强财务报告问询函这一监管手段以促进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在我国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罗家德,2010)。北京工业大学刘亭立等基于广泛存在的连锁董事背景,定位上市公司在董事网络中的位置,探讨网络位置特征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她们发现,董事网络具有信息通道效应,网络位置的丰富度增加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但网络中的公司更倾向于与低质量的会计信息可比,向下看齐而非向上看齐,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够抑制这种会计信息的劣向趋同。环境规制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国特色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中普遍存在执法低效和监督不力的问题(沈洪涛和周艳坤,2017)。我国2007年建立运行了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项目,使排污企业和地方政府直接受到中央监管。重庆工商大学钟廷勇和刘荟检验了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项目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评估中央环保监督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监督实施后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及单位能耗,有效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综上所述,在智能转型、资本市场改革的背景下,本次研讨会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会计基础理论发展与创新的相关问题。其中,主题报告专家分析了新技术环境下会计、审计、财务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提出了未来会计领域的发展方向及职业前景。在分会场的研讨中,与会学者们就信息技术发展对会计信息的影响、会计准则的变革与发展、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与会计信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次会议研讨在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达到了预期目标。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新时代下会计基础理论需要改革与创新,积极主动适应会计环境的新变化和会计实践的新要求,才能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做出贡献。会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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