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论辩技巧
《孟子》(诸子现代版丛书)吸收借鉴古今校注和新的研究成果,详尽注译,时出新意。全书立足于经典传承,着眼于文化普及,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经典普及读本。
今天,让我们在方勇老师的带领下,一起探究《孟子》的论辩技巧,了解《孟子》的艺术特点。
《孟子》的论辩技巧
文丨方勇
孟子在论辩时,多能采取因势而变的技巧,而且技巧中还往往体现了逻辑推理规则,两者的结合加强了论辩的说服力和严密程度,使其极有鼓动性。下面就择其精要,以窥其一斑。
第一,善于发现对方的矛盾,陷对方于自相矛盾、首尾不能兼顾的困窘地步,从而获胜。这在孟文中使用很灵活,有的是驳对方论据,从论据中归纳出与对方主张相反的结论。如《滕文公下》“彭更问曰”章,彭更对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行为略有不满,认为这种行为同木匠车工一样,“其志将以求食也”,并提出“食志”说,主张只论动机,即别人志在求食,则给他吃。孟子在反驳时打了一个比方:“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这里,孟子用一夸张的说法来演绎对方的论据,并得出相应的结果:“毁瓦画墁者”如果“其志将以求食”,那么你就应该“食之”。但这种行为显然很荒唐,于是彭更不得不回答“否”,于是孟子从对方的矛盾中自然得出结论:“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有时孟子抓住对方言行不一致的矛盾,用归谬法加以驳斥。如《滕文公上》,孟子反对墨家薄葬主张,他向夷子问难:“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孟子发现了夷子主张与行为之间的矛盾,其归谬过程是:如果薄葬合理,夷子就该薄葬其亲,但他却“葬其亲厚”,可见薄葬是不合理的。
又如《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孟子为了批驳许行的观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他向陈相问了一些许行的生活情况,从中知道许行因“害于耕”,戴的帽子、做饭的锅甑、耕田的铁器皆“以粟易之”。在抓住许行主张与行为之间的矛盾后,连用三个问句向陈相诘难:“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使陈相毫不犹豫地回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从而使他推翻了自己的观点。有陈相的结论作前提,孟子又紧追问一句:“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其答案是不言而明了。孟子就是这样抓住对方矛盾,用责疑法把对方逼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而达到论辩目的。
第二,大量使用层层推进法。为了保证雄辩的效果,孟子唯恐对方不感动、不了解、不信服,因此行文多畅达自然,有的形成铺排的文学手法,从逻辑角度看,则往往形成层进推论法。有的是通过对众多现象的分析,最后归纳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结论,如《滕文公下》: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先用三句排比说明男子应有的志向,然后从正反两面说明“得志”与“不得志”时应持的态度,接着又用三句排比说明在“富贵”“贫贱”“威武”面前应具有的品德,最后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此之谓大丈夫。”推理严密,文字爽朗,令人叫绝。
又如,在《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孟子先列举出历史上人所共知的六个事实:“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在此基础上,由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孟子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样归纳的结论不一定都合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本质,而且论之有据,据之可考,由个别到一般,所以往往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层层深入法还有一个特点,即孟子在论辩时,往往能掌握对方心理,因势利导,正反相成,诱敌深入,最后表明自己的观点,这最能体现出孟子的论辩技巧与气势的相关性。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深知齐宣王一心想称霸,对“仁政”不感兴趣,故先避免抵触,迎合齐宣王而发问:“无以,则王乎?”谈统一天下,自然能引起齐宣王的兴趣,孟子进一步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此论说第一层,主要是为了引起齐宣王对谈话的兴趣。接着,孟子抓住齐宣王以羊代牛祭钟的行为,证明齐宣王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以此推论齐宣王有实行“仁政”之心,此第二层。其中,孟子尽其心理大师之能,使齐宣王的心理产生了三次变化:当孟子说他有“不忍之心”时,先是一喜;而后孟子语气急转,说如果是可怜它,则“牛羊何择焉”?继而是一惊;然后孟子又替他解窘境,说这是“仁术”的表现,又是一喜,并说孟子了解他胜于自己。孟子立即抓住这一点,用“一羽之不举”“舆薪之不见”“挟太山以超北海”等比喻,褒贬相成,指出齐宣王正是有条件实行“仁政”而不为也,此第三层。进一步婉言批评齐宣王对内不肯施恩于百姓,对外又想“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并明确这种“以一服八”的行为无异于“缘木求鱼”,最终将自取灭亡,此第四层。最后指出“今王发政施仁”,“孰能御之”。至此,齐宣王完全被打动,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最后孟子顺势提出施行仁政的方法。论辩的五个层次中,第一、二层从正面诱之以利,第三、四层从反面惧之以害,第五层又从正面加以鼓动,五个层次正反相成,利害并举,层层推进,一气呵成。又因论辩中包含了孟子浓浓的爱民之情和强烈的道德热情,使其论说具有逼人的气势,让人不得不服。
第三,类比推理法。这是孟子在论辩中常用的技巧,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墨翟的“类”概念,并对它进一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孟子认为,所有同类事物,必然大体是相似的,即有相同的属性。在具体操作中,孟子还突破了“类”的同一性质的规定性,扩大“类”的范围,把类别不同的事物,通过比喻的方式放在一起加以类比,取其属性中相似的部分,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论说效果,也有人把它称为“比喻推理”。如《滕文公下》中孟子与戴盈之有这样一场讨论: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孟子以“攘鸡”为喻,作为推理的前提,其虽与戴盈之所说的看似不同类,但二者又都有相似之处:都是“非义”,而对待它的态度又都是“请损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构成了两个事物之间的同类。这样,就用知偷鸡为不对而不迅速停止的荒谬,类推出知横征暴敛为不对而不迅速停止的荒谬。又如《告子上》: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这是用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的不可能,比喻以小仁胜大不仁之不可能。
孟子以比喻为类推前提,陈说事理,论辩是非,加强了说服力。当然,如果从另一角度看,孟子用来类比的事物的属性也许就不相似、不相同。侯外庐先生就曾把孟子的这种推理指斥为“无类比附逻辑”(《中国思想通史》)。但是,我们应看到孟子的类比推理只是推论有关事物的部分属性,而不能苛求它能从各个角度完全地说明问题。
孟子还常使用归谬式的类比推理法,如历来为评论家乐道的《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由日常生活起,连设两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让齐宣王毫不犹豫地回答“弃之”“已之”,这是由小及大、由私到公。有了这两个结论作前提,通过类推的方法,再设一同性质的问题,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这种远远引起、渐入主旨的方法既可避免对方的警觉,又使其无所逃遁。
另外,孟文在论辩中有时直接提出问题,然后辅以名人名言、事例等,与对方展开针锋相对的辩驳。如《万章下》“敢问友”章,孟子先提出交友原则:“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然后举孟献子与乐正裘等人交友、费惠公与子思等人交友以及晋平公与亥唐交友的故事加以证明,诸多事实如滔滔江水,使论辩产生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气魄,让对方无暇应接。
这些论辩方法除了单用外,还有很多是综合运用。如《滕文公下》“夫子好辩”章,既有直接证明和类比推理,又有归纳推理和引证,这些方法都是以情、义为依托,辅以“浩然之气”,故其文能条理清楚,结构严密,而又腾挪跌宕,富有气势。
(正文节选自《孟子》(诸子现代版丛书)导言。)
图书信息
《孟子》(诸子现代版丛书)
方勇 主编
方勇 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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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分《梁惠王上》《梁惠王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共十四篇,每篇包括题解、原文、注释、今译、评析五个部分;导言对孟子其人其书及其地位变迁,孟子天人观、身心观、性善论、仁政说、人格论等哲学思想,《孟子》的版本源流及艺术特点等有详细的说明;书后另附《孟子》名句赏析、《孟子》名章赏析两篇,选取其中众多精彩绝伦的论辩语言和形象化表达,详加阐释以供读者更好地理解《孟子》中重要的篇章段落。
目 录
作者简介
方勇,河北大学中文系硕士,杭州大学中文系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曾师从褚斌杰教授研治先秦文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诸子学刊》主编、《子藏》总编纂、中国诸子学会会长。主要从事先秦诸子学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庄子学史》《庄子纂要》等1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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