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超级人口大省,也生不动了
文|凯风
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当年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人,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这是全国的人口生育形势,那么具体到各省份,哪些地方人口还在高速增长,哪些省份出现明显下滑?
01
全国生育地图
目前,全国只有过半省份公布了2020年人口出生数据。
虽然时间已经进入2022年,但许多省市的生育数据,仍旧“犹抱琵琶半遮面”。
从已公开数据来看,除了个别西部省份生育率保持稳定之外,大多数省份都出现明显回落。
只有5个省份人口出生率高于1%(即10‰):
西藏、贵州、广西、甘肃、海南。
这些省份多数都是西部省份,或少数民族占比相对较高的地区。
其中,西藏的人口出生率自2018年反超山东,就一直位居全国之首。
相比而言,内蒙古、湖北、山西、北京、江苏、天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京津苏等地更是向东北地区看齐。
虽然东北地区尚未公布出生数据,但从往年情况来看,东北人口出生率大概率集体跌破6‰,负增长可谓毫无悬念。
与前一年相比,只有贵州、内蒙古、甘肃等省份变化不大,而福建、山东、湖北出生率降幅超过3个千分点,安徽、海南、江苏超过2个千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基本盘的人口大省,出生率全部大幅回落。
目前,我国共有5个常住人口超过8000万的大省,其中山东、河南、江苏均大幅下滑。
这无疑给未来的人口生育形势带来明显挑战。
02
山东:
为何不再“最敢生”?
山东向来以“最敢生”著称,为何出生人口遭遇了断崖式下滑?
前几年,山东人口出生率一度位居全国之首。
2016年和2017年,山东出生率超过17‰,出生人口超过170万,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新生儿数量超过全国十分之一。
然而,2017年后,山东人口出生率就开始断崖式下滑,从最高点的17.89‰下降到2020年的8.56‰,出生人口从177万降到77万,堪称断崖式腰斩。
据凯风君新著《》分析,山东出生人口滑坡背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前几年山东出生人口之所以大幅井喷,原因是二孩需求的集中性释放。
众所周知,山东是传统时代生育政策最严的地区之一,而当地深受孔孟文化熏陶,不乏多子多福、儿女双全的生育传统,一旦生育政策开始松绑,当初压抑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
二孩,成了山东出生人口的最大贡献因素。高峰时期,山东出生人口中,超过60%都是二孩,远超一孩。
这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困境,二孩生育需求的集中释放,掩盖了一孩生育意愿不足的现实,当二孩需求释放结束,整体生育率的下滑就不可避免。
毕竟,没有一孩,何来的二孩和三孩?
仅靠政策释放出的二孩和三孩需求,对生育的贡献必然是短期且是阶段性的,长期的人口形势仍要直面基本面的考验。
如今,全面三孩政策落地,山东能否重返出生率第一大省,值得关注。
03
江苏:
少子化+老龄化的困境
江苏是中国经济第二大省、人口第四大省。
虽然作为东部发达地区,江苏省13个地级市全部晋级百强城市,素来有“十三太保”之称,但人口基本面却难言乐观。
作为经济大省,江苏的人口出生率、老龄化率、自然增长率都已向东北看齐,人口离负增长只有一步之遥。
根据2021统计年鉴,2020年,江苏2020年,江苏人口出生率为6.66‰,相比上年下降2.03个千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出生率-死亡率来衡量自然增长率,江苏2020年仅为0.17‰,濒临负增长边缘。
与出生率同样严峻的是老龄化率。
2020年,江苏老龄化率高达16.2%,仅次于辽宁、四川、重庆和上海。
其中,江苏下辖地级市南通的老龄化率高达22.67%,超过一众东北地市,位居全国之首,率先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参阅《三孩家庭,买房“奖钱”第一城诞生!》)
正如凯风君在其新著《》中的分析,江苏的少子化的困境,不乏经济发达、城镇化率高的因素,这是国际惯例。
这背后的原理也很简单:经济越发达,受教育水平越高,观念就越进步,社会保障体系就越发达,养儿防老的必要性就越低。
同时,发达地区生育成本过高,因此父母倾向生育更少的孩子,而在既有的孩子身上付出更多的投入。
然而,相比生育意愿,过去生育政策执行力度过严,无疑是核心因素。
江苏是全国最早执行计划生育的省份之一,生育政策相较中西部省份和广东都更为严厉。
位于江苏南通市的如东县,曾是生育政策的先进模范县,早在1960年代就率先试点实施限制性生育政策。
如今,如东的生育率早已跌破6‰,而60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38.91%。
这意味着在如东县,接近40%的人都是老年人。
少子化+老龄化,这是江苏等长三角地区相比珠三角地区的最大劣势之一。
04
河南:
靠什么扭转人口形势?
河南是中国常住人口第三大省、户籍人口第一大省。
河南与山东一样,都被视为传统的人口大省,也是生育大省。
2020年,河南人口出生率9.52‰,首次跌破10‰,当年出生人口92万,自1978年以来首次跌破百万大关。
与山东一样,二孩堆积效应的减弱、生育意愿的降低是关键原因所在。
不同的是,河南还面临着人口外流,而外流的主力正是处于生育周期的年轻人口,这无疑也拖累了河南的人口出生率。
正如凯风君在其新著《》中的分析,我国有两个人口第一大省。
常住人口第一省为广东。借助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广东常住人口(1.26亿)远远超过户籍人口(9808万),人口吸引力全国最强。
户籍人口第一大省,则是河南。2020年,河南户籍人口1.15亿人,而常住人口9941万人,户籍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1600万人。
这1600万人,正是户籍在河南而居住在其他省份的外流人口,这些人主要去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根据官方通报,2020年,河南流出人口呈现“孔雀东南飞”的趋势,人口流向最集中的省市分别是:
广东277万人,浙江247万人、江苏220万、上海134万人和北京127万人。
这5个省份,承接了河南6成以上的流出人口。
这是河南作为劳动力大省和农业人口的定位使然,劳动力人口到制造业大省就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不过,随着河南经济和工业崛起,加上强省会战略初见成效,部分劳动力人口已经开始回流,主要目的地是郑州。
2020年,郑州以1260万的常住人口规模,力压武汉的1232.7万人,首次问鼎中部人口第一大城之位。
过去10年,郑州常住人口增长近400万人,仅次于深圳、广州、成都、西安,位居全国前列。
如果未来郑州城市能级、经济产业实力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吸引更多年轻人口回流,河南的出生人口形势或许会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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