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GDP！谁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
文|凯风
以GDP论英雄，正在沦为过去式。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竞争、地缘冲突、科技博弈日益白热化，区域竞争早已从传统的规模、体量之争，一变而成核心竞争力之争。
谁是中国内地最具竞争力的城市？
衡量一个城市的竞争力，科技创新无疑是第一位的。
衡量科技创新的指标林林种种，但最直观、最具可比性也最能衡量科研成效的，无疑是专利密度，即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正因为专利密度如此重要，国家十四五规划将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成为衡量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这是中国内地专利密度最高的20个城市：
其中，10强城市是：
北京、深圳、南京、珠海、杭州、苏州、上海、武汉、广州、无锡。
2022年，全国平均专利密度约为29件，而位居前列的北京、深圳分别是全国的7.5倍、4.6倍，作为TOP10守门员的无锡也达到全国的2倍，可见大城市的科技创新效应之强。
众所周知，专利有三种：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
这其中，发明专利数量最少，但含金量最高，与专利质量、研发投入、企业竞争力、产业地位、城市竞争力呈现正相关关系。
凡是专利密度高的地方，要么双一流大学、科研院所众多，要么高新企业云集，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凸显了产业、高校、科研机构作为创新主力的发展格局。
北京和深圳是两个不同的典型。
北京的科技创新主要来自于高校及科研机构，而深圳则以企业为主力。
根据统计，深圳95%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来自于企业，而北京近4成来自企业及高校的贡献。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创新模式，决定了两个城市不同的产业发展路径。
专利密度指向的是科技创新能力，企业家密度反映的则是市场活力。
这两年，“稳市场主体”一直都是政策导向所在。高层更进一步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市场主体由企业、个体工商户构成。目前，全国市场主体超过1.6亿户，其中企业突破5000万户，为市场主体中的佼佼者。
大疫三年即将终结，拼经济成为全民共识，数千万家企业，正是搞经济的主力。
这是内地企业密度最高的20个城市：
以每千人企业数量来衡量，TOP5城市分别是：深圳、上海、广州、成都、北京。
TOP5城市企业数量合计占了全国的1/5强，TOP20城市企业总量占全国比重更是高达40%所在。
不仅是广义的企业总量，代表企业综合实力的中国500强、世界500强、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独角兽等，几乎高度集中在大城市。
这其中，企业家密度最高的深圳，平均每7个人就有一个老板，可以说遍地都是企业，市场活力可见一斑。
这些企业，大如华为、腾讯、比亚迪等世界500强，小如寥寥数人的中小微企业，共同构筑起“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市场格局。
当然，没有企业能永葆青春，有企业在新生，就有企业在消失，这是市场优胜劣汰的必然。
数据显示，2021年，广州、成都、重庆、上海、深圳、西安新设市场主体均超过50万，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企业。
与此同时，在这些城市，每年也都有为数不少的企业注销。但只要注册注销比保持在高位，市场的新陈代谢现象就无须过度担心。
研究表明，企业家密度与经济活动高度正相关。
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研究所发布的报告，2019年至2022年上半年，市场主体活力指数与GDP相关系数为0.81，两者变化趋势高度趋同。
可见，企业家密度高的地方，市场活力就越强，而经济增长动能也就越大。这些地方在大疫之后的拼经济之战中，也将抢得先机。
亩产论英雄，正在展开新的经济图景。
这一发轫于10多年前浙江基层、在上海广泛推广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地区所效仿。
“亩”的概念与生活相距甚远，我们以更为人知的地均GDP（单位平方公里GDP）来衡量，哪些城市的经济密度更高？
深圳遥遥领先，一个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却创下了3万亿以上的GDP，地均GDP高达15.4亿元。
虽然深圳在内地可谓独孤求败，但与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级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这些国际城市均以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代表，无论是地均GDP还是人均GDP，均位居全球第一梯队。
深圳之后，上海、东莞、广州、佛山、无锡、苏州等位居前列。
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是，城镇化率普遍突破80%，且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相对发达，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抑或地均GDP，全部位居前列。
以亩产而论，这些地方以更小的土地投入创造了更大的经济价值，这正是含金量的最佳体现。
当然，由于不同城市地理格局不同，加之中国城市更多是行政区划的概念，由此导致城市面积存在一定高估。
毕竟，有城市囊括了广阔的农村地带，还有城市内部充斥着山林湖海，以行政区划面积来衡量地均GDP，必然存在一定失真。
不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地均GDP仍可视为“亩产论英雄”的重要参考指标。
哪些城市竞争力最为突出？
梳理各大城市的GDP与专利密度、企业家密度、经济密度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其中的正相关性。
从三大榜单综合拉力看，全方位表现突出的是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四大一线城市，而杭州、苏州、武汉、南京等强二线城市在多个指标中同样位居前列。
与之对比，一些借助城市扩张形成巨大经济体量的中西部省会，在总量指标上后来居上，但在人均指标上仍与第一梯队城市存在明显差距。
同样不难理解，北上广深之所以能跻身一线城市，不仅是因为GDP总量位居前列，更因为科技创新、市场活力和GDP效益同样十分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虽然GDP总量不到京沪的8成，但多个指标都与京沪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这是对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要佐证。
深圳之独特，一方面在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整个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与北上广相比，深圳过于“年轻”，没有传统名校，也没有多少大型科研机构，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靠的都是企业。
在深圳，有4个“90%”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90%的高新科技成果在企业产生，90%的专利由企业研发，90%的高端人才在企业工作，90%的研发资金靠企业投入。”
另一方面，大型科技企业，在区域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日前，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报告（2021）》，提供了新的例证。
根据榜单，华为、腾讯、OPPO、vivo、格力、小米、联想、比亚迪、百度、方太等企业跻身前十。
这10家企业，6家来自广东，而前五全部由广东企业垄断，而深圳企业又霸榜TOP2。
事实上，这些企业不仅国内专利稳居前列，在国际PCT专利申请量中同样表现突出。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开的PCT国际专利申请数据，在TOP50企业中，中国企业共有12家，而深圳一地就占了7家：
华为、腾讯、平安、中兴通讯、大疆、瑞声声学、华星光电。
就此不难理解，为何深圳在毗邻香港的经济特区红利释放完之后，还能再启“二次创业”，不断抬高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位次。
企业竞争力，是核心的核心。
深圳，既是名副其实的高端制造中心，又是首屈一指的数字经济重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度融合，为其带来丰富的创新探索的可能。
在深圳乃至广东，一众民企科创天团正在崛起。
华为无疑是硬科技的代表，连续五年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量全球第一。
根据报告，华为的的专利主要集中在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智能终端等领域，其中5G领域的专利是华为的重头所在。
作为全球5G标准的重要制定者之一，华为一家企业在5G必要专利方面的持有量，比美国所有公司加在一起还要多，为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构建起强大的护城河。
华为的成就，显然与其持续的研发投入密不可分。据统计，近十年来，华为累计投入研发资金超过8450亿。
腾讯则是数实融合的领跑者，以数字经济带动共享创新，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是其主要探索方向。
报告显示，腾讯的专利集中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VR/AR等前沿领域，是全球数字科技的佼佼者。
据统计，腾讯在云计算、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公开数量双双位居全球第三，在区块链领域的中国专利申请和授权均排名第一，在AR/VR全球发明专利排行榜位列第二。
不只是行业龙头一枝独秀，作为拥有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互联网产业的中国，在这些前沿领域实力迅速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企业的创新，与制造企业的创新，具有不同之处。
梳理不同行业的国际PCT专利不难发现，制造企业的专利，往往作为生产制造流程的一环而存在，解决的多是某一技术环节的难题，服务的更多是自身。
从宏观层面来看，硬科技创新，更多在于打造科技护城河，让整个产业链变得更加无懈可击。
与制造企业不同，互联网天然就是服务于其他行业的，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从“互联网+”到产业数字化，无不如此。
互联网的这一特性，带来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开放性。
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成果，往往不只是服务于自身，而是通过共享创新，服务于整个产业链乃至几乎所有制造产业。
且不说互联网企业在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的作用，数字技术同样可以重塑传统生产流程，甚至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
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鄂尔多斯的无人矿卡。矿卡负责将煤矿从作业现场运输出去，危险系数极高，历来是安全问题的重灾区。
近年来，腾讯借助全真互联技术，助力矿卡实现无人驾驶和远程实时操控，让危险的矿区变成了“无人区”。
另一个案例有点出人意料的例子是基于AI算法的助听器，让许多人听见“天籁”。
长期以来，高端助听器为国外所垄断，价格高昂，超出绝大多数的承受能力。面对这一问题，腾讯天籁实验室借助通信场景识别技术，通过降噪、抑制啸叫，以1/5乃至1/10的成本，将复杂场景下语音的清晰度和可懂度提升85%。
有意思的是，这一技术突破，并非来自直接导向的长期科技攻关，而是腾讯会议的技术溢出效应。
远程会议，最大的技术难点在于场景识别、噪音回音等问题，这与助听器可谓不谋而合。依托于长期积累而形成的AI技术，就这样从腾讯会议，无缝移植到助听器中。
在十多年前，很少有人能想到VR/AR技术竟然能与矿区相关联，而用于网络会议的技术竟然带动助听器的升级，这正是共享创新的魅力所在。
就此而言，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所言，数字科技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疫三年即将终结，拼经济的时候又到了。
放眼未来，动辄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或将一去不复返，亚洲经济增速最高国家的名头大概率也会被印度或越南拿走，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国经济就此搁浅。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是必由之路，从投资、外贸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也是大势所趋，发挥各方面的积极能动性，无疑成了关键。
去年底召开的高层会议指出，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随后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可见，无论是“企业敢干”，还是“大显身手”，指向的都是大型企业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
其一，后疫情时代，夺回失去的三年，亟待大型企业发挥托底作用。
无论是稳就业，还是稳经济，抑或通过创新助力其他产业发展，包括平台企业在内的大型科技企业的角色至关重要。
其二，大国博弈如火如荼，国际之争早已从最初的贸易战，转为更深层次的科技战。
如果说贸易战影响更多的只是外贸企业，那么科技战势必席卷到所有核心领域，大型科技企业必然首当其冲，谁都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
其三，中国早已晋级为世界制造第一大国，PCT专利申请量更是超越美国，连续三年位列世界第一。
不过，在这些方面，我们更多还是以规模取胜，论核心科技、论自主创新能力、论专利含金量，与发达国家仍有巨大差距。
所以，无论基于短期的经济恢复的需要，还是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抑或出于长期的国际竞争的需求，科技企业都必须勇挑重担。
总之，无论企业、城市还是国家竞争，最终取决于科技实力、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谁能做出更多突破，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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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略主笔 凯风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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