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川：《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传播与中国革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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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冷川：《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传播与中国革命的发展 

今年是陈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100周年纪念。100年前，正值五四运动退潮，此前寄希望于文化启蒙的爱国知识分子正陷入深切的幻灭之中，《共产党宣言》的译介为国人展示出了一条新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无数人在传阅，为其中的思想所折服，为其中描绘的未来图景而激动……《共产党宣言》之所以有力量，正在于它被不断阅读和传播，它的理念、逻辑会和这个民族最深切的苦难、最现实的需求发生碰撞与磨合，会与不同时代当口的历史主潮相呼应，而在此过程中，它将这个民族最为优秀的分子、最有责任担当的成员集中在一起，一同担负起历史和现实的重任，推动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初版本的阅读追踪

考察一本书籍的流传情况，借以分析一种思想在中国各阶层的流布，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8月问世，该书的初版本为小32开，封面中央印有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坐像，书名错排为“共党产宣言”，全书共55页，用5号铅字竖排印刷。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等字样。

同年9月，该书再版。马克思坐像变为蓝色，错排的书名得以纠正，出版时间标为9月，其他各项均保持不变。20世纪20年代，该书以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平民书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等名义大量印发，到1926年5月，已经印行17版。

由于初版本的印数只有1000册，经岁月剥蚀，保留下来的实在是屈指可数。截止2000年年初，国内大致发现了6本：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一本，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各一本，山东东营广饶博物馆一本，浙江绍兴上虞档案馆一本，湖北黄冈红安县革命博物馆一本。北图藏本据说因为版权页的缺失，起初未被重视。长期以来，人们都误以为1920年9月的蓝色封面再版本为初版本，直到1975年1月，陈望道本人来京开会时前往北图鉴定，才指出这本书名错排的小册子所具有的独特历史价值。北图本是通过中国书店收购来的，封面右侧还有毛笔题字“兴民中学图书馆惠存罗易乾赠十、八、十三”的字样。据罗易乾之子罗雨林推断，“十、八、十三”即捐献日期1921年（民国十年）8月13日。罗易乾为广东省兴宁县人，20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期间，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处获得《共产党宣言》的译本。1921年，罗易乾通过赴法国官费留学考试，此后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里昂大学医学院、巴黎大学度过十年寒窗，从预科、本科、硕士，直到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后于1931年3月学成归国。此书便是他出国之前赠予自己母校的。至于他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联系尚缺少更为细致的资料。上海市所藏两本的流传情况同样待考。但所幸另外三本——广饶本、上虞本和鄂东本，都有非常清晰的党内传播路径，可以让我们借此对该书的实际阅读使用情况有切实的了解。

在陈望道鉴定红色封面版为初版本后不久，在山东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便发现了保存相对完整的一本。刘集村在山东省革命史上是一个显赫的名字，早在1925年年初便成立了村党支部，是山东农村党建工作开展最早的村子，该村先后有190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为革命贡献过28位烈士。

广饶本的流传非常有传奇色彩。该书的第一页上有一方刻有“葆臣”二字的印章，它的最早持有者是20年代初在济南地区负责党团工作的张葆臣。此人是江苏无锡人，任职于俄国道生银行济南分行，也是中共在山东地区的第一批党员。众所周知，中共一大代表中有来自山东济南的王烬美和邓恩铭，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相当一部分作为各地区中共党员培训的学习材料，张葆臣的这本大概就是由此获得的。直到1925年，在济南地区参加革命工作的刘集村的两名年轻人刘子久、刘雨辉，在回家探亲时将此书作为礼物赠与了该村新成立的党支部。刘集村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刘良才曾组织夜校，将《共产党宣言》作为农村党员和革命骨干的重要学习材料。自然，普通民众想透彻理解《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理论不易，但宣言结尾处发出“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呵！”“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的呼号着实震撼人心。于是，村民们便根据封面画，将该书形象地称为“大胡子的书”，并说“照大胡子说的做，没错”。大革命失败后，刘良才在销毁文件资料的过程中没有将此书烧掉，而是悄悄保存了下来。1931年，他调任山东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任县委书记时，将此书留给了第二任村党支部书记刘考文。1932年秋，刘考文参加博兴暴动失败。被捕前，他将此书转交给了该村党员刘世厚保管。抗战时期，刘集村的革命活动引来日伪当局的疯狂镇压，尤其是1941年年初，千余日伪包围刘集村，杀害了数十名革命者，并将全村房屋烧毁。当时已经撤退到村外的刘世厚在傍晚时分悄悄回村，在自家燃烧的房子中抢救出这本《共产党宣言》，一直秘密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后，并于1975年正式捐献给广饶县文管会。此书在济南、广饶两个地区的革命活动中被珍藏、使用，经历了多位保存者，几次险些毁于战火，这样的光辉历程也使此书在形态上留下了历史的痕迹。在1975年捐献时，全书近乎是散页的状态。1986年，山东省委特批经费，对该书进行了技术保护处理。

鄂东本和上虞本的传播情况有点儿相似。湖北省红安县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本是当地张行静烈士的遗物。张行静年仅29岁便英勇就义，临刑前曾写下“人生一世万千差，继承光荣革命家。生不投降当叛逆，愿随先烈葬黄花”的绝命诗。1923年，张行静在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创办的湖北中学读书。在董必武的介绍下，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据说也正是董必武所赠予的。此后，张行静回到红安县第二国民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当地从事革命活动。有一个青年农民叫曾传六，在张行静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并由张行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共在黄麻地区组织武装起义失败，张行静遭到通缉，在转移前他将自己的《共产党宣言》送给了曾传六。此后，张行静被捕就义。曾传六则带着这本《共产党宣言》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与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红31军政委等职务，曾率军与马家军血战于河西走廊。抗战爆发后，曾传六赴延安，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军法处处长，并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后又奉命担任河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7年，他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经故乡红安时，为保险起见，曾传六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共产党宣言》交给家乡的好友余汝清保管。这册《共产党宣言》从此被小心地藏在余汝清家的墙壁中。新中国成立后，曾传六担任了商业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因故一直没有回到家乡，余汝清便代为将这本《共产党宣言》捐献给红安县革命博物馆。

上虞本发现得最晚，最初为中共早期党员王一飞所有。王一飞是浙江上虞县丰惠镇人，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湖南省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因叛徒出卖，在长沙英勇就义。1920年，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王一飞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这是中共筹备之初，为培养干部、提供赴苏联学习机会建立的一个组织，地址就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即《共产党宣言》日文版的提供者戴季陶的家中。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华林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中共的理论家，如李达、陈望道等人也都曾到外国语学社授课。据说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后，每位学员获赠一本，陈望道以此为教材，为学员们进行过细致的讲解。《共产党宣言》对这批学员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王一飞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1年春被组织批准赴莫斯科学习。临行前，王一飞回到家乡，见到儿时的同窗好友夏禅臣，并得到他的鼎力支持。夏禅臣亦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日趋进步，经过多方考量，王一飞将自己的这本《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夏禅臣，鼓励对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紧跟革命的步伐。此后，夏禅臣在上虞地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63年病逝。他的家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将此书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捐赠给了国家。

通过详细梳理三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初版本的流传情况，不难发现每一本都在革命斗争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这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在建党之初的党员培训学习中，《共产党宣言》是必读的文献；最初的持有者多是中共建立之初的第一批党团员，此后则向更年轻的共产党人及其亲友流传。《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它的特殊性，它的诞生标志着革命的理论被应用于革命的实践。而在中国的语境中，这点变得尤其突出，对于20年代初那批寻求国家救亡之道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共产党宣言》帮助这批青年人了解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含义，并迅速作出人生抉择。

《共产党宣言》除了给党内的干部学习阅读，还有一部分用于向国内知识分子赠送。最有名的例子是鲁迅。1919年5月，鲁迅曾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以他特有的严谨和犀利，批评人们都在说“过激主义”来了。北洋政府也对此严加防范，但究竟什么是过激主义？却没有人切切实实把它介绍到中国来，结果大家没有看到“主义”，只听到“来了”。陈望道的译本出版后，第一时间便托人送给了鲁迅。据说，鲁迅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向人称赞陈望道完成了一件“当前最要紧的工作”，并说：“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此后，鲁迅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战”中，同样埋头译书，如日本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陆续被鲁迅翻译到国内来。“革命文学论战”虽有很多意气的成分，但此论战切实拓展了马列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大大增进了中国知识阶层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解。鲁迅的做法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类似，都属于“埋头苦干”“引入火种”的拓荒工作。

途经日本的马克思主义

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们常常引用毛泽东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革命炮声响起之际，带给中国人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憧憬，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巴黎和会的挫败后，找寻救亡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一条新路正摆在面前。《共产党宣言》虽是一个不足两万字的小册子，但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两大体系，想要准确地理解并妥帖地翻译过来绝非易事，此前若干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曾尝试对此文的部分翻译，但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了解，汉语中也缺少相应的概念词汇，译文离原著意思相差甚多，如辛亥革命党人朱执信便将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这类《史记》笔法的译文自然很难传达马、恩的本意。中国近代以来，留日学生数量众多，诸多西方的思想学术多是经由日本译介到国内，此过程深刻地影响了汉语的现代形态，若干句法、词汇亦由日语进入汉语体系。

最初动议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知识分子群体，如李大钊、陈独秀、戴季陶、邵力子、李汉俊、李达等人，基本都有留日经历，都是通过日文文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所了解。译者陈望道本人，也是留日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并结识了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阅读了他们译为日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从而建立了自己对此思想体系的基本理解。戴季陶所提供的《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据考证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幸德秋水和同伴利彦据英译本所译的，在1906年两人创办的杂志《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曾全文予以刊载，陈望道拿到的大概就是这个本子。陈望道接受此任务后，字斟句酌，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其翻译过来，又经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的审校，这才刊印出版，其中甘苦，绝非我们在现代汉语语境下理解的如此轻易。

北京大学曾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得到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他们的活动地点被称为“亢慕义斋”，研究会成立后将收集、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正是在这个研究会中，罗章龙等人稍早于陈望道，试图通过德文版翻译《共产党宣言》。罗章龙晚年回忆说：

对于翻译，我们提出三个标准，即信、达、雅。信是忠于原著；达，即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有文采，要讲究语言修辞。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共产党宣言》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但要达到以上三个标准殊为不易。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

同时代译者的感慨，更易展现一种新的理论在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传播时，在表述和思想层面所需面对的挑战。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出版后，曾第一时间赠予北大图书馆。1920年9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的第四版上，有《图书馆登录室第三部布告》：

本馆兹承陈先生惠赠小册：《共产党宣言》一册，《人皆需要劳动为重》一册，《同盟事业意见书》一册，《社会星》一份。特此声谢。

北大图书馆自己也曾多方采购，并将相关书籍转交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用。在1922年2月《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通告》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都赫然在列。由于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发展迅速，人员急遽扩充，这批图书在现实中无疑获得了极为高效的使用，对革命斗争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收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提到，北方的党组织为加强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曾散发了上海印刷的《共产党宣言》等图书，并自己动手翻译了《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等小册子，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进行过公开辩论。同时他们也开始在长辛店等地区深入开展工人的动员工作，出版了《工人周刊》，并组织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这批青年学生，还曾印行过当地官话的词汇手册，以期能在语言和情感上与当地工人打成一片，赢得他们的信任。据罗章龙的回忆，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混入过北洋军阀的暗探，将诸多活动细节向当局呈报，这些报告也为我们留下了北京地区早期革命工作的一份别样记录。比如1922年11月的呈报中提到，北大第三院举行苏俄共和纪念日讲演大会，李大钊为主席，场中悬一“全世界劳动者快联合起来啊”的横联……同年双十节查禁到的《中国共产党人敬告国人》的传单中，亦开始出现“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呀”等标语口号。上述种种，都可以看出《共产党宣言》的文字在现实斗争中的广泛使用和影响。

对于陈望道《共产党宣言》译本的发行传播，实际是和各地党团的建设工作密切相关的。在这一方面，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成立的长沙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最具代表性。前者试图将新文化引入湖南，以促进新思想的产生；后者则希望能“派人赴俄实地调研”。从1920年8月至1921年3月底，长沙文化书社在全省设立了7个分社，销售图书164种、杂志50种、日报5种，其中就有毛泽东日后接受斯诺访问时提到的对他影响最大的三本：《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社会主义史》（李季译）和《阶级斗争》（恽代英译）。书社的发展也得到了陈独秀的全力支持，他通过“信用介绍、免去押金”的方式，为文化书社解决了资金周转的困难。中共机关刊物《新青年》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界》周刊最受民众欢迎，在半年内分别销出2000册和5000册，这一销量在国内名列前茅。毛泽东主持的俄罗斯研究会也很快派出肖劲光、任弼时等人进入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此后陆续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到1921年年初，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湖北的情况也大致相似，恽代英在武汉创办了利群书社，通过发行《共产党宣言》等书刊来加强当地的组织建设。而前面提到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则在武汉中学积极发展学生中的党团组织，通过油印、传抄的方式，在各县散发《共产党宣言》，发行最为普遍的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成为日后革命运动的核心区域。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发行与大革命的兴衰

对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推广也有效地借用了书籍广告和《新青年》已有的发行网络。在此书翻译校勘完毕后，正值俄国代表维经斯基来上海和陈独秀商量建党事宜，对方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经费，并投资创建了又新印刷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被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

《共产党宣言》的初版本问世不久，原《星期评论》的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沈玄庐便在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借用“五四”时期常见的“双簧戏”的模式，刊载了一条独特的书籍广告——

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

（1920年9月30日）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

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先生亲自校勘一道！

沈玄庐的文字策略性地点明了所谓“社会主义研究社”，实际就是“新青年社”，买书直接和新青年社联系即可。不过，《民国日报》的广告效应以上海地区为主，至于上海之外的地方，则要借助于新青年社已有的发行系统。考察这一领域，某些此前不太被研究者关注的“小人物”便会浮出历史的地表。《新青年》的发行人是苏新甫，此人并非中共党员，他是陈独秀的老乡，在《新青年》创办之初便担任新青年社的经理，负责该刊物的发行，从最初的1000册，到鼎盛时期的16000余册，发行网络逐渐遍布全国。比如前面提到的济南地区，不算王烬美等人为党团建设所创设的齐鲁书社，仅《新青年》的发行点就有济南教育图书局和济南山东官书局两处，武汉地区则有汉口昌明公司、汉口会文堂、武昌昌明公司，在南洋等地亦有代售网点。《每周评论》《向导》等刊物的发行也都由苏新甫负责。在《新青年》迁沪之后，陈独秀在给胡适和高一涵的信中就明确提到：“《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可以借助这些已有的发行网络与上海之外的读者见面。

此后，新青年社迁往广州，中共在上海地区又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由理论家李达负责。人民出版社在《新青年》上刊登过通告，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其中《马克思全书》15种，已出《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3种；《列宁全书》14种，已出《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2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已出《俄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底计划》《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3种；其他书籍9种。总之，这一出版计划规划了49种图书，最终出版了16种，对青年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有切实的影响。李一氓在回忆自己接触马列主义书籍时便提到：“记得其中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有陈望道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有李汉俊译的《资本论入门》，有恽代英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有李季译的一部篇幅很长的《社会主义史》，有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尤其是前两部，一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一为共产主义理论的通俗解说，几乎成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标配”。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图书，印刷考究，价格相对低廉，封面往往会套红印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亦展现出《共产党宣言》在共产主义文献中特殊的意义。

不久，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遇经费困难，李达又因和陈独秀的矛盾出走，人民出版社随即迁往广州，与新青年社合并，宣传工作由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负责，发行工作则由苏新甫一并承担。广州毕竟地处一隅，在文化宣传方面远没有上海便利，此后中央又将合并后的新青年社和人民出版社迁回上海，以上海书店的名义公开活动。1923年，经济困窘中的上海书店只重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到1924年下半年才又陆续刊印新书。留在广州的部分则改为平民书社，由苏新甫管理。印行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最为频繁的恰是这个广州的“留守”机构。此时国共合作、大革命兴起、北伐顺利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宣传方面的才华，仅1926年上半年，平民书社便印行《共产党宣言》十余版。有些回忆文章中提到，陈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在北伐中曾随军散发，从印量看，应是平民书社的作为。

此后，中共中央将新青年社和人民出版社的设备物资调往武汉，成立了由瞿秋白负责宣传、苏新甫负责发行的长江书店。这个书店采用了公开发行和秘密发行相结合的原则，明面上销售亚东图书馆的《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图书，暗中则由毛泽民将上海和广东地区的革命书籍、期刊转运过来销售。书店开业，盛况空前，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籍报刊，三天之内销售一空，书店不得不拉铁门以应付人流。对此，包惠僧总结道：“在1926年冬到1927年春，共产党在出版事业方面有很大发展，把原有的新青年杂志社及人民出版社扩充为长江书店，大量翻译印行马列主义的著作。全国各地无论大小城市，都设有长江书店的分店，对党团员和工农群众，增加了新的血液，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长江书店还做过一件颇有象征意味的工作：1927年年初，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到湖南进行了为期32天的考察，2月在武昌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针对当时盛传的农民运动过火的说法，毛泽东热情赞颂了农民的革命主动精神和巨大的动员潜能。文章被瞿秋白更名为《湖南农民革命》，由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瞿秋白撰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彭湃的这本书同样是瞿秋白作序、由长江书店出版发行的。在序言中，瞿秋白极为形象地写道：“彭湃同志是广东农民中的王，毛泽东同志是湖南农民中的王。”

毛泽东日后在回顾自己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开始有意识地探寻中国道路时也提到：“1920年，我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以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译介西方马列主义经典作为建党的理论基础，到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路，在短短六七年的时间里，年轻的共产党人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开始走向了成熟和自主。

新的时代、新的主题、新的译本

自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之后，每逢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人都会对《共产党宣言》重新加以翻译和推敲。除了依据的底本不同、翻译的技巧不同、序言的多寡不同，更为重要的是时代主题的变化：1920年的核心任务是建党和结束军阀的割据，1930年的核心任务是与国民党的武装斗争，1938年至1945年的任务是抗战和全党的整风，1949年的任务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说，《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使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史。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对《共产党宣言》重新进行翻译。截至1930年，陈望道译本产生已近十年，十年中现代汉语的表述方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陈的译文偏于雅驯和古朴，可能不利于青年读者的阅读。更为重要的是，陈望道的译文以幸德秋水的日译本为底本，在20年代之初，借助日译，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体系自然是一种稳妥的选择，但日译有其本身的局限：一则幸德秋水的译本只有宣言的正文，没有翻译此后在各国出版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陆续添加的序言。马、恩本人就说过，《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历史文献，他们已经无权加以修改，但每一个序言中都包含了他们根据新的时代状况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对读者动态地、准确地理解《共产党宣言》具有重要价值。二则日本学界相对更看重马、恩思想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对阶级斗争学说有所保留，因此日译相对温和，而中国共产党此时面对的正是和国民政府残酷的武装斗争，需要能够更为准确传递《共产党宣言》原意的译文。

现代学者陈力卫曾经比较过《共产党宣言》1906年幸德秋水的译本、1920年陈望道译本、1949年百周年纪念本和1958年注音本之间词汇选择的差异。以动词“消灭”为例，陈力卫指出，该词在日语中是不及物动词，有自然消失之意。幸德秋水译本中只出现了11次，而陈望道译本增加到22次，百周年译本在陈译的基础上增加到49次，而注音本则增加到56次，并多是作为及物动词来使用。德文原文中的aufhebung，英译为abolition，日译为“废绝”，陈望道译为“废止”，而1949年版则多改为“消灭”。研究者特别指出，这种用词的激烈和尖锐化，显示了译者对修辞语气的拿捏，而此背后，则是社会环境和时代变化使然。

20年代末，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工作由中共党员华岗承担下来。陈望道译本出版时，华岗年仅17岁，刚刚考入衢州浙江省立第八师范学校，而翻译此书时，他已在革命工作中经历了足够的历练。华岗以1888年恩格斯校阅《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为底本，采用英汉对照的方式，他的译文极为缜密晓畅，如他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准确而简练。华岗译本由中共设在上海的华兴书局出版，在第3版时加入了1872年、1883年和1890年的三个德文本序言。中间也曾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为名印行。总之，在国民政府的文化围剿中，华岗译本呈现出多种不同的面貌。

除了上海的地下出版，华岗译本在北方地区和中央苏区也得以印行。前者是1931年党组织为推动北方革命的再度高涨，在河北省保定地区成立了名为“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地下出版机构，由中共党员王禹夫负责，实际上编辑、校对、出版、发行等诸多工作，均由王禹夫一人承担，上海的华兴书局予以支持。王禹夫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为名出版了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使其在北方地区秘密流传。后者是1933年在张闻天的倡议下，中央苏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次年出版了铅印的《共产党宣言》（附《雇佣劳动与资本》），署名“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由董必武负责的苏区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编审处”，也在同年5月出版了作为教材的《共产党宣言》。因物质条件所限，苏区的印刷品多为油印和石印，能够铅印的极少，铅印《共产党宣言》，充分展现出苏区对于马列经典著作出版工作的重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第二年，创造社的元老、左联的理论家、翻译家成仿吾和延安解放社的编辑徐冰合作，根据德文本重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成仿吾精通德语和日语，有极为精深的理论和文学造诣，也有长久的革命斗争经验。他此前便有从德文本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尝试，只是在战争年代，译文的草稿未曾保存下来。此次他和徐冰合作，各译一半，由他本人负责统稿。这一版的《共产党宣言》由延安解放社发行。延安的出版业起初由于物资封锁的缘故，受到极大限制，此后马兰纸改良成功，剪裁印刷的工艺亦有突破，情况稍有缓解。不过由于所印书籍要向其他根据地和国统区输送，当地的出版总量仍然要努力压缩，每本书的额度多以2000本为限。此后又改为向各地发送纸型和清样，由各地自主翻印。成仿吾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不仅在延安印行，而且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国统区公开发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当时，中国出版社实际上就是中共党员钱俊瑞等人创办的新知书店（1948年10月在香港与读书出版社、生活书店合并，成立三联书店）。此时，新知书店正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它作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民间出版社，在国统区大量印发马恩列斯毛的相关著作，既方便工作的开展，又可以显示和中共的机关刊物新华日报社有所分别，以展现合法斗争有理、有据、有节的原则。成仿吾的译本极有生命力，此后又经多次修订，直到今天仍在发行。

此外，成仿吾和徐冰的译本还有一个特殊的变体。1948年，担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乔冠华用英译本校读了成仿吾徐冰本，在表述方面总计改动了100余处，从而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这些改动有的涉及核心术语，比如将“有产者”改为“资产阶级”；更多的是表述习惯，如将“多愁多情”改为“多愁善感”。从1938年到1948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不仅语言本身有所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40年代后半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一种统一的文风：干脆、流畅、词义清晰，乔冠华对成仿吾徐冰本的校译正体现了这一特色。

1942年，毛泽东在此前倡导党员要加强理论方面修养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具体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要求，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兴起读马列经典的风气，每人读三四十本，读通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就会有质的提升。同年，博古等人组成了“翻译校阅委员会”，重新校阅审核此前的马列文献译稿。博古吸纳了陈望道本、华岗本和成仿吾徐冰本的优点，又充分参考了俄文本，推出了一个新的译本。从体量上说，该译本增加了俄文本的序言和编者注。起初，受制于延安的出版能力，博古译本并未广泛印行；但此后随着抗战的逐步胜利，解放区干部兴起了理论学习热潮，博古译本被广为刊印，总数达到了62万册，远超其他各译本的总和，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印数最多的版本。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发行多由各地新华书店负责，可以根据需求翻印延安解放社的图书，从而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图书的备货量。在博古遇难后，李一氓就曾建议华中新华书店出版“博古译丛”以兹纪念，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均包括其中。

新中国成立前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译本。1948年苏联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在莫斯科的外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了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此书是根据1848年德文原版印出，凡此后德文本所进行的修改，以及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所进行的补充，都通过编者注的方式加以说明，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上由恩格斯所添加的附注，则附在本书正文的下方。而《共产党宣言》7个不同版本的序言依次附在正文之前。莫斯科本是新中国成立前翻译质量、编排体例、内容含量和印制水平都最高的一个版本。这一版本在中国并未大量印行，但对新中国成立后马恩选集的编纂体例和标准的制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上述各译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翻译的，但在《共产党宣言》的译介史上，还有一位非中共人士的尝试，值得一提。1943年，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担任秘书的陈瘦石，翻译了美国人洛克斯、霍德的教材《比较经济制度》，同年9月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册。下册于1945年4月出版，附录了《共产党宣言》《劳动宪章》等8个文献，作为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辅助资料。《共产党宣言》自问世起便是各国共产党人战斗的檄文，进入中国后也一直被视为“思想的武器”，陈瘦石的翻译展示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和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相关性及其学理的特质。不过，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新闻图书审查严格，大量进步书刊被查禁，可以公开出版的陈瘦石译本在客观上起到了扩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作用。

经过一番对《共产党宣言》在国内译介和出版情况的匆忙巡礼，我们要对所有的译介者表示深切的敬意，他们引入火种，在不同的历史转折时刻，为我们的民族照亮发展的路径；我们也要对所有阅读、思考、传播《共产党宣言》理念和方法的读者表示敬意，正是因为这种学习和实践，使得《共产党宣言》的理念切实作用于中国社会。《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方法、一种信念，只要不停地在传播和探讨、学习和思考、应用和创新，它就永远会保持着力度和锐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来源：《传记文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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