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主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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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历史主动精神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主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历史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的精神。它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历史主动精神的自觉表达和体现。历史主动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一切思想理论的精神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精神品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的集中体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两个结合”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是获得历史主动的现实途径。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是赢得历史主动的有力武器。敢于斗争是历史主动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历史主动精神 “两个结合”
自我革命
作者简介：田心铭（1947-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91）。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
“历史主动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21年12月31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握历史主动。
什么是我们所要发扬的历史主动精神，它是怎样形成的，怎样才能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就历史主动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概念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和途径等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什么是历史主动精神？
1.主体能动性和历史主动精神的发端
历史主动精神表现为一定历史主体主动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历史主动精神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历史主体在实践中对社会实际生活的能动反映。历史主动精神是同主体的能动性相关联的。研究历史主动精神，要追根溯源，考察主体的能动性及其历史发展。
主体是同客体相对应的范畴。主体是认识者、实践者，客体是主体认识、实践活动的对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在社会生活中，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主体都是人，客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在一定主体的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主体是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不是孤立的个人或离开个人的抽象的“社会”。能动性是主体所固有的特性，表现在实践和认识两方面，是这二者的统一。实践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改造，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毛泽东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相对于物（包括动物）来说，作为主体的人都具有“自觉的能动性”。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变化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人把自己的活动当作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所以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形成过程中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能动性最初的表达。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在追求某种自觉意识到的目的。社会的变化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造成的。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一切人都具有的这种区别于动物的自觉意识，作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包含着发展成为历史主动精神的可能性，是它的来源，但还不是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是这种自觉意识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展的产物。没有主体的能动性，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也就没有历史主动精神的产生。
人们以自己的活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原始社会的人们改进生产工具，所追求的是减轻劳动、获得更多产品的直接效果，并没有意识到生产工具的变革会引起原始公社制的解体和奴隶制的产生。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农民和新兴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为改变自身地位而进行的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发挥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是他们并不懂得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不具有自觉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主动精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的头脑”，他们是“非常革命的”“伟大人物”，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他们所呼唤的“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他们“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又指出，在18世纪的法国和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黑格尔体系的革命的方面“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在现代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人所特有的主体能动性在当时站在历史前列的先进阶级的思想中已经发展出某些历史主动精神的萌芽；但这还不是我们所要发扬的历史主动精神，真正的历史主动精神还没有诞生。
2.巴黎公社的“历史主动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精神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是由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自觉表达出来的。它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主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历史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的精神。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间，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工人的历史主动性和自我牺牲精神，提出了“历史主动性”的概念。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爆发工人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政权巴黎公社。马克思说：“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同年4月12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列宁在阐述马克思这封信时强调“历史主动性”，他指出：“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这是“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什么是巴黎公社革命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呢？那就是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活动，体现了英勇无畏的历史首创精神。马克思在信中写道：“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而“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他说：“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列宁指出，马克思“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列宁强调，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
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历史主动性”这一概念是如何提出的，可以看到，“历史主动性”和“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质，就是以敢于斗争的精神积极主动地创造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是“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着推翻资产阶级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也只有工人阶级，其根本利益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历史前进方向完全一致，所以唯有它是具有“社会首创能力”即“历史主动性”的阶级。工人阶级为实现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历史主动性，就是积极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主动精神。
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性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世界观，用科学理论武装了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工人阶级自发的历史主动性一步步发展成为自觉遵循客观规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主动精神。
巴黎公社的领导者中，只有少数人熟悉科学社会主义，多数人是布朗基主义者，还有蒲鲁东主义者。公社所通过的决议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正如恩格斯在回顾总结巴黎公社革命时所指出的，“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但是公社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错误和失策，是应该分别由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来负责的。“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产生的历史主动性，是工人阶级自发的历史主动性，既发挥了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又有其历史局限性。马克思通过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得出的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有待于实践创新来检验。巴黎公社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又和恩格斯一道以此为依据把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写进了《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作为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与此同时，巴黎公社的实践也检验了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暴露了它们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公社失误的教训，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错误。恩格斯说：“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公社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同时对法国来说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表达和集中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人类社会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是历史主动精神最鲜明的体现。巴黎公社的实践探索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总结表明，历史主动精神是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统一。
列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是历史主动精神的典范。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的理论创新，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理论准备；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理论付诸实践，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
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使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性成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自觉遵循客观规律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主动精神。
3.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的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习近平都指出，自从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密切关联、同步前进的。党在创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一步步形成和发展了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决议》在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同时，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的集中体现。
我们所要发扬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精神。
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握历史主动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握历史主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历史主动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一切思想理论的精神品质。历史主动精神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自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精神品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形成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本身就是历史主动精神的体现，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具备了历史主动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党的全部精神谱系的源头，是体现在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中、体现在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的精神。没有历史主动精神，就没有党百年来创造的历史伟业和辉煌理论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理论方面，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有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实践方面，完成党的二十大确立的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增强历史主动。
如何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握历史主动？这里谈几点认识。
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把握历史主动必须抓住根本。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树有根、水有源，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的根本、泉源。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归根到底要靠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能把握历史主动，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历史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的社会历史活动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就必须符合客观规律。规律是事物所固有的必然的联系，认识了必然性才能获得自由、获得主动。认识了客观规律，才能预见事物发展方向，自觉确立行动的目标和路线，主动地为之奋斗。历史主动性离不开历史活动中的预见性，没有历史预见就没有历史主动。什么是预见性？怎样才能有正确的预见？毛泽东对历史活动中的预见性作了深入阐述。他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的革命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他指出：“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比作看清远方的望远镜，他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没有科学理论指引就没有合乎实际的预见。在马克思之前，唯心主义历史观统治着社会历史理论领域，人们不懂得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不能遵循客观规律去改变社会、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概括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一切理论的本质特征，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和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有了科学预见性、历史主动性。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就是党领导人民群众以马克思主义科学预见为指引主动创造历史的进程。马克思研究了自从原始公社制解体以来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研究了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产生、发展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发展各阶段的历史，预见到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证明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科学地预言历史的发展必将以自由人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旧社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砸烂自己身上的锁链，赢得整个世界。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腐朽的资本主义，预言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作的《国家与革命》，回答了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对待国家、用什么东西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新社会将如何发展、怎样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什么是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等重大问题，用科学预见为他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胜利后的实践作了充分理论准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回答了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的问题，勾画出持久战将要经历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分析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社会矛盾的转化，对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及党的工作重点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作出部署，勾画出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蓝图，并且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告诫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历史进程已经把他们的预言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就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是作出科学预见、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这是党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2.在“两个结合”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是获得历史主动的现实途径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历史主动，要找到一条正确的实现途径。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坚持“两个结合”，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是获得历史主动的现实途径。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能不能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于能不能把握历史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类历史是一个川流不息的过程，在历史进程中作出科学预见、把握历史主动，也是一个动态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实践，在不同国家和每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各有其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存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中国共产党人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赢得历史主动，决不是搬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个别词句，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出中国自己新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实践。
把握历史主动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确立的“两个结合”思想原则，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回答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习近平指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途径。这是因为，在“两个结合”中创立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实践、中国人民紧密结合、高度统一，既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等一切优秀品质，又获得了中国人民实践经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它已经同中国人民血肉相连，同中国老百姓自己的生活经验融为一体，渗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之中，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因素，在中国大地上牢牢扎下了根。亿万中国人民掌握了这个思想武器，应用它观察中国和世界，确立行动的目标和路径，就能积极主动地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
党在确立“两个结合”思想原则、把握历史主动的过程中，经历了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党赢得历史主动，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习近平指出，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处处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是党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握历史主动的生动体现和有力证明。
把握历史主动，必须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历史主动精神既体现在理论中，也体现在实践中。党在“两个结合”中赢得历史主动，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推动理论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方面，开辟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理论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根据实践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个坚持”的宝贵历史经验，其中既有“坚持理论创新”，又有“坚持开拓创新”。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习近平提出的“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不仅强调理论和实践都必须创新，而且回答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关系问题，要求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积极互动、排除消极互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为我们不断开拓创新、把握历史主动指明了方向。
坚持“两个结合”，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用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必由之路。
3.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是赢得历史主动的有力武器
主动和被动是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一对矛盾，克服被动才能赢得主动。把握历史主动是在克服被动的过程中实现的。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是克服被动、赢得主动的有力武器和重要保证。
把握历史主动、推动历史前进是探索真理的过程，也是真理战胜错误的过程。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这是由人类认识和真理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是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认识过程的反复性，意味着人们在获得一个正确认识之前，难免发生与对象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的认识，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从认识主体方面来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这就决定了，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主体认识的工具和手段、实践的广度和深度、获得感性材料的观察能力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维加工能力都是有限的，错误的发生难以避免。从认识的对象来说，事物的性质和规律表现在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只有通过完整地观察它的全过程，才能获得全面的认识。而由于实践的需要，人们认识的对象，除了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已经完结、已经成为历史的事物外，更多的是现实实践中正在发展、变化着的事物。事物自身的现象和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人们对它的认识，无论是感知事物现象、收集感性资料，还是通过头脑的加工探求事物的本质，都难以做到完美无缺、不发生错误。毛泽东在1961年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他说：“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
错误和挫折会带来被动，纠正错误离不开自我批评，所以自我批评对于克服被动、赢得主动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说：“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论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关系说：“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习近平多次强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不断洗涤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和灵魂。”
赢得历史主动不仅要坚持自我批评，还要坚持自我革命。习近平明确提出：“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坚持自我革命”是《决议》总结的“十个坚持”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决议》指出：“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习近平对坚持自我革命作了深入阐述。他指出：“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是因为坚持自我革命才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指出，自我革命是党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找到的“跳出历史周期率”、防止人亡政息的“第二个答案”。没有自我革命，难免人亡政息，何谈历史主动？
只有我们党才能拿起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的武器纠正错误、去腐防变，赢得历史主动，这是由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的。毛泽东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习近平指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本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检视自身、常思己过，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勇于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是我们党所特有的赢得历史主动的可靠保证。
4.敢于斗争是历史主动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历史主动精神是敢于斗争的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把握历史主动。
历史从来就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说：“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恩格斯写道：“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着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伟业，充满着矛盾、斗争和坎坷、曲折，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马克思、列宁高度赞扬的巴黎公社革命工人的历史主动性，从一开始就是同奋不顾身的英勇奋斗、自我牺牲分不开的。毛泽东强调：“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他在党的七大作结论时说，要充分估计困难，估计到黑暗。他讲了17条困难，包括准备有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指出，“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要“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担当起自身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不可少的精神品格。
“坚持敢于斗争”是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锤炼了不畏强敌、不畏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未来的征程上必将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会越来越复杂，会遇到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历史主动精神内在地包含着敢于斗争、一往无前的精神。没有敢于斗争的精神就没有历史主动。只有直面困难和风险，发扬敢于斗争的精神，增强善于斗争的本领，才能把握历史主动，实现党的二十大确立的宏伟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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