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自主性问题研究:一个核心议题的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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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主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是破解中国式现代化难题的关键问题。因“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中国现代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对“自主性”问题的回答不够理性和坚定。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自主性问题,需要明确问题讨论的必然逻辑,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确定历史起点。科学回答中国现代化自主性问题,需要从“开眼看世界”的早期探索中认识到因循守旧必是死路,在“向西方学习”的屡次失败中洞悉照搬西方模式就是邪路,在“党的领导”下的成功开创中明确独立自主才是出路。深化研究中国现代化自主性问题,需要超越“西方中心论”,构建自主性现代化模式;坚持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建构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聚焦中国中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人类文明形态贡献全新方案,为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 自主性问题 现代化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刘吕红(1966-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河南郑州 450001)。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7期。
现代化是世界性问题,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的先发境遇、资源禀赋、话语方式等优势,主导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致使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呈现出裹挟、被动、模仿等特征,由此构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立足时代场域和本土国情,中国共产党基于长期探索和实践,创设了现代化建设前提,推动了现代化理论飞跃和实践创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全新方案,实现了现代化模式的转向。在新征程上,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对中国现代化“自主性”这个核心议题进行再探讨,从本质上厘清与揭示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更加深刻认识其本质特色和显著优势,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
一、基于自主性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的缘起
中国现代化既是一个综合性理论命题,亦是一项系统性实践工程。自主性贯穿于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各方面,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议题。理论研究不仅要准确理解中国现代化自主性问题本身,还要探究影响对其进行科学判断的重大问题,以确定研究问题的真实性、科学性。
1.自主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之一,需要理性研究
自主性标定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前提。中国现代化的逻辑前提之一是从根本上回答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这是对中国现代化开启方式的本质性解答。“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国家影响而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国的现代化表现出外源型现代化的特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化探索方案的理念、方向、目标、任务虽各不相同,却都是基于国内外现实因素作出的自主选择。同时,“外源型现代化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外部条件”,仍然带有自主选择性空间,而非完全是西方冲击下的一种压迫性的反应。显然,西方的冲击是中国开启现代化的外部影响,自主探索是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因素。
自主性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立足基点。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铸就了深厚的中华文明,自立自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标识,造就了中国人民敢于迎难而上、应对挑战的精神气节,赋予了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自主力量。探索与推进现代化的历程表明,中国现代化的基点在于立足国情的自主探索,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对各式各样现代化充分借鉴吸收和创新超越,实现了从“现代化中国”到“中国现代化”的革命性质变,创造了基于中国国情、符合人民需要、契合世界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自主性破除了中国现代化的诱发迷雾。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聚焦“中国现代化动力”或“中国现代化开始”的主题研究,呈现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宏观批判、“中国近代化与西方化”关系的微观论述、“中国近代化是西方冲击”的自发反映等观点。学术界在理性判断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仍然存在学理上模糊与混淆其开启的真正动力的问题,也因此遮蔽了道路探索的主体自主性和创新发展性。所以,持续性地深度研究以坚持自主性是破除迷雾的必要着力点。
2.“西方中心论”模糊了对自主性问题的认识,需要正本清源
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中国现代化属于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影响。从时空境遇看,对中国现代化的自主性的讨论不能只局限于中国的现实场域,而应当在剖析与揭示各种偏见与错误认识的辩证发展中深化对“外力冲击”话语模式的认识,以正本清源。
“西方中心论”在中国现代化自主性问题上的观点各式各样。欧洲中心主义以西方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和话语方式实现对世界历史的主导,绝对化地认为“中国社会内部没有现代化动力,这种动力只能从外部输入,即必须从西方输入”;帝国主义论则将1842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看作一部“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强调引发中国近代发生变化的外部条件而否认中国现代社会的内部动因;“传统-近代”模式将近代中国视为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持有“中国近代的转变几乎完全是由西方引起的”一种从外部引发的革命,以及“传统社会内部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被帝国主义列强扼杀了”等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化是在西方冲击下开启并作出的一系列反应。影响中国最大最深的是“冲击-反应”模式,这一模式认定中国迈入近代化的被动性和简单性,其代表性观点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由五幕剧组成的从被动开放走向基督化的西方文明之觉醒史”。相对于其他西方观点的论调,对“冲击-反应”模式的缕析需要加以特别注意,因为国内众多学者在研究中会不自觉地陷入这个模式怪圈当中。
虽然“西方中心论”观点各式各样,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即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外力冲击的结果,彻底否认中国的自主性;其核心观点也基本一致,即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在西方裹挟下被动发展起来的,是以创设“西方社会环境”为前提的全盘照搬。今天,对于“西方中心论”各种观点的认知还要深化,这需要遵循科学的方法论指引,不能将这一模式的认知简单化和绝对化。唯有把握这一模式及其产生的现实基础,才能切中要害,避免陷入方法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为此,我们应该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模式,客观分析西方先进文明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冲击,科学认识西方对中国造成的“震动”与实质上给中国何种“冲击”的关系,再进一步深化中国对现代化自主性问题的认识。
3.“起点”确立是破解自主性问题的前提,需要科学回答
“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起点,极大地影响着这些社会发展的具体面貌及其所遇问题。”历史起点问题是基本问题,辨析厘定中国现代化起点,是讨论其自主性的基本问题。
关于中国现代化起点的讨论,近年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一是“19世纪中叶”说。这种观点将“近代以来”即19世纪中叶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说。这是根据习近平2023年2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探索之开始。三是“新中国成立”说。这是根据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将“新中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四是“改革开放”说。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后,面临体制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难题,中国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
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这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前提,即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求得民族独立。同时,在党的重要历史文献中有关于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的科学判断和理论阐释。两大任务逻辑相连,前一个任务是后一个任务的前提,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目的。这样的分析为科学确定中国现代化历史起点提供了依据,即以中国现代化开启于19世纪中叶为前提,讨论中国现代化自主性问题。习近平指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苦苦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这个起点的判断,不仅关注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史,而且关注了近代以来被西方现代化冲击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救亡图存史,整体呈现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原貌。
二、基于历史进程的中国现代化:事实原貌的回望
中国对现代化的追寻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之下展开的。面对特殊的社会形态,认识中国现代化自主探索的开启,需要洞悉历史进程,缕析历史动力,在历史原貌的回望中找寻答案。
1.在“开眼看世界”中开启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
现代化肇始于西方。经过新航路开辟,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洗礼下,西欧各国历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工业革命、拓展对外扩张,实现了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跃进发展,创造了巨大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种急速释放的生产力在全球掀起了现代化的浪潮。
当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官员先后来到中国,试图以文化、商品打开中国大门时,遭到了中国的强烈抵制。衰败腐朽的清王朝难以抵挡西方列强的入侵,“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既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也是一个转折点。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不断冲击腐朽的清王朝,震碎了“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打破了“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面对外来势力的入侵和现代化的冲击,清王朝内部排外思想占据主导,但同时孕育和涌动着进步思想。
近代早期,封建王朝对现代化反应的主题是“自救”。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士绅主动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打破天朝大国的“禁区”,开眼看世界,致力于调查研究国外之事,翻译编纂《华事夷言》《各国律例》《四洲志》等文献著作,初步认识了西方政治、历史、军事、经济、法律的相关情况。在认识过程中,林则徐选择采用西方的“技”(尤其是军事技术)来“制夷”。延续林则徐的看法,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调夷之仇国以攻夷”的“制夷”之策。此时,中国现代化的主动探求更多体现在中华民族因外力自醒后,先进士绅代表将“师夷”作为自救的手段,将“制夷”作为任务目标,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开启现代化进程,充分体现出他们主动探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因子。
2.在“向西方学习”中寻找中国现代化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在追寻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遭遇到挫折与失败,但通过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形成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各阶级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反应的历史逻辑,经历了从学习西方到走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
19世纪中后期,不同社会力量进行了现代化的早期探索。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洪仁玕撰写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资政新篇》,提出了“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的观点,强调了中国现代化道路需要顺应历史规律,根据客观形势,“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以“中体西用”为纲领、以“官督商办”为主要模式,拉开了中国发展工商业、追求现代化的序幕。由于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洋务派采取了众多摇摆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举措,从侧面勾画出一种中国传统封建纲常伦理不甘于被西方先进工业技术控制的特定现代化发展形式。维新派批判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主张以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为蓝本,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又指出西方现代化带来的贫富悬殊这一固有弊病。正如严复所指出的,“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贫富之差,则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继维新派而后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将变革封建专制制度作为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方法,并试图为中国找到“驾乎欧美之上”的后发现代化道路,从而实现了对维新派改良思想的超越。孙中山期望建立“取鉴于欧美之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流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试图在揭露西方资本主义“伪文明”基础上建设好中国“真文明”,但其主张与实践最终宣告失败。
实践的失败酝酿着历史的转折。中国人民在挫折中反思,在失败中积累,在流血中奋进。新文化运动前期,中国知识分子发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现代化的探索推进到思想领域。但批判中国传统思想、一味推崇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也使中国在探寻现代化的道路上遭遇困局。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冲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移到关于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否适合中国的讨论上。可见,虽然出现过“西化”思想,但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和坚持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这个大方向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3.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他社会学说进行分析批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现代化的理论指南。这既是对“西化”的一种超越,也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自主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自身力量相对薄弱,革命实践经验不足,一度受到外部“先生”的束缚。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尽管存在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干扰,但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开始了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无论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还是解放战争的斗争策略,都鲜明体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奋战,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现代化能顺利完成,还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建设。“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在建设起始阶段,中国采取“向苏联学习”的方式进行现代化建设,尽管取得不俗成就,“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得不够。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进行了探索,其成果反映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新的征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具体国情,提出独立自主探索的正确道路,坚持“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道路,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断坚持和推进改革,同样“坚持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探索和成果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互作用下,“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不断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创造文明形态的中国现代化:既有模式的超越
中国现代化的开启、推进与拓展,在“自主性”问题的理论回答与实践过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既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和创新。
1.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自主性现代化模式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中国做的事情为中心,历经自主探索的曲折过程,创造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为资本家牟利、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人民谋幸福、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为资本服务,走丛林竞争、零和博弈的道路,忽视人的发展,使得人们精神、信仰空虚,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这种现代化以少数人为中心,牺牲了绝大多人的利益。中国式现代化为人民服务,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使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是现实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最终目标——这种现代化真正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让全体人民共同参与,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遵循。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自主性现代化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本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非自由主义。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率先掌握了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话语权,将以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化模式作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和发展权利的工具,从而构建起符合自身利益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坚持“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表达是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的,其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严密的科学体系、鲜明的政治立场、巨大的实践指导作用,依据中国基本国情,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进行路向选定、战略规划和具体实施,自主探索出创新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政党而非其他阶级的政党。领导力量关系到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与指向。近代中国人民不断探索的历程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不能真正拯救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彻底改变积贫积弱的面貌,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近代以来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理论和实践上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党的领导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
2.迈向自主创造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
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从自主探索、道路创造到理论建构的辩证发展过程,构成了发展演进的完整图景。“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现代化命题时代之问的现代化解答,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阈中的特定范畴和发展模式,通过开创新文明形态来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实现对中国现代化的创新发展。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哲学根基和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要以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深刻回答中国现代化本质内涵、性质特征、原则要求、任务目标的学理和哲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中国现代化理论构建的哲学根基,为阐释中国现代化要应对的重大问题,解决新征程上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时,要把“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贯穿到中国现代化理论构建中,增强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学理性。
“两个结合”是中国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根本路径和根本经验。本质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既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照搬,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运用,而是立足中国现实场域,吸收中华文明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正是基于“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才得以丰富与拓展。“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使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自身特色文化底蕴,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新图景。
“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是中国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内容体系和价值意蕴。中国现代化创新发展的理论建构具有阶段性,体现为从“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到“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再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发展历程,这是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从中国特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原创成果,揭示了极具特色的现代化价值主体、导向追求、运行要求、发展模式和实现方式。从本质要求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进行了规定,构成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如何做”“为了谁”的有机整体,清晰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从重大原则来看,党的二十大强调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价值理念、动力来源等问题。因此,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是基于“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的逻辑理论建构起来的,但建构的逻辑并非线性的、割裂的,而是在整体性思维下的融合创新。
3.聚焦中国中心的现代化自主实践进路
在“两个大局”交互作用下,“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实践旨趣,充分利用发挥制度绩效显著、领导力量坚强、价值取向正确等优势,有效化解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以中国为中心是中国现代化拓展的实践旨趣。认清和把握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时刻保持清醒冷静。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意蕴是现代化在中国,抑或现代化的中国性,即以中国为中心。历史是这样,现实和未来更是如此。但以中国为中心不是强调中国中心主义,而是“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为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辩证分析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局面,深刻认识、不断破解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深层次矛盾,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以持之以恒的战略定力和永不懈怠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向着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拓展的领导力量。中国的事情固然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科学统筹、未来谋划。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中,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在首要位置,进一步凸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历经百余年实践锤炼和历史检验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能力、有本领继续办好中国的事情,也有底气、有自信办好中国的事情。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勇于自我革命的最大优势,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不断加强战略谋划,为整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人民至上是中国现代化拓展的价值取向。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理念,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在于人的现代化,就是要让现代化的一系列发展成果更高质量更为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人们物质生活相对富裕,但在精神层面,尤其是法治保障人的尊严、公平公正实现自我价值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和短板。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拓展需要从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出发,着力于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落脚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四、坚定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研究的结论
在“霸权崛起”的线性逻辑中确证照搬西方模式就是邪路。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来对其他国家进行资源掠夺、资本输出、文化渗透、政治干预,以现代化话语霸权营造“现代化=西方化”悖论迷思,本质上是一条依循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强盗”发展逻辑。西方现代化道路本身是掠夺式、强盗式的,它通过“自由贸易”、殖民掠夺、战争侵略等方式使其他国家被迫卷入被殖民的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中,给寄希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的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在19世纪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向西方列强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等被剥夺,其恶果是中国经历了长达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显然,近代中国正是遭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与影响,由此我们深知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就是邪路,那些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多是失败结局,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跳出现代化发展困境。
在“开眼看世界”的早期探索中洞察因循守旧必是死路。近代中国由盛转衰、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施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政治上封建统治者因循守旧、消极避世、故步自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错失了新航路开辟带来的科学视野、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等重大历史机遇,使中华民族变成世界文明体系的落伍者,造成了中国社会与世界发展潮流大势脱节的现代化延误、滞后等客观后果。近代西方列强的强势殖民入侵,冲击了因“闭关锁国”而沉浸在“天朝上国”中的封建统治者,也打醒了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他们逐步将视角转向研究国外之事,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为民族“自救”寻找方案。但清王朝内部排外思想占据主导和统治者的因循守旧,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曲折。因此,只有因时而谋、顺势而为,抓住历史机遇,才能赢得中国现代化的战略主动。
在“党的领导”下的成功开创中明确独立自主才是出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既不依附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与模式,也不照搬西方现代化发展经验,而是立足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科学回答了中国的现代化之问。自主探索创造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贯通于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全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独立自主寻求革命道路,彻底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坚持独立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解决了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独立自主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自主探索创造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一条走得对、走得通的正确出路。
总之,纵观人类发展史,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任何国家都应该且有能力自主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他国模式来实现现代化。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虽历经坎坷曲折却始终贯穿“自主探索”的思想和实践主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紧紧依靠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图景屹立于世界东方。这种“自主探索”集中体现在逐渐构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自主性现代化模式和自主创造的中国现代化知识体系,开创了以本国为中心的现代化自主实践进路,充分彰显了中国现代化的大历史和世界视野。中国现代化也以其独特的演进规律、中国特色和发展样式在人类文明版图中创造了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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