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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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涉及四对重要关系，这四对关系是深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内涵的四重有效理论视角。一是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遵循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路线，着重揭示了文化所具有的“文化生产力”“政治合法性”和“精神动力”等功能，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超越了“传统-现代”的二元论，通过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揭示出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与相互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与相互成就。三是主体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超越了抽象的“东西之争”，既坚守文化主体性，摆脱对西方理论的“学徒状态”，不断构建中国理论原创性、话语主体性，又坚持胸怀天下、协和万邦的世界立场，主张文明交流互鉴，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四是体与用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点，体现了体与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主体性  文明交流互鉴 明体达用

作者简介：

唐爱军（1984-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北京  100091）。

文件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2期。

深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前学术界一项极其重要的理论任务，其深刻内涵和理论意蕴需要借助一系列有效“理论接口”，才能被清晰地呈现出来。本文试图从四重视角即四对关系出发，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学术上的考察，涉及其本体论、核心问题域、理论品格等议题。

一、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了“经典表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唯物史观为我们阐释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立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把握文化的本质、作用、功能等方面。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一重要论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基本观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遵循“决定作用-反作用”理论范式，进一步揭示了文化、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遵循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路线。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意识形态完全是被动的、被决定的东西，相反，文化、意识形态有着积极的、主动的功能，在特定条件下甚至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曾强调文化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以及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体论”。这一“本体论”既不是唯心论或文化决定论，也不是机械论或文化虚无论，而是辩证唯物论。立足辩证唯物论，借助对文化与经济、政治辩证关系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揭示了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三大功能。

一是“文化生产力”功能。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不是外在的，其作用方式也不是单维的。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要素，可以渗入经济领域，对经济活动、经济工作、经济生活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这一论断揭示的就是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观点，也凸显了“文化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文化是重要支点，文化在激活发展动能、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品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文化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在推进文化产业、促进文化生产力的过程中，“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二是“政治合法性”功能。马克斯·韦伯说过：“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表现为引导民众对政治制度、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认同，起到一个“思想防线”的作用。对此，马克思的论述一语中的：“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亨廷顿也曾说过：“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原因就在于其政治合法性功能：“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这一论述也反映了在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中文化所具有的反作用。从党群关系来看，文化、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功能就体现为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执政基础。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如果在精神方面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

三是“精神动力”功能。“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作用。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文化日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起着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撑、精神动力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文化或文化工作所具有的精神动力功能，集中表现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曾指出，文化或意识形态具有“社会水泥”“社会黏合剂”作用。凝聚（Solidarity）是一个社会有序发展的前提。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执政集团常常借助于文化或意识形态“努力将社会描绘为有凝聚力而非冲突的”。除了社会稳定，文化的凝聚力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也起到关键作用。“国家安全的国内因素不仅基于武力与控制，还需要合法性和社会凝聚力。”随着中华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有效应对西化分化挑战，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流变中，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攻坚克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行、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的论述，落脚点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化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提供更深厚的基础、更牢固的支撑。恩格斯曾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当今世界，西方一些国家始终在想方设法误导我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特别重要，而文化自信则是确保道路方向、发展战略不动摇的最持久、最牢固的精神-信仰力量。

二、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问题域，也是把握其内在理论逻辑的基本视角。大体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主要表现为对三个议题的科学回答，其蕴含的新文化观、新文明观正是在这样的阐释中得以呈现出来的。

1.如何对待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过去，有些人在看待传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时，常常囿于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何为传统？传统是“现代”的对立面，是现代化之外的“剩余”，凡是不属于现代的东西都被贴上了传统的标签。在性质认定上，将传统理解为落后的、愚昧的、僵化的，将现代理解为进步的、文明的、发展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两者是根本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两极。何为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去传统”的过程，就是否定、削弱、抛弃传统的过程，就是用“先进的东西”“好的东西”彻底取代“落后的东西”“坏的东西”的过程。传统必然阻碍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否定传统。这些都是二元论的基本观点。二元论还常常用“传统-现代”两分法阐释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东方与西方的差别被规制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超越了抽象的二元论，采用一个更加复杂的、辩证的视角看待传统。“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对待传统，绝对主义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阐释了对待传统、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一是要正确取舍。全盘接受、全盘抛弃皆不可，取舍的原则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舍的参照系是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二是有扬弃的继承。继承的原则是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继承的结果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三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彰显其当代价值。

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重点揭示的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就宽泛意义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功能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起着决定性作用。二是对成功开辟中国道路起到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对于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根本塑造起到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消逝，而是活在当代。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格，建构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四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五是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难题和现代性危机的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就连汤因比也曾推测道：“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后文将进行具体论述。

2.如何看待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基于一般层面论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且更基于中国语境、当代视阈阐释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关于两者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核心论断：“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其一，现代对于传统意味着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面对强势的西方现代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节节败退。中华文明面临着能否存续的根本问题。如何救亡民族、赓续文明？必须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现代文明”的激活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中，中华文明实现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现代化发展需求不断自我调适、与时俱进。“传统并非是某种等待着自行消亡的东西，而是具有极大的伸缩性物。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它能被相当程度地改变、创造和形塑以适应当前的需求和愿望。”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面临着不可或缺的“现代化任务”。从形式维度看，要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从内容维度看，要推进其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其二，传统对于现代意味着什么？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历史渊源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道路是在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滋养下成功走出来的，立足于中华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能够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更能够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中华文明不仅筑牢了中国道路根基，而且也为中国制度提供了政治智慧。“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逻辑，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等，对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搞联邦制、邦联制，而是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可以从中华文明传统中得到充分阐释，并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中华文明“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

总之，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是不能相互割裂、相互否定的，二者是“相互赋能”的。这种“相互赋能”也说明了：二者之间是接续发展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守正创新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3.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在当代中国主要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两者关系的核心命题。限于传统与现代关系论域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核心观点有两个。

其一，两者不是互相外在、互相对立的，而是高度契合的。以往有一种观点从空间角度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外来文化，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谱系，两者是互相外在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关系。还有人基于“传统-现代”二分法指出，两者是完全割裂的、互相对立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来源不同，但是两者高度契合。这种高度契合性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比如，在宇宙观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华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在天下观上，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由人联合体”，中华文化主张“协和万邦”；在社会观上，马克思主义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在道德观上，马克思主义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实现人的发展，中华文化主张“人心和善”。又如，从社会理想、政治观念、担当精神等维度看，两者也是高度契合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再比如，两者都反对抽象个人论，都主张立足于一个整体性、社会性视阈把握人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

其二，两者不是互相脱节、互相否定的，而是互相成就的。“‘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论断集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的丰富内涵。第一，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近代以后，中华文明遭遇到外来文明的严重冲击。从社会形态角度看，当时中华文明是传统农业文明，西方文明是现代工业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华文明节节败退，出现了极其严峻的文明危机。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其后通过不懈努力，不仅进行了伟大社会革命，而且进行了伟大文化革命，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中华文明，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实现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使得中华文明在现代文明中得以接续发展，再度青春化。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生成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如果说第一点谈的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那么这里谈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作用。只有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提供了历史基础，也提供了群众基础。并且，正是因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茁壮成长”，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它们成了中华文化新的传统，接续了中华民族的文脉。第三，两者互相成就的目标指向是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何谓新的文化生命体？究其实质而言，它指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核心表征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三个概念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有学者提出，“新的文化生命体”本身就是对传统与现代、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关系的超越。“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从根本上解决了现代史上的反传统与‘第二个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之间存在的表面上的冲突和矛盾，可以从根本上疏通不同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可以从根本上理顺并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对立关系。”从实践角度看，判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能否真正互相成就，关键就是看是否能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否能建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三、主体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旨趣。“古今”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中西”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主体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守中华文明立场，又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了主体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1.坚持文化主体性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立场，也是我们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视角之一。文化主体性既是立场，也是观点和方法。对文化主体性的阐释，既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立场，又呈现出其诸多的文化观点。大体说来，文化主体性具有三重逻辑。

一是历史逻辑。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主体性首先确证于其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文化主体性最直接的确证。埃利亚斯指出，文明（或文明化）是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丧失文化主体性，必然会丧失民族的自我意识，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近代以后，中华文明受到外来文明的巨大冲击，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激活进程中，依然坚守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了脚跟，延续了文脉。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是我们坚守文化主体性的结果，或者说，坚守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

二是实践逻辑。从实践维度看，坚守文化主体性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文化主体性不等同于主观性，更不等同于主观随意性，它根源于道路的自主性。所谓“古今中西之争”，本质上就是近代以来的“道路之争”，是破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探索中国道路特别是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能否坚守文化主体性，关键就是中国人能否成功探索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精神由被动转入主动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开创了实现民族独立的革命道路。邓小平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话语霸权，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成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中华文明主体性最有力的说明。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

三是理论逻辑。文化主体性最终要表现在理论原创性、话语主体性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资本在全球扩张，逐步形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这样一个“支配-从属”结构，不仅仅体现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学术理论体系、叙事话语体系甚至社会价值观体系等方面。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学术、理论、话语表现为对西方学术、理论、话语的“学徒状态”，习惯用西方概念、话语、范式阐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导致“中国”成为“西方理论”的试验田。“理论上的搬运工”是提不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的。丧失了文化主体性，就必然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危及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一种文化成熟的显著标志就是从理论范式、话语体系等方面摆脱“学徒状态”，实现真正的“自我主张”。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中国本位，主张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面对西方文化霸权，能够有效坚守文化主体性，关键就在于能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现代化强国、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等最终确证或显现就是提出主体性、原创性中国理论、中国话语。

2.坚持文化世界性

所谓文化世界性，指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在强调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秉持开放包容，胸怀天下，突出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多样性。其核心要义有三。

一是坚持胸怀天下、协和万邦的世界立场。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的一贯立场。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自古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求“天下一家”，强调民胞物与、讲信修睦、立己达人、和合共生。这些都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胸怀天下提供了丰富精神滋养。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客观规律，指出人类社会从狭隘的、孤立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立足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在融入世界发展中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同时又以自身发展不断推动世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立足世界历史的大趋势，而且坚持为人类求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立场，以“人类解放”或“真正的共同体”为价值旨归。胸怀天下、协和万邦的世界立场，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集中凝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民族主义叙事，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现实基石，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规范性基础，以高于并且大于民族国家的视野去理解当今世界，以世界为尺度去阐释文化文明的基本取向。

二是坚持开放包容、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具备的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无论是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还是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抑或是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无不说明了这一点。“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黑格尔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希腊文明之所以能开创出其独立和繁荣时期，就在于它既有自己的原有文化，又有来自东方世界的外来文化，进行了两重文化结合的锻炼。“文化结合的锻炼”的重要表现就是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吸纳。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善于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当然，对外学习，汲取文明养分，不能全盘接受、照抄照搬，一定要实现外来文化本土化。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开放包容，在文明交往上表现为文明交流互鉴观。人类文明演进与发展是有规律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解答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必要性问题。任何一种文明都有陷入孤芳自赏的危险，从而导致惰性、形成封闭、造成静止僵化。不同文明只有相互交流，才能获得丰富的滋养，世界也只有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中才能不断进步。（2）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解答了人类文明交往的方式方法问题。“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意味着文明间的敌视或冲突。“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3）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解答了人类文明交往的目标问题。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人类文明交往不是用一种文明取代其他文明，而是要实现文明共存。文明共存论蕴含了深厚的中华文明理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三是坚持文化多元主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维度的重要表现就是主张文化多元主义。（1）以文明多样性为基础，主张多元包容和平等尊重。文化多元主义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多样性思维、平等包容心态看待和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倡导相互理解与沟通，求同存异。就连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2）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摒弃“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文明等级论”“文明改造论”等。文化霸权主义通过“普世文明”“人类文明大道”等话语伪装，进行文化渗透。“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主义把某种单一文明说成高阶文明，试图改造甚至取缔其他文明。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同化。这是一种强权逻辑、殖民心态，对此，要坚决反对。（3）尊重各国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权利，反对“民主输出论”“制度移植论”等。“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一些国家推行的“民主输出”“制度移植”等，都是文化霸权主义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要坚决抵制。（4）反对单数文明观，坚持复数文明观。文化霸权主义深层逻辑是西方主导的单数文明观。“西方文明是建立在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为核心理念的线性历史进步观和西方中心论世界史观基础上的，后者是西方文明的立足点。”西方文明把自身定义为文明的唯一标准，即文明是一元的、单一的，在此基础上以“文明-野蛮”二分法看待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其背后的逻辑是一种复数文明观，坚持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标准的多元论。人类文明的发展绝不是单一文明的对外扩散，而是多中心演进的历史进程。

四、体与用的辩证关系

如果说前面三个视角主要是从“内部视角”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那么，第四个视角则是从“外部视角”考察其所呈现出的理论品格。概要说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点，体现了体与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体”与“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也是最能彰显中华文明智慧的范畴之一。在先秦典籍中，就出现了体用观念或思想。比如，《周易》讲“神无方而《易》无体”，《老子》讲“弱者道之用”，《论语》讲“礼之本”“礼之用”，《荀子》讲“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当然，直到魏晋时期，体用才成为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到宋元明清时期，体用已然成为不同流派哲学家普遍使用的范畴，宋明理学更是把体用的哲学探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思想界围绕本末、体用、道器等方面的争论日趋热烈，在体用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主张。纵观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大体说来，体用范畴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体”指实体、主体、形体等，“用”指作用、功能、属性等。“体”一般指有形质的、可感知的具体事物，是独立存在的对象，“用”就是该事物的实际作用、功用。比如，朱熹讲：“如这身是体；目视，耳听，手足运动处，便是用。如这手是体；指之运动提掇处便是用。”第二，“体”指本质、本原等，“用”指现象、表象等。这里的“体”不再指某一个具体的有形的物质实体，而是指万事万物的共同本质，是最高本体或本原。这里的“用”则是指本体所派生出来的宇宙万物、外在现象。比如，程颐在《易传序》中提出：“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第三，“体”指根本原则、内在目的等，“用”指具体方法、外在手段等。比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会通》中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观点，表达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

体与用的关系是什么？中国哲学主导的思想就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两者表达的内涵是一样的）。“明体达用”就其精神实质，反映的是体用的一致性、统一性、贯通性，类似的说法还有“体用一源”“体用一如”“体用一贯”“体用不二”“体用相即”等。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概括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用“明体达用”概括一种学说的理论品格，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比如，元代张光祖《言行龟鉴》对胡瑗教育思想的评价：“（胡瑗）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如，元代欧阳玄概括许衡的学问：“其为学也以明体达用为主”。

用“明体达用”（或体用辩证统一）概括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意指的是什么？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宏观层面的规律性认识，也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是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治道”与“治事”的统一。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深化了“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这便是“明体”。这里的“体”就是关于文化、文明以及文化建设的本质根据、根本原则等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发展，其核心内容有：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关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关于“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的重要论述，关于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论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论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重要论述，关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关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论述，关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这11个方面鲜明体现了“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核心内容。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规定了“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这便是“达用”。这里的“用”就是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文化工作的实践路径、方式方法等。从实践操作层面的方法论来看，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系统完备、切实可行的战略路径：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七个着力”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经世致用的特点。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体与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这便是“体用贯通”。“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不仅指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包括了“体”的内容，又包括了“用”的内容，而且还指两者之间相互贯通的内在关系。王阳明说：“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这里所提的即体即用的观点，呈现的就是体与用的统一、体用贯通的思想。我们提出，从体用关系去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也是为了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独具创新性和突破性的文化理论观点，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举措，不是割裂的、外在的关系，而是相互贯通的、内在的关系。“体”（文化理论观点）决定了“用”（文化建设的实践举措），“用”体现了“体”。比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体”，这一认识论必然决定了方法论——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制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制定《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等一系列“用”，并且后者也集中体现了、确证着前者的根本要求。再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定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观点直接决定了“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当然，这一实践路径也体现了前者的基本逻辑。这类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由体以达用，由用以明体”的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

[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4]〔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5]〔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6]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7]李毅：《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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