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祭——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完成之后的再思考
1月27日是王佩英的忌日。2018年的那一天下着大雪，我写了一段悼念的文字：四十八年前——1970年的1月27日。铁丝拧成的寒风勒死了一位有七个孩子的母亲。就因为她知道了家乡的孩子没有吃的被饿死了。她说出了：毛泽东不配继续当领袖。
那天，河面上冻着厚厚的冰。一队人在离卢沟桥北面不远的行刑地停下车。妳被从刑车上拖下时，妳的一只鞋被车边的铁钩拌掉，落在了雪中。
妳光着一只脚，在冰上被拖着。拖妳的军兵在想：妳已经死了。刚才在万人宣判大会上妳想喊什么时，已经被勒的不能呼吸了，又经过漫长的批斗会和市里游街示众，妳已经死了。他们就这样在冰雪的河面上拖着妳。
远远地那只鞋子望着妳在哭，想要追上妳，可是泪水一下变成冰，把鞋和地上的土冻在了一起，鞋子动弹不得。但它知道妳的心口还有温度，脉搏还在微弱弹跳，脸上的雪还在融化......行刑地的枪声妳还能听得见。
妳站在雪地里，看着陷入光滑皮肤的弹洞，看着从胸口涌出的血。自己的血、马正秀的血和其他妳不认识的人的血在飞溅。
妳转过头去，听到了那只鞋的哭喊。它正被乌泱泱涌来的看热闹的人踢着、踩着，瞬间消失在人群中。人们围观着枪洞里冒出的血泡和热气，等待着妳的身体和其他人的身体被扔上卡车。而你，看到了“繁星密布的苍穹”。
今年1月27日是王佩英就义五十周年，距我完成的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又过去了十年。然而我一直在想：纪录片的生命不仅仅是记忆还有为之流泪的思考，况且这部纪录片是在记忆夹缝中的记忆。我们对母亲王佩英又理解多少呢？
我们需要这样的母亲吗？沧海一粟的她扛起这么沉重的恐怖有什么意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国人甚至艺术家都没了内心的自由，他们都被意识形态化了。所以王佩英的心灵深度让我惊讶。
她16岁考取了开封的静宜女子中学。静宜女中是天主教修女盖夏1932年创办，教育的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它的校训是“启发思想、遇事反省、破除盲从”。她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生活过两年，她也一定沐浴到了上帝的公益和与人立得圣约以及大爱的伦理，但她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资料。天性单纯的她厌恶任何掩饰，在学校、在残酷的战争期间，也许这样的性格会给她带来积极的一面，但当思想和身体都被限制在一个加强版的意识形态中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她毕业后热烈追求自由，和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律师张以成恋爱结婚，并跟随秘密加入共产党的丈夫进行地下工作，她在颠沛的生活中是不是遗失了对上帝的祈祷。或她选择了另一个信仰，但爱心和救赎在她的心里保留了下来。即使她在受逼迫和诱惑的时候，圣爱也是她的心灵基础。
本照片拍摄于1933年，现存印第安纳州玛丽森林顾修女会，系当时静宜女中十六位天主教教徒中的十四位。后排左一为王佩英。
王佩英断崖式的变化是从她知道了“河南家乡饿死人”开始的。她一定是通过原来共同作地下工作的同事知道了具体的情况。她平静的内心被击碎。她的理想像是被一个穿着魔术戏服头顶一摞精致玻璃杯的幽灵给抽空。耻辱感在咬噬着她。
我在影片中努力想达到的是，在人证和物证不断的呈现中保持事件的逻辑的力量。而不是依附主流话语的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是讨论人的道德和尊严的那一部分。伦理底线才是这部纪录片的本质。王佩英就是这样一个坚守着伦理底线的人。她心中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道德秩序，她知道公益上帝的立法高于世俗王权的法则。而这恰恰是华夏族群最最缺失的。
夜晚微弱的灯光下，她缝缝补补的手停了下来，一觉醒来的儿子大中看到母亲在发愣。母亲用艰涩的文字写道：“一人做事一人担，自心情愿。总之，是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的，决不考虑自己，更不顾惜自己的一切”！只有获得信仰的人才能有看到苦难的眼睛，她单纯，单纯到伤口上裸露出纤细抽搐的静脉和神经依然不回头。她开始给有关部门不间断地写信，一切都石沉大海。
1965年，她被单位以精神病的名义送进了北京安定精神病医院。
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意义？！我们遵循着一种什么伦理原则活着？哪些人是我们可以称得上真正是人的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人的疼痛和动物的疼痛，人的眼神和动物的眼神区别在哪里，是谁病了？这就是检验独立纪录片的标准。立场一旦确立，我们就可以看到本质：同一个人，在弱势群体的面前张牙舞爪。眼中放射出野兽凶狠的光，而在权力面前，流露着宠物的献媚眼神。这才是我的纪录片要记录呈现的。
阿赫玛托娃曾有这样的诗句：早逝的面孔如此令人心疼，让我不敢直面神圣和平的世界。
文革的洪流汹涌而来，精神病医院和全国的各个角落一样，也都为造神竭尽全力。王佩英被清理出来，因为她不拿着毛主席语录进行早请示、晚汇报。1968年6月6日的出院诊断证明这样写到：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
医师，吴志长。
人性坍塌了，随后是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坍塌。
作为反革命的王佩英关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私设的监狱里，那些“要求进步”的看守踢她、打她、罚她下跪。廉价而残酷的智慧随处可见。在北京西城区，王佩英被押到各个会场上轮番批斗，为了防止她在批斗会表达思想，每次批斗都把她的下巴颏儿弄的脱臼后再把她押进斗争的会场。全民族的心麻木的像一堵迟钝的墙。我不得不痛苦地转过头来，从批斗现场转到历史，转到风起云涌的近代史。1840年戴着辫子的统治者们认识到船坚炮利，师夷长以制夷地开始引进科技，一代先贤痛定思痛把目光投入到了创造这些科技背后的思想。思想的引进是本质的引进。“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谈何容易，“封闭的社会总是爆发对思想的仇恨”。“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我们通过怎样的道路才能在心灵上获得伟大的净化。
我没有采访到她回到狱中后，是哪个医生或工作人员给她安装上了脱臼的下巴颏儿。好久没有见到妈妈的小女儿可心，就在小学校批斗现场，老师叫她必须参加，可心被周围的口号淹没了，她在恐惧和孤独中喘不过气来，她绝望地抬起头看了一眼妈妈，见她从头顶到下巴上捆了一道绳子。
“妈妈你别管那些闲事行吗”？孩子们曾恳求地对妈妈说。他们明亮的黑眼睛已经被四周的冷漠冻僵，在这持续不断的非人性灌输中，他们别无选择地认为妈妈是反革命。阿赫玛托娃曾有这样的诗句：早逝的面孔如此令人心疼，让我不敢直面神圣和平的世界。
永远有人在问我：这位仅仅在幼儿园当阿姨的王佩英，孤孤零零一个人，没有同伴，没有组织，她有必要选择坚持下去吗？是不是可以表面上妥协一下，怀抱信念等待冰雪融化的时候呢。你已经承受了人们对你的无耻酷刑，你也承受了人们对你公开下流的侮辱。在批斗会场上，别人都跪下了，只有你在坚定地站着，为此你遭受了多少毒打，捶你的头、扇你的脸、撕扯你的头发、踹你的膝盖。《圣经》上不是也在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吗？你为什么要抛下七个孩子而用你微弱的完全不成比例的力量抗击全民的恐惧呢？！王佩英的命运是良知拣选的，她有尊严地捧着命运之签。而且在中国这片坚硬的土地上，已经成长起了一批和她一样捧着命运之签的人。这是我在做纪录片时深深感动并为之举目敬仰的人们。
据复查王佩英案的工作人员说，王佩英没有到刑场就死了。1970年1月27日，行刑前，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公审大会。这是一个彰显伟大、光荣、正确、秩序和权威的仪式。一个消灭异端思想的新掀起的运动。在会上，依次对十几个人宣布死刑。王佩英在五花大绑众目睽睽之下反抗着，她感到脖颈上的绳索狠狠勒了一下，脖子里响起脊柱击碎的声音，但她的反抗没有停止，她接着感到了脖颈紧勒的绳索卡入她的气管，那来自上帝的温柔空气渐渐稀薄，她的肺急促地膨胀燃烧。
剧痛——这时间的馈赠，她经历着被钉在十字架的过程。10秒钟、30秒钟，1分钟……她的心脏被剧痛融化在寂静中。我想：在此时的王佩英应该安静地回到家中，看到她的七个可爱的孩子时喜极而泣，亦或来到静宜女中听到唱诗班天籁的圣歌。那圣歌又回到激荡在工人体育场上空成窜的口号里。
2004年，我完成了《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纪录片，通过林昭而接触到了耶稣。又通过林昭理解了王佩英。我们卑微的灵魂习惯了暴力、习惯了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但我们依然可以冲破恐惧做一点记忆的事，纪录片的自我呈现就是下一代人看我们思想的纪录。曼德尔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写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记忆，他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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