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贝尔·胡克斯的写作：在学院和公众话语两个领域

贝尔·胡克斯的写作：在学院和公众话语两个领域

——贝尔·胡克斯：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的声音（3）

作者|沈睿

写作：在学院和公众话语两个领域

贝尔·胡克斯称自己是“黑人女性知识分子革命活动家。”她相信自己既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活动家。她坚持为女权主义的根本目的写作，那就是为结束性别主义对男女的压迫，为妇女的真正权力而写作。

贝尔·胡克斯

对女权主义理论学院化学术化，贝尔·胡克斯表示非常遗憾。她认为女权主义理论本身是行动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智力的活动和游戏。女权主义理论本身承担着改变社会，使社会更美好的责任，但是，女权主义理论学院中心化的结果是很多理论工作者和思考者为了获得学院内的等级制度的承认，思考的方向偏离女权主义的真正目的，思考的结果是用各种理论术语写的不清不楚的书，目的是用这些术语使自己的思考合法化，与女权主义理论本身的目的越来越远。

正是这样的出发点，贝尔·胡克斯的写作有非常清晰的特征：以易懂清楚的语言阐释自己的独特的思考。她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理论家和思考者，也是一个优美文字的诗人和作家，两者结合，她的理论书才华横溢，她的文学作品深刻独到。从八十年代起，贝尔·胡克斯开始她教书写作生涯，站在学院和公众两个领域，发出自己不屈不挠的独特的声音。

1984年，贝尔·胡克斯出版了《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一书。这是一本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角度探讨女权主义理论的书。写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修正女权主义理论中主要关注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问题的倾向，为妇女解放运动指出新的可能和方向。贝尔·胡克斯说，“在早期女权主义运动中，我们发现接受性别、种族和阶级一起决定女性命运这个思想是容易的，但是如何以此来塑造和武装女权主义实践却是极为困难的。”[4]

为了一个可以使人人都能参与的运动成为可能，贝尔·胡克斯写了这本书，从十二个角度探讨女权主义的前途，探讨如何进行女权主义的实践。在书中，她把黑人女性放在探讨的中心，提出女权主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是结束性别压迫，提出男性是我们结束性别压迫的同志。她还探讨了工作、教育女性、结束暴力等等议题，提出女性解放不仅仅是解放的问题，而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改变有史以来的性别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5]本书激情满怀，也成为一本女权主义理论的经典。

五年以后，贝尔·胡克斯出版了一本新的书，书的名字就是《顶嘴：思考女权主义，思考黑色》。书的内容是很多短篇文章的合集。在这本自叙性的书里，贝尔·胡克斯讲述自己是怎样通过写作，通过话语发现自己的声音的。她说这是一本难写的书，因为要谈论自己，要把自己暴露在公众之中，要揭示个人的寂寞，丧失和悲伤。她谈到公开谈论自己需要的诚实和勇气。

谈到顶嘴，她这样写到：“在我成长的南方黑人社区的世界里，顶嘴意味着平等地与权威人士说话。意味着敢于不同意，有时也意味着有观点。在‘老派’的人看来，孩子意味着看得见但是听不见。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都是老派人物。你是个孩子，你让别人听见你，就是要自找惩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打你的手背，扇你的耳光，拧你的胳膊和腿。在一个人不该说话时说话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行为――一个冒险和胆大的行为。…正是在女人谈话的世界里，（男人通常不说话，或者不在）我的心里升起了要谈话的渴望，要发出声音，不仅仅是一个声音，还是一个可以被认出是我自己的声音的声音。为了发出声音，我要说话，听我自己说话，与我自己说话，在大人的说话声音的空隙里，问那些与我无关的问题，没完没了地问问题，说个不停。不用说，对我说话行为的惩罚也是没完没了的。他们的目的是让我安静，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子。如果我是男孩子，他们可能会鼓励我说话，相信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牧师什么的。对爱说话的女孩子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未来的召唤，没有合法的对说话的奖励。对我顶嘴的惩罚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压抑我可能会创造自己的话，这种话是应该被压制的，因为这样“女人的言论”才会出现。[6]

这样的生活经历对很多女性来说并不陌生。贝尔·胡克斯代表的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女性。写作是逮住声音的一个方式，是抓住声音，把声音紧紧地攥住的方式。贝尔·胡克斯提倡写作，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鼓励每一个女性写作，以与主流话语顶嘴的方式，介入谈话，找到自己的声音。贝尔·胡克斯在另一篇专门谈到写作的文章中谈到自己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寻找词语之中的光，”目的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与主流社会顶嘴的方式。[7]

生长在黑人的小镇上，写作是一种不可能，但是对词语的渴望使她迷恋每一个写字的可能。日记是她最初的写作，虽然日记并不被看成是写作。这种自白性自我反思性的写作是她记录她不太敢正视的现实方式，是她的个人证词。后来因为害怕被别人发现她所写的东西，怕别人认为她不正常，她把日记都毁掉了。她回顾说，“那些不间断的日记写作的年岁对我后来成为一个作家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自白性写作的领域我能够发现自己的声音，但是在发现自己的声音和社会设定，也就是说，需要藏起来，涵盖起来，隐蔽起来的这种社会设定之间，还是有很强的让人恐惧的紧张关系。结果最终是我把日记都毁掉了。”胡克斯的经验对很多生长在压抑女性成长的环境中渴望写作的女性来说，实在太熟悉了。

从1989年起，贝尔·胡克斯几乎每年都出版一本新书。有小说、自传、诗歌、也有理论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她极为勤奋和多产。她自己说她几乎每天都读一本新书。因为在大学里执教，她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到文学、电影、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作为一个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学院教授，贝尔·胡克斯努力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耳中。她相信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改变这个世界，把世界改变得更美好。2003年出版的《不被束缚的声音：12位美国女性知识分子》一书对二百年来美国女性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分析和介绍。书中是这样评价贝尔·胡克斯的：“毫不奇怪，贝尔·胡克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学院教授。

如特里·伊格尔顿在他的《理论的重要性》和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的再现》说的一样，胡克斯也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创造性的思考者、在思想领域中的探索者，能把自己推到思想领域的极限边缘，超越极限和边缘’，就在这样的地带，知识分子对传统和教条提出挑战性的问题。”[8]

1990年的著作《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是一本文化批评文集，从后现代理论、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性别和种族的政治的角度探讨大众文化以及文学、电影中对黑人形象的再现。虽然黑人形象在逐渐改变，但是，在后现代的美国社会里，很多黑人更感到异化和隔绝。这种心理的异化导致他们渴望改变，渴望黑人的真正解放。在书中，贝尔·胡克斯强调黑人的自我实现的重要性，强调黑人的互相支持和团结，强调要赋予自己以力量。这些文章，如贝尔·胡克斯的其他文章一样，文笔犀利，分析深刻，激情满怀，是一本重要的有真知灼见的文化批评著作。

1991年出版的书《掰碎面包：起来反抗的黑人知识分子生活》是贝尔·胡克斯和美国另外一个著名的黑人男性知识分子科奈尔·维斯特就黑人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的位置和作用而展开的对话。胡克斯和维斯特两个人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对美国的黑人研究都有卓著的贡献。胡克斯是文化批评家，维斯特是哲学家，他们之间探讨性别，种族，黑人知识分子问题等等，对如何重建黑人文化和社区有很多真知灼见。胡克斯把这些对话看成是黑人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的证词。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对黑人的消费、对黑人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黑人的民族主义等等都进行分析，他们希望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是黑人男女共同合作的榜样。

1992年她出版了专门探讨黑人在文学和电影中的再现的专著《黑人的样子：种族与再现》，通过对文学和电影的解读对黑人形象做了很具体的分析。贝尔·胡克斯自己说，“这些分析文章是我的反抗的姿态，是我把再现的形象推向极端的政治斗争，是我找到表达我所看到的一切的语言的斗争，特别是我想找到的抗拒主流的方式的斗争。面对很多我看得出来可是很多大多数老百姓相信的事情其实是虚幻……严厉的批评性的质询是能够穿透否认的城墙的唯一的实践方式……。”高度的责任感使胡克斯不愿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积极行动，对电视电影上的黑人形象进行分析。针对某些黑人形象与肤色的关系，胡克斯提出热爱黑色是一种政治抵抗的行为。为自己的种族骄傲，构建有尊严的自我，与有历史传统的贬低黑色的白种文化做斗争。

《姐妹们的甜薯：黑人女性与自我发现》1993年一出版就赢得好评，本书继续为贝尔·胡克斯赢得美国最出色的黑人知识分子之一的名誉。今日这本书成为美国非洲裔美国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研究的主要经典。在这本书里，胡克斯检验黑人妇女的情感是怎样被日常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伤害的，从工作、美容、伤害、上瘾、性欲望和与自然的隔绝等方面，胡克斯检验当代文化与黑人女性的关系，建议自我发现的种种办法，建议如何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消费性的资本主义做斗争。这本书是为平凡的黑人妇女写的，从生活小事出发，贝尔·胡克斯希望能帮助每个黑人女性获得认知自我的力量。

九十年代，除了关注黑人形象在文学、文化产品中再现的问题、提倡黑人文化和黑人文化本身的问题之外，贝尔·胡克斯还对教育进行研究，她格外关注教育问题，特别是教育的具体方式方法，在《教书是穿越：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1994）一书的开篇，她这样论述，“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是一种教育任何人都可以学的方式，学习的过程对我们这些教书同时相信我们的职业是神圣的人是容易的：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分享信息，同时是分享我们的学生的知识和精神成长。”

本着这种态度，她讨论教育的目的和方式，特别是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环境里进行教育。贝尔·胡克斯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一个会批判性思考的人能够发现自己，能够改变自己，也能够主动改变世界。胡克斯说自己对教育的具体方式的关注是自己的政治行动的表达之一。贝尔·胡克斯还针对对“课堂里的多元文化”问题，讨论了对这个概念的根本误解。她论证说，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声音（这是教育的目的之一），与让每个人都在课堂里说个不停有根本的区别。课堂不是理疗的地方，而是发现自己的地方。

她对所谓的课堂民主――让每个人都说话――不以为然，相信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挑战。评论者对贝尔·胡克斯的论点表示赞赏。[9]贝尔·胡克斯对教育的关注在2003年的新书《社区教育：希望的教育方式方法》里继续发展，强调采用新的教育方式，通过提供希望来教育和促进每个人的改变，包括白人。

与此同时，贝尔·胡克斯继续对文学、艺术、影视中再现的黑人形象进行研究和批判。1994年的著作《不可接受的文化：抵抗再现》，1995年的《我心中的艺术：视觉的政治》以及1996年出版的电影评论集《从影片到真实：电影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都是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化评论、艺术评论和影视评论集。

在这些书中，胡克斯的文化批评视角总是让观众对看成理所当然的文化现象有新的感觉，她不但向观众的习惯挑战，迫使观众正视他们没有正视的问题，而且试图为建设黑人文化提出建议和意见。她的这些书都是对大众流行文化，精英文化或电影电视中的黑人形象的反思。她通过分析，揭示这些形象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揭示这些关系是怎样制造出来，又被观众接受的。她向我们的艺术概念挑战，扩展我们对艺术的感觉和思考。

胡克斯认为艺术和影视再现和创造生活，并不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在这个前提下，流行歌曲、艺术和影视的作用很重大，因为这些艺术形式潜意识地在宣传观众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胡克斯因此分析很多电影中的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偏见。这些电影的制作者大部分都是黑人艺术家。她评论并不是批评和赞扬，而是分析和阐释。这些书都被专业人士评论为“有洞察力、智识高超、引起思考”论文集。[10]

贝尔·胡克斯的回忆录《黑骨头：少女时代回忆录》是一本独特的回忆录，文字既是散文也是诗歌。在这本自传里她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试图为黑人文化留下历史的见证，虽然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本书过分地要讲一个黑人的故事，对黑人生活有理想化的倾向，[11]但是这本书同时也被评论家誉为是“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的自传传统的重要的补充。”[12]与此同时，贝尔·胡克斯写作了专门为儿童和少年阅读的著作。这些少年儿童文学表达了胡克斯对新一代教育的努力。

从新的世纪起，贝尔·胡克斯开始新的写作方向，一个是对爱的研究，一个是对黑人男性的研究。这些书代表了她研究的新成果：《关于爱的一切：新视野》（2000）；《拯救：黑人和爱》（2001）；《改变的意志：男人，男性气和爱》（2003），；《我们真酷：黑人男性和男性气》（2004）。

从这些书的题目上可以看出，贝尔·胡克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男性的自我意识和解放。她认为只关注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理论是片面的，女权主义理论要扩展到对男性的性角色和左右的研究上。我们需要男性和女性站在一起改变性别主义的社会和文化，而男性需要理解自己的位置和需要。这些书是对美国男性文化历史，特别是黑人男性文化的研究，不但有开创性的意义，本身也拓展和丰富了女权主义理论。

对爱的研究，是贝尔·胡克斯对女权主义伦理学的新贡献。早期胡克斯的文字充满了愤怒，九十年代末以来她的写作里洋溢着理解、同情、原谅和支持。她指出，爱的伦理在现代社会里被个人主义代替了，而爱的伦理一直在社会正义运动中起着中心的作用。

胡克斯提出具体的方式来帮助人们以爱的伦理来治愈生活和世界的创伤，治愈社会的非正义，安慰我们自己的心灵。2007年，贝尔·胡克斯有两本书问世，一本是对种植园文化的研究，一本还是关于爱。从2000年以来，贝尔·胡克斯的创造力继续增长，她现在几乎每年出两本书，她不用电子信，不上网，完全专注写作，创造力极为旺盛。2007年她出了新诗集《当天使谈论爱情》，标志着她在诗歌上的新的成果。

贝尔胡克斯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家之一。200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化理论家》把贝尔·胡克斯列为三十五位二十世纪改变了美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13]该书以哈佛教授康纳尔的话这样开篇介绍她：“贝尔·胡克斯对知识分子生活、美国文人和黑人思想的独特的贡献，在于她创造了一大批具有挑战性的作品，这些作品表达了单独一个人的既对自己坦白直率，也向我们这个世界里的各种非人的力量挑战的斗争。”[14]

贝尔·胡克斯对美国社会的批评是从多重角度进行的。她的批评声音尖锐而犀利。作为女权主义者，她批评美国社会中的性别主义，对文学、电影和大众文化中的性别主义倾向进行分析和批判。她的主要著作都是围绕着性别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展开。作为一个黑人知识分子，她对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也进行挑战性的批评。她不仅批判白人文化的种族主义，同样也批判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

作为一个出生于劳动阶级的学者，她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阶级在文化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坚持自己的边缘立场，向既存的理论进行挑战，既通过挑战检验理论意义和针对性，也帮助修正和提高这些理论。从性别、种族、民族、阶级、边缘、全球与地方等等角度出发，贝尔胡克斯分析美国社会与文化，像一个勇士与多重敌人作战。她描述自己是一个“黑人女性知识分子，革命活动者。”这种自我描绘的革命立场在美国知识分子中是很罕见的。

 （待续）

（本文作者沈睿系美国墨好思学院教授）

新锐评论

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