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语言知识：本质、来源及使用》

编者按

《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2022年第52期，总第255期）为大家分享《语言知识：本质、来源及使用》（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的译者前言。此书原作者为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由北京理工大学李京廉教授等译。

本书内容简介及原作者介绍可参考《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书讯2022年第50期，总第253期。

译者简介

李京廉，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方向为句法学、英汉语对比研究。曾在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及哲学系、康涅狄格大学语言学系访学。在Language、Journal of Linguistics、《外语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外国语》《现代外语》等刊物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一部。

译者前言

自生成语言学创立之初，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就与哲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乔姆斯基对行为主义的批评以及对内在主义的推崇是其在哲学领域非常重要的贡献（Hornstein 1988）。1986年由纽约当时的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 Publishers）出版的《语言知识：本质、来源及使用》延续了这一传统。

本书主要围绕语言学中的柏拉图问题展开讨论，即要解释我们何以在可用证据如此缺乏的情况下所知甚多的问题。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学领域中也存在柏拉图问题，该问题是为了解决语言获得中的“刺激贫乏”（poverty of stimulus）难题（也称“可学性问题”），即语言输入和语言能力的不对等。具体来讲，虽然儿童在习得语言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语言输入时间短、残缺不全、数量也有限, 但最终他们却能掌握一套丰富而又复杂的语言知识系统。在乔姆斯基看来，这种输入和产出的巨大差异是由儿童与生俱来的语言机制来弥补的。这种内在的语言机制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遍语法，而生成语法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探寻普遍语法的原则。

本书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普遍语法的哲学启示、管辖及约束理论的模块介绍以及对西方知识分子未能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批评。这三个议题看似关联度不大，但却通过“柏拉图问题”和“奥威尔问题”联系在一起。奥威尔问题与柏拉图问题相反，讨论的是我们为何拥有如此充足的证据，却所知甚少。乔姆斯基在本书中并未对此过多着墨，他解释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风格迥异。柏拉图问题最终要归于科学，而奥威尔问题属于时政研究，通过积累证据和例子，探讨强权和特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背后的运作机制。

我们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是“作为研究重点的语言知识”。乔姆斯基指出，语言问题的研究重点应该转移到渗入语言行为的心智状态上来。据此，他提出了关于语言知识的三个基本问题：（1）语言知识是由什么构成的？（2）语言知识是如何习得的？（3）语言知识是怎么使用的？这也是本书要回答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二章“语言的概念”。乔姆斯基谈及言语社群的理想化与同质性假设；区分了I-语言与E-语言，并强调I-语言才是研究的重点；同时，他认为如果语义学理论中的真值和指称与语言学无关，即使有关联，那也是把语言学看成是一种“句法形式”了。

第三章“直面柏拉图问题”。这一章从技术操作的层面，具体阐释了从语言规则系统到原则系统的转变。乔姆斯基在本章中展示了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如何为解决语言获得难题提供具体方案的，这也是全书技术性最强的一章。为了达到描写充分，普遍语法必须具备丰富的机制系统；而为了解决柏拉图问题，普遍语法的机制系统又必须受到严格限制。这种张力的存在要求我们从对规则系统的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标准理论模型）转变为原则与参数的解释模型（20世纪80年代的管辖及约束理论模型）。乔姆斯基强调该模型的模块性（modularity），该模型包括X-阶标理论、约束理论、题元理论以及格理论等。

第四章“与规则有关的问题”。乔姆斯基在这一章中批判了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一书。乔姆斯基对克里普克提出的私人语言（即一个独特的规则系统）会挑战语言学理论建构的说法进行了批判。乔姆斯基认为克里普克提出的广义“生命样式”指的是一种特有的物种行为。只要该物种与我们共享同一个语言官能，就可以轻松判定该物种遵守语言的规则。这与生成语法学家天赋论的观点类似，即语言官能是物种天生就特有的，在不同的语言经验下会成长为不同的语言。此外，乔姆斯基还批判了丹尼特和奎因的观点。

第五章“奥威尔问题”。这一章内容同样关注知识获取问题，但涉及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讨论的是政治知识和历史知识的获取。意识形态控制（宣传鼓动）在民主国家更为重要，但西方知识分子处于这种“自由之下的洗脑”体系，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洗脑工具，这进一步阻止他们了解和理解所处的世界。

也许有人会问，这么一本“老旧的”书是否还有翻译的必要？乔姆斯基在该书序言中明确指出，这本书的一些哲学思考仍旧是生物语言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索，因此并不过时，甚至更有重读的必要。我们选择翻译这本书的初衷一是为了弥补这本重要著作汉译版缺失的遗憾，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知识的性质、来源及使用观点的来龙去脉，以便更好地理解乔姆斯基在生物语言学框架下对第一章所提三个问题的最新思考。

落笔之时，回顾译程，内心的纠结和挣扎是我们动笔之前所远远没有想到的。翻译是一种与时间赛跑的游戏，同时也是内心苦苦挣扎、反复比较、研判修改的过程。乔姆斯基著作突出的语言特点是“长”和“散”，经常出现一句话就是一大段的情况。即便能理解他的原意，可转换成地道的汉语，着实要花费一番功夫，而且还会经常碰到类似“花园幽径句”式的情况，需要反复重读确定句子的核心结构，再结合上下文确定作者的真实意思。当然，最后还要反复推敲中文表述，不仅力求达义，还要做到语言地道。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常常想起卢延让《苦吟》中的诗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比如我们对Möbius Strip这一部分的翻译。另外，同一个词，比如general我们在翻译时也没有拘泥于一个译法，而是结合上下文，在不同的地方，分别给出“广泛的”“一般的”“通用”“普遍”等不同译法。

在研读原文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印误，如245页第二段第13行，what被错误地拼写为wht。265页倒数第二段倒数第10行，knowledge-that中间的连接符也是多余的，因为that引导的是关系小句。18页最后一行的末尾，in scientific in scientific approaches存在明显重复。原著还存在一些其他错误，读者尤其是初学者很难自己解决。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就发现的这类问题，联系了本书作者乔姆斯基教授，并得到他热情的帮助，确认或澄清了有关问题。另外还有要补充说明或解释的问题，我们以译者注或校者注予以说明。

兹择取书中的部分问题简要说明。66页中的（22）SC：（1，2，3）→（2，3，1）应为SC：（1，2，3）→（2，1，3）；（23）（X，wh-，Y）→（2，3，1）应为（X，wh-，Y）→（2，1，3）；87页倒数第四段中的propostion应为preposition。194页的倒数第四段-rule应为role；208页 注释35，Pesetsky（1983）应为Pesetsky（1982），Pesetsky是1982年在MIT完成的博士论文，同样294页的参考文献Pesetsky（1983）也应为Pesetsky（1982）。

131页编码159应为160，因为130页已经有159，如果对编码重新排序，必然会造成后面的排序都要变动，为了处理简单，我们把131页的159，直接使用原来的编码69，这样处理既避免了编码重复，也避免了对后面的编码进行重排的麻烦。

比较严重的印误是123页的例135，这里的例135与122页的例135完全重复，与123页相关的论述不相关，而且编码也应为（138）。经与作者核实，正确的例(138)应为：

138  i)the city’s destruction e [PRO to prove a point]

    ii)pro destruction of the city [PRO to prove a point]

我们发现的上述问题或许有助于澄清读者在阅读本书时的一些疑问。

本书的翻译由李京廉（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孟凡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郭戈（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刘娟（首都医科大学应用语言学系）、赵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合作完成。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孟凡军 刘娟）、第二章（孟凡军 李京廉）、第三章（李京廉 郭戈 赵涓）、第四章（孟凡军 郭戈）、第五章（赵涓 刘娟）。除正文外，前言、目录、作者简介等内容是由孟凡军翻译的。本书译稿初稿完成后，李京廉通读了全部书稿，并进行了修改，之后全体译者对修改稿又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改。由于译稿为多人合作完成，在术语的使用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统一之处，我们已尽力协调，个别术语的翻译还有不统一之处，恳请读者谅解。本书的翻译可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本书的翻译从2017年暑假开始，历时三年多完稿。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和师友的帮助。首先要感谢乔姆斯基教授同意并支持我们将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还多次耐心解答译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周流溪教授担任本书译稿的审校，审校了书稿，对译稿进行了非常认真细致的校对，对译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并为部分内容加了校者注，提高了译文质量和可读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胡建华研究员对译文的一些术语的翻译提出意见和建议，提高了译文的准确性。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潘俊楠教授就翻译的一些难点与译者进行了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林允清教授审阅了第四章译文。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徐嘉博士和汪昌松博士审阅了译稿，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商务印书馆的杨子辉编辑非常关注本书翻译的进展，对译者因种种原因多次推迟交稿，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理解。此外，他对本书的译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使译稿增色不少。刘军怀编辑在本书翻译前期经常督促翻译的进展，也对部分译稿提出修改建议。我们对两位编辑表示诚挚的谢意。我们也感谢鞠方安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提供的帮助。

                                              译者

                             2020年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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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姝颖 郭思源 聂简荻

排版：何姝颖 赵欣宇

审校：田英慧 时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