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 保罗·克鲁格曼：我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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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保罗·克鲁格曼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比较
约稿方给本文提出的正式任务是谈谈我的“人生哲学”。但需要声明在先，我无意遵从上述指示，因为我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生并无特殊见地。我记得熊彼特曾经宣称，在其故国奥地利，他不仅是最好的经济学家，也是最出色的骑手与最浪漫的情人。我不骑马，在其他成绩上也没什么幻觉，就是厨艺还算不错。
我打算在本文谈的是范围更有限的内容：对思考的某些认识，尤其是关于如何做有趣的经济学研究。我认为在同一代经济学家当中，自己可以说有较为独特的学术风格。因为有许多途径成为好的经济学家，这种风格未必胜过同仁的选择，只是对我来说非常合适。该风格的本质是一种通行的研究策略，可以总结为几条规则。此外，我认为自己以政策为主题的写作与言论在根本上也是基于相同的规则。这些研究规则将在本文稍后部分总结，因为我觉得更好的叙述办法是先讲讲自己如何偶然踏上这条学术之路的。
本文摘自《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
起源
今天的大多数年轻经济学家是从技术专业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他们起初想从事硬科学或工程类的职业，然后下滑到社会科学中最严谨的部分。从这个方向踏入经济学的优势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受过良好的数学训练，能很自然地接受规范模型的概念。但我的出身与之不同，我的初恋是历史学，开始学的数学很少，在前进的途中根据需要补课。
不过，我在很早就深入了经济学领域。还在耶鲁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我就给威廉·诺德豪斯担任世界能源市场课题的研究助理。之后我很自然地进入研究生院，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写出了首篇较为成功的论文，内容是对国际收支危机的理论分析。我发现自己善于采用小巧的数学模型，懂得用简化的假设让模型便于处理。但在离开研究生院时，我至少在内心里仍有些缺乏方向感。我不确定该做哪些工作，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真正喜欢做研究。
但非常突然地，在1978年1月，我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由于感觉失落，我去拜访了恩师鲁迪格·多恩布什，给他讲了几方面想法，包括模糊地提到，自己在罗伯特·索洛的短期课程上学到的垄断竞争模型，尤其是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用的可爱的小模型，或许能用于国际贸易的研究。鲁迪格说这个想法或许很有意思，于是我回家之后做了些扎实的工作，几天后便意识到：我已经找到了后来将成为自己职业生涯核心部分的东西。
我发现了什么呢？细想起来，我的贸易模型的突破点并不特别惊人：即使在没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可以成为国际贸易的独立原因。这对我而言是个新发现，但很快就认识到，传统贸易理论的批评者此前多次提出过类似观点。我设计的模型留下了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往往有多个均衡解。即使如此，为了便于模型的处理，我依然做了些明显不符合现实的假设。在设定这些假设后，模型变得相当简单，因此没有给论文写作留下展示任何高端技巧的机会。所以有人或许认为我没有做出什么有意思的发现，某些同事在之后几年也确实就是这么跟我说的。然而我却看到（由于某种原因是几乎立刻看到），模型的所有这些特征是优点而非缺点，这些特征支持的研究领域可以在之后若干年里结出丰硕的成果。
显然，我只是指出了传统贸易理论的批评者在数十年里都在讲的道理。但这一观点此前并未成为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原因何在？因为它从来没有用漂亮的模型表述过。新的垄断竞争模型给我提供了一个工具，利落地开启此前被视为繁杂棘手的盲区。但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意识到经济学的方法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盲点。凡是不能做规范建模的地方，我们就视而不见。这其中最大的盲点与收益递增相关，因此正好便成了我的使命：从略微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由此揭示平凡之理，那些一直藏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真相。
我在那个冬天到春天写下的模型并不完善，如果有人细究，会发现它们很反映模型设计者的水平，所幸模型仍能讲述有意思的故事。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表达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不过最终我认识到，处理复杂课题的一个办法是改变问题，尤其是调整思考层次。细节的分析可能极为烦琐，而系统性的综合描述要简单得多，并且可以讲清楚你需要知道的一切东西。
当然，到达这种系统性的综合描述层次要求接受比较笨拙的对称性假设，那正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理论及相关模型的基础。这些笨拙假设能让我讲出有说服力的故事，采用正统竞争模型的优雅假设反而讲不清楚。于是我又开始意识到，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一直在做蠢笨的假设，只是因为有些假设的使用过于频繁，才使其看起来较为自然而已。因此在弄清楚假设会得出何种结果之前，我们不能随便拒绝看似蠢笨的模型。
最后，模型的简洁或许挫败了我的迫切愿望，未能炫耀自己在研究生院费尽力气学到的数学技巧，但我很快发现了简洁对这项研究事业的核心意义。过去的贸易理论家没有考虑收益递增的影响，不是因为缺乏实际证据，而是源于他们认为这很难建模。那么，将展示模型设计得近乎简单幼稚，会给研究带来多大的促进作用？
就这样，在25岁生日之前，我基本上已经看清自己在职业生涯中要做些什么。我不知道，如果这一宏大项目当时遇到其他经济学家的冷眼，结果又会怎样。或许我会变得急躁，或许会失去信心并放弃努力。但现实中一切进展出奇顺利。在印象中，我的核心研究曲线自1978年1月后保持了非常连续的轨迹。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完成了基本的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和维克多·诺曼（Victor Norman）的模型，以及凯尔文·兰卡斯特（Kelvin Lancaster）的模型几乎同时独立完成。我在论文发表时遇到了点麻烦，被一本顶级学刊《经济学季刊》拒绝，这似乎是所有经济学创新思想的宿命，但我还是继续推进。从1978年到大约1984年底，我把几乎全部研究精力都集中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上，中间有一年我曾为美国政府工作，此是后话不表。我的个人探索到后来发展成一股潮流，更多人加入进来。尤其是埃尔赫南·赫尔普曼，他先自己做出了关键贡献，然后邀请我开展合作研究，作为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正直与自律给我的古怪与散漫提供了很好的补充。我俩的代表作《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让我们的理念不仅赢得尊重，而且几乎成为标准，用7年时间颠覆了正统理论的地位。
出于某种原因，我让关于收益递增的宏大研究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休耕了几年，把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金融领域。我在该领域的成果主要是一些受当时的政策议题启发而创立的小模型。尽管这些小模型缺乏我的贸易理论模型那种统一主题，但我认为与贸易领域类似，自己在金融领域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讲仍保持了一致的学术风格。
1990年，我从一个新的方向回到收益递增经济学研究。我突然意识到，让我们把收益递增的作用正式纳入贸易理论的技术方法，也可以用于另外一大片被荒废的研究领域：经济地理学，也即关于生产活动空间布局的理论。这里的情形甚至比贸易研究领域更突出，各种实证观察、精彩故事和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摆在我们眼前却不受重视，因为人们没有找到好的理论规范方法。在我看来，好比重温作为年幼知识分子的最美好时光。做地理研究是项艰苦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深入思考，并使模型变得很琐碎，而我越来越发现自己需要计算机作为辅助，不仅是做数据分析，还要帮忙构造理论。结果表明这样做是非常划算的。我认为，理论研究中遇到的最大兴奋点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模型告诉你某些一直以来应该明显成立的发现，能够让你立刻联想到现实世界，但在过去你却没有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地理研究依然能带来这种兴奋。
在本文写作的时候，有关经济地理的研究似乎正把我引领到更遥远的领域，尤其是在地理模型中自然生成的概念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曾经在20世纪40—50年代走红、然后衰落的高级发展理论（high development theory）］的语言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密切联系。因此，我预计自己的基础研究项目将继续在该领域得以扩展。
做研究的规则
介绍自己在1978年确立职业生涯的时候，我其实已经隐含地提到了做研究的四条基本规则。现在我将它们明确地阐述出来，再展开解释。这些规则是：
倾听外来者的意见；
对问题提出质疑；
敢于做傻子；
简化，再简化。
倾听外来者的意见
这条规则的具体含义是，“关注睿智的人们在说什么，即使他们与你习性不同或者不会讲你的专业语言”。对此或许最好还是用案例来解释：当我开始反思国际贸易理论时，已有大量文献对传统贸易理论提出批评。实证研究者指出，贸易主要是在要素禀赋差不多的国家之间开展，而且大量贸易是产业内部看似同类产品之间的交换。敏锐的观察家指出，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在现实的国际市场中颇为重要。但所有这些有见地的评论都被主流贸易理论家忽视了，因为这些批评意见似乎缺乏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深入理解，也未拿出逻辑一致的模型，那为什么还要关注它们呢？结果就是专家忽略了近在眼前的现实证据和故事。
同样的事情也在地理研究中重演。地理学家与区域研究科学家积累了大量关于区域化外部经济效应的性质与意义的证据，并将它们做了虽非严格但也算合理的归类梳理。然而经济学家并不重视他们的言论，因为那是来自讲错误语言的人。
我并不是说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毫无价值，或者任何人对经济事务的见解都值得重视。恰恰相反！我强烈推崇理论模型的重要性，理论模型与思考的关系就好比投矛器对于石器时代武器的意义，它们可以极大地拓展我们的洞察力与范围。尤其是，对那些批评理论构造者不切实际的简化、自以为不做清晰的假设陈述就能获得更深刻认识的人，我毫不认同。关键在于，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学模型其实是一种比喻而非现实。我们竭尽所能用模型表达思想，并尽量做得漂亮（下文将详述），但始终要记住，你可能做错了比喻，采用其他比喻的人或许看到了你忽略的东西。
对问题提出质疑
1978年之前有过一些关于外部经济效应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文献，但从未产生较大影响，因为内容看起来相当凌乱，即便最简化的模型到最后也只是对可能结果做点归类讨论。此后我们逐渐弄清楚了，这种凌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模者要求模型实现传统贸易理论模型的功能，也就是要对分工与贸易的模式做出准确预测。但为什么要提出这一具体问题？即使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你希望得出的核心观点也不过是“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往往是密集使用自己国内较为丰富要素的产品”。如果你采用的具体模型显示，资本丰富的国家H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X，该结论的价值只在于加深了你对上述核心观点的理解，而不是说你真正关心明显过于简化的理论模型的这些具体细节。
所以，如果你不去深究在两部门、两产品经典模型中得出的那些细节，外部经济效应模型并不需要搞得很杂乱。如果只关注福利与世界收入如何分配这些“系统性”问题，完全可以设计出非常简洁的模型。而且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恰恰是这些系统性问题。更直接点说，过度关注细节相当于把过度开发的原有模型的固有偏见带到新的研究领域，并只会制造麻烦。
上述情形在我工作过的若干领域都存在。一般而言，当某个领域的工作者陷入难度极大的问题时，反思一下他们是否找对了问题应该是个好主意。很多时候存在其他一些问题，不仅更容易解答，而且更有意义。但这一技巧的缺陷是，往往会惹人们生气。面对一位把多年光阴用于思考某个难题的学者，你说绕开这个问题反而有利于激活那个研究领域，他很少会表达感激。
敢于做傻子
如果你想发表一篇经济学理论论文，有个比较保险的方法：对某个常见模型做概念上小幅度但数学上高难度的扩展。由于该模型的基本假设已为大家熟知，别人不会觉得奇怪；又由于你完成了技术上很难的工作，你展示的研究实力应该得到认可。当然，不利之处是，这样不能给人类的知识增加多少有效养分。
我发现自己在新贸易理论方面的研究与之正好相反。我采用不太常见的假设，然后用它们做非常简单的推导论证。这样做需要极大的自信，因为人们（尤其是审稿人）一开始几乎肯定会批评乃至嘲笑你的研究。毕竟，你用的假设肯定看起来较为特殊：一个连续产品集，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生产函数，对称地进入效用函数，各国有着相同的经济规模，要素禀赋呈镜像分布。人们会问，为什么要关注采用这样傻的假设的模型，尤其是还有明显聪明得多的年轻人在通过破解难题证明自己的素质？
许多经济学家或许很难接受的一点是，经济学的所有模型都用了很傻的假设。例如，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效用最大化就是个荒唐的概念；均衡概念在金融市场之外也很蠢笨；完全竞争对大多数产业都显得很滑稽。之所以会做这些假设，不在于其是否合理，而是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们构建模型，以比拟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
例如，在效用最大化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的阿罗-德布鲁完全竞争模型，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它不仅是个有用的模型，而且揭示了至高真理。该模型确实很出色，但并非源于其假设有多高的可信度，而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经济效率的本质以及在市场体制下实现高效率的前景。它其实是个充满灵感的卓越的傻作品。
我相信这种创造性愚蠢的时代并未过去。作为理论经济学家，其美德并不在于榨干那些在之前的千百篇论文里被引用、从而看似自然的假设。如果有新的假设组合能产生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永远不要介意其样子是否古怪。
简化，再简化
劝大家敢于做傻子不等于可以不受约束，事实上，做出真正创新性的理论所要求的智力训练比在成熟研究领域开展工作要多得多。真正的难点是保持方向感，因为身处陌生领域，你非常容易到处兜圈子。凯恩斯在某个地方提到过，“很难想象一个独自思考的人会暂时相信多么愚蠢的东西”。另外的关键点是如何把你的观念表述出来，让没有在过去两年痛苦思考这个问题且并不急于在今后两年为答案挣扎的人也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
幸运的是，有一个策略能完成如下双重任务：既能帮你掌控好自己的思想，又能让这些理念容易被他人接受。这一策略就是，始终用尽可能简单的模型表述你的想法。走向这种简约主义模型的行动将迫使你捕捉自己想说的核心内容，并暴露出你在哪些情况下其实没有真正的创见。然后这种简约模型也将容易解释给其他经济学家。
这一“最小必要模型”方法，我屡试不爽：利用单要素、单产业模型解释垄断竞争模型在贸易中的基本作用；利用部门特殊劳动力（而非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要素完全替代）的假设解释产业内国际贸易的影响；利用对称的国家条件分析互相倾销的作用，等等。在每个案例中，这种做法都让我能够用第一眼看上去过于简单的手段解开那些被广泛视为超级困难的题目。
当然，这一策略也有其不利之处：你的许多同事通常会认为能用小而可爱的模型来描述的思想必然微不足道且过分浅显。需要有些阅历，人们才会发现简约或许是多年艰苦思考的成果。我听说的一个故事是，当斯蒂格利茨被考虑授予耶鲁大学终身教职时，一位年长的同事看不起他的成果，说那些基本上都是不起眼的模型，而非深刻的定理。于是另一位同事问：“对保罗·萨缪尔森是不是也能做同样的评判”？“正是如此。”那位反对授予教职的人回答。我也听到过对我的研究成果的类似评论。所幸最终有足够多见过世面的经济学家，让学术正义经常能得到主持。另外，大胆探究其他经济学家尚未涉足的一块领域，所用的方法从事后看却又近乎儿戏，这种经历还能给人特殊的愉悦感。
以上就是我对自己的基本研究方法的介绍，我以自己开拓“新贸易理论”的经历以及更近期对经济地理学的拓展为例，是因为这些是我做的核心领域。当然，我还参与了其他许多工作，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隶属同一事业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剩下的篇幅将谈谈这些事情，特别是关于一个人能如何兼任政策经济学家与理论经济学家。
与政策相关的工作
大多数理论经济学家不碰当前政策议题，如果他们卷入政策讨论，那也是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在时间安排上放在创造性的理论研究之后，而非并行开展。似乎有一种共识认为，做出精彩的理论研究所需要的目标清晰与单一性，同活跃于政策讨论所要求的对复杂议题的包容性不匹配。但对我而言从来不是这样。我的学术生涯中混杂着面向不同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咨询活动，以及在一整年里为美国政府服务。我写了一本面向非专业读者的图书《预期消退的年代》，我持续撰写了大量文章，并非出于自己研究课题的内在逻辑，而是为了弄清楚某些政策讨论热点，包括第三世界的债务减免、汇率的目标区域，以及区域贸易集团的兴起等。所有这些活动好像都没有干扰我的研究，而且我最满意的某些论文还起源于面向政策的工作。
为什么与政策有关的工作没有和我“真正”做的研究形成冲突？我想原因是在处理政策议题时，我采用了与更基础的研究工作完全相同的方法。关注媒体的报道或中央银行家与财政部长的言论，是倾听外来者的意见的另一种形式。试图找到办法清晰界定他们的问题，非常类似于对理论问题提出质疑。以自己的非正统观点对阵号称博闻强记的权威，显然要求敢做傻子的勇气。另外，在政策讨论中尽可能地追求简洁，要比在理论研究中的简约主义更具现实价值。
所以，与政策相关的经济学研究对我而言不存在学术风格的巨大调整，而且会带来回报。我得老实承认，相比纯粹的学院派人士，邀请我参加银行家会议和发表演讲的出场费要高得多。同时也要承认，做政策研究的一大乐趣是有机会让资产阶级感到震惊，有机会指出官方立场的空洞或愚蠢。例如，我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乐于指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荒谬性的国际经济学家，当我和其他人长期预言的汇率机制危机在1992年秋天终于到来时，也没摆脱有些恶意的快感。然而政策研究的主要回报仍是知识上的激发。不是所有现实世界的问题都有意思，例如几乎任何与税收有关的东西都让我感觉昏昏欲睡。但是，每过最多两三年，国际经济领域总会出现能激发活跃研究的问题。激发我撰写理论研究论文的事件就包括：《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布雷迪计划》《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等。即使不考虑相关的政策背景，我认为那些论文自身也有价值。
当然，总是存在这样的风险：加入政策圈的经济学家可能不再有充足的时间做真正的学术研究。我确实撰写了太多的会议论文，我是个非常快的写手，但或许对这个天赋有些开发过度。不过，我认为做政策研究面临的主要危险还不是时间的挤占，而在于价值观受到威胁。我们很容易被诱导，以为直接影响政策比只会撰写论文更重要，我在许多同仁身上见过这种案例。而一旦你走上那条路，一旦你开始觉得大卫·马尔福德*David Mulford(1937—)，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美国驻印度大使等多个政商职位。——译者注比索洛更起作用，或者更喜欢巴结理想王国的财政部长，而非同迪克西特探讨理论，你或许就在研究中迷失了。可能很快你就会开始把“影响”当作动词来使用。
幸运的是，尽管自己喜欢同政策议题打交道，我却从来没有太把政策制定者当回事。这种严肃态度的缺失偶尔会给我招来麻烦，例如，在有篇会议论文中关于法国人不失礼貌的插科打诨引来了与会法国官员的长篇抨击，或许也让我永远不可能坐上任何关键的政策职位。但那没什么，最终我宁可多写几篇好论文，而不是掌握实权。当然，在此要提醒政策界：这么说并不代表我一定会拒绝你们发出的邀约！
遗憾
对自己的人生与个性，我有许多感觉遗憾之处。可以说我的职业发展惊人得顺利，但在其他方面却远不是那么轻松写意。不过，本文的内容还是限于职业领域的遗憾。
一个小遗憾是我从未参与真正严肃的实证研究工作。这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事实或者真实数据。图表之类较为轻松的实证分析，或许还加上一些回归分析，其实很对我的胃口。但对数据库做严肃的构建与透彻的分析，则似乎是我不会真正投入的事情。我感觉部分原因在于，我的许多理念不太容易做标准的计量检验。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缺乏耐心和组织能力。每年我都承诺要尝试些真正的实证研究工作：下一年我真要做了！
更大的一个遗憾是，虽然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评定把我列为优秀教师，我却没有带出一长串真正优秀的学生、能给老师增添光彩的后辈。我可以为这个失败找些理由：学生们通常更喜欢多讲方法、少提直觉的导师，我提出的少用数学、多用经济学的要求经常吓跑学生，等等。还有，或许我表现得太忙碌而分心，或许我的个人形象不够激发人心（稍微高几英寸就好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并将为此努力。
总而言之，我还算幸运。一系列偶然事件把我引向与自己非常合拍的学术风格，其中势必有很大的运气因素。我在本文中试图对该风格做出定义和解释，这算是人生哲学吗？当然不是。我甚至不敢确定这算不算经济研究领域的哲学，因为对某位经济学家适用的风格未必适合他人。这些只是我做研究的方法，对我自己很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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