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宣传好文章丨徐 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

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等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砥砺奋进，成果辉煌，而且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这样的核心指导思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经验和做法值得学术界好好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顾名思义，可以由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大国外交三部分组成。对于新时代的含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大国外交的研究，历来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似乎着墨极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特”在环境判断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中展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目前中国党和政府对时代特征的权威判断。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后又多次提及。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公开提出中国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提法开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并再次提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

社会主义国家通常认为，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正确估量和把握时代主题，是正确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比如，列宁对20世纪早期“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论断构成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二战后世界一系列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理论基础。斯大林后来进一步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

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判断和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定位为“革命与战争时代”，并因之做出了一系列外交路线的部署。然而，时代的特征总是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邓小平同志敏锐把握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逐步形成了关于时代问题的新判断。1985年3月，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尽管邓小平没有明确地把和平与发展说成是时代的主题，却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关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判断。

正是因为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时代主题的新论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才得以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转而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对时代主题的论断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石。自党的十三大以来，中央历次党代会都强调我们处于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了对于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同时又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这一判断不断进行补充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大变局”）这一最新论断。

“大变局”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中的大变局，变的不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总体特征，那么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有三点。

一是中国在国际格局和世界历史中的方位变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顽强奋斗、发奋图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日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此同时，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快速发展，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共同导致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

二是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四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特别是，全球权力的中心正在逐渐向东亚转移，这包括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甚至使美国政府、社会和知识界出现了集体焦虑心态。

三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已经深度参与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当中，深度参与到国际各类事务当中，这导致两方面后果。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日渐加深。世界的和平稳定与中国的发展繁荣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另一方面，中国仍面临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外部挑战逐步增多加大，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当然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在提高，对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应对和塑造能力在提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也在提高。这三方面的提高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变得更积极、更主动、更具引领性。

二、“特”在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并由此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以下简称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外交思想总结为：一个战略目标、两个基本判断、三个工作抓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战略目标。它既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提出的世界秩序构想，也是中国呼吁世界各国在全球层面共同追求的远大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世界秩序变革贡献的中国方案，能够有效地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共生共处，营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表明，在这个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各国人民应该积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构建包容互利的国际新秩序。两个基本判断是当今时代特征是和平与发展，同时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同时也清醒地指出，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期。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目标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个抓手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贡献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际合作的关键抓手。它对内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推动发展模式转变，对外要求依靠沿线地区的共同发展来保障中国的长期繁荣。“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打造互利合作新平台，需要建立与新理念匹配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多元新型合作框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方式，改革现有治理体系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主张，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核心内容，推动治理理念创新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贡献，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念贡献。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外交的理念基础。人类共同价值既体现了世界文明的精华，又凸显了中国在价值领域的独特贡献。其提法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一方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是当代中国价值的全球传播；另一方面遵循国际公认的基本价值原则，是全球价值理念的中国表述。

从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两方面的世界意义：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使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有了新的样板和选择，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全球治理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在国家治理上表现良好，从而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为全球治理做贡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无疑是全球治理的重大福音。

三、“特”在外交方针

结伴不结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方面秉持的基本方针之一。不结盟通常是中小国家采取的外交方针，比如，冷战时期，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一批中小国家创立了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采取既不倒向东方也不倒向西方的中立、不结盟政策。大国通常采取结盟政策，美国在世界上有数十个盟国，当年的苏联建有华沙条约组织，冷战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六国建有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向苏联“一边倒”，与其结为军事同盟。

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结盟政策40多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外交创新。不结盟是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初期确定的一项外交政策。这项政策的提出是为了配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战略方针。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求外交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就不应当与别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免卷入军事对抗或军事冲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执行不结盟政策已经长达40多年，得到国内各方的一致拥护。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能像中小国家那样采取中立不结盟的做法。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帮助，需要向其他国家拓展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还要通过有效的对外沟通和实际行动，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化解各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为此，中国独创性地采取了构建伙伴关系网络的做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筑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以“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梦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

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具有平等性、包容性、和平性、建设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等特征。平等性是指伙伴国平等自愿结伴、相互尊重对方利益。包容性是指伙伴关系没有排他性，双边行为不针对第三方。和平性是指伙伴国不以军事手段解决伙伴之间的和外部的安全问题。建设性是指伙伴国致力于合作共赢，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非意识形态性是指伙伴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谋求意识形态目标。正所谓“志同道和，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

近年来，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秉持平等、包容、共赢的理念，同9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建成了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些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按合作程度由浅到深可以被大致分为伙伴关系、友好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六个层次。其中“伙伴关系”大多是一般说法，并无明确的文件确认；“友好伙伴关系”表明虽然关系良好，但合作不多；“合作伙伴关系”如无特殊修饰，大多指经济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则是双方在重大问题上有共同交集，“关系重要、领域高端”；而“全面”“全方位”则是指合作的“领域多、范围广”，代表着更加密切的双边关系。

针对伙伴关系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指导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刻的阐述。2017年1月19日，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同9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将进一步联结遍布全球的‘朋友圈’。中国将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针对伙伴关系对于世界各国的重要意义，他在2016年9月3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表示“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选择”，其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各国应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

近年来，中国同拉美主要国家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中国—拉共体论坛为标志的中拉整体性伙伴合作亦处于稳步推进中。近五年来，中拉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4年7月17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提出了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以积极推动中拉合作提质升级，实现双方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努力构建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1月8日至9日，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拉共体论坛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坚持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则。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应该坚持友好协商、共同建设、共享成果的理念，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打牢整体合作政治基础。第二，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双方应该牢牢把握共同发展的主旋律，加强论坛机制建设，规划好整体合作蓝图，争取早期收获，实现“1加1大于2”的效果，确保论坛可持续发展。第三，坚持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中方主张，中拉整体合作同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并行不悖，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第四，坚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中拉论坛框架内的合作要充分考虑相关各方不同利益诉求，照顾彼此舒适度。中国欢迎拉美和加勒比其他地区组织和多边机构积极参与中拉整体合作。

目前，中拉双方已推出“1＋3＋6”合作新框架，促进双边全方位合作的发展。“1”是“一个规划”，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年）》；“3”是“三大引擎”，即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全面发展，力争10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推动扩大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和本币互换；“6”是“六大领域”，即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

四、“特”在工作抓手

“一带一路”建设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抓手之一，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采取“一国一议”“一事一议”的办法，不搞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框架，没有明确的地理界限。

“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创造性倡议，但是要想实现这一宏伟构想，仅凭中国自身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因此，中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精神，力图汇聚起中国、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意愿和力量，让这一远大理想由蓝图转化为现实。而要汇聚各国、各方力量，引导、协调和组织各类政治群体、智库媒体、工商企业、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并且将这种多方参与制度化、高效化、常态化，就必须建立起与“一带一路”新理念相匹配的新型合作架构作为保障，共同打造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新模式。

与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体化模式不同，“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区域合作新架构没有设置传统合作平台所强调的一系列统一门槛和标准，也不将个别领域中的具体指标奉为圭臬，而是主张在不同发展水平上推动沿线国家的设施和产业建设，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地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所推崇的区域合作新架构具有主体多元、方式多样、富有亚洲色彩的鲜明特点，贯穿着包容开放的原则，高度凝聚了中国倡导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打造的新型合作架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参与框架合作并不拘泥于具体形式或者途径。对任何具有合作意愿、认可倡议精神的国家，中国都会予以积极对接，根据实际需求和情况灵活展开合作。

在合作方式上，各国可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双边合作机制，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进行合作规划、建设双边合作示范项目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地在双边层次推进倡议合作。各国也可以通过各类多边合作机制来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以多种方式来汇聚合力、化解疑虑，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这些机制既可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配套新型多边合作机制，也可以是其他成熟的区域合作平台。

在合作主体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固然需要沿线各国在政府层面的携手努力，但是落实各类合作项目的主力军仍然是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推进中，倡议“主张政府为企业牵线搭桥、保驾护航。帮助企业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积极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和民间团体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国中央政府的媒介作用，在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民间机构间形成合力。只有实现合作主体的多元化，才能让沿线各国之间形成立体、深入的互动联系，促使“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项目形成长期、持续的吸引力和生命力，而不是单纯依赖政府的推动和扶植。

在合作水平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不会在自由贸易程度、一体化水平或者其他政策标准上设置门槛。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始终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坚持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为最大限度地适应沿线国家的不同状况和发展需求，尽可能地惠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参与国，中国将与沿线国家一起，不断调整、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具体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的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保持动态的灵活性。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是要通过不拘一格的务实合作让各方在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的状况下都能参与到倡议框架中来，形成发展合力。因此，“一带一路”所倡导的经济合作与开放一方面要坚持“照顾各方舒适度，不强人所难，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还要秉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以点带面、积少成多”的精神，在“行稳致远”中不断提高互信和合作水平。

在合作领域上，虽然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项目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但是在落实中涉及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以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基础，以金融合作为保障，综合推进倡议合作。在务实合作上，中国一直在不断地开拓新领域，尝试新办法，全方位、多领域地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坚持包容开放原则是“一带一路”倡议化解各方疑虑、实现共同合作与发展的理念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在国家、区域和世界各层面上的包容开放，致力于促进区域和世界范围内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市场的深度融合。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是以中国及沿线国家的发展来推动全世界的共同发展，绝非某一国家和地区的一枝独秀，因此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始终要将立足点放在促进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上。

“一带一路”倡议是包容的合作倡议。与很多具有不同程度封闭性的区域合作倡议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在概念上是开放的，旨在建立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一带一路”没有空间和主体限制，只要具有共同参与的愿望，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类合作。“一带一路”不与任何国家、集团竞争和对抗，不会有任何地理范围和准入门槛的自我设限，绝不奉行圈内圈外“泾渭分明”的封闭思维，欢迎一切认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理念的伙伴国家加入。“一带一路”欢迎倡议以外的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协助推进合作框架下的各类项目，加入配套的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共商沿线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明确表示，欢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大洋洲视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向延伸，强调与发达国家的第三方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倡议。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其旗帜鲜明地“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推动各国经济加深融合，共同建设全球价值链，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中国倡导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走向开放而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而非以邻为壑，这是“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的第一层含义。

其次，中国多次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现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互相对接、优势互补”。中国不谋求以“一带一路”替换已有的国际合作机制，也不追求在倡议中占有“主导”地位，更不会按照自身的特殊利益来量身打造所谓的“规则”，攫取国际经济中的势力范围。相反，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利用和增强现有的区域和国际合作机制，确保倡议能够体现出对各参与国和现有国际多边体系的尊重与支持。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提出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确保“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共享性，倡导不同机制间的合作而非对抗，互相支持而非竞争，构成了“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的第二层含义。

截至2019年3月，已有超过125个国家（地区）和29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73份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延伸至拉美等区域，有些拉美国家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已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比如，阿根廷、智利与中国等25国的财政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根据这一指导原则，各国支持金融资源服务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重点加大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产能合作等领域的融资支持。美洲开发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开展联合融资，截至2018年年底已累计投资100多个项目，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外，中国正在创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概念，比如旅游丝绸之路和电子丝绸之路，拉美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参与这些概念框架下的合作。

五、“特”在理论根源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一是来源于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念，二是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三是来源于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可以说，这三个来源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三个自信将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特别是美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

首先，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要求。坚持这一道路和理念，要求中国外交在处理一般性国家间关系时，摒弃丛林法则，坚持国家平等，反对霸权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坚持这一道路和理念，要求中国外交在处理国际热点问题时，始终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反对武力至上，搞政权颠覆。坚持这一道路和理念，要求中国外交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必须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和拓展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权益。反观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维护自身霸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虽然美国在口头上也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但在实践中以“人权高于主权”或“人道主义干涉”等种种理由来干涉别国内政，冷战结束以来更是凭借其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身份在数个国家进行政权颠覆活动。

其次，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拥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的国家。2011年9月《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列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三大必然原因之一。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外交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外交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奉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推介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增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从而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新型挑战提供更多有益的公共产品。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以“独立自主、爱好和平”为政策基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赞同和接受，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等。这些成功的外交实践和理论，将继续是中国外交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六、结语

本文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之处。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战略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大环境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独特外部环境中展开的，其指导思想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采取了结伴不结盟这一独特的外交原则，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工作抓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

推动和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胜利前进的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中国进入民族复兴关键阶段历史进程中，从新时代中国外交波澜壮阔的宏伟实践中产生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以及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搞外交等重大问题，明确了现阶段对外工作的形势、目标和抓手，是一个科学、系统、完备的思想体系。

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有助于我们总体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当今中国正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上，既拥有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又面临空前繁重的发展任务。今后几年既是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实施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期”，又是世界的“秩序嬗变期”和“新旧角力期”，还是各国在合作与对抗、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等重大课题上的抉择期，国际环境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于我有利的一面在于世界仍将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国际力量对比继续趋于平衡；于我不利的一面在于国际政治环境中的危机、紧张面会继续上升，局部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更加激烈，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压力将有增无减。

当前，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时代相互激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在翻开崭新篇章。今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必将得到更大的提高，中国必将在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何方这一重大问题上为世界指引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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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