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始终高度重视自身的理论建设。新时代理论武装是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全面把握理论建设的基本环节、理论武装的重点内容，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

编者按：本文为刘志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名义发表在2023年7月7日《人民日报》。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从我们党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把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要求全党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先后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党内集中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动百年大党自我革命开辟新境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成功经验总结好、学习好，传承好、发扬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创新突破结合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通过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推动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展现新气象。认识上不断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集中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内集中教育，强调：“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在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身参与新时代历次集中教育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内历次集中教育的成功经验，着力聚焦新的时代课题和党内突出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对党内集中教育的重大意义、功能定位、基本要求、主题任务、具体路径和科学方法等提出明确要求、作出深入阐发，形成了关于党内集中教育的系统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是一个主题鲜明、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系统完备的有机整体，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开展什么样的党内集中教育”、“为什么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怎样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丰富和拓展了我们党对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有力指导和推动了新时代历次集中教育的深入开展。实践上不断丰富：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聚焦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成功部署开展了5次党内集中教育。自2013年6月开始，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2015年4月开始，围绕“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要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2016年2月开始，“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2019年5月底开始，以“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为总要求，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2021年2月开始，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要求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新时代的党内集中教育，每一次都是我们党勇于推进自我革命、保持生机活力的成功实践，都是我们党激发干事创业精神、开创历史伟业的广泛动员。经过5次集中教育的革命性锻造，全党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政治锻炼、党性锤炼和实践历练，在思想上更加统一、在政治上更加团结、在作风上更加务实、在行动上更加一致，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不断提高，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制度上不断完善：推动党内集中教育实现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将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新的经验，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建章立制。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再到《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坚持和完善包括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提出“建制度、立规矩，强化刚性执行，推动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出把“两学一做”作为“三会一课”基本内容固定下来，到印发《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印发《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从党史学习教育中要求“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到印发《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党中央先后提出一系列要求、出台一系列文件、规范一系列机制，构建起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内集中教育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鲜明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一系列党内集中教育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联系，辩证统一于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之中，凝结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的鲜明特色。坚持聚焦主题和围绕中心相互结合。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开展的集中教育即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明确突出改进作风这个主题，集中整治“四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大会上指出，“集中教育活动要取得实效，必须找准靶子、点中穴位”。此后，围绕特定主题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成为开展党内教育、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形式。同时，党的建设是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抓学习教育只有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与正在做的事情有机衔接，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和全党工作大局开展集中教育、设定特色主题，坚持把集中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同破解改革发展稳定突出问题和党的建设紧迫问题结合起来，同党和国家重大事件和重要节点结合起来，在做好“结合”文章中实现了相辅相成，有力推动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坚持继承传统和勇于创新有机融合。在新时代开展的5次集中教育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优良传统，将其作为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效武器。同时，立足每次集中教育特点和党员、干部实际需求，我们党与时俱进地推进内容、形式、方法的创新，不断增强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教育形式上，坚持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坚持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在学习内容上，发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紧跟党的创新理论发展步伐，不断进行深化拓展；在宣传引导上，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和载体，更加注重运用互联网开展全方位、多维度传播，重视发挥新媒体作用，使教育生动活泼、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坚持以上率下和层层推开相互贯通。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大多都是将“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作为主要对象，将“绝大多数”普通党员纳入教育范围，以上率下，自上而下，把示范带头贯穿教育活动全过程，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高度重视集中教育部署推进，并切实做到率先垂范，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全党向中央看齐；各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各级领导干部既是活动的组织者、推进者、监督者，更是活动的参与者，亲自抓、走在前，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把党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同时，坚持以党内集中教育引领社会宣传教育，把握广大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全社会组织开展广泛而普及的宣传教育。坚持教育党员和服务群众一体推进。新时代的党内集中教育更加注重发挥广大党员、干部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着力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使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切实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历次集中教育都要求做到以知促行，牢记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把思想认识和党性修养的提高落实到行动上，切实做好群众工作，切实克服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服务，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不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方面做到知行合一。坚持严字当头和务求实效贯穿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在主要做法上都立足于从严从实这一基点，自始至终坚持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以整风精神开展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强调以从严从实作风开展专题教育，防止形式主义，确保取得实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强调真正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在日常、严在经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开展教育同落实“基层减负年”的各项要求结合起来，把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防止重“形”不重“效”，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党史学习教育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强调防止为完成任务应付了事、防止为了博眼球信口开河、防止肤浅化和碎片化；等等。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的成功实践证明，只有严要求、动真格，真实抓、抓真实，党内教育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宝贵经验新时代十年已经开展的5次党内集中教育积累了宝贵的新鲜经验，为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把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以思想教育打头，着力解决学习不深入、思想不统一、行动跟不上的问题，既绵绵用力又集中发力，推动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新时代的党内集中教育，一以贯之的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一以贯之的就是在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上下功夫，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把提高政治能力作为根本要求，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常抓不懈。新时代的党内集中教育，把政治建设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着力强化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把党锻造成一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把解决突出问题作为关键突破，持之以恒开展正风肃纪反腐，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新时代的党内集中教育，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某一时期党内突出问题为出发点和突破口，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检验教育成果、赢得人民拥护、筑牢执政根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不变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崇高的使命，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检视我们党到底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新时代的党内集中教育，重温初心、感悟初心、践行初心，始终坚持真开门、开大门，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诚恳请群众评判，注重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着力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建立长效机制作为重要保障，以制度优势巩固拓展教育成果，推动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要同向发力，这是我们党在实践中探索的重要经验。新时代的党内集中教育，始终把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作为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现有制度没有很好执行的，制定有力措施确保有效执行；对于制度不完善的，充分吸收教育成果及时进行补充完善；对需要建立的新制度，积极探索，抓紧制定完善；对现有制度进行梳理整合，使各项制度能够相互配套、相互衔接。总结、提炼党内集中教育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将教育成果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实现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把推动事业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增强执政本领、提高工作水平、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的生动实践。开展党内集中教育需要提高认识，更需要付诸行动，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新时代的党内集中教育，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着力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更加善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更加善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决防范各种风险失控蔓延，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更加善于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注重解决好出现的新问题，又注重解决好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推动形成了思想自觉引导行动自觉、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的生动局面。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是推动贯彻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的有力举措，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部署。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审定工作方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身示范开讲“第一课”，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阐述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和目标任务，对主题教育各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全党开展主题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宝贵经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主题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根本任务，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更加强劲动力。（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来源：《党建研究》2023年第6期

理论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理论，是由于其能够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去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与必然。一种理论，特别是对于科学的政治理论来说，其理性本质是“理论的”与“现实的”统一。“对于精神的本性来说，最重要之点，不仅是精神自在地是什么和它现实地是什么之间关系，而且是它自知是什么和它现实地是什么之间的关系：因为，精神基本上就是意识，所以这种自知也就是精神的现实性的基本规定。”1“理论的”之意，是一种对客观事物合理性的延展；“现实的”，则意味着从现实性材料中提炼和升华，是从时代、实际的要求出发的。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这三个基本要素是科学理论所必须具备的：首先是有其自己独特的对象领域，即它所指向、所研究的是什么，要弄清它的研究指向，即有对象领域，这是一个理论的主题、内容和目标的客观要求。若是子虚乌有，或游离不定的内容，不可能构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其次是理论的对象必须与实践的对象相一致，这里提到的实践不一定是现时代的实践，也可以是人们过去的实践，它往往表现为历史。理论所研究的领域，同时也是事实上存在的，或事实上存在过的，而不是写小说，可以根据情理需要自行虚构的，这一条体现了理论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理论内容和时代、实践内容的共生同构；最后是每一种理论都必须有自己的逻辑结构和方法，也就是说它必须有一定的理性形式把这些内容构筑起来，否则只有对象、只有内容，没有理性形式，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没有形式的质料一样，是不可能组成为独立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因此，时代、理性、实践是构成理论形态的基本要素，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必须从时代、理性、实践等方面进行论证阐述。时代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或社会团体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和发展趋势，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要素的辩证统一。虽然这个客观性中包含了某些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和努力，但它具有时代的客观性。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时代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2。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由时代发展起来的，理论的性质决定于时代的性质，而作为一种理性的认识形式，它必须以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规律为前提，离开它，它就会丧失根本，如同一朵离开了根的花，失去了活力。从一般意义上讲，理性是指社会历史（主体和客体）发展的合理性。“理性”从广义上说，是指社会历史（主体和客体）发展的合理性。合理性包括两种意义：客观法则（真理）和合人类性（价值）。真理性与价值是具体的、历史的，不论是生存的法则或人的目标，都不是抽象的、僵化的观念的运动。不确定性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发生着不同的意义。有必要指出的是，“有”的合理性，是事物的本质，只有人类的理性才能掌握，所以，“有”的理性就是“知”，没有“知”，“有”就失去了“有”。从这一角度看，存在理性与知性是同构的，是主客观辩证的有机统一。理性是理论的必要前提，也是其内在的内涵，是其存在的实质，也是其作为理论形式的必要前提。虽然这一经验形式在实际应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可以进一步提升到理论形式，但是由于其自身缺少必然性、普遍性、真理性等方面的内容，因而不能称之为理论。实践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有创造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实践是人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这说明它的对象的客观物质世界，其活动的方式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活动，而不是观念的活动，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实践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有创造的活动，统而言之，无论是目的、意识、创造性都是主观的内容，它们是借助于一定主体而存在，因此，如果说物质活动是指实践的客观方式的话，那么，它们则是实践的主观方式，而正是这一实践的主观方式，使得实践真正成为“人的”活动，因为目的、意识、创造性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由此可见，如果说时代是客观条件，理性是主观内涵（这种主观内涵是以客观规律性为内涵，是客观内容的主观形式），那么，实践则是主客观的统一、主客体的统一。实践是理论内容的源泉，是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和正确程度的标准，是理论的最高目的。因此，就理论的内容来讲，实践是它的获取方式和真理标准，就理论的功能来讲，实践是它通向现实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而构成意义的唯一途径。时代、理性、实践是理论之为理论的必要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成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等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的同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对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解放道路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以及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统一起来，一方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攥握其所处时代的现实理性，“一国首先胜利”思想是其独创性的提出和实践。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性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并与时俱进，就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重大问题进行的不断探索和解答。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本质上都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行和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时代的产物，也深刻攥握着时代理性；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性的拓延，又是对当今世界和中国实践理性的深层把握。其内在的理论实质是实现时代、理性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伟大的思想之所以能在人类社会的重大跃进、人类文明的重大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在于其能够解答时代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时代，既是新的历史方位，又是新的历史趋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历史坐标和科学依据，它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目前发展和改革的新特点，对目标任务、理论依据和使命担当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目标任务、社会主要矛盾等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新的理论为时代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国际形势、适应现实需要、顺应人民意愿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的变化，领导人民持续深化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现状和演变，是明晰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前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既明确反映了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又指出了当前社会发展的症结，指出了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实现了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民对美好的生活要求与日俱增，这不仅是对物质和精神，更是对民主、法治、公平、公正、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此外，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不能简单地用落后加以概括，事实上，我国在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才是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因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深刻地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上，必须不断地进行新的理论创新。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形势正在改变。在国际上，中国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使得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深刻和集中；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全面、更深刻、更长远。我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外界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打压、阻遏。在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深刻调整的今天，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当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下，必须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形成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思想以一系列原创性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回应着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离不开新时代的伟大思想的正确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用一系列战略性的举措和变革性的实践奠基突破性的进展，获取标志性的成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平台。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完善的制度支撑起了我国的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时代，指引现实。它强调实践经验，但并不是一种经验形态。它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创建的一种科学理论形态，具有内在的科学理性。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质的延续，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是对当代世界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又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深刻洞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性与当今社会实践理性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拓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如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就可以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理念概括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公平。“现实基础”是社会主义实现第一个跨越的关键。这里，现实基础主要指的是生产力的大发展。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以及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都是错误且需要规避的落后观念。《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成果，却给予了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肯定。其肯定的就是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作出的贡献。“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两个必然”的实现也离不开发展生产力的话题。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不相适应。由此，才有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加以分析，得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自变量的定位。他将生产力发展看成是新的社会形式诞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理念。但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进入实践阶段后的现实情况，让很多国家都暂时性地忽略了生产力发展、“富裕”等理念。社会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原先预期的方式来发展，即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而是直接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起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加之社会主义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过程往往存在着时间长、过程曲折且反复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幼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生产力发展、“富裕”等理念，这些社会主义的根本理念不得不暂时性地被搁置。发展生产力似乎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历史性地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富裕”等理念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关系。社会主义有自己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除了生产力发展和富裕，还包括了社会公平方面的内容。对这一目标的总的概括，就是人人平等、社会公平、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离开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空谈平等和公平，也不能离开平等和公平单一地注重生产力和财富的累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公平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理性本质，统一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程。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便是对社会主义这两点理性本质的具体化，“社会主义本质论”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判断，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我们制度的最大优势。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对科学理论理性的承续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理性的时代续延和发展。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党的建设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党的事业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必须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党的事业发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要加强到哪里。因此，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公平和谐”，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必须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性不仅体现在对内——对当代中国理性的把握，更是体现在对外——对世界发展的内在理性的把握。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内在本质和必然趋势。现代化至少内含着这样的基本内容：一是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西方，经济增长曾是现代化的第一要求，这种经济第一的价值趋向确实带来过很多问题。但就现在的现实情况来说，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依然是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关心的内容，是现代化最基础的部分。二是现代化还是一个总体性概念。除去经济，还包含着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是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只有社会发展诸要素的整体改善，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现代化的价值指向是促进民族和国家的进步。因此，现代化的内容还包括现代化的民族性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探索我国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出现的“趋同论”“全盘西化论”“依附论”，都是对现代化内涵的错误解释，是一种对现代化内涵理解的单一化。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发展道路，对现代化道路特殊性的强调，并非保守主义的表现。这一方面是基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另一方面，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发展道路，也并不排斥外来的各方面优秀成果。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救亡图存，从器物仿制到制度变法，从民主共和到文化启蒙，仿欧、学日、效美……救亡图存是深陷民族危机时期的社会内在理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性要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每一次奋起抗争与上下求索，都是进一步坚定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信心的理性追求。然而，历史实践反复证明，浮于表面的改良运动、旧式的农民战争、照抄照搬的资本主义制度，都不能为中国找到富强之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积极呼应中国社会的内在理性，开辟了一条又一条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统一的中国道路。这意味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开创了中国新的社会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虽然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仍是曲折反复的。三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曲折，从1956年开始的第一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最终以“大跃进”告终；1964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终于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戛然中断；1975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也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终结。三次现代化运动的曲折，使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道阻且长，现代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强民富，而是将社会主义经济从小生产的生产方式转向大生产的技术上来，进而实现“四个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以往的、其他现代化，而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思想。中国式现代化认识到，各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多样性，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可以采取不同的路径选择、不同的推进速度，拒绝把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固定成一种模式在于，不盲目排斥，不削足适履，在吸收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和国内实际国情基础上，为我所用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为逻辑依据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现状及其演变是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但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科学地把握中国国情的变化和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本质与方法是“六个必须坚持”。如果把理论体系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其逻辑本质与方法就是这座大厦之所以如此构成的实质，尽管它看不见、摸不着，不是任何作为实体的一砖一瓦一石，但在本质上，它是使一砖一瓦一石如此构成的内在根据。“六个必须坚持”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特征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它的精髓和灵魂，为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提出了新发展理念，系统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习近平关于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论述，展现了系统、缜密的逻辑内涵。理论转化为现实，变为“物质力量”，需要一系列中介作为保证，这就是党的各个层次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等，而在这些中介层级中，根本中介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因此，深入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基本方略——“十四个坚持”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目的，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在经济建设方面，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巨大跃升，经济总量、市场规模超越其他国家，核心竞争力、生产力水平名列前茅，创新创造能力具有强大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在政治建设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广泛牢固，人民当家作主扎实稳定，充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建成法治中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具有高度的政治文明；在文化建设方面，建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精神在全球广泛传播，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在社会建设方面，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全覆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具有高度的社会文明；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实现碳中和，全面建成美丽中国，天蓝、地绿、水净、山青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普遍形态，具有高度的生态文明。中华民族将以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攥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紧捂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性，紧握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目标，以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适合我国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外交、党建等多个领域多个方面，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它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逻辑主题主线，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逻辑保证，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理论为逻辑基础，以“六个必须坚持”为逻辑本质与方法，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逻辑内涵，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逻辑目的，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真理体系，是一个对象主题鲜明、发展脉理清晰、逻辑理路严密、实践指向明确、创新价值显著的，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生成和实现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精神支撑。四者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四位一体，体现了其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实践根源，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是理论目的。它不仅基于新时代的现实条件、发展特点和目标任务来逻辑地展现其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基本内涵，又依据新的实践内容和新的实践要求，不断指引实践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这充分反映了其基于实践、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实践品格，充分展示其科学理论体系的生成路径和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因实践的丰富发展呈现出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有涉滩之险、有爬坡之艰、有闯关之难，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大变局、大变革、大事件中困难与机遇同在，挑战与希望并存。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不断推进经济建设，在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不断推进政治建设，在坚定文化自信中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建设，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新的伟大胜利，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观察与思考》2023年第4期，注释参考文献略

文明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纵览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以新技术革命、生产力飞跃、政治制度重塑、思想观念变革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变局，为人类文明走向阶段性质变提供了时空场域与历史条件，孕育着人类文明自我更新、自我变革、自我发展的土壤。希望与失望在世界变局中交织，世界变局既可能带来赓续人类文明的希望火种，也可能带来侵蚀文明肌体的消极因素，关键在于处在变局中的人与文明如何把握变局、应对变局与引领变局。理解世界变局必须具备大历史视野与总体性视角，前者从人类发展规律的高度把握世界变局给文明形态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后者从文明形态的内部结构与外部要素的交互作用中把握文明形态的变革趋势与发展脉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人类新一轮世界变局的理性认识，是21世纪人类正在经历的世界变局，反映着世界历史的趋势与潮流。新一轮世界变局对于人类文明的塑造作用是空前的，将给文明形态带来历史性的变革，这构成我们思考文明未来图景的基本前提。一、文明的本质界定与成长规律文明是极富魅力的概念，也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文明在概念界定上的理论困难，反映出文明本身的多元维度与复杂面向。一般而言，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与制度成果的总称，文明形态是对文明发展状态及其本质特征的概括。文明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自然界的生命有机体类似，文明是由人的实践推动创造的生命有机体。（一）何以“文明”：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文明是人类把握历史的基本单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应“以文明为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来观看历史，将国家视为文明生命中一些从属和短暂的政治现象，因为国家会在文明之中出现又消失”。①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②文明作为一个历史命题，其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以宏大的历史叙事、广阔的历史尺度、总体的历史视角、清晰的历史意识来研判世界历史的。正因如此，文明从本质上契合人类探索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需要。历史唯物主义最为彻底地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深入世界历史的本质维度把握人类文明。唯心主义历史观抽象地发展了文明的精神面向，往往以假设代替文明发展的史实，无法正确认识文明发展的深层原因，具有历史认识上的不彻底性。恩格斯对此作出批评，指出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看来，“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③超越历史唯心主义对文明认识的不彻底性，历史唯物主义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内在地把握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对文明发展的实质与趋势作出深刻阐释。对此，我们可以立足于“实践的事情”与“社会的素质”这两个命题深化对文明的理性认识。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④一方面，文明是“实践的事情”，表明文明是人类实践的结晶。文明是无数“现实的个人”在实践中、在历史中创造的，是无数生命智慧的历史汇聚与有机加总，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高成果。另一方面，文明是“社会的素质”，表明文明反映着社会发展的状态，构成了社会进步的标志。文明与野蛮相对立，作为评价历史发展的积极尺度，是对于历史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文明的发展与变革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基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他认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①而跨越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在于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寄生阶级的出现以及私有制的产生。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有一系列基本条件，通过一系列物质表征与精神表征展现出来。归根到底，塑造文明形态的根本力量在于生产力，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成果，生产力是塑造文明形态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文明的物质基础既具有历史性、继承性，又具有发展性、变革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②人类文明总体上是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演进的。生产方式是界定文明形态的根本标准、是文明形态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生活方式是判定文明形态的基本标准，发展方式是把握文明形态走向的重要标尺。基于此，我们可以将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文明形态划分为原始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五个基本类型，不同文明形态之间有着质的规定性上的差异。（二）三大形态：文明的内在结构作为生命有机体，文明的内在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文明的物质形态，即与生命体的“肉身”类似的结构，是文明存在的基础形态；第二，文明的制度形态是文明的“骨骼”，文明的有序运转与良性发展需要有坚硬的骨骼作为支撑；第三，文明的精神形态是文明的“灵魂”，标志着文明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物质形态是文明的“肉身”。物质形态是有形的，是文明发展状态的直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把握“现实的个人”必须考察“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③差异化的自然地理条件、物质生产条件对于生产力发展起着约束作用，也为文明的发展划定了基本的边界。任何一个文明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条件，厚植了文明发展的经济结构基础；脆弱的物质基础与自然条件，使得文明陷入发展停滞或发展缓慢的历史局面。新技术革命带来物质生产与文明形态的飞跃，纵览人类文明史，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智能革命的发生与发展，都为文明的物质形态变革创造了根本性的条件。人类更高文明形态的变革，从根本上要依托于更高层次的物质生产变革，智能革命是推动新一轮文明形态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制度形态是文明的“骨骼”。文明的制度形态具有多样性、层次性，既包括经济制度、行政制度、政党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等由国家主导推行的制度，又包括宗教制度、教阶制度等在精神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还包括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凝结而成的制度（如民间信贷制度、饮食制度等）。制度形态为文明运转提供了根本性条件，构成了文明在结构层面的丰富面向。文明的制度形态具有历史性，一些落后的制度在文明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会被淘汰，例如奴隶制度、等级制度、种姓制度等。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的特有功绩，他认为大革命“并不像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样，要改变我们的文明迄今具有的特点，阻止文明的进步，也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我们西方人类社会赖以依存的根本法律……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①法国大革命推动着文明制度形态的变革，塑造出更符合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要求的制度形式。精神形态是文明的“灵魂”。文明的精神形态是无形的、内在的，但又有现实的表现。在福泽谕吉看来，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②文明的精神形态具有渗透性，它渗透于文明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人的文化创造与精神生产之上，体现在人的行动方式与人生选择中。生活在文明中的人们，对于文明精神产物是“日用而不知”的，因而，文明的精神形态对于人们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性质。文明的精神形态具有超越性，它标志着一个文明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与历史高度，反映出一个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区别的异质性。如果说一个文明引领着人类文明发展之潮流，那么这一文明必定在精神形态上有所突破，必定会创造出贡献于全人类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三）兴衰沉浮：文明的成长规律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明的盛衰沉浮史。众多伟大的文明显赫一时，但最终陨落为历史中的尘埃，成为现代博物馆中留存的历史遗迹。在跌宕起伏的文明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任何文明的成长都是由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共同塑造的。一个文明的成长，既有推力，也有拉力，二者共同左右着文明演化的方向。人总是生活于特定的文明之中，受到文明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自在地推动着文明的传承、延续、创造乃至颠覆。化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说法，现实的个人既是文明的“剧作者”，又是文明的“剧中人物”。文明的兴衰沉浮，正是凝结于无数现实的个人所塑造的“历史合力”中，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从文明兴衰沉浮的一般历史趋势来看，文明作为生命有机体，在其生命周期中会出现自我肯定、自我否定、自我变革、自我衰落、交往互动等生命特性。任何一个文明的存在，都需要自我肯定，这种自我肯定既体现在心理层面，又体现在物质与评价层面。从心理状态上看，任何文明的成员都共享着文明自信。在长期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文明成员趋向于相信本文明的独特性、优越性，趋向于守望本文明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与思想观念，趋向于继承与发展本文明独特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基因。文明自信是一个文明得以延续的社会心理条件，也是文明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重要表现，是文明自我肯定的社会心理形式。从文明的绵延上看，文明的自我肯定具体表现在后代对于文明历史成果的继承与发展上，具有特定的物质表现。从评价视角看，“他者”的肯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明自我肯定状态的延伸或补充。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与现实中得到了来自许多西方思想界的积极评价，例如，威尔·杜兰就认为，“中国文化乃是世界文明重大成就之一”。①诚然，文明也会呈现出自我否定的趋势，总是需要应对与解决文明内部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文明的内部矛盾是复杂的，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明的矛盾主要体现在阶级矛盾上。阶级矛盾贯穿着人类文明史，“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②毛泽东也注重从阶级史观出发来把握数千年文明史的发展演化过程，他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③阶级斗争是文明发展的直接动力，从封建主义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转变，推动实现人的政治解放，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次历史性进步，但仍然具有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更高层次的人的解放才能体现出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文明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变革、推进自我超越，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从而得以赓续与发展。文明的自我变革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文明缓慢的、局部的变革，称之为改革；另一种是文明激进的、剧烈的变革，称之为革命。选择改革，还是选择革命，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到，“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①古代中国的文明形态相比于同期的其他文明形态来说具有先进性，但在近代转向时却落后于世界文明之潮流，最终陷入文明蒙尘的境地。因此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需要一场具有根本意义的革命，才能彻底解决封建主义文明中存在的制度性问题。而随着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的不断确立，改革成为社会主义文明自我完善的基本手段，通过七十多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得以探索出全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人类文明史上，文明的衰落并不鲜见。从根本上看，文明之所以由盛转衰，是因为缺乏进一步突破性发展的动力，抑或是由于过度扩张导致文明的经济基础与综合实力的衰落。汤因比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我们可以把一个成长中的文明定义为经济、政治以及狭义的‘文化’等文化要素和谐一致的文明。同理，一个分崩离析的文明就是三个文化要素彼此冲突的文明。”②文明的衰落乃至崩溃，是文明各组成要素之间发生结构性冲突的结果。当然，文明丧失创造性也是导致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汤因比将文明衰落的本质总结概括为如下三点，即“少数创造性群体丧失了创造能力，大多数人不再进行相应的模仿，随后整个社会出现分裂。”③虽然这一观点难免落入精英史观之窠臼，未能全面辨识文明发展动力之根源，但这也提出一个不容忽视的观点，那就是丧失创造性对于文明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文明的交往互动丰富了文明的多样性，塑造了文明发展的可能性。文明是在交往互动中发展的，存在着不同的交往方式，包括冲突、对抗、隔绝、互鉴、对话，等等。人类文明的共性、共识正是在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正如罗素所言，“过去，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常常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④文明的交往并不必然导致文明自身特征的式微，根据布罗代尔的看法，“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是许许多多个世纪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⑤文明的交往方式具有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条件对于文明交往的状态具有根本的约束作用，制约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推动着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推动着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文明普遍交往。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也就导致了其所主导的文明交往范式的历史局限性，换言之，这种范式仍然具有非正义的性质。二、世界变局塑造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走向世界变局意味着人类文明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①世界变局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观点，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方位的历史性判断与规律性认识。世界变局论的基本时间尺度是“百年”，但具有大历史视野，是从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尺度来把握人类文明的现时代变革与未来性趋势。世界变局就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表明不同世界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与显著差异。不同于历史终结论将“自由民主”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价值悬设，世界变局论从根本上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时代性，注重从物质生产的根源出发、从世界政治格局的现实出发、从全球治理的趋势出发来把握文明形态的“变”与“不变”，从来不抽象地谈论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因而能够科学地把握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发生的变革性趋势。（一）产业革命与技术变革塑造文明形态的底层结构托夫勒以“浪潮”概念作为界说标准，将人类文明史上科技的巨大飞跃划分为三次浪潮，其中，工业革命“掀起了第二次浪潮，创造了一个奇异、强大、精力充沛的对立文明。工业主义不仅仅是烟囱和流水线，更是丰富多元的社会制度，触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冲击第一次浪潮社会的所有内涵”。②工业革命驱动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为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根本塑造力量，从根本上决定着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形态、制度形态与精神形态的表现形式。在２１世纪的世界变局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颠覆性的科技革命对文明形态具有底层结构上的塑造作用，这种塑造具有革命性意义。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技术革命相比，本轮技术革命在改变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度与广度上前所未有，科技进步的速度呈指数级之势，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量子信息、生命健康、脑科学、空天深海等前沿领域科技可能带来的迅猛发展，将使得文明形态的变革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者施瓦布认为，人类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他将技术驱动力划分为物理类、数字类和生物类三个类别，涵盖无人驾驶、３Ｄ打印、高级机器人、新材料、物联网、生物基因工程等方面。①托夫勒则深刻认识到“第三次浪潮”之于文明形态变革的决定性意义，他认为“人类面临一次量子跃迁，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社会变动和创造性的重组。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却参与了建立新文明的基层工作。”②当前，学术界对于驱动世界变局的新技术革命的界说尚有争议，不论是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抑或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升级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世界历史事实，那就是文明正经历的智能化、电子化、信息化的革命性趋势。任何文明都置身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都置身于世界变局的技术变迁历程中，所以抓住世界变局机遇的文明将走在世界历史的最前沿。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领域，文明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由此得以历史性重塑。在此基础上，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在传统意义上，文明局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之内，即便地理意义上的文明边界并不总是那么清晰，但大体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边界。但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与成熟，文明的空间向虚拟世界延伸，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连接将塑造出文明形态新的空间载体。以新冠疫情为例，在世纪疫情的影响下，人们的工作空间、生活空间、学习空间、交往空间发生了很大变化，虚拟空间的应用效能得到展现，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织愈加密切，文明的空间形态正经历历史性重塑。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加速”是世界变局中文明发展的时间态势，新技术条件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加速，文明发展演进的时间也在加速。根据马克思的解释，“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③将这一观察应用于当前的世界变局，依旧展现出这一判断所具有的深邃历史洞见。随着新技术条件的不断成熟，空间上的分离不再成为文明交往与发展的阻碍，用时间消灭空间乃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趋势。（二）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化推动文明力量对比的历史调整世界变局的时间叙事背后牵引着复杂的文明叙事。世界变局之变，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世界格局之变。世界格局的调整，从深层次上看乃是文明间力量对比的调整。自１５世纪开辟新航路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历经了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的现代性转型，成为世界历史的先行者。一方面，由于历史积累起的优势因素，现如今西方文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中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不同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亨廷顿的预判依旧富有洞见，“文明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①当然，这种变化的产生是历史的、渐进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世界变局加速了文明之间相对力量对比的历史趋势。西方文明的相对衰落，主要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陷、西方治理体系的现实危机等结构性因素关联在一起。从经济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限制与压缩了西方文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困境的体现，实体经济中供给端与需求端存在着巨大矛盾，体现出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中心的全球化存在着历史限度。从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弊端在世界变局中进一步展现，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斗争导致民主政治难以实现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西方民主政治的短期行为盛行而无法更为长远地考虑文明与国家发展的未来需要，西方民主政治中繁杂的程序性规定难以带来民主预期的实质性繁荣，西方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的盛行表现出西方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等等。除此之外，在公民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都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共同导致了西方文明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趋势。中国崛起以及中华文明的复兴，发展中国家影响力与话语权的集体上升，是世界变局中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世界变局的推动下，“中心—外围”的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在世界变局中，中国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世界形象，展现出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和合文化基因，展现出不同于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路径。“坚持胸怀天下”②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应对世界变局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拓宽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激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自信地探索具有本文明特性、本民族特性的发展道路。每一个文明在历史中都应当找到自身独特存在的位置，都应当一同在世界变局中找寻共存共生之道，都应当在世界变局中进一步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文明的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是在世界变局中得到进一步确证的历史趋势。（三）“普世文明”神话的终结推动文明价值理想的重塑思想观念的变迁折射出世界历史的变迁。世界变局具有本源性意义，带来了人类对于时代的根本反思与思想观念的普遍解放。非西方文明开始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作出历史性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对于世界变局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解释力与影响力逐渐走向衰落。西方中心主义的式微，是世界变局在观念层面的反映。应当说，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历史原则、理论视角与价值立场的总称，表现为欧洲中心主义、美国例外主义等理论叙事，其内核在于西方文明优越论，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色彩。就美国例外主义而言，不论是“山巅之城”，还是“上帝的选民”，都体现出一种以美国为本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深层次嵌入美国的内外政策制定、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之中，发展到极致便不可避免地走向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零和博弈的深渊。“普世价值”是与“普世文明”相对应的价值主张。亨廷顿对此有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２０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①实际上，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深刻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②“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③资本主义文明宣称自身的文明是“普世文明”，一方面运用武力对外进行文明的征服，另一方面对外输出文明的价值观念，由此产生了文明霸权主义。在考察印度问题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文明的伪善面作出深刻批评，“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④在世界变局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根基在动摇、观念根基在松动，双重标准的事实揭开了价值中立的虚构神话，西方话语构建出的理性世界、文明神话走下神坛。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支撑，这一制度形式有着内在的矛盾。资本主义实现资本增殖的本性与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在现时代，西方发达国家推进技术霸权、垄断各类资源、牟取超额利润、遏制他国发展，同时又通过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阐释，对于这些行为进行合理化与美化，将其“文明化”。这种美化的西方文明神话具有迷惑性与欺骗性，以至于在过去被当作普遍的历史铁律。但是，悬殊的贫富差距、固化的阶层壁垒、困顿的治理格局、衰落的经济发展、分裂的社会生活在世界变局中又通过具体事件表现出来。资本主义文明的制度缺陷与社会矛盾在世界历史变局中得到系统显现，已经无法支撑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叙事。伴随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性衰落，重新发现中国、合理看待西方、科学认识文明便成为了时代的深层主题。早在２０世纪初，著名哲学家罗素便已认识到“中国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问题即便与中国以外的任何人不相干，也仍有重大意义。原因是，中国人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①现如今，“中国问题”在世界历史变局中的意义，又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治理成就的取得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而不断上升。而这些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教条性知识所无法科学解释的。诚然，纵观世界变局中思想观念的演变，西方中心主义的衰落，意味着我们应当重新建构起符合世界历史需要的文明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确立起某种以东方或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原则，因为任何“中心论”都是非历史的。（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文明交往方式的深层变革在世界变局中，人类面临着安全、发展、气候变化、文明交往等全球性挑战，在广度、深度、力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一个文明实体能够置身事外。世界变局深层次暴露出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风险社会性质，以及现代文明所潜藏的风险扩散危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直接用“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来形象地阐释风险社会的特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共存是世界变局中危机的突出表现，其中文明所遭遇的现代风险主要有两种特点。一是风险的不易感知性，如贝克所言，“但在今天，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②人们难以预测下一个风险到来的时间与地点，研判与处置风险的难度大幅增加。二是风险具有世界性，“风险产生了新的国际不平等，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的不平等；其次是工业化国家间的不平等”，③风险具有背反的性质，不仅意味着不同地理空间风险边界的模糊化、风险影响的扩大化，还意味着不同地理空间范围内不平等的固化乃至于强化。这突出体现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生物安全、网络安全、难民危机中，全球治理的挑战更趋严峻、多样化与复杂化。对此，正如习近平所言，“全球治理应该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④旧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与世界变局中人类共生共存需要不相适应的部分，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趋势不相适应的部分，应当予以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治理规则的总称，包含着全球经济治理、科技治理、卫生治理、人权治理、环境治理、气候治理等基本面向，牵涉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关涉每一个文明的诉求。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一个历史性难题，全球治理在操作层面涉及政治行为体，在价值层面还涉及文明行为体。政治行为体与文明行为体是互为表里的，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统一于民族国家这一主体上。文明行为体彰显着政治行为体的价值内核，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都会体现出其文明行为体的特质。全球治理最深层次的变革，必须诉诸文明交往方式的变革。不从根本上改变文明交往方式，就难以应对与解决世界变局中全球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在历史上，西方主导的文明交往方式往往带有零和博弈、霸权强权的色彩，不同文明在交往中并没有确立起平等的主体地位，甚至在历史上出现了殖民扩张、奴隶贸易等文明交往的黑暗一页。应对世界变局给全人类带来的历史性挑战，文明交往不应存在或显或隐、或深或浅的等级之分，各国之间应当积极推动构建理性化的协商程序、共识性的规则规范、可持续性的共同发展方式，追求最大化的共同利益、肯定性的共同价值，秉持着平等、尊重、开放、包容、信任的交往原则，共同推动文明交往方式的变革。三、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的创生这里所指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专有概念，指代生成于现代中国的文明形态，其在世界变局中得以最终成型。习近平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命题，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中国形态。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从人类现代化历程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创造出的文明形态，是具有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双重底蕴的现代文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一个接续探索的历史过程，其特质与优越性在世界变局中得以充分展现。（一）文明的活的灵魂：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催生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发展，是在先进理论的指引下生成的。回溯人类文明发展史，文明的历史性发展与人类思想的历史性突破具有深度关联性，“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①雅斯贝斯将公元前８００年到公元前２００年的历史阶段称为轴心时代，他认为“这个时代挤满了不寻常的事件”。②在雅斯贝斯所指涉的轴心时代里，中国、印度、西方发生的不寻常事件主要关涉人类的精神领域、思想领域，人类思想的基本范畴得以形成，这三个区域“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纪里完成的创造，成为其后全部人类精神的历史基础”。③轴心时代具有奠基性、突破性意义，形成了为后世所延续并发展的精神传统。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各文明之间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交织碰撞，２１世纪是否将成为新轴心时代成为思想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世界变局孕育着人类文明新的思想成长空间，其突出特点就在于人类思想的一次普遍解放，西方中心主义失去其曾经长期具有的主导性话语权。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洞察世界变局的理论指南，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应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为推动新轴心时代的来临创造思想条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指导思想。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批判性发展，始终沿着人类文明史的历史逻辑来推动自身发展。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④同样，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回答了世界变局中所提出的重大时代问题，回应了“世界怎么了？”“文明向何处去？”等历史之问，提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方案，推动形成具有21世纪世界历史高度的文明形态。21世纪马克思主义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核、思想内核、精神内核。从价值内核上看，以人民为中心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主张。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有着两个层面的基本诉求：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所言，“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出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规定性。二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物质、精神、交往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从思想内核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根本思想指南，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划时代变革在思想层面上的基本体现。从精神内核上看，在现代中国，政党精神引领着文明精神的历史性建构。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精神内在的精神资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起独特的精神传统，聚合起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共同凝结为中华文明在２１世纪世界历史维度上的精神诉求。（二）文明的内生动力：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资本所具有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他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②但这种“伟大的文明作用”有其发挥的历史限度，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具有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文明形态变革，必须找到代表世界历史潮流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动力之问。中国之所以能够历史性地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因为把握了世界变局的历史性机遇，开启并推进了发展方式的自我革命。推进发展方式的自我革命，需要对发展方位、发展理念、发展目标进行整体性研判与前瞻性把握。中国共产党通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把握世界变局中推动文明发展的历史本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寻求内生性的发展动力。新发展阶段是世界变局下中国所处的发展方位，是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阶段，实际上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基本定型转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发展理念，整体性地体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发展方式上所致力于实现的历史性变革，体现出中国应对世界变局的历史性发展抉择。从内容上看，“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③创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提供根本动力，包含着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内涵，其中最为根本的是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①协调发展理念强调人类文明新形态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形成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文明发展格局。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重塑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通过这种结构性调整来赋能文明的发展。绿色发展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不仅作用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我变革，还为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中国所郑重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体现出中国推进绿色发展方式的历史决心，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文明意义。开放发展理念强调实现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良性互动，强调文明智慧的相互借鉴、文明发展的共同推进，以开放发展塑造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共享发展理念强调文明发展的根本导向，强调发展的实践主体与受益主体的统一。（三）文明的微观基础：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的实践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不仅包含宏大的历史叙事，更包含微观的生活叙事。“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便在于人之生活的基本境遇”，②一个文明所具有的特质，集中体现在生活于文明之中的个体身上，集中体现在文明所展现出的社会面貌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微观基础，体现在新时代中国所致力于创造的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上。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本质关联的命题，二者有着不同的侧重，也有着统一性的基础。美好生活，主要关涉个体的生活状态；美好社会，主要关涉社会有机体的面貌与状态。二者的共同基础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③从世界变局的历史视角来看，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实质上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活方式与社会有机体面貌上的历史性变革。美好生活的历史性实践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活方式变革，塑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生活状态。美好生活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命题，最深刻地体现出一个文明的理想维度与现实维度。每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感性认识、主观想象与现实探索都是不同的。但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变革的生活状态，是美好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绿色生活的有机统一体。文明形态的变革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具有直接相关性，例如，生态文明落脚到人的生活层面就体现在绿色生活之上。美好社会的历史性实践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图景变革，塑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社会有机体状态。美好社会的内在规定性体现在四个层面，分别是人民社会、共同富裕社会、德法共治社会与友好型社会，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社会创造。人民社会，展现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人民性、公共性，彰显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机联结与良性交往状态，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真正成为自己主人的社会。共同富裕社会，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共享性，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是公正、平等、团结的社会。德法共治社会，是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的社会，是制度文明充分发展的社会，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确定性、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友好型社会，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业友好型社会、家庭友好型社会的总称，是人与文明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包容性。这四个维度的社会图景对应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变革，具有整体性，共同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蕴。（四）文明的制度创造：独特的制度结构和治理形式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制度文明贯穿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各组成部分之中，是一个有机整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①经过长期的制度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探索出系统的、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体系，形成了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规定性的制度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用制度的力量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是文明有效运转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推动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秩序。制度优势既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②同时也是一个文明发展的最大优势与根本优势。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变局中展现出强大的文明生命力，最为根本的就是拥有独特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能够有效地把握与应对世界变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时空上的规定性与差异性，建构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必须关注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中国历史文化的约束性条件。亨廷顿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党对广大群众具有号召力，并通过一个有效的组织把民众维系在自己的周围。”③政党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同时也从政治层面引领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是否将群众号召起来、凝聚起来，影响着一个文明的生命力，考验着现代政党的基本能力。在世界变局中，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不确定性的因素显著增加、变革性的要素明显增多。不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是在国内的治理中，政党作用的发挥便显得尤为关键。中国共产党是初心型政党，又是使命型政党，致力于贯通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伟大使命，围绕着初心和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塑造有力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与执行能力。党的领导的根本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性优势有机结合，成为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创生与发展的坚实制度保障。正如习近平所言，“党的坚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基石具有整体性，可以推动其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变革。现代中国所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经济领域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优势，在政治领域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的体系化优势，在文化领域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先进性优势，在社会领域发挥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治理性优势，在生态领域发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自然性优势。结构性优势、体系化优势、先进性优势、治理性优势、自然性优势，共同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制度优势。进一步看，这些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特性的制度优势，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制度与文明领导主体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明发展的政治责任与政党承诺。政党承诺在中国的制度文明中具有优先地位，体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责任伦理意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关切。四、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未来性向度世界变局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未来是一种时间叙事，未来图景的塑造必然要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思考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未来图景，必须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立场上，整体关切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并积极运用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益成果，为人类文明的划时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一）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之问百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于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接触曾有过这样的观察与追问，“西方文明和天朝帝国文明正在中国发生密切接触。我们不得而知的是，这一接触能否产生比两种母体文明都要优异的新文明，或者说这种接触只会摧毁本土文化，代之以美国文化。”①站在百年后的历史视角回溯罗素的问题，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为遭遇西方文明而被摧毁，反而因为社会主义文明的积极因素使中华文明在２０世纪、２１世纪的中国实现了历史性发展，中华文明被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中国得以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向未来，世界变局的时代洪流将把人类文明带向何处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时代关切。对此，我们必须具体分析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第一，文明的冲突是不是人类的必然命运？文明既是具有自然性、生成性的实体，又包含着建构性的成分。文明的理想与价值，既具有客观基础，也包含着主观建构的内容。在世界变局中，西方的一些理论与政治主张将文明冲突与矛盾的面向扩大化、夸大化，遮蔽住文明的共同性与发展性的面向，从而基于“普世价值”等价值理念试图建构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场。这种建构显然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乃至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与工具。应当说，人类有能力共同应对世界变局造成的各种挑战，有能力、有意愿、有需要凝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逆全球化、保护主义、霸权主义都不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文明的冲突并不是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的必然命运。第二，历史是否在世界变局中终结？“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依旧认为短期的起伏兴衰并不能阻碍民主理想的力量，“尽管世界政治有短期的起伏兴衰，民主理想仍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②“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③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表明，“历史终结论”并不能够彻底解释人类文明的历史走向，特别是不能够解释世界变局中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历史终结论”存在的问题不仅在于它被世界变局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事实所证伪，不仅在于自由民主的理念与真实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还在于理论本身是基于抽象理念的哲学论证而形成的，缺乏根本的解释力。世界变局不会按照“历史终结论”所预设的方向发展，人类文明不会也不可能竞相走向历史的终结。第三，世界历史是否依旧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的方向演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许多人动摇了对人类文明将继续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误解与质疑。这实质上是未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及其当代发展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变局仍然具有彻底的解释力，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从不基于某些抽象的理念对历史作出哲学论证，而是深入物质生产的本质性维度把握世界历史的走向及其趋势。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是具体的、鲜活的、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直面世界变局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挑战，力求彻底解释变局、积极引领变局。世界历史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趋势没有改变，世界变局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当代例证。（二）超越“普世文明”：走向文明自觉的多元现代性图景“普世文明”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产物，将其视作全人类普遍的文明形态仅仅只是意识形态与概念上的幻象。世界变局的纵深拓展，愈加证明了人类文明不可能均质化、同质性地走向单一形态，进一步印证了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不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成功走向现代化，要想能够有效应对世界变局带来的挑战，就必须充分挖掘本土文明的优势与特质，超越“普世文明”的理论预设与幻象，着力探索出文明自觉高度的现代化道路。世界变局中展现的文明发展趋势表明，“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①关于现代性的未来图景，学界聚焦于多元现代性、复杂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等概念命题，②作出了富有成效的理论研讨。实际上，从世界变局所揭示的人类文明发展趋势来看，文明自觉的多元现代性图景更可能成为未来现代化发展与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更契合人类文明应对世界变局、走出世界变局的历史需要。文明自觉，强调熔铸不同文明的历史基因、文化基因、精神基因，强调赓续不同文明的宝贵遗产，发扬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文明自觉的现代性，强调在世界变局的影响下，人类现代化道路朝着多样性的方向发展。植根不同文明基础上的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方式得以在世界舞台上共存，而不是仅有一种线性、一元的现代化模式主导人类现代化历程。不论是先发的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只要是结合自身文明特性、国情实际、人民需要探索出的现代化道路，都应当予以尊重。从心理层面上看，不同文明成员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对本文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葆有自豪感、尊严感、认同感，努力将历史文化、现代化发展与文明进步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能走割裂自身的文明传统而移植“他者”的现代化道路。在文明自觉的现代性图景中，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智慧与成果，而不应抱有先发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感、后发现代化道路的自卑感，应当着力建立起具有韧性、包容性的现代化文明共同体，从而共同应对世界变局带来的复杂性挑战，使现代化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建构文明自觉的多元现代性图景具有历史艰巨性，必须要解决一系列基础性问题。第一，解决由于现代化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南北差距、贫富差距问题，在深入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通过推进全球贫困治理与共享实践，推动各文明历史地、渐进地走向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所言：“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①第二，各民族、国家必须首先解决内部的经济社会问题，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础关系，协调好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时序关系，发展出具有２１世纪世界历史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与文明形态。第三，构建起与各文明实体的文化底蕴、价值理念、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因素相适应的现代化精神世界，在精神上获得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独立与自我觉醒。第四，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进程，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物的现代化发展与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统一。第五，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改善，在兼顾现代化发展合理需要的前提下，解决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生态环境危机。第六，摆脱“依附”，推进现代化道路的独立自主建构。对于一个现代化文明而言，独立自主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要推进本民族国家的对外开放，积极推动国际经贸规则朝着更加公正、合理、透明的方向发展。（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走向更高历史位阶的社会主义文明图景社会主义文明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超越。但是，社会主义文明是不断发展的，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文明是一个世界历史性课题，必须结合历史条件加以具体考量。世界变局充分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应对变局的显著优势，展现出社会主义价值的优越性，展现出社会主义实践的生命力，蕴含着社会主义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契机。对此，进一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必须将宏观的大历史视野与具体的小历史视角结合起来，在世界变局中把握社会主义文明的未来图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性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社会主义文明样本，为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明确了历史坐标系。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在中，我们可以透视社会主义文明的未来。更高历史位阶的社会主义文明图景，是建立在不断确证、激活与发展社会主义文明特质基础上的，更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文明的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明更能够推动未来生产力的发展，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长久生命力。智能革命是世界变局呈现出的历史趋势，何种文明能够更好地容纳未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其就能够应对世界变局、引领世界历史。社会主义文明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能够适应智能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主义文明更符合民主的本质与要求，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具有政治优势。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更能够引领世界民主潮流，“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①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了民主的历史形态，将民主的权利真正赋予人民，回归了民主的真谛。社会主义文明更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走向，真正建立起属于人民的社会，而非形成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市民社会，从而历史地形成崭新的社会有机体形式，展现出社会主义文明对于社会建设的积极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是人民的文明，更高历史位阶的社会主义文明将更好地解决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文明的悖论”。文明的核心是人，文明的宏大叙事背后是无数现实的个人。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②这形成了文明的悖论。文明的发展本应是人的产物，却异化为压迫人、剥削人的存在。历史地看，由于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明的许多优势尚未得到全面体现。推进更高历史位阶的社会主义文明，将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文明对于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在世界变局中进一步展现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质，从而更高层次地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历史地推进追求人的自由个性与历史解放的过程。（四）超越文明冲突：走向美美与共的文明交往图景世界历史是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文明之间的实质性交往，历史也就越走向世界历史。世界变局深刻改变着文明的交往关系、交往状态，既存在反全球化、霸权主义等文明交往的阻滞性因素，也存在推动文明交往互鉴的建构性因素，阻滞性因素与建构性因素共存于世界变局之中，构成了世界变局文明交往的两个面向。文明冲突并不符合世界历史的潮流与趋势。汤因比对于文明交往的历史意义有着深刻的洞见，他指出，“长期而言，印度和中国很可能会对我们西方生活产生深远得多的影响，远远超过俄罗斯以它的共产主义所希望产生的影响。”③西方文明在世界变局中的发展，同样需要吸收来自其他文明的智慧。擘画出全新的文明交往图景，推动人类共同应对世界变局，符合世界历史的趋势。人类大家庭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交往理念与交往愿景。这里所指的人类大家庭是平等、民主、公平的大家庭，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权威性文明或中心性文明，更不接受霸权性文明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构性阻碍。每一个文明实体、国家实体都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与一分子，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不对称状态将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人类大家庭中，不仅存在着利益关系，更包含着更深层次的情感关系、价值关系。人类大家庭是一个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文明交往场域，精神纽带、情感纽带、价值纽带、信念纽带是家庭之所以得以维系的关键因素。人类大家庭的形成，需要观照不同文明的利益诉求与文化特性，需要以现实的行动尽可能弥合“自我”与“他者”之间在视角、立场上的差异，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协调文明之间在利益上与价值上存在的冲突与矛盾，走向和谐、共生与共识。人类大家庭是由无数不同规模的家庭汇聚而成的，“亚太是个大家庭”，①“全非洲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大家庭”，②“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③“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④无数文明小家庭联结成文明大家庭。人类大家庭塑造出人类交往的新形态，以一个跨越政治实体、文明实体的人类大家庭来重构文明关系，推动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人类大家庭的文明交往图景，将更加注重创造世界性的美好生活，将更加注重文明之间的美美与共，在世界变局中具有现实性的平台与载体。大家庭绝不是抽象的、可望不可即的文明交往理念，其具有现实性、可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文明大家庭建立的世界历史载体。中国在推动人类文明大家庭中作出的建设性贡献，将形成与其他文明、国家之间的协同效应，更加精细地擘画出“大家庭”般美美与共的文明交往图景。这一文明交往图景为人类谋划了走出世界变局的历史出路，将世界导向一个新的方向，即美好世界。美好世界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必将成为文明之间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做了经典表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结合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并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深刻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地位，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系统梳理并科学阐释这些新观点与新思想，既是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应有之义。一、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生成依据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生成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马克思主义关于传统文化的思想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考察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土壤，始终坚持科学的视角、方法与态度，永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色的同时具有深厚的理论滋养。一是在批判中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受既往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影响，传统文化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陈旧过时甚至是腐朽落后的部分，但另一方面也凝结了时代的精华，因而要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二是在继承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指出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指明只有善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把握作为现实发展的“既定条件”，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时代发展。三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自身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并不一定与同时代保持一致，这就使得“人们在以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可以充分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在文化创新中为时代服务。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夯实了历史根基。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百年党史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与主要立场。一是纵观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等传统文化继承方针。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也强调要重视历史文化，并借用《礼记·礼运》中“小康”一词来指代中国的现代化。江泽民也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在国家治理中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胡锦涛则进一步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发展方向、挖掘保护、教育开发等内容。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从精神命脉、文化基因、突出优势等多个视角阐释延续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迈上新的台阶。二是横览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有稳定立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为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历史文化支撑。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使中华文化再次迸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奠定了现实基础。理论只有回应时代课题、诠释发展使命、满足现实需要，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习近平在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始终立足于新的时代方位，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厚的思想资源与精神激励，为治国理政服务，具有强有力的现实支撑。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于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当前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启示、制度启发、经验借鉴，更重要的是，作为民族自尊自信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二是化解现实困境、解决发展难题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内发展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满足人民对美好且丰盈的精神生活的向往、进一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祖国统一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发展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破解诸多世界性难题提供了理论启示，具有重要的世界价值。二、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习近平以深厚的历史眼光审视考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把握时代脉搏、扩展理论深度、明确现实指向、聚焦创新发展四个维度，从全新定位、基本内涵、现代价值、传承弘扬四个主要方面展开具体论述，内容详实丰富，语言生动活泼，具有浓厚的“传统味道”与鲜明的“时代风格”。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新定位。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国现时代发展道路、世界文明发展趋势中进行全新定义，站位高、格局大、立意深远。一是从民族发展历程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二是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又依托中华文脉的延续性与稳定性获得了不竭的发展源泉与独一无二的发展优势。三是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体中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持续贡献力量。全方位多角度生动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习近平在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既着眼历史发展、也进行理论归纳，既把握整体全貌、又总结精髓要义，既注重原文经典、也掌握根本特点，从多个方位与视角深刻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内涵，扩展对其认识的科学性、全面性与系统性。一是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与主要脉络。二是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结构与思想精髓，指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核心精神要义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有文化标识。三是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与独特魅力。坚持唯物史观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面对数千年历史传承所形成的珍贵遗产，习近平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坚持唯物史观，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国家发展、社会建设、个人提升、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时代价值。一是为国家富强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样、具有强大吸引力与影响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也为当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二是为社会治理提供稳定的价值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绵延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已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是价值认同的固有根本，能够为社会治理奠定良好的文化与价值基础。三是为人民幸福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的丰富的人生哲学思想与道德修养方法，为人民提供了丰润的精神滋养，不断激励人们在追求崇高精神境界中实现幸福人生。四是为文化交流发展提供宝贵的窗口。面对今天世界范围中多元文化交流激荡的新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坚持走出国门，在平等、尊重各国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发展，不断增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坚持中华文化立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既要保持民族特色，维护文化特性，又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实现转化与创新。一是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方针。二是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主要原则。具体来说要做到不忘本来的同时以古鉴今、吸收外来的同时以我为主、面向未来的同时更加面向世界。三是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具体路径。包括理论阐释、教育普及、文化遗产保护、文艺创作与产品开发、创新传播方式等。

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写入党章，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指导思想地位。探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国际传播问题，意义重大。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理论应答，也是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1.有利于拓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视角当前学术界对于这一思想从形成背景、基本内容、科学体系、主要特征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比如在基本内容方面，邸乘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成基本思想理论、基本方针方略、具体理论政策三个层面[1]。也有学者从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角度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王骏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两大架构所构成，即党中央强国方略和构建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思想[2]，这一解读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国家治理的指导意义以及其显著的时代性、包容性特征。也有学者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八个明确”和十四条坚持”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秦刚认为，“八个明确”着重阐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着重说明的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十四个坚持”则着重阐明在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谋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蓝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方略体系[3]。从总体上看，当前学术界广泛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线，把实现中国梦作为奋斗目标，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重要方略、把新发展理念作为发展航标，把“五位一体”发展布局作为总布局，深入推进国防以及军队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军队战略以及外交战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同时，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等特点，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可以说，当前学术界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对于如何推进这一思想国际传播的研究关注度不够。此外，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问题，也会涉及到该思想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因此，从国际传播的维度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能够为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2.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科学认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崛起、活力的中国与衰落、滞涨的西方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前国内学术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属性。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4]陈曙光认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是其重要的确定性[5]。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模式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既包括发展模式，也包括制度模式和改革模式。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建设成就，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指引的结果。然而，在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模式则存在多种解读。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具有社会主义属性，但是还有不少学者对于“中国模式”存在误读与曲解。如黄亚生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认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和西方的体制接轨”[6]。习近平曾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7]可以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主线，也是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实现更好治国理政的道路遵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整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都是紧密围绕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提出。从某种意义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模式”在当代中国思想理论层面的显著体现。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将会加强对该思想的对外话语阐释、优化话语传播，有利于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减少误读与曲解。3.有利于彰显“中国方案”的独特魅力，推进全球治理西方主要的治理理论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反映，未能突破资本主义本身“趋利避害”的现代性窠臼，其本质还在于最大程度维护资产阶级的全球利益，是“治标”之理论。当前，西方国家在治理思想创新上较为乏力，全球治理陷入困境。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日益紧密，全球治理日益成为我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为关注的问题。在推进全球治理方面，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2015年9月，习近平在参加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9]。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方案，它着眼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重视并努力维护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平等发展权利与机会，力求共享人类发展成果，有效契合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望，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明确了路径。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将会进一步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建共享共商理念话语的国际表达，比如会更加积极运用国际会议场合，深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价值；会积极探讨如何优化这些理念话语的表达方式，以更好地让海外受众理解；也会努力运用多种传播渠道和手段，使这些理念话语能够实现广泛而又精准的传播；此外，也会注重这些理念的话语实践。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将会有助于海外更好地理解“中国方案”的要义与精髓，增强“中国方案”对于海外受众的吸引力以及感召力，从而更好地助力全球治理。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条件从传播学的视角看，对于任何信息的传播而言，都需要满足一定的传播条件，否则，传播就无法实现。从当前现实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具备战略机遇以及相应条件。1.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并未改变、中国硬实力显著增强，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自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从当前世界大格局来看，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并未发生改变。从政治领域看，随着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美苏两极格局彻底瓦解，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的兴起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多极化成为了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新趋向，追求并维护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再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加深，世界各国逐渐摆脱了自然因素以及人文因素的差异与影响而日益融为一个有机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也日益交融。加强交往与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努力实现共赢，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总之，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是当今世界的潮流。这显然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然而当今的时代发展潮流仅是有利于这一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契机之一。思想、理念毕竟属于文化层面，属于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软实力与硬实力紧密关联，软实力的消长与发挥，都需要以国家的硬实力作为基础与后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感召力、影响力的提升，必然需要以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强大国家硬实力作为支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GDP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也有明显提升。国家的军事科技尖端领域新成果集群式涌现，国家也加大了科技创新投入，高质量科研论文的数量，高技术制造附加值都有显著增加，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中国整体的科技水平与国家先进水平的差距渐趋缩小，一些领域已逐步迈入世界先进行列。日益增强的国家硬实力，使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日益扩大。作为新兴的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许多政治议题都需要倚重中国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推动与解决。此外，中国所广泛参与的全球与区域性合作已被国际社会看作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时代潮流以及中国的国家硬实力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显然具备有利的契机。2.中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力的提升、政治话语国际传播经验的积累，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近些年来，我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力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比如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就在国外建立了镜像站点，直接为境外用户提供服务，同时进驻国际知名的新媒体平台如YouTube等视频网站、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基本形成电视荧屏、社交媒体与客户终端等平台联动的境外传播格局，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主流媒体的传播能力。对于主流媒体而言，宣传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是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的提升，显然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此外，当前，我国的学术界积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我国也积极通过参与国际事务、强化对外援助等方式，促进“新兴大国关系”“新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许多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的国际认同。比如，在对外援助方面，近年来，中国进一步优化了对外援助的战略举措，不仅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而且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尤其值得指出的是2014年中国将减贫纳入到对外援助的工作范畴，不仅同非洲联盟发布了《中非减贫合作纲要》，而且还提出了首个东亚减贫合作倡议。这些举措的提出与实施，显然有利于国外民众体会到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增强对中国的好感。正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所做努力的理解与认同，2017年9月联合国大会已通过决议，将“共商共建共享”的话语理念纳入于全球经济治理[10]。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积累了出口思想、贡献智慧、输出话语的有益经验。这些有益的传播经验，无疑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具有显著的中国性，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世界性，积极关照当今国际社会现实，具备实现国际传播的内在条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显著的中国性。中国性集中体现在这一思想既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的国家治理；除了中国性之外，这一思想也具有鲜明的世界性特征。世界性包含着两成含义，一是相对于世界性难题而言，二是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而言[11]。这一思想能够为国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它是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无论是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兴大国关系等新思想，都能体现这一特征。我们可以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为例来展开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更难做到的是“全面”。不仅要包括农村的全面小康，也包括革命老区以及贫困的地区的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以及精准管理为核心的精准扶贫，使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4.5%[12]。中国使数千万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消除绝对贫困，无疑是一个壮举，是对国际减贫事业的伟大贡献。同时，脱贫的成就也间接彰显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的脱贫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而发展经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均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1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价值指引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繁杂艰巨的改革任务，我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也带来机遇，是世界经济的重大利好。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大，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受益于中国的发展。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既能助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能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具备国际传播的内在条件。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实践方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强化传播主体的话语自觉，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阐释力，促进政府外交、公共外交以及传播媒体的协同发力以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的智力支持，直接关乎该思想国际传播目标的实现。1.强化传播主体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话语自觉，增强主体使命担当意识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而言，其传播主体既包括政治家、相关的理论工作者、新闻媒体工作者等，也包括领袖人物以及领导集体、党员领导干部以及普通民众等。只有让传播主体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传播者、践行者，才能扩大该思想在国外受众的影响力、感召力。笔者认为要想使话语主体成为积极的传播者与践行者，必须要强化话语主体对于该思想的话语自觉，增强主体使命担当意识。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说，所谓的话语自觉是指传播主体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觉悟，它包括对该思想主要内容以及科学体系的深刻理解，对其价值特性以及历史地位的深度认可，从而形成强烈地对外传播该思想的使命担当意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传播主体本身着手，要对不同类型的话语主体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与方法。可以以领导干部这一传播主体为例，展开论析。领导干部，一般具有较好的学历基础，阅读以及领悟能力相对较高。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要想提升领导干部的话语自觉，尤其要注重理论学习。要让这类传播主体通过系统深入的理论学习深刻体会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绝非是书斋式的静态演绎的产物，而是深植于每一寸中华大地之上，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的科学解答以及目标指引。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5]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可以经常邀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进行理论宣讲，尤其要讲深、讲透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精髓、特质以及历史地位。只有讲深讲透该思想的要义，才能使该传播主体深度理解，并增强国际传播的担当意识。当然，领导干部本身也必须要主动研读相关的重要著作，既要阅读专门的学习读物，也要阅读与该思想相关的读物，尤其是能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历程、价值意蕴的著作，增进学习的深入度。2.努力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阐释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要想实现有效传播，对外阐释好这些思想内容是极为重要的。这需要做好以下两大方面：首先，对外阐释必须要坚持客观性与全面性的有机统一。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国际的话语权。西方的政府、媒体、学者往往会利用资本主义的价值立场解读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比如对于“中国梦”，西方有媒体就曾声称，“‘中国梦’在众多许诺中显得过于宽泛，政府所做任何举措都可将其纳入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努力之中，执政者可任意作出美好的许诺，但无需承担无法兑现承诺的后果”[16]。就我国而言，要想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阐释力，传播主体首先必须要坚守自己的立场，不能成为西方话语的追随者，要增强话语勇气、话语自信，客观地对外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中国的外宣媒体以及相关的发言人，面对西方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内容的不实解读与指责，一定要敢于“亮剑”，要务实、自信地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以及价值特性。在坚持客观性的同时，也必须坚持全面性。当前国外对于“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理念都有所了解，但是除了这些理论话语之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还有许多经典的话语，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话语、总体国家安全观、现代化强军新战略等话语，尤其是“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话语，它深刻表征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从一定意义而言，中西方治国理政理念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价值立场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价值目标的差异。当前，这些话语海外民众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因此，话语主体在进行对外话语阐释中，必须坚持全面性的原则，既要深入阐释当前海外已经有所了解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也要阐释海外熟识度相对较低的话语，使海外民众能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全面、理性的认识，增强该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其次，要加强海外受众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分析，优化对外话语的表达方式。西方国家善于通过受众分析来传播政治思想以及价值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向国会提交的名为《战略沟通的国家框架》报告中指出：“美国政府努力与外国公众沟通和接触，这些努力取决于针对关键受众的信息、研究和分析。”[17]我们在对外表达政治思想时，往往只是简单的符号化处理，表达方式较为生硬，说教意味较浓，这难免会让海外受众认为，这只是一种“灌输”，难以增强相关政治思想在海外民众中的说服力。因此，必须要加强海外受众分析，不断优化对外话语表达方式，要增强对外话语表达的亲和性、通俗性以及生动性。此外，不仅要用中文来对外表达，也要运用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发达国家语言来表达，也要努力探索运用亚非拉各发展中国家的语言来表达，使海外受众能够更加有效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3.促进政府外交、公共外交以及传播媒体的协同发力对于任何的思想与学说而言，要想实现国际传播、提高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必须要重视运用和拓展传播渠道。传播渠道是多样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必须要促进政府外交、公共外交以及传播媒体的协同发力。政府外交是指以国家以及政府为主体的，以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为最终价值目标，具有官方的、正式的国家外交资格的对外交涉或交往的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事访问、接待外宾、双边会谈以及多边会谈等多种外交场合，介绍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外交流活动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议题设置的主动性。例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会议把“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峰会主题，并设置了“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四大议题板块。该会议主题以及相应议题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强调的要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今后，在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的场合，尤其是重要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所举办的会议活动中，更要积极地加强议题设置，不失时机地介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然而政府外交往往是一种单边思维以及单边活动，其活动的范围基本限于国家元首、政府以及外交部门。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必然需要提高传播的覆盖面，不仅需要政府外交来助推，同时也需要积极借助公共外交。所谓的公共外交，是指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另一个国家民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18]。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共同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公共外交以国外公众为着力点，能够加强对对象国民众观点以及需要的认知，可以及时将对象国民众的真实想法反馈于实施公共外交的国家，为该国政府外交政策调整与完善提供参考。公共外交涉及政府系统，还涉及许多非政府组织，也涉及社会的精英以及公民个人。总体而言，公共外交的传播方式的柔和力、灵活度相对较高。积极运用公共外交手段，有利于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受众覆盖面的扩大，也有利于增强海外民众对该思想的正确认知。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当前已进入“互联网+”时代，要想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不仅需要运用外交手段，也要更加重视传播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力求达到通俗易懂、融通中西，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亲和力。总之，政府外交、公共外交与媒体传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各传播渠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只有积极运用这些渠道，协同发力，才能实现该思想的国际有效传播。4.努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的智力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是我国的重要智库，它专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具有鲜明的研究、宣传、咨询、育人与打造等基本功能[19]。从当前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主要集中于党政军系统、社科院系统以及高校系统。要想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必须要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对此，需要重视以下两大方面：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必须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全面研究，并努力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首先，有必要深入阐析这一思想的生成逻辑，讲清楚“源流”问题，阐析好这一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哲学基础、文化基础、实践基础。其次，要深入调研与论证，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充分论证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当前国内现实问题的重要指导意义，尤其要深入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不断彰显中国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的显著优势，并深度思索这一思想对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的重大意义。要根据这些研究，创造出一批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且要重视翻译工作，促进这些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海外传播。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要加强同国外一流智库的交流与合作。首先，可以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构建智库对话平台。比如，可以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设立一个由“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参与的智库对话平台。可以筹办智库大会，并将该智库大会常态化、机制化，通过智库大会的交流与互动，有利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和地区的相关智库人员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度理解，同时也有利于这些智库人员将相关的思考、认识反馈给本国、本地区的政府部门以及相关机构，促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海外的有效传播。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智库也可以探索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比如可以派遣一些优秀的智库人员常驻国外相关智库，深度宣讲、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念，尤其是在能源、环保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反恐等诸多领域，深度阐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问题解决智慧。也可以邀请海外一些智库专家学者来中国智库常驻交流，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切身体会，减少误解与分歧。这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实现与提升来说，也极为有益。（作者系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讲师，法学博士）参考文献[1]

点蓝色字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作者简介冯留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延安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内涵探析文/冯留建,

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等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砥砺奋进，成果辉煌，而且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这样的核心指导思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经验和做法值得学术界好好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顾名思义，可以由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大国外交三部分组成。对于新时代的含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大国外交的研究，历来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似乎着墨极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一、“特”在环境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中展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目前中国党和政府对时代特征的权威判断。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后又多次提及。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公开提出中国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提法开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并再次提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认为，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正确估量和把握时代主题，是正确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比如，列宁对20世纪早期“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论断构成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二战后世界一系列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理论基础。斯大林后来进一步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判断和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定位为“革命与战争时代”，并因之做出了一系列外交路线的部署。然而，时代的特征总是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邓小平同志敏锐把握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逐步形成了关于时代问题的新判断。1985年3月，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尽管邓小平没有明确地把和平与发展说成是时代的主题，却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关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判断。正是因为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时代主题的新论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才得以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转而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对时代主题的论断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石。自党的十三大以来，中央历次党代会都强调我们处于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了对于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同时又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这一判断不断进行补充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大变局”）这一最新论断。“大变局”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中的大变局，变的不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总体特征，那么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有三点。一是中国在国际格局和世界历史中的方位变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顽强奋斗、发奋图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日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此同时，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快速发展，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共同导致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二是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四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特别是，全球权力的中心正在逐渐向东亚转移，这包括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甚至使美国政府、社会和知识界出现了集体焦虑心态。三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已经深度参与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当中，深度参与到国际各类事务当中，这导致两方面后果。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日渐加深。世界的和平稳定与中国的发展繁荣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另一方面，中国仍面临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外部挑战逐步增多加大，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当然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在提高，对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应对和塑造能力在提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也在提高。这三方面的提高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变得更积极、更主动、更具引领性。二、“特”在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并由此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以下简称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总结为：一个战略目标、两个基本判断、三个工作抓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战略目标。它既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提出的世界秩序构想，也是中国呼吁世界各国在全球层面共同追求的远大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世界秩序变革贡献的中国方案，能够有效地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共生共处，营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表明，在这个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各国人民应该积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构建包容互利的国际新秩序。两个基本判断是当今时代特征是和平与发展，同时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同时也清醒地指出，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期。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目标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抓手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贡献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际合作的关键抓手。它对内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推动发展模式转变，对外要求依靠沿线地区的共同发展来保障中国的长期繁荣。“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打造互利合作新平台，需要建立与新理念匹配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多元新型合作框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方式，改革现有治理体系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主张，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核心内容，推动治理理念创新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贡献，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念贡献。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外交的理念基础。人类共同价值既体现了世界文明的精华，又凸显了中国在价值领域的独特贡献。其提法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一方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是当代中国价值的全球传播；另一方面遵循国际公认的基本价值原则，是全球价值理念的中国表述。从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两方面的世界意义：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使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有了新的样板和选择，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全球治理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在国家治理上表现良好，从而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为全球治理做贡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无疑是全球治理的重大福音。三、“特”在外交方针结伴不结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方面秉持的基本方针之一。不结盟通常是中小国家采取的外交方针，比如，冷战时期，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一批中小国家创立了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采取既不倒向东方也不倒向西方的中立、不结盟政策。大国通常采取结盟政策，美国在世界上有数十个盟国，当年的苏联建有华沙条约组织，冷战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六国建有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向苏联“一边倒”，与其结为军事同盟。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结盟政策40多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外交创新。不结盟是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初期确定的一项外交政策。这项政策的提出是为了配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战略方针。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求外交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就不应当与别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免卷入军事对抗或军事冲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执行不结盟政策已经长达40多年，得到国内各方的一致拥护。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能像中小国家那样采取中立不结盟的做法。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帮助，需要向其他国家拓展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还要通过有效的对外沟通和实际行动，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化解各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为此，中国独创性地采取了构建伙伴关系网络的做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筑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以“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梦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具有平等性、包容性、和平性、建设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等特征。平等性是指伙伴国平等自愿结伴、相互尊重对方利益。包容性是指伙伴关系没有排他性，双边行为不针对第三方。和平性是指伙伴国不以军事手段解决伙伴之间的和外部的安全问题。建设性是指伙伴国致力于合作共赢，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非意识形态性是指伙伴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谋求意识形态目标。正所谓“志同道和，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近年来，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秉持平等、包容、共赢的理念，同9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建成了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些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按合作程度由浅到深可以被大致分为伙伴关系、友好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六个层次。其中“伙伴关系”大多是一般说法，并无明确的文件确认；“友好伙伴关系”表明虽然关系良好，但合作不多；“合作伙伴关系”如无特殊修饰，大多指经济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则是双方在重大问题上有共同交集，“关系重要、领域高端”；而“全面”“全方位”则是指合作的“领域多、范围广”，代表着更加密切的双边关系。针对伙伴关系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指导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刻的阐述。2017年1月19日，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同9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将进一步联结遍布全球的‘朋友圈’。中国将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针对伙伴关系对于世界各国的重要意义，他在2016年9月3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表示“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选择”，其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各国应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国同拉美主要国家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中国—拉共体论坛为标志的中拉整体性伙伴合作亦处于稳步推进中。近五年来，中拉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4年7月17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提出了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以积极推动中拉合作提质升级，实现双方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努力构建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1月8日至9日，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拉共体论坛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坚持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则。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应该坚持友好协商、共同建设、共享成果的理念，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打牢整体合作政治基础。第二，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双方应该牢牢把握共同发展的主旋律，加强论坛机制建设，规划好整体合作蓝图，争取早期收获，实现“1加1大于2”的效果，确保论坛可持续发展。第三，坚持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中方主张，中拉整体合作同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并行不悖，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第四，坚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中拉论坛框架内的合作要充分考虑相关各方不同利益诉求，照顾彼此舒适度。中国欢迎拉美和加勒比其他地区组织和多边机构积极参与中拉整体合作。目前，中拉双方已推出“1＋3＋6”合作新框架，促进双边全方位合作的发展。“1”是“一个规划”，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年）》；“3”是“三大引擎”，即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全面发展，力争10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推动扩大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和本币互换；“6”是“六大领域”，即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四、“特”在工作抓手“一带一路”建设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抓手之一，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采取“一国一议”“一事一议”的办法，不搞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框架，没有明确的地理界限。“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创造性倡议，但是要想实现这一宏伟构想，仅凭中国自身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因此，中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精神，力图汇聚起中国、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意愿和力量，让这一远大理想由蓝图转化为现实。而要汇聚各国、各方力量，引导、协调和组织各类政治群体、智库媒体、工商企业、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并且将这种多方参与制度化、高效化、常态化，就必须建立起与“一带一路”新理念相匹配的新型合作架构作为保障，共同打造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新模式。与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体化模式不同，“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区域合作新架构没有设置传统合作平台所强调的一系列统一门槛和标准，也不将个别领域中的具体指标奉为圭臬，而是主张在不同发展水平上推动沿线国家的设施和产业建设，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地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所推崇的区域合作新架构具有主体多元、方式多样、富有亚洲色彩的鲜明特点，贯穿着包容开放的原则，高度凝聚了中国倡导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模式。“一带一路”倡议打造的新型合作架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参与框架合作并不拘泥于具体形式或者途径。对任何具有合作意愿、认可倡议精神的国家，中国都会予以积极对接，根据实际需求和情况灵活展开合作。在合作方式上，各国可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双边合作机制，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进行合作规划、建设双边合作示范项目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地在双边层次推进倡议合作。各国也可以通过各类多边合作机制来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以多种方式来汇聚合力、化解疑虑，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这些机制既可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配套新型多边合作机制，也可以是其他成熟的区域合作平台。在合作主体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固然需要沿线各国在政府层面的携手努力，但是落实各类合作项目的主力军仍然是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推进中，倡议“主张政府为企业牵线搭桥、保驾护航。帮助企业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积极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和民间团体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国中央政府的媒介作用，在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民间机构间形成合力。只有实现合作主体的多元化，才能让沿线各国之间形成立体、深入的互动联系，促使“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项目形成长期、持续的吸引力和生命力，而不是单纯依赖政府的推动和扶植。在合作水平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不会在自由贸易程度、一体化水平或者其他政策标准上设置门槛。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始终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坚持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为最大限度地适应沿线国家的不同状况和发展需求，尽可能地惠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参与国，中国将与沿线国家一起，不断调整、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具体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的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保持动态的灵活性。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是要通过不拘一格的务实合作让各方在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的状况下都能参与到倡议框架中来，形成发展合力。因此，“一带一路”所倡导的经济合作与开放一方面要坚持“照顾各方舒适度，不强人所难，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还要秉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以点带面、积少成多”的精神，在“行稳致远”中不断提高互信和合作水平。在合作领域上，虽然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项目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但是在落实中涉及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以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基础，以金融合作为保障，综合推进倡议合作。在务实合作上，中国一直在不断地开拓新领域，尝试新办法，全方位、多领域地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原则是“一带一路”倡议化解各方疑虑、实现共同合作与发展的理念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在国家、区域和世界各层面上的包容开放，致力于促进区域和世界范围内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市场的深度融合。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是以中国及沿线国家的发展来推动全世界的共同发展，绝非某一国家和地区的一枝独秀，因此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始终要将立足点放在促进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上。“一带一路”倡议是包容的合作倡议。与很多具有不同程度封闭性的区域合作倡议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在概念上是开放的，旨在建立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一带一路”没有空间和主体限制，只要具有共同参与的愿望，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类合作。“一带一路”不与任何国家、集团竞争和对抗，不会有任何地理范围和准入门槛的自我设限，绝不奉行圈内圈外“泾渭分明”的封闭思维，欢迎一切认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理念的伙伴国家加入。“一带一路”欢迎倡议以外的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协助推进合作框架下的各类项目，加入配套的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共商沿线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明确表示，欢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大洋洲视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向延伸，强调与发达国家的第三方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倡议。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其旗帜鲜明地“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推动各国经济加深融合，共同建设全球价值链，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中国倡导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走向开放而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而非以邻为壑，这是“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的第一层含义。其次，中国多次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现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互相对接、优势互补”。中国不谋求以“一带一路”替换已有的国际合作机制，也不追求在倡议中占有“主导”地位，更不会按照自身的特殊利益来量身打造所谓的“规则”，攫取国际经济中的势力范围。相反，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利用和增强现有的区域和国际合作机制，确保倡议能够体现出对各参与国和现有国际多边体系的尊重与支持。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提出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确保“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共享性，倡导不同机制间的合作而非对抗，互相支持而非竞争，构成了“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的第二层含义。截至2019年3月，已有超过125个国家（地区）和29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73份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延伸至拉美等区域，有些拉美国家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已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比如，阿根廷、智利与中国等25国的财政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根据这一指导原则，各国支持金融资源服务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重点加大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产能合作等领域的融资支持。美洲开发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开展联合融资，截至2018年年底已累计投资100多个项目，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外，中国正在创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概念，比如旅游丝绸之路和电子丝绸之路，拉美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参与这些概念框架下的合作。五、“特”在理论根源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一是来源于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念，二是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三是来源于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可以说，这三个来源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三个自信将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特别是美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首先，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要求。坚持这一道路和理念，要求中国外交在处理一般性国家间关系时，摒弃丛林法则，坚持国家平等，反对霸权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坚持这一道路和理念，要求中国外交在处理国际热点问题时，始终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反对武力至上，搞政权颠覆。坚持这一道路和理念，要求中国外交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必须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和拓展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权益。反观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维护自身霸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虽然美国在口头上也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但在实践中以“人权高于主权”或“人道主义干涉”等种种理由来干涉别国内政，冷战结束以来更是凭借其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身份在数个国家进行政权颠覆活动。其次，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拥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的国家。2011年9月《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列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三大必然原因之一。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外交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外交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奉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推介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增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从而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新型挑战提供更多有益的公共产品。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以“独立自主、爱好和平”为政策基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赞同和接受，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等。这些成功的外交实践和理论，将继续是中国外交前进的动力和指南。六、结语本文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之处。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战略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大环境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独特外部环境中展开的，其指导思想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采取了结伴不结盟这一独特的外交原则，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工作抓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等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一、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文献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贫富差距问题便是新矛盾的具体表现。今年，中国将取得脱贫攻坚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贫困将被历史性解决，但相对贫困仍会持续存在，并将成为“后小康社会”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此而言，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成为需要我们研究和解答的长期课题。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20世纪以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艰巨任务。”②党和国家的历任领导人所讲的“共同富裕”都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赋予“共同富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内涵。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内涵并非指实现个人财富的均等化，也非让社会成员财富收入同速增长，而是以普遍增加财富占有和收入为目标，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进入小康社会阶段，绝对贫困问题被彻底解决，共同富裕的内涵转变为在普遍提高财富占有基础上，逐步缩小社会成员间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差距，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与此同时，共同富裕的内涵还进一步丰富为从“以人为本”出发，践行“共享”新发展理念，即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共享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实现依赖于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推进。对此，学界已从所有制结构、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等角度进行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研究，揭示了私有制出现的必然性，指出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④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⑤中认为私有制使贫富分化的出现成为必然。所以，在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重视和发挥公有制经济往往被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⑥另一方面，财富增加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⑦。再一方面，分配制度是直接关系到财富的分配

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等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解决相对贫困议题，这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必须直面的问题。对国际上关于相对贫困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政策的梳理表明，虽然减缓相对贫困是发达国家普遍的政策实践，但是较少见到有长远的战略和目标，对相对贫困的定义和测量也有诸多不兼容的理论。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理论，绝对贫困之后的相对贫困将具有绝对贫困的内核和相对贫困的表征。基于这个对于相对贫困的基本认知以及中共十九大描绘的现代化蓝图，中国可以制定解决相对贫困的总目标和路线图，对应的战略既要与国际上的“三支柱”战略相吻合，也要坚持体现开发式扶贫理念的发展支持导向。解决相对贫困是长期性和系统性任务，需要从非常规的扶贫攻坚转向常规化治理，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

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等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元年，意味着我国坚实地迈过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正在向着新的第三步现代化征程出发。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在过去短短40多年间快速从温饱走向小康，并将实现全面小康。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口接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取得如此之高效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三农”问题。之所以称之为“三农”问题，而不是“三农”现象，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小康社会建设是因“三农”问题而生，且“三农”问题一直是小康社会建设中最难解决又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过程和实践即“乡村建设”。在中国，乡村建设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事实上，早在清末民初就有一些教育家尝试将现代教育引入农村，期望以此改变农村在面对现代发展时所出现的无力和衰败局面。但陶行知发现，原有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受教育者没有因此留在乡村从事建设和发展，而是跑到城里去了，所以他认为，真正的乡村教育应该是适合实际生活的活教育。与此同时，更多的社会学家（梁漱溟、晏阳初、杨开道、陈翰笙等）纷纷加入乡村建设运动。在社会学家的想象力中，教育问题不只具有传播现成知识的功能，更要立足于村民的生活、生产以及文化，以解决农村整体问题，即农村现代化问题。因此，他们探索整体性解决思路、方法和方案，其目的不仅是要阻止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衰落下去，还要使乡村利用现代化知识、生产技术、组织方式等获得新的发展，从而实现“民族的再造”和国家的强大。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与30年代有很大不同，但同样面临如何重启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把失去的时光找回来、“振兴中华时不我待”成为当时鼓舞人心的巨大精神力量。在此背景下，乡村建设重登中国现代化建设舞台，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彰显了过去几十年的乡村建设成就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具有关键性作用。乡村建设实践是我们深度理解和把握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切入点。一、重启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性发展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正是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重启、延续并大大推进了100多年前已经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进程。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外国殖民者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艰难地开启现代化进程，并在之后的160多年中依然艰难地经历内忧外患，命运跌宕起伏。改革开放开启的小康社会建设将中国重新带进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轨道，乡村建设又在其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乡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讨论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不能不强调这一点，同样，乡村建设实践也可以更好地彰显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业绩。本文以发展社会学视角将全面小康社会和乡村建设放在宏大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框架中来理解和讨论。在发展社会学理论中，现代化和现代性框架虽然相对陈旧，但一直处于自我更新之中，特别是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它不再局限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而是不断被赋予新的涵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乡村建设以不同的实践逻辑获得快速发展，不仅丰富了原有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而且会提供一些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素材。因此，现代化和现代性框架对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具体地说，首先，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虽然中国现代化起步较早，但其进程比较缓慢，现代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乡村建设带动城市建设，以实现从温饱社会向小康社会的转变和发展。其次，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体现了不同以往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和机制，不论是在体制上还是在具体的城乡关系变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关系等方面，都有新的变迁和发展经验。那么，我们究竟以怎样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框架来解读发生在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社会，是因为前者具有的现代性不同于后者具有的传统性。布莱克认为：“‘现代化’的概念包括了人类发展的一系列解释。但是这些观点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的假设，赋予了这个名词以特别的意义，因而使它有别于其他概念。”他认为，这些共同假设至少有四个，它们分别是：对现代化的接受力、科技知识进步力（创新力）、对科技知识进步的利用力，以及改造和学习力。这四种假设就是关于现代性的假设。在布莱克看来，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对科技知识的接受、学习并以此来改造社会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化是现代性获得和实施的过程，现代性获得的多少和水平是衡量现代化成功与否和发展程度的依据和标准。只要具备了这四种现代性，就意味着进入了现代化进程。但对于现代性的界定，不同社会学家以及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有各自的理解。比如，经济学侧重于从经济结构、经济动力等方面的变化来界定现代性，大多用以下这些指标：工业和服务业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往往把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非生物能源在全部能源中占的比例，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能力等。而社会学尤其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更多是从社会结构的分化、功能的专门化和整合去理解现代性，最典型的是帕森斯的AGIL（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和维续功能）；另一个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斯梅尔塞则用结构分化程度和功能成熟性来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艾森斯达德进一步认为，高度的结构分化、社会流动以及规模更大和更统一的制度建立的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人口学则从城市化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来判定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展和水平。政治学从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来解释现代化，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系统革新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政治系统吸纳新社会力量的能力。社会心理学则认为社会行动者心理结构中某些素质变化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关键因素，比如企业家精神、新教伦理精神等都是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因素。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特别是人格的现代性对于建立现代社会具有关键的作用。还有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强调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对现代化的决定性影响。“现代人和传统人之间的差异就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传统人是被动和安于现状的，他们期望自然和社会的稳定，不相信人类有改变或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相反，现代人既相信变化的可能性，又相信变化的可取性。他们具有信心，认为人类有控制变化的能力，并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尽管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对现代性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但是，在我们看来，社会学的现代性视角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既能站在宏观结构性的层面来分析现代化进程，又能从行动和观念等层次上深入日常生活实践中把握现代化机制，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建设的分析，尤其需要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相结合的社会学视角。与此同时，我们也试图汲取其他学科（如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关于现代性的一些看法。从中国过去4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思想解放、体制机制改革以及人们的主动性发挥，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现代性因素，由此构筑出如下三个维度的现代性分析框架。一是价值维度。社会心理学尤其重视现代性的人格、成就动力等方面的作用，认为没有革新、理性、参与、开放等价值，不可能有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等。英格尔斯等社会学家都强调人的现代化，尤其强调现代性价值的意义。不论是科技发展还是制度创新等，都离不开现代性价值的引领。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那是一场价值变革、创新、思想解放的运动。没有现代价值，现代化也就失去了方向、目标乃至意义。当然，现代价值也不是外在于现代化过程而先行存在的，而是附着并涵养于现代化实践之中。二是制度（政策）和结构维度。不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政治学，都认为现代化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分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应制度的变迁过程，工业化、社会分化、城市化、社会功能专业化和整合，都彰显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特点。也就是说，现代化社会在制度和结构上明显不同于传统社会，与此同时，现代化既源于制度变革和创新以及由此而来的结构变化，又以制度和结构的变化来显示其水平。三是行动者主体性自觉以及美好生活追求。现代化与人的理性增长密不可分，人的理性进步，使得科技知识生产呈几何速度增长，又能将新增的科技知识用于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带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所以，行动者的主体性自觉是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表现为因掌握科技知识，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得更加理性，更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即“创造性的理性”，与此同时，行动者的主体性自觉越明显，就会越自信地去创造和追求他们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现代性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行为系统，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不同国家的现代性在这三个维度上会有不同的具体展现，但这三个维度之间存在内在的实践历史和理论逻辑联系。现代性价值是主体性自觉的基础，正如韦伯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一样，没有价值的革新，特别是没有理性、开放、包容、公平、公正等现代性价值的出现，现代化主体性就难以自觉地诞生和存在，因而就无法引发和催生制度和结构的变迁，也就难以达成美好生活之目标。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拥有现代性价值，具有现代性品格，是相当关键和重要的，但是，现代性价值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来自人们的具体的生活、生产实践等。这三个维度之间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渗透和促进的关系，在实践中共存共生而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现代性价值不仅具有催生人们主体性以及界定美好生活目标的功能，还具有引领结构、体制机制和政策改革创新方向的作用，而人们有了更多的主体性自觉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样会对体制和政策改革创新构成强大的压力，并有助于推动相应的改革创新行为。与此同时，结构变革、体制机制创新、政策的调整等又会为社会主体性自觉释放出越来越大的空间，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反过来引发人们对价值进行相应的丰富和创新，重新界定更美好的生活目标。当然，如果三者之间出现不协调、错位甚至逆向变化，就有可能对现代化进程产生一定的阻滞乃至负向的效应。所以，这三个维度之间的共存共生和良性循环对于现代化建设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分析框架背后潜藏着对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的处理。现有研究已经突破了现代性是从欧美国家向其他后发国家传播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现代性与传统性绝对对立的观点。特别是以艾森斯达德的多样现代性理论为代表，认为现代性能从传统性中产生，与传统性并不是决然对立的，否则，欧洲的现代性就不能从自己的传统性中孕育和产生出来。这并不是否定非欧洲国家从欧洲国家学习现代性的重要性，事实上，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学习欧洲国家的现代性，其中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这背后都离不开传统性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许多非西方社会发生的变化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尽管在表面上采用各种西方形式，但决不意味着这些社会是西方化了。”这里虽然采用的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框架，但现代性的内涵和展现形式会因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和现实条件而呈现出多样性，尤其在中国过去40多年的乡村建设和全面小康建设实践中显得相当突出，反过来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理论。在中国乡村建设的场域中，体制机制和文化价值存在着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的一些因素，照搬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实践经验乃至理论，不能给出有效的解释。比如，该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构建的城乡二元体制与现代化关系？这样的体制在其他国家是难以见到的，它们究竟属于现代性还是属于传统性？有人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国家工业化积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至少对乡村现代化发展来说是不利的，事实上对国家整体发展来说或许还是弊大于利，所以，到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改革的重点对象。但是，如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一直是乡村建设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其他国家不曾遇到的问题。与此同时，在讨论现代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时，虽然各种解释发展中国家或者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比如发展型国家理论，受到学界推崇，但是，它们对中国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的解释，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中国的小康建设和乡村建设这样的现代化建设动力来自哪里？中国的传统性中难道不存在现代性基因？仅仅用发展型国家理论就能解释以小康建设和乡村建设为表现形式的现代化发展吗？也有人将其诉诸问题的倒逼。表面上看，问题在推动中国现代化改革和发展上确实表现很明显，但如果社会主体没有相应的价值动力，即使有再多、再严重的问题，也不一定能逼迫人们愿意主动想办法、找措施并以改革方式去解决阻碍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在推动乡村建设（甚至小康社会建设）上，没有价值动力的存在，仅仅靠客观的物质刺激不一定能有效调动人们的行动积极性，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且有了价值动力，客观的物质问题才会被视为有必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和迫切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韦伯对现代化的价值动力的探索是有参考意义的。在讨论以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为表征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时，如果看不到背后的价值动力及其变化，不但难以把握过去几十年的进程，而且也不能确保对这一进程的方向和可持续性的客观认知。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引领中国乡村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样的价值？中国倡导的小康价值在世界现代化价值谱系中究竟居于何位？显然，它不属于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范畴，但它为何能够引领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和路径留下了巨大的创新空间和机遇。当然，小康社会价值认知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反过来在指导、引导和激发具体的社会改革、创新实践中，又丰富了小康社会价值认知。在具体实践行动上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体制、政策和结构层面的改革、变化和创新，另一个层面就是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能力和美好生活体验与追求。乡村建设作为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就是在价值认知提升、制度和政策改革创新、生活体验和追求之间的互动中展开和推进的。从狭义角度看，新的乡村建设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提出的，原因在于2000年国家宣布进入小康社会但同时承认这是一个低水平、不平衡的小康社会，进而提出了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理念。这里的关键词在于“全面”，旨在改变已经取得的总体小康留存下来的低水平和不平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偏向结构的概念。也就是说，全面小康社会不只是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还体现在社会发展、政治建设、文化繁荣、生态良好等方面；不仅仅是城市的繁荣，也体现在乡村美丽和富裕等方面；不仅仅体现在宏观结构层面，也要体现在个体层面。因此，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乡村建设是弱项，是短板，也是关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小康价值的建构与乡村的在场现在，“小康”已是耳熟能详的说法，但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刚经历了十年“文革”，人们还不敢想象自己能在不远的将来过上小康生活，毕竟当时绝大多数农村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不过，“小康”的提出，给人们带来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希望，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活价值，这无疑为人们提供了奋斗目标，有利于增强大家参与生产建设的热情和动力。小康生活是20世纪80年代初对现代化建设将带给人们的美好生活的一种中国式刻画和描绘。虽然“小康”的提法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诗·大雅·民劳》提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对此笺注说：“康，安也。今周民罢（pí）劳矣，王几可以小安之乎？”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老病相仍以诗自解》中用到“小康”：“昨因风发甘长往，今遇阳和又小康。”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郁达夫在《迟桂花》中说道：“家里虽称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在郁达夫的眼中，小康已是令人羡慕的生活。但与传统不同的、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小康建设，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一种发展追求和价值定位，被赋予现代性价值涵义，因此其时代性非常明显。比如当时，国家派高层代表团前往欧洲和新加坡以及尚属英国托管的香港考察，实地了解他国、他地的现代化状况和经验，发现中国的发展与之相差之大，超乎了想象。邓小平去美国、日本访问，回国后决心集中抓经济建设，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开放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当时让人们接受开放思想，有一定的难度和障碍。正如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研究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时发现：“人们重复熟识的东西是不需要特别的动机，但是，有意从外部接纳异质的东西就必须有相应的动机。文化传播并非水往低处流的自然现象，而是由具有意志的人所进行的一种行动，没有足够使大多数人理解的动机是不可能进行的。”1979年邓小平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用“小康社会”来表述新开启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他说，“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邓小平用“小康社会”来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努力方向，契合中国传统文化，浅显易懂，很容易获得人们对现代化建设战略的理解和认同，既可以避免人们对新事物的拒斥，又能有效调动他们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这种内生的现代化动力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试图推动现代化的领导者必须使国民理解对自己所熟悉的传统的东西进行省察的必要，赋予国民以动机，并且还必须有能力对付和处理可能在此时产生的内部对立。”“小康”和“小康社会”之所以承载着引领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战略，除了与我国传统文化契合外，更重要的是与其携带的价值理念紧密关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通常与“安逸”或“安稳”这样的价值勾连，但是没有多少人能达到“小康”生活，因此，它更多是一个理想，正如白居易、郁达夫这样的文人都视小康为人生奢侈要件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人中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不是少数人，而是成千上万上亿人，“小康”确实是他们的奢望。国家统计数据表明，当时农村还有2.5亿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著名农业经济专家吴象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所到的安徽滁县、六安、阜阳，山东的菏泽，河南的商丘等五地，有3200万人口，人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在定远、凤阳和嘉山这三个安徽最贫困的县，老百姓过着“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日子。所以，当时国家提出小康目标，引起全国上下热切响应，燃起人们生活的新希望，社会呈现一派朝气的景象，正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所唱的那样。但是，这个时候的小康并不是传统意义的田园小康生活，而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生活价值目标，是与欧美现代化比较中彰显的一种小康价值，因此，它成为引领国民不断进取的生活追求，具有了现代性的价值涵义——进取、追求、动力等。“小康”的价值内涵是在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充实的。最初，“小康”的价值内涵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最大的愿望是解决温饱问题，除了想找个有安稳收入的工作外，没有更多的追求，特别是对许多农民来说，最渴望的就是吃饱饭，还来不及考虑“吃好吃健康”等问题。当时用1000美元来界定“小康”生活，已经让人感到相当奢侈，连提出者也这么认为。20世纪70年代英格尔斯提出13个测量现代化的指标，其中收入指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后来修订为4000美元），因此，相比而言，以1000美元为小康目标，对刚集中精力搞发展和建设的中国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为达成现代化建设目标，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设想，并由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确定下来：第一步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则是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见表1）。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或者说小康建设）超出了80年代确定的发展预期，到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比1980年翻了两番。除了经济发展超预期外，国民对生活的要求也不再停留在吃饱饭的问题上、不限于收入，而向科技、教育、就业、贫困、文化、体育、休闲娱乐、居住、治理等层面拓展，民主、公平、法治、生态、健康等价值都开始融入“小康”之中，使小康的价值涵义越来越丰富，这意味着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空间在不断拓展，注入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元素。这从党的历次重大会议对小康社会的界定中可以窥见一斑。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确定“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后，历届党代会都会对小康的价值涵义进行丰富和拓展。迄今为止，至少有两次重大拓展：一是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在进入小康社会后，还有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际上丰富了小康社会的内涵。而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则明确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另一个重大拓展就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个阶段“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将20世纪80年代确定的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修订为2035年，确立了要在2050年实现现代化强国这样的目标。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是与时俱进的，在达到小康水平后又确立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在新时代达到了新高度，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视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根本追求。党的十六大之所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背后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对2000年达成的小康社会的判断：“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具体体现在：“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些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问题中农村问题占的分量最重，凡是城乡差距、贫困问题、地区差距、老龄化、生态问题乃至管理体制、民主法制问题，背后的一个共同因素是农村的发展问题。国家统计局于2000年按16个小康指标进行测算，结果发现，全国小康的实现程度为96%，但其中有三个指标尚未达到小康标准，即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66元，实现85%；人均每天蛋白质摄入量为73克，实现90%；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实现80%。16个小康指标中，只有农村的3个指标没有达到小康水平，农村发展滞后减缓了小康进程。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推进中，虽然农村发展也非常快，但依然是短板、难点，因而也是关键点和重点，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先后成为国家发展重大战略，更凸显解决农村建设和发展这一短板的急迫性。从2012年国家提出精准扶贫到2017年提出精准脱贫，乃至2018年又号召决胜精准脱贫等举措，目的就在于解决乡村发展滞后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影响问题。乡村建设在全面小康社会中之所以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因为乡村建设在过去40多年中没有城市那么快，城乡差距过大，没有达成小康价值的要求，而且还因为在进入新时代后全面小康价值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不限于经济收入——涵盖生态、文明、社会、民主、健康等，在乡村建设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比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总目标，就可以见证这一点。2004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总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而2017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总目标依然还是五句话，但是内涵大为升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在后者中，只有“乡风文明”这一句话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在其他四方面的要求大大超过了新农村建设，比如在经济方面新农村建设只是确立“生产发展”，其远不如“产业兴旺”的要求高，同样，新农村建设只提“生活宽裕”，而乡村振兴则要求实现“生活富裕”，富裕远远高于宽裕。所有这一切说明，随着国家的发展，乡村建设的价值要求也在层层递进和加码；不论是小康价值还是乡村建设价值都不仅要符合时代发展需要，而且还要站在时代的引领前沿上，具有超前性和战略性。总而言之，一方面小康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并反过来引领实践；另一方面在小康价值中乡村一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国家对全面小康社会有了更高的价值期待，自然在乡村建设价值上有了显著的升华，赋予其更多的意义和地位（比如富裕、文明、民主、公平等现代性价值）。三、乡村建设的制度和结构破解及其重塑在小康社会建设中，乡村建设和发展是最初的突破点，虽然直接表现在行动上，实际是对原有制度和结构的一些突破，而破解、创新和重塑制度与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一直贯穿在整个乡村建设和发展过程之中，也成为乡村建设的难点和重点。广义上的制度自然包括各种文化习俗、观念、规则等，它们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以及社会关系，而政策则是指一些官方的规定和措施，体现了制度和结构的内涵，制度、政策和结构背后则隐含着一定的社会价值。所以，在迈向现代化的乡村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社会价值的革新来引领，更需要制度、政策的破解、创新和重塑，从而引发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不仅存在其他国家都会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而且还面临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计划体制），也就是在城乡二元经济基础之上增生了城乡二元社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表面上是对计划生产体制的改革，而深层次是对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改革：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消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民生产、劳动和就业权的限制，释放出大量以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诞生了个体户、小商贩、家庭作坊、乡镇企业乃至民营企业等，社会开始向着合乎现代性要求的社会流动和分化，城乡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结构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我们从农村体制改革后遍地开花的家庭企业和局限在乡村天地里的小型乡镇企业，一直到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的开发区，近亿农民不同程度离农投工，广大乡镇已换上了小城市面貌……我们这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宏伟前景，也许这正勾画出了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对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一体化前景，表达了乐观的展望。但要革除几十年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尤其是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何其之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城乡不均衡出现不断扩大的态势，“三农”问题愈显严峻：“那些年里，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在低水平上连年徘徊，农村社会发展可以说全面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生活保障等问题不断堆积，公共服务严重短缺”。破除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难度远高于破除二元经济体制。城乡不均衡虽然大多表现为经济上的差距，但其本质性原因是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构筑的城乡社会权利和机会结构的不平等问题。因此，破除和创新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不仅是改革初期的重要任务，也依然是现在尚未完成的城乡改革任务。2004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不论是要发展生产还是要生活宽裕，无论是要村容整洁还是要乡风文明乃至管理民主，都是在向城镇发展看齐，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其本意就是要破除导致城乡不均衡发展的权利、机会结构，构筑城乡一体化的新的权利和机会结构。所以，不论是2004年开启的新农村建设还是2014年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2017年发起的乡村振兴，都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解决乡村现代化滞后问题，从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问题（即现行标准下的贫困问题）；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和创新城乡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城乡产业融合和现代化机制；打造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保留和弘扬优秀的乡风和民族文化传统等。要实现这样的乡村建设目标，首先还得改革、破解和重塑城乡制度和政策，构筑支持和推动全面小康社会的新的城乡一体化和融合政策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扶贫开发一直是乡村发展和建设的重点，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国家在乡村建设上把精准脱贫上升到事关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建成的关键性工作。反贫困体制、机制、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缺失的状态到现在已经构成一个上下严密、多元参与的体系。1986年国务院才建立了贫困地区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改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设国务院扶贫办公室），1993年出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入21世纪国家先后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两个农村反贫困纲要。长期以来，国家在政策和行动上把扶贫与开发放在一起来做，其中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主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而开发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上，目的是让贫困人口以及其所在的地区发展致富。《“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在1994年到2000年的7年时间里解决当时剩下的8000万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按计划完成。2001年10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布的《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表明：“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其中，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从1994年的5858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1710万人。”因此，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个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贫困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原因是国家根据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断调整贫困线，到2010年贫困线上调到人均年收入2300元，基本上与世界银行人均一天生活费为1美元的贫困线接轨。贫困线标准的调整，使农村贫困人数反而增加到1亿多人口，比1993年8000万还多。这不是说扶贫开发没有效果，而是因为国家对扶贫开发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也符合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要求。21世纪第二个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到2020年消除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问题。这个纲要不限于用收入这个指标来衡量农村贫困问题，还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实际上引入了多维贫困和区域性贫困概念。所有的体制和新政策建构都指向要在今年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这个目标。贫困问题是农村奔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但就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而言，解决这个短板问题是最基本要求，而不是全部要求。对整体乡村发展来说，按全面小康的总体设想，还要缩小城乡在一些基本权利和机会上的差距，尤其要弥补乡村在这些方面的不足，比如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覆盖不到以及质量差等问题。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新农村建设适用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时期，那么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跨度则超出了2020年，指向2035年乃至2050年。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意味着新农村建设告一段落。新农村建设在解决城乡不平衡和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上主要推进了如下工作：一是取消农业税费负担，扩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力度。到2006年，农业税费都已经取消，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也缓解了干群关系；与此同时，国家对粮食生产、农机和良种购置以及科技应用等，都有相应的补贴和支持。二是从2003年开始，国家在农村地区构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救助制度，2009年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016年开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施一体化，结束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和发展。社会保障权、公共服务权和基础设施权等基本社会权利，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居民并没有享受到或者很少享受到，这就是城乡不平等的主要体现。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和乡村建设中，这些不平等有所缓减，城乡差距有所缩小。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9号）提出了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发展目标（见表2），其中对农村来说，教育指标、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率、基本医疗卫生指标、电视和广播人口覆盖率等都有了明显提高，与城镇的差距在缩小，但在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公共文化体育（除电视和广播人口覆盖率外）、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镇的差距依然比较大，甚至在一些方面农村几乎仍是空白状态。在乡村建设上，国家已经从过去的个别政策的小调整，转向破除旧有的城乡不平等政策体制，构建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解决了一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城乡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特别是在2012年后，城乡体制改革和建构呈现出系统性特点，明确把解决城乡共同服务均等化，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打造美丽、生态乡村作为乡村建设的重点，城乡体制和政策有了明显改善，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很好的制度和政策基础。但是，现在离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以及落实上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还比较低，尤其是一些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在大部分农村依然缺乏，已有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在质量上远低于城镇，难以满足农村居民对改善生活、实现体面就业和创业发展的机会追求。因此，尽管国家在乡村建设上取得显著的效果，也达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若干目标，但依然无法阻挡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脚步。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其中一些城乡体制弊端特别是社会体制弊端还存在，城乡结构性失衡依然严重，在农村生活和就业上还存在制度性和政策性歧视，对于农村青壮年来说，乡村的吸引力还不够，留不住他们，因此也造成后续乡村振兴最紧缺的是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参与。四、主体性自觉与美好生活追求要让更多的农村青壮年愿意留在乡村、投身乡村发展和建设，关键是要顺应他们不断成长的主体性自觉及满足由此带来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尽管“小康”价值引领对激发村民的行动有重要作用，但村民更关注个人切切实实的生活问题，这才是激发主体性自觉的现实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村民之所以能自觉发起对不合理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挑战，就在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非变革不能生存，非改革难以有出路，这是实实在在的朴素自觉。在不同时期，村民对生活的要求和期盼不同，当温饱解决好，就会憧憬过得好一点乃至富裕生活，这也是促使国家不断调整小康建设内容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乡村建设不能有效抓住村民主体性自觉的变化，不能充分动员村民参与，就有可能出现“政府忙着乡村建设、村民忙着外出务工经商”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扶贫工作中出现过驻村干部整天为贫困户操心而贫困户却一点也不着急的尴尬状况。在实践中，行动的动力主要来自行动者作为主体的自觉。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设想和追求，因此，主体性自觉的最直接根源就是其对美好生活的认知和追求。因此，在讨论乡村建设原动力时，要关注乡村建设能否调动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能否切实让其感觉到能实现这样的追求，过上比以前更好的生活。能否实现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应是衡量乡村建设能否真正促进乡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关键尺度，这也是十九大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定为新时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主旋律也是对未来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向往和不懈追求。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之所以为世界上特别是非西方社会所普遍接受，是因为它不仅满足了西方社会的自得心理，也给非西方社会带来希望，同时还能引发研究者“对现在事件的兴趣所产生的理论建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中国农民确实看到了美好生活的希望，并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能实现这样的愿景，在对“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的强烈认同下，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动能。但在迈向小康社会乃至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村民在感受到乡村建设给其生活带来的希望的同时，也多感受到教育和医疗负担问题、工资拖欠、农业歉收和贫困等压力和艰难。因此，乡村建设被国家作为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策略提出来，旨在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塑造村民的现代性，其中包括主体性自觉。这与20世纪30年代推行的乡村建设有着近似的意图：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是，“担负着‘民族再造’”；而陶行知同样指出，乡村建设首先是要“建设适合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这种活教育，要教学做合一，要教人生利，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要与农业携起手来”。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新农村建设虽然没有提出要形塑村民主体性自觉的问题，但是把“乡风文明”作为五大总体目标之一，就是要塑造具有现代性的新农民。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村民主体性自觉不仅是乡村建设的结果，更是其基础和动力源。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如果忽视村民已经被激发起来的主体性自觉——即自己能实现其追求的意识，那么，不但难以调动他们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且不能让其留在乡村，不少已经有了主体性自觉的村民相继离开乡村，流向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因此，在过去十多年的乡村建设中，一些地方出现了乡村“老龄化”“空心化”和“空壳化”现象。新农村建设提出之前，1989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只有3000万，1993年达到6200万，到2004年高达1.2亿，从1989年到2004年净增了9000万，而这种增长趋势在2004年（即新农村建设提出之年）之后并没有停止，反而在2017年增加到2.86亿人，其中净增人数多达1.66亿，翻了一番多。也就是说，2004年到2017年的13年间净增农民工数量比1989年到2004年的15年间净增数多出7600万。这里的关键是，在新农村建设时期，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依然比农村有更多的赚钱、发展机会。新农村建设重在乡村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改善村居环境、发展农村产业、建立农村全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并没有快速地增加农村赚钱和发展机会，同时也不能显著地改善农村的生活质量，因此，也不能改变城市和发达地区对广大农村青壮年甚至年轻老人的吸引力。新农村建设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缩小城乡和区域差异是其目的，但又不能在短时间内显著地缩小这些差异，所以，乡村建设就不能留住广大乡村建设所依靠的青壮年，由于没有青壮年，乡村建设步伐又迈不开，简言之，既难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又留不住乡村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和人力。农村青壮年对乡村建设的主体性自觉，对乡村振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具体说，这种主体性自觉，是指他们意识到乡村建设的重要价值以及可能带来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机会并因此积极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现实是，多数农村青壮年还缺乏这样的自觉，相反，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外出务工经商更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更能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更能满足其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更能获得发展机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主体性自觉则体现在他们对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认知和期望上。当然，乡村建设在激发主体性自觉上亦有成效，一种新的反向趋势正慢慢呈现：过去10年中，向乡村回流的农村外出者在出现和增多，尤其是年轻的回流者出现并增多。与此同时，一些城市青壮年开始向农村寻找发展空间，甚至寻找城市无法给予他们的生活价值，虽然其数量并不多，但预示着乡村的发展空间在逐渐打开，可以满足一些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可以说是乡村建设中获得的另一种主体性自觉的支持。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后，农村外出人数增长趋缓，其中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在2018年的外出农民工中，进入城市的农民工1.35亿人，比上年减少了204万人，下降1.5%。但对这类数据，需要给予更细致的社会学分析：一方面是等待外出的人数比以前少了，能出去的都已经出去了，另一方面是城市在升级，特别是超大城市采取了一些措施疏散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流动人口，而流出地县市乃至省市自治区都在想方设法推动经济发展，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在此背景下，一些外出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返回家乡的县城、乡镇乃至村庄，寻找就业和创业机会，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在就地就近城乡之间生活、劳动、就业的“两栖人”。这些人中有的是被动或被迫回流，有的是主动回流，明确意识到在回流后能找到生存机会，因而对其他外出者也有一定的带动效应。而城市中一些人选择到乡村创业或就业，则完全出自他们对乡村价值和发展空间的自觉认知，认为乡村有着城市无法替代和找寻的价值（如生态和文化价值）。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乡村价值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清晰认识和重视，开始了对乡村的自然、生态、传统文化等的追求。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和流行及其带来的经济冲击，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和挖掘乡村价值——对城市人来说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思考，而对农村外出者来说，则是就地发展和创业的价值，当然也会有跟随而来的对生活稳定、宽裕的诉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建设不仅要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构筑社会保护体系以及就业和产业发展，还要努力让人们重新发现乡村价值以及让更多希望享受到乡村价值和生活的人能如愿以偿，这会促使乡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真正让人们感受到在参与乡村建设中实现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现实可能性。只有全社会特别是村民对乡村建设都能具备这样的认识，乡村建设才能真正获得主体性自觉的支持，从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赋予其的使命——带动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这正是乡村振兴在接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建成后要完成的新时代乡村建设使命。结论与讨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转折年，具有重要的历史节点性价值。本文试图对过去几十年乡村建设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发展上的实践作一定反思，分析这一实践积累的经验、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背后的原因和条件，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实践逻辑以及未来的可能性，为即将开启的新征程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不论是乡村建设还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形式。中国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是后起的和后发的，当发达国家在讨论后现代、信息社会的时候，中国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奋斗。过去4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小小瞬间，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完全可以用“千年未有”来形容，快速地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农村社会、传统社会、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现代社会和开放社会的转型过程。国家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来标示这个快速转型，而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建设扮演了重要的、无法回避的并且是难点、重点和短板的角色。如何看待乡村建设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地位？第一，乡村建设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基础，正是乡村建设开启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序幕，同时也正是乡村建设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出了不可或缺的强力支持和保障。第二，乡村建设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难点、重点和短板。由于政策和体制的原因，乡村建设一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沿袭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牺牲或者轻视乡村发展的一些逻辑，反过来也制约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为什么中国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要重视乡村建设？重视乡村建设是否符合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要求？一种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观点认为，乡村是落后的，缺乏现代性，而现代性存在于工业和城市文明之中，因此，发展城市才是现代化建设的首选战略，农村则在城市发展后才能被照顾到。而城市现代化建设要么从农村寻找资源，要么从国外寻找资源，前者就是要牺牲乡村。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采取殖民方式从外部寻找资源，就只能转向从农村寻找资源支持。但中国农村人口多、发展水平低，也不足以支持城市发展。事实上中国走了一条先激励乡村发展和向外开放、带动城市发展，又转为开始强调乡村建设（如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这样一条城乡联动、内外互动的现代化建设路径，这是后发国家在新的全球格局中找到的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不仅仅借助于外部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更要学习已经现代化了的国家的制度和文化。中国的现代化重启在路径和动力上颠覆了被普遍认可的一些现代化理论观点。那么，中国乡村为什么存在内生的现代化动力？传统的乡村和农民怎么能有这样的动力？现有的由农民自发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劳动力，激发出求生存、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带动了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个体户、家庭作坊、商贸等现代化因素）和城镇化，为什么他们虽然不具备类似韦伯所说的那种新教伦理道德而能自主走上现代化进程？正如笔者所认为的，中国现代化有着自己的动力基础，那就是社会文化主体性，有学者则将其视为中国有与西方相似的世俗化传统。不管是世俗化还是主体性，其核心在于自觉。在改革初期，中国广大农村居民已经认识到，美好生活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因为有了这种生存本能以及相应维护生存的传统文化理性（也可以说是世俗化），中国农民就在现代化中表现出明显的主体性自觉。正如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调查乡镇企业时发现：“农民自觉自愿、兴高采烈，但也是千辛万苦的，在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投资下，自我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农民的主体性自觉就能确保现代化动力永续无虞。农民的主体性自觉也需要前提条件，非凭空而生，也非凭空延续。过去的实践表明，最重要的条件是相应的价值引领、合理的政策和制度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乡村建设正好契合了这种主体性自觉。尽管在改革初期，农民自发的承包创新并没有马上获得认可，但总体而言，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在保护和激发农民的主体自觉性，形成了国家与农民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总体效果，农村发展在短时间内呈现出繁荣景象。这一点在过去40多年的乡村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多次被事实所证实，即凡是国家与农民配合好的时期，必是农民和农村发展得比较好的时期。这意味着，让农民主体自觉成为现代化发展动力的前提条件，就是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行动要顺应农民和农村的发展需求：一是国家在乡村建设上要更好、更快地破除对农民和农村的不平等政策和观念，二是持续不断地增强农民和农村主体自觉能力和发展能力。因此，乡村建设应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公平性，二是平等性。前者是改革和重塑现有的城乡体制，消除城乡政策的不公平性，就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给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和城镇化待遇。后者是解决城乡社会结构性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发展和生活差距，比如以各种方式推进农村产业现代化和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实施农村扶贫开发和精准脱贫行动等，都是这样的努力。虽然乡村建设在公平性和平等性上有了一定进展，特别是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这并没有让乡村变得更有吸引力，农村青壮年依然向往着城镇生活。农民的主体性自觉用在了如何外出务工经商以及在城镇获得生活和发展立足之地，而没有体现在推进乡村现代化上。这是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挑战。主体性自觉的背后是对生活和生命的价值追求。在现代化理论看来，思想和价值观念创新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界定。有了价值的追求，才会有相应的动力和行为。不论是小康社会建设还是乡村建设和发展，其背后都有很强的价值追求和创新支持，否则就难以持续。20世纪80年代“小康”概念的提出对当时的国人来讲具有颠覆性的价值影响，符合当时国人对吃饱肚子的迫切需求。在刚经历几十年把讲究生活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来批判的改造后，国家把“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这样的生活直接界定为现代化发展目标，对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有着相当震撼和刺激，使得国人可以光明坦荡地为“日子好过”而去赚钱和行动，引发了整个社会心理的变化。人们开始渐渐地适应了“不以赚钱为耻”的新价值取向，更积极踊跃地参与到经济建设和发展大潮之中，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弄潮儿，于是现代化“起飞”有了重要的价值基础和支撑：“社会和心理的整个群体变化现在已被公认为创造‘起飞’前提的核心”。当然，有社会舆论认为，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价值启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过度功利主义乃至自私自利。全面小康社会和乡村建设实际上是在价值上扭转这样的偏向，即从单一的逐利转向全面追求的价值重塑。全面小康社会是要解决低水平、不全面和不平衡的发展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乡村，所以乡村建设无疑是解决小康发展的价值偏差，不仅仅是发展乡村产业、让村民生活宽裕，更主要的是要提高社会公平和平等水平，同时在乡村建设中同步实现效率、公平、富裕、生态、民主以及文明这些价值。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社会建设、社会治理都在试图延续这些价值追求。但在实践中，所有这些价值不可能得到同步实现和体现，需要假以时日，更需要更大的改革决心和行动。比如，在乡村治理中，一方面要推进民主治理，另一方面还需要提高治理有效水平，那么这两者是否一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在实践中，它们之间还存在许多张力，越来越多的“一肩挑”做法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四民主”或变得越来越弱，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越来越小，反过来影响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也影响着他们的公共责任意识和观念。又比如，效率与生态是一对有着明显张力的价值。虽然各地都在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但是真正能把生态变成“金山银山”的发展效率的村庄依然为数不多，因为其所需要的条件和要素非常严苛，多数村庄都不具备相关的条件和要素。与此同时，这些价值在多大程度上能吸引村民参与乡村建设，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的村民还是关注就业和生计问题，而他们对村庄的关注也并没有获得更多重视以及相应的参与空间。乡村建设面临着如何从价值上激发村民参与特别是吸引部分青壮年回归乡村参与建设的主体性自觉问题。总而言之，过去几十年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表明，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彰显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并不缺乏内生的现代性动力和机制，同时也揭示了内、外现代性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为现代化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案例。同时，过去几十年的乡村建设为后续的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发展至少提供如下宝贵经验：第一，注重发展的行为主体的重要性。就乡村建设来说，农民就是主体，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是搞好乡村建设的基础。陆学艺曾明确指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农业和农村问题。乡村建设的实践证明，凡是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就能激发他们参与发展的积极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农民可以自觉地把自己转变为工业化所需要的工人甚至管理者（如“农民经销员”“农民经理”）、投资者（如“农民企业家”）等。第二，探索行动者的价值追求以及对行动的影响。按韦伯的观点，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得有相应的现代化精神来推动。虽然他没有看到中国潜在的现代化精神，但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揭示，中国传统重视家庭的价值以及这种价值成为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在改革开放开启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过去40多年的乡村建设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虽然这种观念在城市有所淡化，但依然左右着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农村居民。第三，重视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由此体现的公平性和平等性问题的研究，为全面小康社会和乡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不论是个体行动还是家庭行动，乃至价值追求，都受到一定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约。改革前由于限制和削弱了个体和家庭的地位和能力，因此不能给予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而改革开放后他们就有了更大更多的发挥空间；同样由于城乡体制改革滞后以及符合现代性的公平和平等原则的新体制构建缓慢，乡村难以留住那些有追求美好生活愿望的青壮年村民，而出现“空心化”“空壳化”以及“老龄化”等问题。乡村建设旨在从多个层面解决这些问题，形成合理的、均衡的城乡社会结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的短板是农村发展滞后，乡村建设就是瞄准这个短板而开展的社会结构合理化行动，也就是说，乡村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民生事业、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乃至产业发展，其最终追求是改善社会结构，或者说就是“构建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等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中国方案鲜明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样的世界”的重大问题，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理念，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创新实践，为参与全球治理、打造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2019年1月3日，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在来自全国史学工作者代表的热切目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正式揭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在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历史研究院、向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寄予殷殷嘱托。国运兴，史学兴。盛世修史、盛世重史，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中国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历史研究的宗旨、定位和使命任务，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使命与担当。成立以来，中国历史研究院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贺信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统筹推进历史学科融合发展，繁荣兴盛中国历史科学，奋力书写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新篇章。1勇担时代重任，打造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学术家园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虽然甫经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却已早早进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全面推进阶段，扛鼎之力初显。3月27日，来自全国历史研究与教学机构的中国史、世界史、考古、边疆学等领域的近50位专家学者，齐聚中国历史研究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共商如何加快推进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表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和贺信精神，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继承与创新中国历史文化，是新时代每一位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在8月9日召开的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学术发布会上，该院副院长李国强公布了实施“学者工作室”制度、创新科研管理和组织体制机制情况。据介绍，“学者工作室”将以学者个人名字冠名，鼓励和扶持史学优秀领军人才，组建高水平、跨学科学术研究团队，并赋予首席专家以更大自主权，自行安排科研活动，集中优势力量，科学配置资源，不断探索符合史学规律的创新之路。历史学科的全面发展需要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也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1979年初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是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的一次盛会，对历史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影响深远。今天，聚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瞄准重大现实问题，着力推进历史学学科发展呼唤着新的宏伟蓝图。中国历史研究院积极谋划《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建立“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制度”。从全国众多史学研究与教育机构中遴选出32家机构作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召开了联席会议首届年会。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林文勋认为，联席会议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全国史学工作者，共同商讨、共同推动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工作和交流平台，必将有力促进历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之间的沟通交流。如何联系整合全国相关史学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突出重点学术方向，突破学术研究壁垒，开展更加多样性的专业学术活动？中国历史研究院正在全面探索、大胆创新。“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

编者按：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名义，发表在2018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妙喻，除了“老虎”“苍蝇”都要打，“打铁必须自身硬”，这样耳熟能详的例子，你还知道哪些？一起来盘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