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再出事是早晚的

“阿里巴巴”变身“四十大盗”。这次，舆论态度可谓“空前一致”。

在阿里巴巴女员工八千字长文“状告”高管曲一（王成文）趁酒醉对其实施强奸猥亵后，阿里巴巴成为众矢之的。

8月9日，《人民日报》旗下“踏浪青年”更刊发激烈评论，矛头直指阿里巴巴乃至马云本人，痛斥资本之恶，警告其“不要妄想像韩国财阀一样操控一切，这里是中国”。

当然，对于阿里巴巴乃至整个中国资本力量而言，这句话并非最惊心动魄的，更为“致命”的一句则是“不仅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更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

它代表了北京对资本力量的取态，也意味着这将是如阿里巴巴那样的资本力量未来的“宿命”。

正如，《锐评阿里王成文性侵事件》所列数的，阿里巴巴“恶行”还少吗？尽管中国官方一再表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和民间企业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但阿里巴巴等民营资本巨头的“春天”早已过去。 

当屠龙少年，最后变成龙，会怎样？

比如阿里巴巴灵魂人物马云，如果说2019年4月份他肯定“996工作制”结果遭到猛烈抨击，只是一个前奏的话，那么2020年11月蚂蚁金服香港上市遭叫停，以及随后马云彻底“消失”在公共空间，则是一个资本僭越与现回原形的“缩影”。

此后，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大旗下，众多民间资本代表（尤其是互联网巨头）成为重点整顿的对象，而且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种局面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持续，直到有一天北京可以说“驯服资本”为止。

在此背景下，民间资本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生存规则，放弃对既往成长经历的路径依赖，时刻对标“国家标准”并准备修正。

在这场运动中，没有人可以抱侥幸心理，以为只要渡过寒冬便能重新恢复以往的状态。

事实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只是表面，背后的大背景可能更容易解释。在《21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探讨了欧美资本主义近200年的发展。

其所建立的模型可以简化：收入主要由劳动和资本两部分构成，最理想的状态下二者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据的份量应该是社会可以接受并且可以同时推动经济健康增长的，但这只是理想状态。

现实是，劳动和资本所形成的收益并不相同，或者并不“合理”（这就涉及阶级立场问题了），拥有庞大资本的群体当然希望资本较劳动的收益率更高，但是无产者恰恰相反，如果“穷者越穷”（意味着人们只能通过出卖劳动获取收入），而“富者越发”，那么社会矛盾便会逐渐积累，甚至动摇社会的稳定。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在收入分配中通常占据重要角色，所以社会矛盾不会太尖锐，相反经济发展能够让所有人受益；但是，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角色更为凸显，劳动收入占比的下滑，将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公、分配差距扩大乃至两极分化的可能。

回过来说，资本为什么要被关进“笼子”里？这固然有资本僭越底线，甚至“为非作歹”的原因，另一方面，少数人的财富积累构成了破坏社会收入公平的首要敌人，恐怕是最根本的。

皮凯蒂说，唯一能改变收入分配格局的便是国家行为，恐怕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大约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

由此观之，性侵事件，不过是促使北京痛下决心的一个诱因——此前，阿里巴巴不也发生过同类事件吗，所以这未必会否成为他们不能承受之重。

（本文原载于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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