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丨段晴：大秦寺的守望者
大秦寺的守望者
文 / 段晴
“不论是何原因，景教最终还是在华夏消亡了。人们甚至不知道那些外域的英灵身葬何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他们曾是西方文化的载体。中西文化的碰撞，必然产生更为辉煌的结晶。当人们抬头仰望关所长日夜厮守的那座孤塔时，更多地欣赏的是中华匠人的艺术创造。景教与中原文化碰撞后，产生了或者影响到什么文化呢？这大概永远是个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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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周至大秦寺塔
偶然闯入景教研究的领域，实在是因为敦煌北区发现的一篇景教的轶文。随后经过从书本到书本的搜寻过程，从电脑到纸张的写作过程，一个5860课题便已经结束。容不得对旧课题的眷恋，容不得对旧课题的遐想，带着旧的遗憾，新的兴奋，又匆忙地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这大约便是现代学者的所谓充实，其实也是无奈。一部厚厚的书稿，寄来的时候还蒙着一层淡淡的，却是实在的黄土高原的尘埃，让人重又忆起那些似乎已经淡去的故事。
三秦大地上，盛开的油菜花虽不是一眼望不到边，但一两畦绿的叶鲜黄的花衬托在高原的黄土地上，也为在旅途的人平添旷怡之情。与好友惠京朋、詹秦、杨磊相约，我们驱车前往大秦寺。车停在离大秦寺不远的山坡上，一所乡村小学校旁。刚好赶上孩子们放学，三五成群的山村子弟，正准备翻山越岭，回家，为了第二天再翻山越岭，赶来上学。平缓的山坡上，不见牛羊散满田，却见还未成熟的麦子在依然强烈的斜阳之下展示着它那盎然的绿。沿着缓缓的山路，望着古塔前行，便来到现在的陕西西安周至大秦寺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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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佛教莲花瓣朵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额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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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景教瓷墓志
内蒙古赤峰松山区出土
所谓陕西西安周至大秦寺文物管理所，不过是巍峨雄伟的古塔旁三间低矮的平房，塔下不大的一块空地。绕过塔去，是残砖破瓦构成的厚厚文化堆积层。朋友们笑着说，只要随便踹上一脚，掉下来的不是唐的瓦，也是明的砖。这一座兴许是始于唐的文化堆积层实际上构成了一家农户的后墙，更准确地说是他家猪圈的后墙。这一家农户，宽敞的三间土房，前后门大敞着，农妇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织着一件细线毛衣，也许是习惯了偶然来访的人群，女主人只是友善地看看来人，接着又去忙她手中的活儿。山、塔、农家、麦地，构成了关英所长工作生活的氛围。
三间低矮的平房之内，飘着淡淡的茶香，茶是用塔旁一泓泉眼涌出的甜水所沏成。攀谈间，得知关所长是西安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在此守望这传奇的宝塔已经达十年之久。当然，他也曾应邀去北京参加最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想到他需要克服种种不便，从这穷乡僻壤前往繁华的国际都市，而从繁华再回到简陋，竟能坦然安守在这寂静的乡土之间，面对眼前这位一袭旧蓝布装的关所长，大家不禁肃然起敬。
翻开沉甸甸的书稿，读到夹在书稿中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由于大秦寺地处高山，偏僻荒凉，交通不方便，打印文章要步行，上山下山往返十多里路程，一部书下来要跑无数次，白天打印，晩上挑灯修改（山上无电），总之，本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这本书稿。读到此处，一面感到阵阵的心酸，一面不由得生出疑惑。因为，类似景教研究这样的题目，若不是以大城市最壮丽的图书馆为依托，是不可碰的；因为，历史上汉文献中保存的相关景教的记载真是少得可怜，而国外的著述颇丰。山上塔旁，晚上连电都没有，更何谈电脑，更何谈国际互联网，如何能够把握国际的最新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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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鸣雷《西安府景教碑考》书影
Henri Havret：La Ste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
作者是法国来华耶稣会士(1848—1901）
带着满心的疑惑，翻开书稿，映入眼帘的是那些曾经熟悉的名词，诸如聂斯脱利、景教、十字架，以及苏轼等诗人留下的美丽的诗篇。然而，书中大部分内容却又是陌生的。作者亹亹而叙，犹如一个久别重逢的家乡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故土的变化，故人的新事。跟随着作者的道白，才知道那座神圣的山，原来唤作丘木山，山上终年吐着清凉泉水的井，竟然是唐太宗所开凿。生动的叙述，令人不忍释手，一口气读下去，心中的疑惑便也如冰释。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作为文物管理所的负责人，他曾接待过上百位中外著名学者和宗教界人士，曾和他们在古塔前交流、切磋。借出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也曾用微薄的薪水购买专门研究景教的名著。通过书本，关所长得以建立起知识性的构架，而日日夜夜与古迹相守，以他艺术的慧眼便能够发现新的问题，于寂静之中提出大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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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发现于泉州的碑刻图案
形式与赤峰瓷碑大同小异，但正中间为太阳
对古寺的庙会文化、民间传说的记述，构成这部书最为鲜明的特点，这是经院之内的学者们无法做到的。只有常年镇守在这古塔旁的人，才有可能亲历常年寂静的古塔少有的热闹场面，才能写得出如《古刹庙会纪盛》那样的文字，将民间文化活灵活现地再现在纸上。《拯救大秦寺塔记》不但记载下现代人为拯救文物而做的贡献，而纪实的文字也成为这部书的一篇佳作。《陈立文捐资刻名碑》篇令人感动，不但值得敬佩的香港捐资者的音容笑貌及其胸怀跃然纸上，字里行间更见西北人待人的热忱以及关英所长对这古塔倾注的全部的爱。
关所长以他守望古塔十年的历程以及以心血写下的文字证明了，他确实是“大秦寺文化的开拓者”。
景教是基督教最早延伸到中国的一脉。据说耶稣当年曾要求他的弟子们，把基督教的福音传遍全世界。实际上，基督教在亚洲传布的历史，要早于在西方。今天伊拉克、土耳其以及伊朗的部分地区，曾经是信仰基督教的地区。传说在耶稣生活的时代，伊得萨地区，即现在土耳其的乌尔法（Urfa）地区,有个国王患上麻风病，听说耶稣会治病，曾派遣使者前往耶路撒冷，邀请耶稣来伊得萨地区为他治病，并将基督的福音传播到他的王国。这当然是传说，不足以为凭，但是，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座坐落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古城最迟于公元二世纪期间已经接受基督教，到了公元三世纪初期，大部分居民都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三世纪时，伊得萨的神学院已经成为基督教的学术中心。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政治较量的背景之下，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基督教会也曾经分化出种种派别，另竖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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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景教寺院壁画：聂斯脱利派神职人员正在列队前进
壁画，公元9世纪末
现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五世纪时，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基督教会发生内部纷争，大主教聂斯脱利于公元431年遭到排斥，但是他仍然不缺少支持者。公元489年，支持聂斯脱利观点的基督学者们被从伊得萨的神学院逐出，随后进入萨珊波斯帝国的版图，并得到波斯帝国当权者的庇护。这一派人自称为聂斯脱利派，于是成立了独立的教会，分六个教区，教区覆盖的地域基本包括了古巴比伦尼亚和亚述人的疆域。萨珊波斯帝国的大好江山，为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会提供了得以独立发展的疆域，发展出独特风格，比如教会使用叙利亚语，书写的字体也与其他叙利亚教会不同，因此又素有东叙利亚教会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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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文《圣经》中的主教上帝
羊皮纸，932 年，大英图书馆藏
正是这一派基督教会于唐代把基督教的福音传播到中国，并在大唐的疆域成立了一个教区，而教区的主教由总部直接派出。从第一任主教阿罗本，到大秦景教碑建立（公元782年）的时候，共有四任主教先后来到大唐。主教来到教区，好比与这个教区结婚，终身不得离开。试想当年，一个又一个的外域人，为了自己的信念而远离故土，奋不顾身地翻山越岭，穿越流沙，最终将自己的身躯永远地埋在千万里之外的外邦。若不是这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谁又能记得起这些基督的忠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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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石碑拓片，碑刻于公元781年
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虽文字不多，但这不多的文字犹如解系历史谜团的线索，可以从中抽绎出丰富的历史信息。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最为切实可靠的史料出发，所有学者几乎得出一致的结论，景教更多地是在生活在唐的波斯人、西域胡人中得以传播、维系。
碑中记载一名僧人，名“文贞”，这位文贞姓李，又名李素，是个曾在唐朝为官的波斯人。景教碑的大施主伊斯是位西域胡人。《新唐书》《旧唐书》虽是官修正史，很少涉及与唐家政权无大妨碍的民间往来，但是书中星星点点的记载仍能反映岀，唐代与波斯和西域胡人的交往，颇为频繁，生活在唐的波斯人、西域胡人为数众多。例如两部《唐书》于《田神功传》下记载，安史之乱时，仅在扬州城死于非难的胡商波斯人就达数千。肃宗时，也曾发生大食、波斯袭击广州的事件。而西域胡人聚集的地方为数甚多，例如凉州等地西域胡族盛，渔阳城中也曾有胡商立邸肆。民风民俗也受到胡人的影响，坊邑中也见骏马胡服，法胡虏之俗的情形。
除了安禄山这样十分著名的胡人之外，王世充、李元谅等也都是名见正史的胡人、波斯人。史学家考证岀，粟特人的行踪曾绵延数千里，上起安国，下逮营州。萨珊波斯解体之后，随卑路斯王入朝的波斯人可能不止他一家人。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上云乐》也确实反映了胡人的存在。依据景教碑、从已发现的粟特语基督教文献判断，这些生活在唐朝的波斯人以及西域胡人，确实可能是景教传教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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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景教绢画修复线图
《唐宋时的中国基督教史》插图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胡人都信仰景教。萨珊波斯帝国的国教是所罗亚斯德教。操伊朗语的胡人如粟特人大多数曾是拜火教的追随者，而很大一部分来自西域的胡人如于阗人、龟兹人等，更是佛教的信仰者。七世纪上半叶后，萨珊王朝灭亡，波斯帝国沦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份，从那时起，大部分波斯人改宗信仰了伊斯兰教。而来到大唐的波斯人中也应不乏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从景教碑所用的词藻也可以看出，景教在唐代并没有发展出大的势力，如在碑文中，教堂、教会称为“寺”，神职人员以及普通信教者统称为“僧”等，这些借自佛家的用语，说明景教没有发展起自己的独用的词汇，也证明景教并没有形成大气候以至于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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祆教女神像
纸本白画，公元10世纪，30.5 cm × 37.8 cm
现藏于法国国家博物馆
凡基督教不论派别，皆以教堂为中心，教堂是凝聚信教者的核心。这在东叙利亚教会也不例外。但是，在萨珊波斯的时代，所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基督教会始终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为了避人耳目，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会习惯建造规模很小的教堂，他们认为：“不是因为我们懒惰，不是因为我们疏于建造。大规模的建筑会引起异教的忌恨，基督信仰者一族会因此而遭难，因为我们时刻面临受到迫害的危险。”有碑为证，在唐代，景教的教堂也使用了佛家的名相，亦称为“寺”。但是这个名相又证明了景教的另一特征，即教堂与修道院制度相辅相伴，因为有僧住的地方才能称寺。而东叙利亚教会布道的成功，也归功于它的修道院制度。
修道院制度，曾是聂斯脱利派教会的一个特点。修道院同时是学校，教授基督教的理论、礼拜仪式、诵经祷告，等等。为了便于修行，修道院往往建在山上，以及僻静的地方，例如在聂斯脱利教本土，一座曾培养出多名主教的著名修道院即建在山上。由此而推论，说现在的大秦寺遗址曾经是景教的修道院，这不为过。
但是，塔绝对不是基督教的产物。塔为佛家的原创，连“塔”字都是音译的词汇，最初不属于中土文化，也绝不属于基督教文化。因此，笔者不认为丘木山上的镇仙宝塔是景教的遗物。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从建筑、雕塑和相关文献三个方面对这座古塔进行的分析来看，塔的建制既有唐、五代佛塔之因素，又有宋代流行的成分，如八角形平面和逐层交错辟门，塔的修建年代应在五代末至宋初。塔中曾有水月观音的塑像，更是佛教的题材。尽管我们愿望是良好的，希望看到景教创造的更多的奇迹，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把佛塔的文化，归于佛家。
一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已足以昭示唐代景教的成功。景教的僧人曾为大唐立下汗马之功，因为他们的存在，大唐的明皇曾聆听过叙利亚语唱出的《圣经》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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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耶稣圣象画
现藏于日本山梨县栖云寺
各方面显示，景教教会的僧人和信徒是十分有文化的，他们严格秉承本部的传统，远在中国，教会却依然使用叙利亚语。教会中有专职的教师，位于石碑右侧第一组第三位名为玄览的僧人，正是一名专职教师。上文提及，碑左侧有僧名文贞，这位李文贞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着特殊的才能，曾任大唐的司天台的官职。从阿罗本出任景教第一任主教起，景教教会已曾独创出适合在中国长期存在的人事制度，这便是碑中所言“式封法主”的制度。当这座丰碑树立起来的时候，景净正任“镇国大法主”之职。碑文便是他拟定的。从碑文看，这位“镇国大法主”对基督教的历史、文献、礼仪等十分熟悉，而且熟知景教在中国的发展历 史。由此约略可见景教僧人与信仰者的文化素养。
不论是何原因，景教最终还是在华夏消亡了。人们甚至不知道那些外域的英灵身葬何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他们曾是西方文化的载体。中西文化的碰撞，必然产生更为辉煌的结晶。当人们抬头仰望关所长日夜厮守的那座孤塔时，更多地欣赏的是中华匠人的艺术创造。景教与中原文化碰撞后，产生了或者影响到什么文化呢？这大概永远是个谜了。
但是，历史无独有偶。站在大秦寺的镇仙宝塔之下，可以看到耸立在山下塔峪村的一座颇为壮观的天主教堂。那里的神父忙碌的怕是与当年景净们所为的事物相埒。年复一年，他们凭着自己的信仰为教民服务，讲述人的原罪，讲述基督所蒙罹的屈辱与苦难。尽管派别不同，但是景净们一定会因他们的存在而魂魄得安。更何况，有关英所长这般大秦寺文化的开拓者，有陈立文这般大施主，当年景教的忠魂已经是名垂千古，必定还将万古流芳。（本文原载于《书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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