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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品丨顾春芳:俄罗斯的园丁

顾春芳 山水澄明 2022-04-24


俄罗斯的园丁


文 / 顾春芳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在感悟契诃夫的人生和艺术的时候,我找不出比“园丁”这两个字更合适了。


契诃夫说自己骨子里流着农民的血,他热爱土地和自然,热爱俄罗斯乡间荒废的庄园,他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动手建造自己的花园,像一个真正的园丁那样培植土壤、种植花木。正如安菲萨罗夫所说的那样:“契诃夫把巨大的才华,敏锐的才智,明亮的灵魂和无限的空间结合在一起。”[1]他建造花园不是为了享用瓜果蔬菜,而是为了亲近自然,守护本心,体悟大自然的规则。他沉醉于春去秋来、四季更迭,他像斟酌小说的词句那样把握水分、土壤和阳光的互动与平衡


希施金、萨维茨基《松林的早晨》

布面油画,1886年,139 × 213cm

现藏于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正如他在小说《醋栗》中所写的那样:


我们的童年是在乡间自由自在地度过的。我们完全跟农家的孩子一样,白天晚上都待在田野上,树林里,看守马匹,剥树皮,钓鱼等等。……你们要知道,谁一生当中哪怕只钓到过一次鲈鱼,或者秋天只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看它们怎样在晴朗凉爽的日子里成群飞过乡村,那他就再也不想做城里人了,他一直到死都会向往那种自由的生活。[2]


他在小小的花园里感受着造化的神奇与馈赠,感受到存在的本源,感受到所有形式的生命都有一死,人的灵魂与万物共有同一命运。若干年后,当我们阅读卡尔维诺笔下的那些人物,他们生活于城市的底层,他们并没有城里人的眼睛,他们眼中看到的是候鸟归来,是公园的长椅上空的漫天繁星,是风携来的孢子在城市的中心顶起了泥土。契诃夫的眼睛看到的,是20世纪的大多数现代人所看不到或者不屑于看到的“自然最伟大的奇迹”。作为培植花园的园丁,契诃夫也培植着自己的心田,同时在文学中培植着良知的土壤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花园是永恒的象征,它是人类躲避历史的喧嚣和狂躁的庇护所,是人类对于美好的彼岸世界的终极想象。《圣经》中的伊甸园,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是亚当和夏娃曾经生活的地方,那里四季如春,远离困苦,尽善尽美,也无需人类的栽培和养育。但那是上帝的馈赠,那是圆满自足的圣地。再如但丁笔下的乐园,那里一年四季永远是春天,在灵魂的庭院中,每一片花瓣都沉浸在爱和光中。


《伊甸园与人的陨落》

老扬·勃鲁盖尔与彼得·保罗·鲁本斯

木版油画,1615年,74 × 115 cm

现藏于荷兰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


人间的花园则不一样,人间的花园有岁月荣枯,她需要持之以恒、艰苦卓绝的耕耘和培育。吉尔伽美什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最终到达永生的“太阳花园”后,却发现那里的幸福与自己并无关系,那个天神的花园不属于凡人,于是他又重新回到那充满苦难的乌鲁克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他抵御了海妖塞壬的诱惑,拒绝了卡吕普索的挽留,没有留恋永生不死的仙境花园,宁可在海上漂流十年,历经九死一生回到那苦难的故园与妻儿团聚,在父亲留下的花园中劳作;花园是薄伽丘笔下的伴侣的避难所,他们从危险的瘟疫肆虐之地来到了“一块百花盛开的草地”;弥尔顿综合了天堂和地狱以及各种其他的事物,制造了一个世俗的伊甸园;培根在《说园》中描绘了人间花园的模样,它要有草坪、旷野、篱墙和绿草……无论是吉尔伽美、奥德修斯、薄伽丘、弥尔顿还是培根,抑或是许多如同契诃夫那样的灵魂,他们所向往的不是天国的花园,而是一座属于人的花园,一座可以锻造出真正的人性的花园。


永恒的花园在时光之外,它脱离大地。至善至美、无须耕耘的花园,是游离于生命之外的花园。真正的属于人的花园,必须由人自己来开辟,必须由人自己的汗水去浇灌。在大地的花园里,需要人的奉献,需要付出年复一年的汗水,才能拥有诗意的栖居。


上莱茵大师《天堂乐园》

Upper Rhenish Master,Paradiesgärtlein

木版油画,1410年,26.3 × 33.4 cm

现藏于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


契诃夫的作品中经常描写花园,无论是苹果园还是樱桃园,花园是他对生活的最美好的遐想和寄托,也是他对生活最平和的信任。花园在春天开花,秋天收获果实,期间包含着不知疲倦的耕耘和劳作,包含着从过去和未来,从贫瘠到富有。在他看来,凡人的幸福,就在于永恒不息的抗拒腐朽和死亡的过程之中,只有在抵御腐朽和死亡的过程中,才有着对季节、生命和时光最真切的体验。


不经耕耘便果实累累的天国的花园,独立于时间之外,没有荣枯、永恒不死,也就无所谓美和不美。唯有生命有限,美才成为必需,才成为可能。事物一旦缺失了时间的钤印,缺失了荣枯变化,也就无所谓美,美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即便是伊甸园的美,也是以人世间的艰难,时间意义上生命的短暂作为参照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参照,它的美,也就没有了根基,没有了意义。


契诃夫的花园


花园给与人栖居在大地上的最好的理由。


在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中,有多少美好或凄凉的花园。“花园”是契诃夫文学最重要的意象世界和意义空间。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望那一个“荒废的花园”,这个“荒废的花园”就是俄罗斯的过去,是行将告别的19世纪;他也在守望一个“新生的花园”,这个“新生的花园”就是俄罗斯的未来,他无限向往的新世纪。在《游猎惨剧》中他叹息着被废弃的花园:“您每走一步都可以看见桑树、伏牛果树、法国贝加摩橘树,甚至齐墩果树。这儿还有人造的山洞,然而已经有点倒坍,生满青苔。这里有喷泉,还有池塘,专为蓄养金鱼和供观赏的鲤鱼用。还有山冈,凉亭,珍贵的温室。这种由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罕见宝藏,这种由饱满的大玫瑰花、饶有诗意的山洞和没有尽头的林荫路合成的财富,却被野蛮地弃置不顾,听任野草丛生,盗贼砍伐,寒鸦在珍奇的树木上毫不客气地搭起难看的窠!”[3]


就在这“荒废”和“新生”之间,他书写了多少悲欣交集的故事;就在这“荒废”和“新生”之间,契诃夫鄙视一切无所作为的空虚颓丧、哀叹愁思,鄙视一切不切实际、凌空蹈虚的无聊口号。他以园丁的姿态弯下腰去耕耘大地,他的大地,既是脚下苦难的大地,也是文学神圣的大地。园丁用泥土,如同作家用文字,建造着生命的纪念碑。


希施金《黑麦田》

布面油画,1878年,187 × 107 cm

现藏于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幼年时曾被夺走家园的契诃夫,一直在寻找和重建心灵的家园


重建家园的冲动,包含着修复人生的种种伤害,包含着救赎自我生命的种种力量。在莫斯科、在苏梅、在鲁克、在阿列克辛、在梅里霍沃,在一个又一个荒芜却充满诗意的园子里,在绝大部分人厌弃那些个“寥落荒芜的花园”时,他选择不离不弃。


契诃夫曾在俄罗斯南方草原地区度过了少年时代。俄国中部的自然风光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美,契诃夫的妹妹回忆那时的生活:“我们几乎每天都结伴到城郊的林地里去游玩,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也常去新耶路撒冷修道院,那里有许多古迹。安东·巴甫洛维奇非常喜欢钓鱼,他在伊斯特拉河边守着钓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4]


年少时的契诃夫(后排左二)和他的家人


契诃夫自小就热爱自然万物,每当看到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就感到难过,用仅有的零钱买鸟放生是少年契诃夫经常做的事情。17岁那一年,他看到有几个孩子抓了两只啄木鸟,想要以20戈比出售,契诃夫讨价还价花了5戈比买下后就把鸟放了。没想到得了便宜的孩子们,贪心不足,又给他抓来一堆,契诃夫假装把鸟儿收下,然后回敬了个脖溜儿,吓跑了这几个逮鸟的孩子。”[5]他的《蟒蛇与家兔》《在林中》《在春天》等作品,写的都是1887年少年南行的所见所闻。传记作家格罗莫夫说:“他持有一种对大地上一切有生之物——鸟、动物、鲜花——的罕见理解。”他这样悲悯着俄罗斯的候鸟:“冷得要命,不过那些可怜的鸟儿已经飞到俄罗斯来了!驱使他们的是对祖国的思念和热爱;如果诗人知道,有千万只鸟儿成了思念和热爱故乡的牺牲品,多少鸟儿冻毙在途中,它们在三月或四月初飞回祖国后遭受了多少苦难——如果诗人们能知道这一切,那他们早就会歌颂这些鸟儿了……请您为长脚秧鸡设身处地想一想,它一路上不是飞翔,而是步行,或者请您设想一下,野鹅为求不冻僵,它活活地落入了人的手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可真是艰难啊!”[6]


萨符拉索夫《白嘴鸦飞来了》

布面油画,1871年,62 × 48.5 cm

现藏于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契诃夫热爱大自然,对万物充满共情和悲悯,在他的很多作品和细节中都饱含着对万物的悲悯。他在剧本《林妖》和《万尼亚舅舅》中把赫鲁舒夫医生和阿斯特洛夫医生写成森林的保卫者,这和他本人对大自然的热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林妖》中沃依尼茨基替赫鲁舒夫说出了他对森林的爱,他说:


我几乎能背出你所有的对于森林的辩护……(抬高声调,配以手势,像是在摹仿赫鲁舒夫)你们,噢,人们,你们在毁灭森林,而森林可以美化大地,森林可以教会人们懂得什么是美,在他心中唤起神圣的感情,森林可以使严酷的气候变得温和,在气候温和的国家和自然作斗争不太费力,因此那里的人的性格也更加温和,更可爱。在那里,人长得漂亮、灵巧、反应敏捷,他们的谈吐很优雅。他们的动作很协调。他们的科学和艺术很繁荣,他们的哲学不阴暗,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充满着关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7]


《万尼亚舅舅》中索尼娅替阿斯特罗夫医生说出了关于森林和美的见解:


森林能使土地变得美丽,能培养我们的美感,能够提高我们的灵魂,森林能减轻气候的严寒,在气候温和的国度里,人就不必耗费太多的精力去和大自然搏斗,所以那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就比较柔和,比较可爱,那里的居民是美丽的,灵巧的,敏感的,他们的言谈优雅,他们的动作大方,在那样的国度里,科学和艺术是绚烂的,人们的哲学是乐观的,男人对待女人是很有礼貌的。[8]


19世纪80年代,每年夏天契诃夫全家都会离开莫斯科去郊外度假。当时契诃夫的弟弟伊万·巴甫洛维奇在当地一个中学当教员,这所学校就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沃斯克列辛斯克城。那里有一座非常著名的修道院,名字叫“新耶路撒冷”,这座修道院是为了让俄国朝圣者不必长途跋涉去巴勒斯坦而修建的,基本复制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格局,甚至还有两座《圣经》中的山——他泊山和黑门山。[9]这座小城的景色异常优美,附近环绕着树林和牧场,还有一条名唤“伊斯特拉”的河流穿城而过。小城附近是典型的俄罗斯中部风光,这些风光真实地呈现在了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的画作中。契诃夫非常喜欢钓鱼,据妹妹玛丽娅的回忆,契诃夫在沃斯克列辛斯克度假时,经常徜徉在伊斯特拉河边,守着他的钓竿,可以坐上好几个小时。


契诃夫在花园开挖的池塘


在压抑苦难的童年,港口、草原涵养了小契诃夫的心田,滋润了他的灵魂,给这个缺少快乐的孩子短暂却珍贵的幸福和自由。契诃夫一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和自然生息相通,“艺术家的全部精力应该贯注于两种力量:人和自然”。契诃夫说,“闲逸的生活是我的幸福理想。”[10]这并不意味着他所要的幸福是那种享乐主义的生活。


列维坦《晚钟》

布面油画,1892年,87cm × 107.6cm

现藏于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自然的美赋予了契诃夫的心灵以审感和道德的最高体验。


小说《在峡谷中》描写了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文字流淌出作者对于真理的体验,他说:“好像有人在高高的空中,从那布满星斗的蓝天下瞧着下界,看见了乌克列耶沃发生的种种事情,注视着。不管罪恶有多么强大,可是夜晚仍旧安静、美好,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同样恬静美好的真理。人间万物,一心等着跟真理合成一体,如同月光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一样。”[11]最令人震撼的自然的描写出现在小说的最后,当阿克辛尼雅用开水烫死了丽巴的孩子后,丽巴绝望地抱回了这具无辜的、小小的尸体。这时候,契诃夫没有描写母亲丽巴绝望的心情,而是描写她身处的自然:


一个人也看不见了。太阳盖上金黄和火红色的锦缎,躺下睡觉了。长条的云,红的、紫的,铺满天空,保卫着太阳的安宁。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大麻鸻在叫,声音哀伤而低沉,好像一条关在板棚里的母牛在叫。这种神秘的鸟叫声每年春天都听得见,可是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儿,住在什么地方。在山顶上医院附近,在池塘边的灌木丛中,在村子后边,在四周的田野里,夜莺婉转地啼鸣着。杜鹃数着什么人的年纪,数啊数的就乱了套,又从头数起。池塘里那些青蛙气冲冲地彼此呼喊,拼命地叫……这些生物这么唱啊嚷啊,仿佛是故意要在这春夜吵得谁也睡不着觉,好让大家,就连气愤的青蛙也包括在内,爱惜而且享受每一分钟。要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啊。[12]


契诃夫以天地之间的无穷生意来反衬人间的死亡和母亲的绝望,他笔下的自然既是审美的,又拥有了道德的力量,这种内在的道德力量反衬了人间的罪恶和人性的残酷。


希施金《莫斯科近郊的晌午》

布面油画,1869年,91cm × 64cm

现藏于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1891年之后,契诃夫的手头宽裕了一点,他终于有钱去租一个庄园和别墅了,他在1891年5月写给苏沃林的信中提到,他在阿列克辛地区认识了一个名叫科洛索夫斯基的地主,在那荒芜却充满诗意的庄园里,租到了一栋大石房的顶层。他写信给苏沃林:


我租了一栋大石房的顶层,美极了,您真不知道有多美,房间很大,像是在贵族会堂里一样,有一个奇妙的公园,公园中的林荫道是我从未见过的,有河流,有池塘,还有供我的父母祈祷的教堂,什么设备都有,紫丁香和苹果树都开着花,总而言之真是非常之好,今天我就要搬到那儿去住。[13](致阿·谢·苏沃林,1891年5月18日,阿列克辛)


契诃夫一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和自然息息相通。即便是后来的萨哈林之行最艰难险绝的路途中,不论途中的印象如何凄凉苦恼,契诃天还是怀着满腔执情甚至兴致盎然地写出他在西伯利亚的见闻,不忘记录着西伯利亚的景色,赞叹无边无际的泰加森林(taiga)。他赞叹泰加森林的威严与魅力并非寓于参天大树死一般的沉寂之中,而在于只有候鸟才知道何处是它的尽头。他想象着古老的泰加森林所隐藏的秘密,那无拘无束伸向远方的森林小径引起他无限的遐想,他热情地歌颂着叶尼塞河的雄伟壮观:


但愿我所说的不会刺伤那些倾慕和崇拜伏尔加河的人: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比叶尼塞河更为雄伟壮丽的河流。如果说伏尔加河是一位端庄秀丽、朴素无华和面带愁容的美女,那么叶尼塞河便是一位力大无空,万夫莫当的勇士,他的青春活力是如此旺盛,以致不知该往何处发泄。[14]


贝加尔湖、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河(即黑龙江,编者注)都给契诃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告诉列伊金说外贝加尔地区的壮丽,仿佛将瑞士、顿河与芬兰的美集于一身。他感叹“西伯利亚的景色在到贝加尔湖之前如同散文,而从贝加尔湖开始就如诗如画了。”“阿穆尔河是非常有趣的界河……这里神奇极了。这里的生活热火朝天,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它,也就是这里的生活令我想起美洲的生活情景。夹河两岸野趣横生,神秘莫测,富饶丰美,令人今生今世都想卜居此地。”[15]


他写信对苏沃林说:


我爱上了阿穆尔河,想在这住上两三年。这里美丽、辽阔、自由和温暖。瑞士和法国从来不知道有这种自由。最低贱的流放者在阿穆尔河呼吸到的空气也比最高贵的将军在俄罗斯呼吸的空气都要轻松得多。[16]


1889年的萨哈林岛之行,让契诃夫见证了无数被虐待致死的囚徒,见证了像牲口一样活着的人,近距离地体验着贫穷、苦难和死亡。他从冰冷的镣铐中,从他们被驱赶和流放的几万俄里的路途中,感同身受沙皇俄国的严酷专政。契诃夫从萨哈林岛考察归来,他认为:“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现在这种关在四堵墙里的、脱离大自然、脱离人群和祖国的、没有健康与食欲的生活——这根本不是生活。”[17]曾经,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后,失去了土地、庄园和奴仆,他们在西伯利亚向农民学习做各种家务,洗衣、做饭、烤面包、种植蔬菜,甚至和犯人的家属,组成了合作社,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下去,据说十二月党人的领袖沃尔孔斯基在流放时一度还做过菜园的总管。


远行萨哈林岛之前与家人的合影


从年少起就负担了养家重担的契诃夫,一直筹划买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过上不用交租的安稳生活。他对兄弟曾说:“我们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角落,这是多大的遗憾!”


这个愿望终于在1892年得以实现,他拥有了自己的家园,也就是后来写作《海鸥》的摇篮:永远的梅里霍沃


梅里霍沃的契诃夫纪念馆入口处


在梅里霍沃,他带领全家修葺房屋,油漆地板,种植树木花卉,建起果园和菜地;他播种花籽儿,移栽花苗,嫁接花木;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还担心花园里的两棵百合是否被人踩坏;他为幼苗寻找瓦罐,精心照料和浇灌亲手栽种的树苗;刚刚修剪完玫瑰,他又去查看他的秋罗、庭荠、玉簪花和熏衣草;在雅尔塔的白色别墅,看到自己培育的茶花盛开的时候,他雀跃如同孩子;他给一生中唯一真爱的人献上自己栽种的玫瑰;他为他心爱的玫瑰祈祷阳光、适合的雨露和温度,如同儿时做弥撒那样虔诚。和作为虔诚的东正教徒的父亲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宗教徒,他并不日日祈祷,但是他祈祷过蚜虫、白粉病远离他的玫瑰。“契诃夫的苹果”每到秋天就挂在枝头,他从自然万物和草木的生长中,感受到生命的馈赠和造化的恩赐。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在自己的花园里生长着世上的奇珍异卉,他特别喜欢苹果树和樱桃树,家人回忆说每当他望着粉白色的苹果花时,眼中便露出温存和幸福的表情。


作为园丁的契诃夫,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倾心奉献。在他看来,最有意义的生活不是收获果实,而是默默无闻地培植土壤。我们很难想象,那只握笔的纤细的手,那只拿手术刀的手,同时也是手握土壤的手。土壤是园丁的永远的病人,也是园丁永远的恋人,那些坚硬的、松软的、细润的、粗粝的、热烘烘或者是冷冰冰的泥土,经过太阳炙烤后的那种蓬松感仿佛是新出炉的面包和蛋糕,让他感到亲切而又可靠。他那双判断疾病的手,同样可以通过土壤的质感判断播种的时间,判断什么土质种树,什么土质种花,什么土质种草药,他熟悉土性犹如熟悉病理。


艾伦堡在《重读契诃夫》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是一个狂热的园艺师,他播种花籽儿,移栽花苗,嫁接花木。他在尼斯旅游的时候,曾经担心自家花园里的两棵百合是否被人踩坏。他在书中恳求家人好好浇灌新栽的果木。在雅尔塔的别墅里,由他栽种的茶花开花的时候,他给在莫斯科的妻子发了电报报喜。他邮购树种,为幼苗寻找瓦罐,精心照料刚刚栽种的树苗。园艺并不单纯是他的一种嗜好,就如同很多人嗜好垂钓或打猎,他从树木的生长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对于生命的肯定。[18]


契诃夫在园艺中悟出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人所要给予这个世界的必要超出他的索取


园丁对土地只有给予,他的姿态是谦逊的。因为他懂得最终是时间造就了玫瑰和花园,有些树木没有五年十年是显不出雄伟的,有些花卉没有两年三年是不会开花的,因此必须学会敬畏自然的规律。园丁是大地上的造物主,作家是形象世界的造物主,他们都应该致力于人的德性、精神与心智的培养。


花园安放了契诃夫的心,他的文学的创造和日常的劳动都指向人生的意义。


萨符拉索夫《乡村景色》

布面油画,1867年,65 × 100.7 cm

现藏于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当回归俄罗斯乡村生活的那一刻,契诃夫才真正体会到了农民们在俄罗斯乡村生活的艰难,也发现了存在于民间的那种坚韧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契诃夫在给农民看病之后,和他们围坐在低矮的桌子边,一起吃腌咸菜和黑面包,一边同农民们攀谈,听他们讲故事,然后掏出他的笔记本,记上令他印象深刻的故事。[19]尽管在这段时间,父亲巴维尔依然每天做祷告,但是契诃夫见到的是,每一个和巴维尔一样虔诚的农民依然挣扎于生活的困境。


步出梅里霍沃的主屋,在林荫道的尽头有一座浅蓝色的小屋。


为了在创作时不被打扰,契诃夫在1894年为自己建起一座专供写作的小屋。这间小巧玲珑的木屋坐落在花园深处,只有一间书房和一间小卧室,小屋被漆成浅蓝色,楼梯和门是红色的。小屋周围是浆果丛和玫瑰小花园,有一条小路通向苹果园。在春天苹果花和樱桃花盛开的时候,就像一个童话世界。[20]正是在这间小屋里,契诃夫写出了《海鸥》。如今,小木屋入口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板,上面镌着几个字:“我写成《海鸥》的屋子。”在“海鸥屋”的周围,契诃夫曾开辟出的花圃如今还在,花圃里生长着各色花草,玫瑰、苍兰、萱草和夏日的木槿花。梅里霍沃的小木屋,既是契诃夫的“精神熔炉”,又是俄国现代戏剧的“小小摇篮”。


契诃夫亲手修建的“海鸥小屋”


《海鸥》中的妮娜是契诃夫笔下出走伊甸园的夏娃。为了艺术,她逃离父亲的严苛监管,和特里波列夫在小戏台上演出戏剧,为了艺术,她无视安逸的生活远行莫斯科,最终她从“一成不变的花园”被驱逐,她再也回不到那个“安乐的伊甸园”,这既是她的不幸,又是她的大幸,是她返回真正的自己的开端。为理想她甘愿奉献自己,受尽磨难并不懈耕耘。在生活中耕耘,其本质是在心灵的花园里耕耘,并通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诚实的劳动,建设属于自己的乐土。人生的过程,本来就包含着出走伊甸园,经历苦难的跋涉,寻找至高无上的智慧和幸福的过程。


虽然乡村生活有诸多不便,卫生设施也不能与莫斯科同日而语,但是每当坐在三扇大窗子的书房里,契诃夫就感到神清气爽。正如小说《新娘》中描写娜嘉透过窗户看到的那样:


从旧式的大窗子望出去,她可以看见花园,稍远一点有茂盛的紫丁香花丛,那些花带着睡意,冻得软绵绵的。浓重的白雾缓缓地飘到紫丁香上面,想要盖没它。远处树上,带着睡意的白嘴鸦在呱呱地叫。

……  ……

窗子跟前和花园里,鸟儿吱吱地叫,花园里的雾不见了。四下里样样东西都给春天的阳光照亮,就跟被微笑照亮了一样。不久,整个花园被太阳照暖,让阳光爱抚着,苏醒过来露珠跟钻石那样在叶子上放光,这个早已荒芜的老花园在这个早晨显得那么年轻,华丽。


娜嘉对花园的惊异就是契诃夫的惊异。花园被太阳照暖,书房的光线格外好,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阳光好的时候会刺痛眼睛,整个房间都暖洋洋的。白天突然变得很长,心情也很安宁。三月的梅里霍沃还有积雪,契诃夫则每天要去花园四五次,把雪铲到水塘,然后看着屋顶上的雪渐渐融化,这时候就能在花园里闻到春天的气息了。


契诃夫说,梅里霍沃的春天让人想到天堂


对于花园的痴迷和身处自然的骄傲,流露在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夜莺又在凄厉地悲啼,月亮彻夜都在苦闷地思念着情人”;“白头翁正陶醉在天伦之乐之中,高唱赞美大自然的颂歌”;“我们的樱桃多得很,简直不知道往哪里消耗才好。醋栗没人去收。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富有过呢”。[21]这些闪耀着快乐和灵性的文字,就好比一幅幅俄罗斯中部地区的风景和风俗画。他一生在作品中探索幸福的真谛,他说亲近大自然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在自然的花草之间找回恬静和安详,舍此不可能有幸福


在雅尔塔白色别墅和小狗散步


人如何才能获得拯救?写于1894年的小说《洛希尔的提琴》是一个关于悲伤和觉悟的故事。棺材匠一生精打细算,当妻子离世之后,契诃夫特意安排他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妻子曾经提到的河畔与柳树,这一刻,精于算计的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把握生活曾经给予过他的欢乐和幸福。在大自然中,他突然明白自己真正的悲哀在于他总是想抓住那并不重要的东西,而忽略了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感受每一天生活的快乐与惊喜。在梅里霍沃生活的这段时期,契诃夫意识到真正的拯救并不来自宗教的教义,也不是莫斯科那些空谈的自由派所谓的主义。在梅里霍沃,在俄罗斯的乡间,契诃夫看到了犹如救世主一样的真理。对于个体的自我拯救而言,那就是躬耕自己的土地,诚实地劳动并创造,和虚情假意的生活断绝关系,并懂得珍惜和体验每一个美好的当下。


高尔基曾说:“我没有看见过一个人能像安东·巴甫洛维奇那样深刻而全面地理解劳动是文化基础的重要性。这表现在他日常生活方式的一切细节上,表现在选择物品和对物品高尚的爱好上;这种爱好根本不是想把它们搜集起来,而是将它们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物从不厌倦地欣赏。他爱好开辟花园,种植花木,把土地装点得五彩缤纷;他体会劳动是富有诗意的。他怀着多么令人感动的关切心情在花园里查看亲手种植的果树和点缀园景的灌木!他在张罗建造阿乌特卡的那所房子时说道:如果每个人在自己那块小小的土地上做了他所能做的事情,那我们的大地会是多么美丽啊!”[22]


本文节选自顾春芳《契诃夫的玫瑰》,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注释:

[1] Sekirin, Peter. Memories of Chekhov : Accounts of the Writer from His Family, Friends and Contemporaries. McFarland, Jefferson, N.C., 2011.p51。

[2] [俄]契诃夫:《契诃夫小说全集》第9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3] [俄]契诃夫:《契诃夫小说全集》第三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4] [俄]玛·巴·契诃娃:《遥远的过去——我的哥哥契诃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5] [俄]格·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陈玉增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6] [俄]格罗莫夫:《契诃夫传》,郑文樾、朱逸森译,海燕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7] [俄]契诃夫:《契诃夫戏剧全集》,《没有父亲的人·林妖》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

[8] [俄]契诃夫:《契诃夫戏剧全集》,《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9] Chekhov, Mikhail Pavlovich. Anton Chekhov : a Brother’s Memoir.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10.P.85

[10] [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集》,朱逸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页。

[11] [俄]契诃夫:《契诃夫小说全集》第9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12] [俄]契诃夫:《契诃夫小说全集》第9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13] [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集》,朱逸森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52页。

[14] [俄]格·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15] [俄]格·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16] [俄]格·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17] [俄]涅米罗夫斯基:《契诃夫的一生》,陈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18] [苏]伊利亚·艾伦堡:《重读契诃夫》,童道明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114页。

[19] 契诃夫有随身携带笔记本和随时记录的习惯,他共留下4本这样的笔记本,是我们研究他的创作的重要的文献。

[20] Chekhov, Mikhail Pavlovich. Anton Chekhov : a Brother’s Memoir.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10.P.196

[21] [俄] 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陈玉增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8页。

[22] [俄]谢·尼·戈鲁博夫:《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倪亮, 耿海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32-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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