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丨巫鸿：纪念碑式城市——长安

纪念碑式城市：长安

文 / 巫鸿 

译 / 郑岩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这些诗句出自李贺（790—816年）著名的《金铜仙人辞汉歌》。该诗叙述了汉灭亡13年后的一件事[1]：公元233年，魏明帝决定将一尊青铜仙人像从长安运送到其新都邺城。这尊雕像原树立于汉武帝的宫殿中，双手擎盘，高举过顶，以承甘露。承露盘在运送时断裂了。当要被装上车时，仙人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个故事和李贺哀婉的诗篇反映了纪念碑性一个晚期的概念——对于废墟的一种特殊的敏感。废墟是历史的物质性遗存。那些残砖断瓦、败土颓垣往往激发起诗人的嗟叹和艺术家的赏赞。对于9世纪的人来说，汉代的长安（渭河上“已远”的一座古城）已经后退到历史和记忆的深处，人们再也不能从整体上把握这座城市。它已破碎为难以拼接的影像和故事，在文学和艺术中被一次次地复述和再复述。唐宋时代的古物学家和浪漫的文学家们固然对于长安的过去十分迷恋，可是这种迷恋已与这座城市在汉代原有的意义没有多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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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麟（传）《丽人行》（局部）

绢本设色，北宋，33.4 × 112.63 cm

绘秦、韩、虢三夫人春游长安水畔的情景。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是，是不是曾经存在过“客观的”对长安的记录、描述、表现或重构呢？是否汉代人对于这座城市持有一致的看法？对它的历史有着同样的观念？如果他们并不具有这种统一的看法和观念的话，那么各自的观点和想法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使我们在探索古代中国的纪念碑时加进一个新的维度：除了说明其历史性的演化和意义，还要考虑到关于纪念碑的各种论述（discourses)。即使面对同一事物或现象，不同的作者常常会有着对于纪念碑性的不同理解，其判断的标准也会不尽相同；他们不同的思想和论述方法构成了古代中国纪念碑性概念的一个重要维度。这座西汉都城是城市布局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基本可以被复原的第一座中国都城，而它作为一座“纪念碑式城市”（monumental city）的意义也是古代作家们公开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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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鹏《大明宫图》（局部）

纸本，元，31.1 × 683.3 cm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西汉长安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02年，这一年，开国皇帝高祖建都于今天陕西南部的渭河谷地。该城的历史结束于公元25年，班固在《汉书》中以令人难以忘怀的句子记述了它的终结：“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2]

但是，长安仍然使人们继续颠倒沉醉了两千年，有无数诗篇、辞赋和追忆的文字纪念其逝去的荣耀，哀悼其悲惨的毁灭。人们在荒野中寻觅它的踪迹，希望重构它的原貌，追回其消逝了的形象。本文也属于这种重构工作，而再次重构的尝试自然包含着对于以往重构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应该从史学史的意义上予以理解。正如舒尔斯克（Carl E. Schorske）所云：“没有人能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来观察一座城市。人们往往通过一道感性的帷幕来形成一座城市的影像，而这道帷幕即产生于被个人经验所转化了的传承性文化。”[3]如同以前的重构方案，这里的讨论也无法脱离文化和知识的影响。但是我希望，作为一个后来者，我能有一种优势去深入思考前人研究的前提和目标，他们思想背后的各种因素，以及那些既激发又限制着对历史性长安进行描述的种种传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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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央宫前殿遗址

春熙照相馆 陈华摄

带着这种思考，我们可以区分出在研究这座古城时两种可选择性的基本观点或立场。一种观点认为，长安的诞生、成长、衰退有着特殊的原因，是一个变化中的历史性实体；重构这座城市的目的在于追踪其发展的全过程。另一种观点认为，长安是其所有历史片断的总和，并且常常在其最后的阶段呈现出来；观察者根据某种文化和思想的一般性原则来描述和解释这一综合形象。[4]

这两类观点的性质都是回顾性的，而且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以这两种观念解释长安的范例。历史学家班固（32—92年）将以往对长安的记忆综合为叙事性的文字；经学家张衡（78—139年）则将班固的叙事转换为一种静态的描述。（虽然张衡以科学发明闻名于世，而且做过太史令；但他的知识根底是“诵《五经》，贯六艺”。）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其个人对于长安的回忆，但随即成为后来“历史性”知识的两个主要来源。他们的著作和另外一些早期文献在新的重构中被再次分割、索引、综合和改写。

班固和张衡作品的文体均为赋，这是汉代的一种重要文体，以文字绚丽、注重修辞见长。[5]班固的《西都赋》以两位虚构人物的对话开篇，“西都宾”代表着西汉都城长安，“东都主人”则是东汉都城洛阳的化身：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寔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

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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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洛阳城太极殿宫院西南角遗址

西都宾的问题涉及长安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篇章，即汉高祖定都于渭河平原的史实。正是由于这一最初的行动，才使得长安这座大都市在这一地区逐渐建立起来。据说在这一决定做出之前，在高祖新建立的宫廷中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大多数大臣和将军倾向于定都洛阳，这是东周都城的所在地，距离西汉皇族和他们自己的老家山东也比较近。当这一观点盛行时，高祖在洛阳建立了一个临时宫廷。后来有一位名叫娄敬（前3—前2世纪）的士兵设法见到高祖，劈头问道：“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高祖承认了这一点。娄敬便指出，汉室与周室是很不相同的，因此需要认真考虑都城的位置：周人曾有几百年和平时期的繁荣，而汉室则刚刚通过军事征服取得天下，也必须依靠同样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权。

娄敬认为，长安的位置和地形使其成为四海之内最为重要的战略地点。他最后说：“夫与人斗，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在高祖的谋士张良（？—前189年）的支持下，娄敬说服了高祖。当天他便奔赴长安，这个大都市延续了200年的历史便由此开端。[7]

但是，西都宾只是间接暗示到这个事件，他对“主人闻其故……乎？”这个问题并没有立即回答。可是班固的目的达到了：通过提出这个问题，他为作品以后的铺叙布置了一个感知的框架，引导他的读者——东都主人所代表的东汉人——追忆长安建都的起始。他的文章中的所有内容，包括长安的城市环境、建筑、市场以及各种活动，因此都呈现出“怀旧之蓄念”和“思古之幽情”——对已逝情景的回忆。这一历时性的结构被作品中对城市历史的叙述进一步强化。在序言之后，《西都赋》描述了长安的环境和高祖对都城位置的确定。首先介绍的主要建筑是未央宫，这也是城内第一个被建成的皇宫。接着，

肇自高而终平，

世增饰以崇丽。

历十二之延祚，

故穷泰而极侈。[8]

班固似乎担心赋体特有的华丽辞藻会弱化长安的史实性，因此他在这里暂时从迷离的文辞中脱出，以平直的叙述提醒读者该城是从一座宫殿开始的，然后踵事增华。尔后，他紧接着介绍了西汉第二代皇帝所修建的城墙，随后出现的“陵邑”，郊区城郭中活跃的社会生活，长安规模的扩展，以及第五代皇帝武帝所修建的神殿建章宫和皇家苑囿上林苑。赋的最后一节描述了长安建设的最后阶段，以西都宾的一段话呼应文章的起始，从而完成了叙事的框架。

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

……

若臣者，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举也。[9]

这段结束语似乎是班固以自己的口吻说出的。读者突然意识到西都宾那些鲜活的描写只不过是些传闻，赋中对于整个长安历史的叙述全部基于“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并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体验和证实长安发展的全过程；虚构的西都宾实际上是这座城市留下的“记忆”的化身。是作者班固按照史学标准的年代学结构将零碎的记忆缀合成一个连续的历史性叙述，其结果是他自己对于这座已经消失的城市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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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1839-1915年）对西汉长安的复原

班固在公元65年将这篇赋进献给宫廷。大约40年后，张衡以同样的主题、同样的风格和题目写了一篇《西京赋》。[10]这种重复是有意的：张衡对班固的《西都赋》“薄而陋之，故更造焉”。[11]他的这种批评态度可以解释为何张衡给与他的作品一个全然不同的结构。[12]尽管主题没有变化，但是班固对于长安发展史的历史性回顾完全消失了。张衡的赋起始于对这座城市吉祥的方位和占卜的一大段冗长的描述。根据他的说法，上天偏爱这一地区并佑护定都于此的人，因此选择长安为都，是天数注定的：只有在上天的指引下，汉朝的开创者才可定都于这块宝地。在这种神秘的氛围中，甚至士兵娄敬也变成了传达上天意愿的信使：

昔者大帝说秦缪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翦诸鹑首。是时也，并为强国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岂不诡哉？

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娄敬委辂，斡非其议。天启其心，人惎之谋。及帝图时，意亦有虑乎神祇。宜其可定以为天邑。[13]

这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为整篇赋奠定了一个基调，张衡随即将班固对长安历史发展过程的记忆重新纳入一个新的构架。在这一架构中，他将长安的建设划分为几个孤立的类别，并按照等级次序进行了描述：（1）都城的界限，（2）宫殿，（3）城墙和郊区，（4）皇家苑囿和射猎区。他以华丽的辞藻描写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所举办的射猎活动，将其作为长安奢靡生活的缩影。由此，在作品结束时他便可以把奢华的长安和自己所属朝代的简朴国都做一对比，以称颂其主人东汉皇帝：

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独俭啬以龌龊，忘蟋蟀之谓何？岂欲之而不能，将能之而不欲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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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殊对西汉长安的复原

我们几乎难以找到更好的例子，以显示对一个城市如此迥然不同的历史回顾。在古代赋的传统中，在解释层面上做出有意识的变更可以反映作者的才华。据班固自己所说，一首赋的作者应该能够“感物造耑（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15]“物”——话语的刺激物——可以被不同的作者共享，但是话语则必须展现出某个作者与众不同的“材知”。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对长安的描写，就意味着关于这座历史性城市的记忆必须被不断地更新，人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必须被转化为对过去的想象。[16]过去必须笼罩在今日的光芒之下。对回忆持续的再剪辑把往事改编为适应当下需要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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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并天下”瓦当

西汉，直径17cm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这两篇赋中，张衡和班固通过对同一座故城的反思表述了各自对历史的理解；也通过这种反思建立起不同的古今关系。[17]班固是一位历史学家，在他的眼中，长安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组成的动态过程。他的这篇赋写作于东早期，为东汉君主提供了前朝建都的范例。[18]而张衡则是以“通五经”出身，古典经学为其作品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19]属于这个传统的学者并不注重对历史作年代学的疏理，而是通过注解古代圣贤遗留下来的经典来表述历史、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当张衡在公元2世纪前期开始写作他的赋时，东汉朝廷面临的问题已变成如何维护其统治。长安这座故城不再是一个历史课题，而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和理论的项目看待，它的形象和历史必须用流行的天命学说来重新定义。这种转向也表现在张衡对于长安建造过的叙述中。在他看来，这座上苍佑护下建立的都城在其诞生之初就是一个有完整形式的“规划过的城市”（planned city）：

天命不滔，畴敢以渝？于是量径轮，考广袤。经城洫，营郭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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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沅（1730-1797年）对西汉长安的复原

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张衡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历史真实的情况：不仅高祖没有修建城墙，而且长安从来没有修建过“郭”。实际上，张衡这些描述的根据不是事实，而是文献——更明确地说，是儒家经典中有关三代古都的段落。他对上天的诉求呼应着《尚书》所载的周王开始营建周王城时说的一段话：“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21]他强调长安符合天界方位的说法与《诗经》中的句子相合：“定之方中，作于楚宫。”[22]他对于长安规划的详尽叙述则几乎是照搬《诗经》中的另一首颂诗，该诗记述了距离长安不远的一座先周都城开创的历史：

古公亶父，

……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

迺疆迺理，迺宣迺亩，

自西徂东，周爰执事。[23]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上古时期的文字并非毫无根据。如我在上文所讨论的，一些三代时期的城市，如已经发掘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其平面均为布局对称的矩形，说明这些城市在营建之际经过了统一规划。但是，西汉的长安却绝对不属于这种“规划的城市”，而是一座通过逐步扩展而形成的帝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差异会被直截了当地记录在文献中。相反，遵循着儒家学说的经典，[24]生动的历史经验和记忆被加以改造，以符合权威性的文字，使得逝去的历史只能在经典的光辉下被理解。当东周《考工记》一文被纳入《周礼》后，这篇文字提供了对都城在文字表述和视觉表现两方面共同的准则：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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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文献《考工记》所载理想化的周王都平面图

从公元3世纪起，这段简短的文字成为所有中国都城的蓝图。但在此之前的东汉时期，这段文字为张衡之类的学者所提供的是一个“理想都城”的形象以及描写这样一座城市的方法。这座“理想都城”显示为从空中某个假想点俯视所见的平面图像。这种特殊描绘方式的长处是可以完整地展示出这种城市的经典性——完美的长方形外形、对称的城门、规整的街道、排列有序的庙堂。将这张图翻译为文字，叙述的顺序从城市的外轮廓开始，然后是城市内部的空间划分以及各个部分——这种次序随之被认为是该城市建造的实际工序。基于这种“理想都城”的话语，张衡重新勾画出长的图像，重新书写了它的历史。他笔下的长安不再是一部编年史的主角，也无所谓成长或衰落。根据他的想象，就像上古君王一样，汉帝国英明的开创者首先筹划了其都城神圣的位置，确定四方，构筑城市的两重城墙，开挖城壕。当这些总体性工程结束后，他才在空旷的轮廓内加进了诸如宫殿、街道及其他房屋等建筑。通过这样的叙述，张衡用他的文字重建了长安。

班固和张衡对长安的描写都是基于当时的思想习惯而做的回顾式重构。然而，对于班固来说，被回忆和重构的不仅是历史事件，而且包括了其历史次序；而张衡的作品则根据了一种抽去时间概念的模型，将记忆组织进经学的空间。这两种重构的主题因此有着根本区别：班固的目的在于阐明长安发展演变的历史；张衡则专注于长安永恒的形象。这两种观点可以分别称为“历史性”观点和“经典性”观点。二者后来都被对长安的各种重构所采纳，但是“经典性”观点却占据了主流。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对于后来的观察者来说，长安的面貌总是以它最后的和总体形象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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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好文（14世纪）对西汉长安的复原

城市漫长的进化轨迹已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建筑的遗迹却清晰可辨，并且混在了一起。历历在目的残垣断壁以及宫殿废墟，似乎在证明以往一个“完整城市”的界限和组成部分。如宋代以来许多关于长安的总图所示，重构长安的种种努力一直被该城的一个单一和终结的形象所控制，总是把城墙、城门、宫殿、苑囿以及其他各种建筑综合在一起。[26]即使是最具“历史性”的重构，也仅仅是将修造时间和其他历史信息作为第二级内容添加在这种综合地图中的各个建筑旁边。以文字对长安的重构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城市的各项内容被划分为几大类（城墙、城门、宫殿、苑囿、礼制建筑和陵墓），按照等级次序加以描述，只是在注释中才引用历史材料来说明各个建筑的缘起。在这种格式中，“经”和“史”以一种特殊方式结合在一起：历史材料的作用是对儒家经典思维方式作出阐释和补充。[27]

在接下来几部分的讨论中，我将对长安的这种理想化形象进行逐级解构。我的基本观念是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单独的长安——曾经存在的只有被各个历史层次所限定的一系列长安。基于这种理解，一些流行的说法，例如“长安十二城门”，只是反映了这座城市在公元前190年后的形象，因为一直到该年的最后一个月城墙才最终完工。同样，因为最后一个皇帝平帝（1—6年在位）的陵墓建于公元6年，所以俗称的“环城十一陵”也只能是代表了汉以后观察者的看法。换言之，我的想法比较接近班固的观点，但我的着重点不在于编制长安的年表或记录其实际的发展历史，而是希望揭示长安纪念碑性的变化，即在长安的构筑和演进逻辑背后所隐藏的当时人们关注点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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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城墙东南城角遗址

春熙照相馆 陈华摄

长安的构筑大致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即西汉第一个皇帝高祖（前206年称汉王，前202—前195年在帝位）时期、第二个皇帝惠帝（前195—前188年在位）时期、第五个皇帝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时期和公元9年篡权的王莽在位时期。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了以特别工程为中心的对长安的集中建设，而这些阶段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在这段200年之久的历史中，长安的建造既是一个连续的工程，又具有不断变化的中心和目的。每位君主为了表达其特殊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都热衷于建造他们自己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反映出不同社会力量的兴衰，成为不断变幻的政治策略的见证。这些政治性和宗教性纪念碑的增生又和城市社会的发展一致，因为正是围绕着这些纪念碑聚集起大量的人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一座新纪念碑的建立总是城市居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新的纪念碑必然对旧有的纪念碑进行重新解释，城市的建筑结构和象征性格局也都会因之改变。在这一过程中，西汉帝国的首都不断改变着它的意义。正是基于对长安历史的这种重构,我将它称为一座由纪念碑组成的城市（a city of monuments）或“纪念碑式的城市”（monumental city）。

本文节选自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郑岩、李清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这首诗的英译据Graham, 1965: 106。

[2]《汉书》，第4193页。

[3]Schorske, 1963。

[4]关于这两种观察方法的简介和评论，见Kostof, 1991:43-45。有的学者在关于重构城市历史的研究中已经有意识地将这两种观点作为不同的方法进行探讨。安塞姆·L. 施特劳斯在其论美国城市形象的通俗著作的第一章和第二章（Strauss, 1961:5-31）中，分别集中讨论了城市的空间性和时间性。

[5]关于“赋”这一文体的讨论，见Knechtges, 1976: 12-43。

[6]《文选》，卷一，第21—22页；英译据Knechtges, 1982: 99。

[7]《史记》，第2715—2717页；《汉书》，第58、2119—2121页；英译据Watson, 1958: 1. 218。

[8]《文选》，卷一，第46页；英译据Knechtges, 1982: 103。

[9]《文选》，卷一，第151—153页；英译据Knechtges, 1982: 143-144。

[10]大约公元100年至108年间，张衡在任南阳主簿时写了《东京赋》和《西京赋》。

[11]《艺文类聚》，第1098页。

[12]在此我只集中讨论两赋的开头部分。康达维（Knechtges, 1982: 28）在更大范围内对两篇作品进行了比较：“张衡不满意班固的作品，他为汉代都城写了两篇更长的赋。在关于长安的赋中，张衡取笑西汉皇帝沉迷于物质享乐，为追求神秘的仙境所做的各种无用事情，以及他对女色的迷恋。在关于洛阳的赋中，张衝对东汉重要的礼仪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些内容在班固的赋中或者被忽略，或者一带而过。”

[13]《文选》，卷一，第268—273页；英译据Knechtges, 1982: 185-186。

[14]同上，第488—490页；英译据Knechtges, 1982: 241。

[15]《汉书》，第1755页；英译据Knechtges, 1976: 12-13。

[16] Lowenthal, 1975: 28。

[17]关于赋的历史的精彩论述，见Knechtges, 1976: 21-25。

[18]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写道：“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脩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文选》，卷一，第18—21页；英译据Knechtges, 1982: 99。

[19]见《张衡传》。尽管他被迁为太史令，但他并没有写过任何历史著作，后来在顺帝时又升迁为侍中。《后汉书》，第1897—1951页。

[20]《文选》，卷一，第274—275页；英译据Knechtges, 1982: 187。

[21]英译据Wheatley, 1971: 430。

[22]《诗经》，第315页；英译据Waley, 1978: 281。

[23]同上，第510页；英译据Karlgren, 1950b: 189-190。文献中还有其他类似的表述。例如，《文王有声》篇（《诗经》，第S26-S27页）记载了第一代周王营建其都城丰的历史：“作邑于丰……/筑城伊淢……/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英译见Karlgren, 1950b: 198-199。

[24]关于这些经典以及经学发展的历史简要介绍，见Twitchet tand Loewe, 1986: 754-764。

[25]英译据Steinhardt, 1990: 33。

[26]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经典性”模式同样为不同的解释提供了可能性。在一些很可能成文于汉代稍后的作品中（但也包括现代的一些重构计划），传统儒家经典被按照字面的意义进行解释。比如，长安被看作一座“每面六十里长”的大都会，其形状模仿了星宿，其街道按照《考工记》的规划交错为严格的网格，等等。在其他一些例子中，特别是在宋代以后的作品中，历史信息被日益综合进总体性的重构方案。

[27]近年来，“经典性”的传统开始失去控制力。受到不断积累的长安考古发掘的启发，有的中国学者开始将其考虑点转移到该城的复杂的历史。但是，这类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出现，对长安历史发展的重构仍常常被基于不同时代材料的一般性描述所模糊。例如，刘运勇（1982）在其关于长安的一篇精彩文章中勾勒了该城诞生、繁荣和衰落的历史，但是这一叙事框架中的各部分陷入了对该城不同方面的论述，并且综合了早期和晚期的各种历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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