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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异议者的观点就必须是正确的

唐映红 唐师三百手 2022-06-15



生活中,許多人常常会陷入類似的困惑:主流的輿论固然不可信,但那些异议者的观点又凭什么可信呢?或者,換句話說,你們認為权力集团炮製的是假相,那么你們又何以證明自己的主張就是正确的呢?以至於相当多的人們,包括不少知识精英会困在相對主义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客观而言,沒有任何理由确保异议者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也沒有任何理由确保异议者就一定会表達正确的意見。异议者的價值不在於他們所說或所主張的是否正确,而在於對主流輿论的質疑。只要他們的質疑有理有据,就足以彰显异议者的價值,而不必苛求於他們的主張正确几何。


事实上,无论在怎樣的社会情境下,主流的輿论都具有強大的影响力。从心理学角度,哪怕是在自由的社会中,大多數人都会傾向於追隨主流的观点,尽管他們內心其实並不完全認同。這在社会心理学裡被称為从众(conformity)。



心理学家阿希(Solomon Asch)在他經典的实驗中就曾发現,即使面對三條長短明显不一的線段,超過四分之三的被試也会追隨大多數人明显錯誤的判斷。遑论在紛繁复杂的社会议題,人們趋附主流輿论的傾向就愈加地明显。如果在這個過程中,再加上輿论的強力管制,對异议予以不遺餘力的压迫、鉗制和迫害,那么人群對主流輿论的追隨將趋於极致。


但是,人類社会发展迄今,社会议題往往交织了太多复杂微妙的因素,主流輿论固然在自由的情況下反映了大多數人的傾向和訴求,但仍然可能只是多數人的偏見。而且,主流輿论越是凝聚了更多人的共识,人們就会在輿论压力下更可能失去理性判斷力,對观点和決策的潛在威胁視而不見,人們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思維定勢而趋於片面和短視。


因此,逆主流的异议观点對於促進更多的人深入思考、理性判斷大有裨益。异议者通常更容易指出大多數人忽視的重要因素,甚至隱患,特別對於公共決策來說必不可少。心理学家詹尼斯(Irving Janis)在對美國的政府決策研究中,以令人信服的依据发現了缺乏對异议的尊重和耐心听取下,即便自由如美國也同樣造成灾难性的公共決策。造成這種灾难性公共決策的主要原因就在当一個決策群体為了維护內部的和睦以及達成共识的压力而压制异议,這種現象也被称為群体思維(groupthinking)。那些崇尚团結、友好以及凝聚力強的群体,忽視甚至压制异议;以及从自己喜好出发的支配型的領導人,都是孕育群体思維的溫床。


由此不难看出,异议者的價值恰恰在於對主流輿论或观点的質疑和批評,而且越是显得团結一致、整齊划一的主流輿论,异议的價值就越是彌足可貴。




在一個正常的社会情境中,人們无论是趋同主流观点,還是提出异议,往往都是从自己的利益立場出发。当人們對一個社会的公共议題的主流輿论无关癢痛時,一般來說也就不会勞心費神地進行深入的思考,更可能像個認知吝嗇鬼(cognitive misers)一樣地人云亦云;只有当公共议題的主流輿论可能危及自身的利益時,人們才更可能深入細緻地對主流观点進行批判性的思考,進而提出异议。从這個角度,因為异议者“出於私利”而无視、排斥、打压他們,是完全不成立,也站不住腳的。人們出於“公心”而提出异议固然可貴,但出於私利而提出异议,抵制主流观点或輿论,完全是人性之自然。要求异议者只能出於“公心”而不能有“私心”,如果不是對人性和社会生态的无知,那就必然是道德上的无恥。


同時,要求异议者必須“正确”,或者要求异议者提出的主張要比主流意見更“正确”,在絕大多數公共议題上都可能无理的苛求。


由於絕大多數社会议題都具有歧义和多义性,在不同角度、层面和途徑進行解读,有着大相徑庭甚至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解釋。正是由於每個人的傾向性观点往往受到個体的經驗、理解力、預期、立場、利益、情境等多維因素的影响,每個人提出或接受的主張都往往只反映了事務或現象的某一面,难免忽視、誤解乃至曲解另几面。


由於人們的态度傾向具有自动过滤認知加工資訊的知识功能(knowledge function),使得人們往往只接受與自己态度傾向一致的資訊,忽略或无視那些與自己态度傾向不同的資訊;同時,人們又本能地会高估與自己态度傾向一致的观念的重要性和價值,而严重低估相對的观念。所以,何謂“正确”,何謂“錯誤”本身就是一種基於态度傾向的評估判斷。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同立場針鋒相對的观点提出者,均会深信自己的意見才是真正“正确”的,而別人不過是陷入繆识而不自知。


不仅如此,人類的智力具有將片面的見解自圓其說的天然傾向。舉個例子,對於基督徒而言,這個世界包括人類都是上帝意志的產物,他們所篤信的這個观点是嵌在一整套逻輯自洽的神学意识形态裡面的;而對於无神论的科学家而言,這個世界包括人類都可以拋開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來予以逻輯自恰的簡洁解釋。在生活中,那些辯论高手无论抽到正方還是反方的观点,都能有理有据地將另一方駁倒。从這個意义上,苛求异议者必須“正确”就显得可笑。



更重要的是,由於社会议題不仅复杂、多維、多义以及充滿歧义,而且每一個社会议題实際上同時也是动态的、生态的。某個社会议題的“正确性”不是由某一個片面的观点或見解來体現和反映,而是由众多多元化,甚至是互相頡頏的一個意見生态所构成。這種意見生态包含了不同立場、角度、层面以及途徑所表達的不同的观点和意見,每一種意見都有其部分的合理性,以及特异性的價值反映。当這些不同的意見、观点訴求是經過自然博弈形成的,那么這個意見生态就更可能是“正确的”。而如果某一些意見、观点訴求因為種種原因而被忽視、压制或者噤聲,那么所形成的意見生态就更可能偏離“正确”,蹈入群体思維的泥潭,甚至帶來灾难性的後果。


另一方面,某一個社会议題的意見生态又是动态发展变化的,隨着時間、人群的观点变迁而相应地发生着动态的变化,所謂時移世易,彼時之蜜糖,此時之砒霜。在一個正常的社会中,只要人群的博弈是动态的,那么相关议題的意見生态也必然是动态的。特別是在不同观点的交流互动中,人們隨時都可能修正甚至改变既然的态度傾向。所以,像在美國大選這樣的重大社会议題進程中,每一周,甚至每一天,每一時社会輿论對某一候選人的支持率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动态变化。即使投票前一天完全符合統計学要求的抽樣調查得出的民意資料,也不足以百分百地預測第二天的投票結果。


因此,苛求异议者的观点必須“正确”,對普通人群而言,是基於對社会科学的缺乏了解。對所謂的知识精英而言,或者是缺乏足夠的方法学訓練,只能理解教條的知识;或者根本就反映了智力的懶惰,不願訴諸审慎的理性的思考;或者干脆就是道德的懦弱,以自欺欺人的所謂理中客模樣來掩飾既缺乏勇气,又伪善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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