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发现中国民众不需要西式民主……

从方法论角度，一个社会調查是否可靠，就要看它的調查主題和关鍵概念的界定、問卷結构、抽样方法、以及統計方法是否符合測量学的基本要求，如果各項要素均按照測量学要求进行，那么結论应該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般來說，要得出“中国民众不需要西式民主”这样的結论需要相当謹慎，一次調查的問卷和样本构成了一个特异性的情境，將特异性的情境下得到的有限結论做大范围的推广存在極大的風險。

例如，可口可樂公司在1985年曾经为新配方可樂推广曾经做过一次大范围的消費者調查，受訪者对新配方可樂表示很滿意（60%的受訪者在无標签試飲評价中認为新配方比老配方口感更好）。因此，有此調查資料支撐的营销部門信心爆棚地耗費大量費用用於新配方可樂的营销推广。結果，消費者卻並不买帳，导致新配方可樂彻底的营销失敗。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調查時所建构的社会情境具有特异性，明显區別于购买時的情境，在前者得到的好評，与后者並沒有必然的相关。

再例如，美国印度裔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普塔和辛格（Gupta & Singh,1982）曾经对印度以父母包办为基础建立的婚姻家庭，以及美国以自由恋愛为基础建立的婚姻家庭进行跨文化的比較調查研究，使用同样的問卷，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結论是印度以父母包办为基础建立的婚姻，在5年后夫妇双方都比美国以愛为基础建立的婚姻更感到滿意而持久。这个研究的結论被广泛的引用，经得起方法学的检验。但能否从辛格的調查研究中得出印度的包办婚姻比美国的愛情婚姻更幸福呢？不能。因为在这个調查研究中，雖然使用了同样的問卷（Rubin Love Scale），但由於受訪者所处的社会文化不同，因此由問卷与受訪者以及所处社会文化共同建构起來的調查情境，印、美之間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蘊，換言之，印度包办婚姻中的夫妇的“滿意”，与美国愛情婚姻中夫妇的“滿意”其实不能簡單地比較；印度夫妇評定为10分的“滿意”情境，让美国夫妇來評定，恐怕1分也得不到。

不仅如此，像我在指导学生开展社会調查時，有一个組的学生想去旁边的高校做訪談調查男生的择偶偏好议題。我告訴他們，男生去採集的資料，与女生去採集的資料也不能簡單地合併。因为調查者不同，也构成不同的具有特异性的調查情境。原因很簡單，女生作为調查者去拦訪邻校的男生，想了解他們在选择女朋友方面有怎样的偏好，調查者自己就是一个干扰变量，她会成为受訪者回答調查問題的一个“錨”。

回到有关中国民众政治态度方面的有关調查，如2012年底2013年初展开的第六轮“世界观念調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平均支持水平为7.5分（总分l0），完全可以与許多民主国家相媲美。又比如，Tang Wenfang、Michael Lewis-Beck和Nicholas Martini等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AChinese　Popularity　Function指出：基於3763份隨机調查的研究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为8分（总分10）。此外，世界著名的皮尤調查中心2010年的“全球观念調查”显示，87％的中国人对“本国前进的方向表示滿意”。又比如，2008年德州农机大学和北京大学合作展开的一項民調显示（李連江论文Hierarchical Government Trust in China），85％的受訪者表示对中央政府強烈或溫和支持（对省和县級政府支持率略低）。

在相信这些調查遵循了方法学要求的前提下，类似跨文化調查的結论的採信必須相当审慎。中国社会的受訪者、中国社会的文化、以及問卷題目本身共同建构了一个迥异於在其他国家做同样調查所建构的社会情境，这种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当悬殊的調查社会情境使其得到的資料結论必須置於特殊性的社会情境才能解釋，而不能輕易地迁移到去情境或异情境下进行比較。例如，中国民众对政府評价的8分，与美国民众对政府評价的8分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蘊和內涵。即使是中国民众評价为10的情境，让美国民众來評价，完全可能連1分也嫌多。这与古普塔和辛格对印、美婚姻滿意度的跨文化調查研究的例子相似。

那么，造成这种中外跨文化社会調查資料无法簡單比較的原因，主要的包括如下几項：

首先是受訪民众，他們对一些概念的理解与国外民众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民主”、“选举”、“自由”，等等。中国民众所理解的“民主”、“选举”与西方民众所理解的“民主”、“选举”具有大相徑庭的理解。这就好比，一个人說，“我再也不相信愛情”，另一个人說“沒有愛情我活不下去”，他們所談的“愛情”可能截然不同。

其次是調查本身。中国民众对接受調查与西方民众接受調查的感受和知觉完全不同。作为成熟自由社会的西方民众，对接受帶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調查不过是司空見慣毫无压力的平常事，而中国民众，特別是底层普通民众，他們对接受帶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調查，无论調查主体是境外机构，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都几乎沒有任何经验，他們会承受到无形的压力，說“正确的話”比說“我想說的話”更重要。而且，中国社会民众普遍的经验是，在公开場合涉及敏感议題（如对政府的評价，对西方民主的看法）都会自动啟动心理防禦机制，傾向於表達“正确的意見”，而中国民众心照不宣的“正确的意見”显然就是掌握了垄断权力的官方希望的那样，每天的新聞联播都有示范。

除了上述二者之外，中国民众从小学开始就接受系統的、循序漸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輸，他們对一些议題已经形成了按照固定模式回答的條件反射，这跟多次參加政治思想品德課程的考試，多次參加政治学習会议精神传達的经验，多次观看新聞節目閱读報紙社论，等等諸多的“訓練”有关。即使他們不介意表達自己的真实意見，但他們最習慣和最自然的反应就是以最熟悉的話語体系來应答。

綜上所述，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員張明澎老師所主持的調查並以此出版的《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一书所得出的結论，“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而不是外国的民主”，是否可以採信。只需要用脚趾头稍微設想一下：如果調查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結论，張研究員的专著能否出版上市？他申請了課題经費，耗費了時間精力，得到了组织的支援，有可能得出一个不能公开出版上市的結论嗎？

对类似的調查研究所謂的“成果”太认真，你就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