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课是父母与不良学校教育一起联手戕害自家孩子

众所周知，把孩子塞进各种补课班是城市家庭的“刚需”，哪怕是教育主管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遏止这种愈演愈烈的补课风潮，也于事无补。有些家庭，为孩子小学六年累计花费的不可费用超过20万元。我所知道的一些成都的小学一二年级的父母，周末给孩子报了四五个补习班是常态；个别父母甚至一口气给孩子报2个甚至3个数学补习班，让孩子在不同的数学补习班里反复强化练习。

这样真的妥吗？城市家庭的主流是补课，主流就一定是理性且合理的吗？

首先给现在社会普遍的城市中小学生补课现象一个定性，然后再加以分析论述。

给中小学生补课，甚至出现六年补课父母花费逾20万元的案例，这毋庸置疑是败坏和错误的。本质上，它是“唯分数论”愈演愈烈的结果，是基层教育失控的乱象，是教育政策失败的产物，是整个教育环境溃败和腐烂的症候。

对父母而言，给孩子安排补课，实际上是在和不良的学校教育联手戕害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听我娓娓道来。

每个孩子，从儿童期到青春期，大约就是接受中小学学校教育的年龄段，他们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是他们社会化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社会化包含了教化和规训两个有所不同的方面。学校教育，特别是课业学习侧重教化；而规训，也就是孩子学习和适应社会规范的过程无法通过学校课业学习加以完成，对于儿童来说主要通过模仿、游戏、活动来完成，对青春期青少年也主要通过活动来预先社会化加以完成。换言之，社会规训必须通过体验和实践才能高效进行。

不仅如此，每个孩子从一出生就在基因里有着与生俱来的适应社会发展的时间表，这就好比羊羔一生下来就知道如何学习甄别哪些草可以吃，哪些草有毒不能吃。过于倚重学校教育的课业学习，无疑是在扼杀孩子们天性中学习的热情和本能，严重得不偿失。

这就不难理解，学校教育之外业余时间安排的补课事实上是剥夺了孩子通过模仿、游戏、活动来完成社会规训的过程，造成的后果也就是抑制和损害孩子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发展的能力，造成的后果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孩子成年后高概率发展成人格退缩、自恋的所谓“巨婴”。

想想，父母呕心沥血花费巨资与不良的学校教育一起联手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培养成人格发展残缺的“巨婴”。如果父母知道这样的后果，情何以堪？

再说为什么现在学校教育热衷于补课？很简单，明面上其实彰显的两个因素。

一是整个教育体制从上到下弥漫和愈演愈烈的“唯分数论”，地方教委考核学校主要看分数，学校考核老师主要看分数，教师要求学生也主要看分数。注意，在一个层级官僚体系当中，越是基层执行一项政策也就越是趋于极端。教委官员可以大言炎炎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但只要分数、及格率、优秀率等分数指标在KPI中占据主导性权重；基层学校校长就必须加大对学校教师的分数成绩要求，作为衡量和考核教师教学的主要甚至唯一指标；最基层的教师在整个层级官僚体制里面几乎没有权力，人微言轻，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把分数压力几把传递给学生和家长。

家长能怎么办？给孩子补课呗！

二是由于教育投入不足，导致许多地方，包括一些准一线城市的中小学基层教师待遇普遍偏低。相比于其他职业，基层教师如果不给学生补课，其资薪可怜巴巴，与付出的劳动以及接受的教育严重不匹配。

举个例子吧，成都郊区县的小学教师到手的月收入大体上只有两三千元，资深教师也就三四千元。但他们如果给班上的学生补课，可以轻轻松松额外多收入几千到到上万元，相当于发放月薪的好几倍。对于资深教师来说，这个收入可能才与当年没有做教师选择做培训的大学同学持平。

一边是“唯分数论”的压力，一边是触手可及的利益诱惑，你让中小学基层教师如何做？做过基层学校教育的读者应该知道，现在年轻教师的流失率有多高，这也导致哪怕是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学校教师补课，但从校长到教师都置若罔闻的原因之一。

对家长来说，因为他们不懂教育，如果老师给别的学生补课，不给自己孩子补课，心里就会焦虑，就会不安，追都要追着老师给自己孩子补课。

问题是，特别是对于小学阶段，那些跟不上平均水准的学生更容易被要求补课，而这些孩子往往在通常的课业学习中有与生俱来的学习困难障碍，但在其他方面有着优势。高强度的持续补课无疑是扼杀他们的优势，挫败他们的学习兴趣，压制他们的积极自尊，从小塑造他们的失败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