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从五年规划看我们党治国理政效能的逐步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编制和实施了14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十四五”规划正在实施中。党领导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实践，蕴涵着党独特的治国理政经验，体现了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起点，深刻总结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基本经验，有助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受到特殊的国情、实践的局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14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实施效果，既有成功的喜悦，也出现过曲折，总体上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成就，为“十四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效能的逐步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党领导人民开创、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理念
14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转变，体现了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创新。
前5个五年计划的指导理念以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为主导，该理念可以概括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核心内涵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计划体制为保障、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略重点，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转变。
“六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为指导，其中“六五”计划至“十五”计划，核心理念为“发展是硬道理”，其核心内涵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战略重点，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基本动力。“十一五”规划至“十二五”规划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理念，不仅强调经济增长，还关注“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其核心是“五大发展理念”，发展主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主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上述发展理念的演变历程表明，一个成功的五年规划（计划）是以科学的发展理念为前提的。前5个五年计划存在一些失误，虽然主要原因是受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的制约，然而，发展理念的偏差也是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的9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国奇迹”的创造，“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如期实现，都说明科学正确的发展理念是成功引领实践的“指挥棒”。
五年规划（计划）发展理念的演进，体现了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为世界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发展道路
14个五年规划（计划）关于党领导科技创新的探索，经历了从自力更生为主的工业体系形成和缓慢发展到多元创新主体格局的初步形成，再到自主创新体系深化的演变历程，中国实现了从科技弱国到科技大国的嬗变，正迈向世界科技强国。
前5个五年计划，在西方的经济封锁和严峻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党中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科技发展方针，通过传统举国体制，在高技术复杂产业上建立起来的自力更生导向的工业创新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技术加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六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科技发展思想经历了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到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演变。《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其配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重大转变。针对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
“十三五”规划至“十四五”规划，面临“逆全球化”趋势、“去工业化”趋势和“新工业革命”挑战，在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思想的指导下，科技发展战略转向了以科技强国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以科技创新实现量质齐升，中国迎来了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跨越。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提升至2020年的第14位，已超越英国，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2020年，“嫦娥四号”探测器、“天问一号”探测器、“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等尖端国防工业取得重大突破。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在世界上正从“跟跑”为主向“并跑”、“领跑”为主转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研发创新中心之一，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技创新是国家强大的根本依靠，是党治国理政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4个五年规划（计划）关于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发展路径的探索，是党领导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深化了党对科技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
前5个五年计划期间，党领导人民探索工业化道路的历程，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转变。“一五”计划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启动，党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向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模式的转变。“二五”计划至“五五”计划前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反思苏联工业化道路的教训，在处理积累与消费、中国与外国、农业与工业等关系方面，也形成了局部理论创新，奠定了工业化初步发展的基础，但是总体上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局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探索，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新世纪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为标志，分为紧密联系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五五”计划后期至“十五”计划前期，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十五”计划后期至“十二五”规划时期，重点探索以信息化、以人为本、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新的发展理念为指导，胜利完成“十二五”规划，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造业出口额的比重为25.8%，不仅超过俄罗斯联邦13.8%、巴西12.3%、印度7.5%的水平，也超过美国19.0%、日本16.8%、法国16.7%的水平，深刻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探索绿色化引领的“五化”协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2010年美元价格）占世界比重为21.7%左右，分别为美国和欧盟的1.56倍和1.19倍。货物进出口额占全球市场比重从2015年的11.9%提高至2019年的13.1%，居世界首位，中国继续保持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为迈向工业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14个五年规划（计划）关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是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业化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史和世界工业化史上的一个创举。
党领导人民探寻到了符合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政府经济管理模式
五年规划（计划）不仅关注国家的经济发展，还重视经济制度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制度创新，是五年规划（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条重要主线。
就宏观经济管理来说，前5个五年计划，我国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经历了从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单一公有制基础上以行政性指令计划为主的转变。“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逐渐形成单一公有制，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因素，政府用行政手段通过指令强制配置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了资源对重工业的优先配置。政府成为经济资源的“全能”配置者，国家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范围逐渐式微甚至逐步被取消。
从“五五”计划后期，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过渡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强调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以后，计划管理逐渐由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变为指导性计划为主。政府逐渐从微观经济管理领域退出，让位于市场调节。这也验证了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管理经济的手段这个论断。计划经济消亡了，但是五年计划却依然存在并发展着。
政府的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在维护市场调节为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正发挥着弥补“市场失灵”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定五年规划是必要的，但五年规划更多是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的规划，各类专项规划、空间规划、区域规划一定要明确发挥作用的边界。
市场机制失灵和政府效能更高的领域，才是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条件。在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动中，政府经济职能实现了从“全能型”到“效能型”的转变，市场对资源配置功能实现了从否定市场作用到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再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体现了党对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认识的深化。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未来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根本遵循，也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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