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和他的“第三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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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现代性从西方兴起并冲击了一切古老文明，在应对挑战中谋求新生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主题。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建设现代中国、实现古老文明的新生，这是从大历史的视角、从中国作为文明体的立场认识到的主题，其方向是创造“现代文明”。李大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认识当下和未来，在思想上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这种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黑暗时代的中国点亮了一盏明灯，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文明走向新生的光明前景。
“第三新文明之崛起”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
“再造中国”需要反抗列强求得独立解放，同时需要探寻走向现代文明的新方案。在新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指引下，李大钊以开放的视野和宽容的心态对待一切，从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趋势中揭示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这是中国现代文明发展思想基因的基本内核。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李大钊探讨和传播了“民主”“自由”等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和价值。他抨击专制政治依靠暴力进行统治的旧制度，看到了基于民主之上的现代政治发展的大势：“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基于人类政治发展的这一大势，以自由、民主等理念改造传统中国，这成为思想先驱们的共同选择。
同时，李大钊以客观立场和辩证方法看待现代性的二重性。现代性在创造了工业文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严重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虽缓解了冲突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出来。大战不只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更是现代性内在矛盾激化的结果。
李大钊观察到了这种局限，因而对西方文明持有理性的批判态度。他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局限并提出了发展民主的新思想，他认为，欧美的民主将女性排除在外，这不是真正的民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实现。
他还提出，民主精神不仅是政治上投票选举，还体现为人们有均等的机会去学习知识发展自己。对西方现代文明，有人从自我中心出发全面抗拒，有人不加辨别地主张全盘接纳。李大钊则既保持开放立场又不盲目崇外，而是以批判态度认识其合理性及其局限。正是由于立场的开放性与方法的辩证性，他在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时能够形成独特的认识。
在对东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李大钊提出了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他客观分析比较了这两种文明不同的特质，认为二者体现出静与动、保守与进步等特征。东西方两种文明基于不同的世界观之上，各有优缺点，而二者的调和融会则是创造新文明的动力。
从现实看，东西文明各陷入其内在的危机中不能自拔，“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便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这种新文明的崛起需要东西方文明从世界观层面进行反省和改进。
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启发了人们，展示了超越资本主义建设新社会的另一条道路，一种新的现代性方案展现出来。李大钊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历史的新方向，以唯物史观认识世界历史及中国命运，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现代性方案。
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李大钊反对生搬硬套而主张以客观和批判的立场把握其本质精神。新文化运动引入科学与民主作为核心价值，自由主义者将自由奉为最高价值。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样建立在科学、民主、自由这些价值之上，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不是自由民主的敌人，相反，它们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以实现更高水平的民主和自由为宗旨。在分析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时，李大钊认为主张自由的个人主义和主张秩序的社会主义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孤立看待。“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
在探索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李大钊始终保持客观、独立、开放的立场，揭示了现代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李大钊从中华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找寻历史的方向，着眼于新文明的创造而做出了超越时代局限的判断，甚至不局限于某一种理论或制度而是从实践出发去裁判和创造理论，而这也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
1918年，李大钊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本身包含了对历史主体的再认识。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意味着将传统性与现代性、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立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际探索文明发展的新道路。正如李大钊所主张的，“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这揭示了中国新文明创造的主体担当，也构成中国现代文明思想基因的关键支撑。
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中国现代文明的创造则是古老文明的自我发展与演绎的历史进程。在漫长的演化与变迁过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和强大适应性的系统结构。作为一个“生命体”，它在挑战面前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创造性，由此形成吸纳其他文明养分、在革新中实现自我发展的机制，积淀下刚健有为、革故鼎新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支持中国人创造了古代文明，孕育了在异域文明冲击下奋力走向新生的动力，也是支撑人们创造现代新文明的精神文化根基。简言之，中华文明是一种流动的、充满灵性的、活生生的存在，它在人的生命创造实践中展现出来，亿万民众的创造实践正是文明发展的深厚动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追求新生的历史便是直接写照，表现出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将西方现代性、社会主义的探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是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启蒙背景下，批判传统、学习西方成为主导方向。在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之间，李大钊不像陈独秀、胡适激进反传统，也不像文化保守主义者固守教条，他是一位温和的革命者，既坚定追随现代文明的方向，又宽容地接纳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进而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
他提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对待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等，李大钊主张的方法论是将之与具体的时间、空间、条件等相结合，在切实的社会运动中予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在这里，主体性表现为“我”不是被动臣服于外在强力的支配，而是作为主体站在历史的高处面对挑战。这不仅是肯定和拯救“传统文化”，更是在比较中认识自我的价值，进而以主体的姿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由此，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贫弱愚昧的中国”形象被打翻，中国作为一种文明体不再是被改造的客体，而变成了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主体，由此再次确认了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
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肯定是否会走向民族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在列强欺凌的时代，李大钊以对人类的博爱看待他者，主张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他提出，建设“少年中国”应是世界的，不应受狭隘爱国心的束缚，而是在世界大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文明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下手改造，以尽文明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李大钊以博大心胸和宽厚人格看待自我和世界，在融入世界中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既是传统中国“天下责任”的传承，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立场，展现出中华文明雍容大度的胸怀和满满的文明自信，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基因
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撇开“现代化理论”潜在的西方中心论来看，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历史的客观趋势。思想旨在认识历史的趋势，一旦认识到它，这种思想便可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艰难地探索现代文明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了思想的觉醒和认识的突破。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思想先驱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多重维度的冲突中激发出新思维，孕育了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这种思想基因不只是思想家个体的认识，更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它不断生长壮大并最终形成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总结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历史事实看，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展现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即立足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思想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道路，最终走出文明复兴的中国道路。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到晏阳初进行乡村建设，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并最终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方向便是立足中国实际探索现代文明，最终走出一条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这些都体现了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所昭示的方向。
基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及其演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推论，21世纪中国的复兴将是这一思想基因的再度展开，而且它将引发中华文明爆炸式的成长，这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化的直接延续，还意味着在众多深层次问题上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中华文明在苦其心志中走向新生。
当然，这种文明的演化需要通过社会变革的集体行动来实现。面对现实社会文化结构中的重重阻力，推动古老文明的复兴需要继续进行深度的变革。抱着真理必胜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李大钊以其壮烈的牺牲鸣奏了中国探索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的绝响，其深刻思想和精神人格化成一座丰碑伫立在神州大地。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传承这种思想和精神人格，克服私利与偏见的障碍，在自我变革中创造中华新文明。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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