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不能一味以发掘档案来填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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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尤其是研治晚近历史，档案无疑是重要的取材，而且一般视为未经加工的原始材料，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直接材料。由于这样的材料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又被称为第一手材料。史家治史，特别是近代主张不读书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学人，往往踏破铁鞋，千方百计地寻找直接材料，而档案自然是一大宗。
档案所存不仅是信史，而且是全史吗？
史料越近越繁，档案尤其如此。相比较而言，研治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人对于档案更加倾心，无论选题如何，有无必要，都希望借档案以增色；如果找到人所未知的档案，更是如获至宝，以为不仅可以扩张材料，更能够填补空白；甚至有唯档案是求，只靠档案便可治史之说。
其实，档案究竟是一种材料的类型，还是一种存放材料的方式，至少就现状而论，不无可议。目前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往往会收藏保存相同或相似的文籍，如函电、日记、文牍甚至报刊等，若是存放于图书馆，哪怕是特藏，一般也称为文献，在博物馆则成了文物，而保存于档案馆，便一言以蔽之曰档案。即使是官方或半官方文书，如清季各省谘议局的各项文件，在各地分别入藏档案馆、图书馆或博物馆，也是依据收藏单位之别而冠以不同的名目。
反之，一些理应属于档案的东西，因为没有存放于档案部门，或曾经以各种方式被编辑出版，从而转换成了其他的文献形式，后来者便往往不以档案视之。《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汇编》所收录的《谕折汇存》与《阁钞汇编》两种，其内容主要为上谕和奏折，无论用何种尺度的定义，都毫无疑义应是档案。只不过曾经由民间报房将《京报》所不能尽载的明发章奏抄录汇编成册，按月发刊，便无法满足人们探秘窥视的心理。就信息而言，其中固然已经没有秘密，却包含了相当比例的清政府官方文件，隐藏着众多未经解读的史事。如果认为既经中间人手整理编辑抄撮，或有所取舍删改，价值难免降低，尚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说因此就不成其为档案，恐怕也太过牵强。
细究之下，目前关于档案的起源、本意和定义，无论取法古人还是借鉴异域，都是言人人殊，甚至各国相关的法律解释，也是因缘各自的历史文化，内涵外延大相径庭。也就是说，连什么是档案，或者什么样的文献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叫作档案，仍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混沌状态。既然档案的语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则重视档案的异口同声之下，其实各自所欲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因为每个人心中的所谓档案，实际指向可能千差万别。
若据今日的一般观念，存放于档案馆的就算是档案，则档案馆所藏文献的类型繁多，概言之曰档案就是原始材料，就是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显然过于笼统。以为档案所存不仅是信史，而且是全史，更是过于拘泥而执一偏。
档案解密未必能够直接展现真实的历史
治史重视档案，中外咸同。历代修史，尤其是官修正史，大都调阅相关档案，甚至主要依据上谕奏折连缀成文。档案无疑是治史的重要凭据，可是如果以为档案才是史料的主体，历史的真相基本仍然尘封于档案之中，不利用未刊档案就不能知道历史的轮廓大体，恐怕未必尽然。
今人重视档案，可能更多是近代以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倒未必是“传统史学”的流风遗韵。而西人重视档案，一方面因为有教会的长期传统及其诚信保障，以及监督政府的体制和习惯，连带以为世界上所有的档案即是信史，未必对中国档案的实情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以档案为凭据，也有阅读上的便利。档案中的公文书，大都书写工整，尤其是清代的章奏，不仅规定了专门的书法字体，而且严禁错误。这对于很难辨认手写草书者，实在有扬长避短的极大便利。
君不见档案中极具价值而难以辨识的私密函札往往被搁置绕过，所炫为秘宝而详加征引者大都官样文章，而且其中不少早已在各种政书或《谕折汇存》《阁钞汇编》之类的文籍中部分或全文披露。不顾主题如何，有无必要，过信档案为确证而滥加征引，甚至以为只要援引档案就成佳作（大洋彼岸据说颇有此风），装点门面之余，不无哗众取宠之嫌。一味以发掘档案来填补空白，看似创新的捷径，实为取巧的歧途，陷入近代学人凿空蹈隙的窠臼覆辙。
尘封的档案不可能完全掩盖历史的真相，档案的解密也未必能够直接展现真实的历史。如果治史真的靠解密就能真相大白那样简单，创造历史最轻而易举的途径不是写史，而是毁尸灭迹或伪造材料。或者主张治史唯档案是求，不看文集、日记、函电、报刊等其他各类材料，唯档案是从，不信其他记载。其弊至少有四：其一，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备，未必尘封，善读者用常见资料亦可做出好的研究成果。其二，熟悉旧材料，才能运用新材料，已有材料不熟，新材料的价值也会视而不见，识一字成活一片当然无从谈起，只能钻空子找漏洞，所见有限，易致偏蔽。其三，许多用档案周折复杂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其他材料中早有现成答案，费时费力不说，结果还形同废辞。其四，以档案为信史，太过简单。历史至为错综复杂，档案与其他记载抵牾而档案未必正确的情形所在多有。
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各种类型的材料，用分别的办法整理解读材料，适得其所地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关键在于恰到好处地运用所有相关材料。善于治史者，伪材料亦可见真历史。若是一心找自己想要的材料以组装历史，而不看材料所显现的历史是什么，或是虽然想看出却误读错解以至扭曲变形，则尽信档案不如无档案。否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很可能落得个两处茫茫皆不见。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科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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