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政策刺激的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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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已经在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说逐渐转向了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上，最终消费需求中大概70%是居民的消费需求。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原来正在改变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出现了一些颠簸。特别是居民收入受到了伤害，也就负面影响了消费，家庭的预算曲线得不到恢复，所以影响我们的经济复苏。
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反映的是一种流量，家庭的消费行为决定了消费和储蓄的走向
家庭是通过就业得到收入，得到收入以后，要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做选择。在消费里面，再在不同的消费品和服务之间进行选择。这是我们最常规的微观经济分析。
当前，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家庭预算曲线呢？是因为在疫情期间这方面受到的冲击最大。这些年居民收入的增长还是有所受阻，相应地，支出也就随着收入起起伏伏，因此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定的超额储蓄。在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热衷于居民资产负债表分析，我觉得可能还用不到那么复杂的概念。第一，这些概念我们并不熟悉；第二，虽然长期行为中人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来进行调整，会改变长期的理财行为，但现实中老百姓家庭预算曲线没那么复杂，其实说穿了也就是，收入状况决定消费还是不消费而已。我觉得这样更直接一些。同时，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反映的是一种流量，收入减少、消费减少、储蓄超额，均是流量，还没有到存量这个层次上，我们分析流量更直接、更短期，现在要解决的也确是短期现象。与此同时，家庭的消费行为决定了消费和储蓄的走向，也相应影响和引导实体经济，对应着现在遭遇困难的千千万万中小微企业和其他经营主体。
过去三年，因就业问题导致收入减少，使得经济应该复苏的时候，遭遇到“磁滞效应”，简单说就是当冲击过去以后，在可以恢复原来的常规状态的时候，却回不到常规上去，会产生把冲击期间的状况变为常态的倾向。曾经有学者总结以往的经历，发现供给侧的原因和需求侧的原因都可能造成磁滞效应。我们绝大多数的收入来自就业，失业不能恢复就导致我们的收入受损，消费就难以完全恢复。所以，如果需要担心磁滞效应的话，可能最值得关注的是需求侧。
过去三年里，受到疫情不定向地变化的影响，居民收入往往波动较大。而和收入相关的居民消费的波动更大，也就是有更大的弹性，这种弹性因为时间比较长，就影响到怎么消费，乃至要不要消费的这种决策。如果被破坏了的家庭预算曲线不能得到修复，不能尽快恢复就业，不能尽快增加收入，或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刺激，就有可能从短期行为转成长期行为。有些人担心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如何针对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来实施宏观经济政策。
针对居民的消费去进行刺激，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
要刺激居民的消费，也就是说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符合理论预期和经济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面。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手段、新对象，政策刺激的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现实的经济堵点和短板。同时，针对居民的消费进行刺激，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我们过去讲宏观刺激政策的时候，都讲刺激产生的效应不是一轮，因为人们拿到钱，就会去购买新的产品，那些被他们购买产品的部门，又会把钱发到工人手里，工人会再次购买新产品。乘数效应的大小决定刺激政策的效果。除此之外，着眼于居民消费，可以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的统一、措施的兼容，可以减少后遗症。我们过去讲三期叠加，其中一个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我觉得刺激消费的这种政策，如果运用适度，不需要消化期，至少症状要轻得多。
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许多研究都得出一致的结论，农民工按照消费能力，就是说从收入来看，消费被抑制的幅度达到23%。由于没有城镇户籍，尚没有享受到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因此他们的消费有后顾之忧，要存钱，消费意愿就被压低了。反过来意味着，如果解除了这个后顾之忧，他们的消费就可以提高接近30%，而且还不算收入增长的情况。
此外，还要努力提高老龄化相关的社会保障水平。在2022年至2035年期间，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将是增长最快的十几年。这就意味着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将日趋增大，照料老年人的能力也产生比较大的缺口，也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事实上面临着一个依靠大规模支出去提高保障能力的机会。这个机会既是长期的制度建设，也可以起到短期经济刺激的效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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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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