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会使用“宋学”这个概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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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包括宋史和宋学，宋史的范围相对确定，宋学则认识不一，各说各话。宋学的概念并非发生于宋代。目前所知，元代开始出现“宋学”之说，到明嘉靖年间，有了较为明确的指向。唐枢的《宋学商求》被认为是最早论述“宋学”的专门著述。也就是说，宋人谈及本朝的思想学术文艺，从未使用过“宋学”的集合概念。所谓“宋学”，其实是宋以后的人对宋代思想学术文艺全部或部分的一种概称。况且各说不一，概称的意思，也只能各执一词，从来没有覆盖全部。
宋学好立门户，大都出于后人的说法，宋儒其实很少自称
傅斯年认为，用今语解古籍古事的情形由来已久，“世上每每有些名实不符的事。例如后来所谓汉学，实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学；后来所谓宋学，实在是明朝官学”。此说一般而言意思不错，只是南宋的王应麟、晁公武并没有自称宋学，所以自觉如傅斯年，还是习以为常地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并不感到违和。所谓“实在是”，意味着自己觉得天经地义，其实只是因为心中有一个自认为实在的“是”而已。即使作为方便名词，用不用“宋学”的集合概念来谈宋代的思想学术文艺，也是迥然不同的。而不同的人尽管都用“宋学”，各自所讲的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或者认为，“宋学”原本是一个使用较为随意，因而其内涵也较为复杂的词。有时指的是一种学术方法，如《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两千年来经学发展之六变，最后将之归结为：“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作为汉代训诂考证之学的对立面，宋学即义理之学。日本京都大学的岛田虔次将“宋学”一词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宋学仅指理学（或称道学），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周、程、张、朱之学，英语称之为“Neo-Confucianism”（新儒学），几乎就是朱子学的同义语，有时将陆、王也包含在其中。广义的宋学，则泛指宋代的一切学问，囊括了各家学说。后一用法与明代唐枢的《宋学商求》类似。邓广铭《略谈宋学》认为，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新儒家学派称为宋学，比较合适。认真考究起来，宋代新儒学之外的其他儒学以及儒学之外的其他学问如何安置，一切学问之内是否包括文艺，也有讨论的余地，据此可以进一步划分出广狭宽窄的层次。
无论宋代的一切学问，还是两宋的新儒家，范围虽有广狭之别，时间上都是将宋学限于宋代，与清代所说贯穿明清的宋学有别。邓广铭后来认为，理学只是宋学的一个支派，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是两宋以后的事。其弟子陈植锷以“宋学”一词概括两宋儒学思想流派的全部。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也发挥师说，以“宋学”指称宋代儒学整体，并细化为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洛学、关学、理学、事功学派等许多流派。清代的宋学，虽然意指理学，但绝不能与理学画等号，因为汉宋可以相争，而朝廷钦定、科举必考的理学是没有反对的余地的。如果程朱理学只是宋代新儒家的众多门派之一，则新儒家与理学也有广狭之分。
不过，宋学好立门户，大都出于后人的说法，宋儒其实很少自称。近代有学人说：“汉学讲家法，有今文家法，有古文家法，有讲训诂声韵者，有讲典礼制度者，有讲经籍义例者，若不通家法，便非汉学。宋学讲宗派，有程朱学派，有陆王学派，有种种学派，若不守宗派，便非宋学。”宋学的宗派，或与佛教有关，而佛教本来只有一宗，即正宗，但凡分派，就意味着有偏颇，不正宗。理学多少有些来路不明，之所以好编宗传，立道统，正是希望借此正名，可以成为正统，以免他人觉得名不正言不顺。宋学多门派，正是由于各家标榜正统，反而无法一统。那些喜欢自封门派的，其实多少都有些妄。
归结起来，宋学至少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讲法，一是类似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最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内容的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的讲法，而且是因为主张以汉还汉的汉学家不满于理学激发的反弹，宋学绝不可能取代已成王朝正统的理学。汉学攻宋学，意在争正统，而非反理学。唐枢的宋学，较为随意，涵盖虽广，但要说囊括宋代的一切学问，却又未必。今人认为其广，是因为用了分科的观念，觉得不仅限于儒学。实际上唐枢的“宋学”类似近代以来所说的“清学”，只是作为一种概称，并未达到宋代学问无所不包的程度。
研究宋学为研究宋史的前提和必需
至于清人的宋学，重在义理一面，今人解读为与汉学相对的方法。就此而论，所谓“宋学”其实是清学中的问题。而理学的重要，诚如陈寅恪所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近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也就是说，中国两千余年所谓封建社会的发展变迁，与新儒学的产生传衍相辅相成。唐以上的产生不论，宋以下的传衍一直持续到清亡，甚至民国以后，余绪依然不绝。前两种基本限于宋代，第三种则逸出宋代，甚至主要不在宋代。如清儒的宋学，与汉学相对，看似指汉儒与宋儒看待解读先圣儒经的不同取法，实则主要是清代汉宋之争兴起后将治经学的不同取径绝对化的结果。一般而言，治经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不可偏废。多数士子学人是汉宋今古兼采，不大区分此疆彼界，或者说分不清此疆彼界的。
将宋学视为整个宋代的学问或新儒学，则宋学包括理学，而将宋学认作理学解读经书的办法，则宋学的外延小于理学。如果认为宋学不仅是理学，而是整个新儒学，则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并不限于宋代。陈寅恪《论韩愈》认为，韩愈已经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的基础。而以理学作为宋学的主体，重要性未必仅仅在于宋代新儒学的地位，而是因为新儒学一举解决了“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的大问题，从而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在佛教的冲击下取珠还椟，避名居实，又管了宋以后的数百年。
无论全部宋学、新儒学还是理学，尽管范围超越宋代，主体部分还是与宋史相关联。陈寅恪、蒙文通等人主张治宋史当先明宋学，通宋学才能治宋史。也就是说，研究宋学为研究宋史的前提和必需。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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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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