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从提高生育率和增长率中持续获得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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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转变达到更高的阶段，生育率下降是一个符合规律的现象；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经济增长也不可避免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乃至中速。然而，中国人口和经济国情的“未富先老”特征，意味着仍然存在着尚未被挖掘的生育潜力，以及有待开启的经济增长动能。这些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由此获得提高生育率和增长率的改革红利。概括而言，能够把挖掘生育潜力和经济增长动能毕其功于一役的政策框架，不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刺激工具箱中，而在于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或者说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为内涵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建立这个体系的过程，也就定义了中国式福利国家的建设，可以达到以下期望的目标。
挖掘人口生育潜力
联合国调查显示了一个饶有趣味且符合逻辑的现象：世界各国的总和生育率虽有天壤之别，从不到1的水平直至高达7不等，各国居民却表达出大致相同的期望孩子数——大约为两个，基本上等于2.1这个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这也意味着，实际生育率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偏离这个期望孩子数，都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向该水平回归。除了遵循经济社会变化的一般趋势之外，中国极低生育率的形成还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至今，诸多因素已经构成一个影响生育意愿的既定格局，包括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福利的整体水平和包容性较低，以及社会流动的不充分性等。可见，中国居民的期望孩子数，应该不会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生育潜力远未挖掘殆尽。国际经验也表明，在人类发展水平和性别平等程度都达到极高水平的条件下，已经降低的生育率可以产生回升的趋势。
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扩大居民消费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两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潜力可供挖掘。除了收入水平及其差距导致的消费能力不足之外，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因素造成的社会保障不健全，也使得部分居民在家庭支出决策上存在着后顾之忧，边际储蓄倾向过高，消费意愿受到了抑制。从构成城镇就业主体的两个劳动者群体（即城镇中低收入劳动者和进城农民工）可以典型地看到这种现象。城镇中低收入劳动者在老龄化和现收现付性质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肩负养老保险缴费者、家庭老年人赡养者和预防性储蓄者三重负担；进城农民工尚未取得城镇户籍因而未均等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因此，虽然处在最活跃的就业状态，这些重要人口群体的消费意愿却受到了压抑。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和打破相应的制约，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从人口层面看，生活品质的提高取决于两个来源，一是作为就业和创业回报的收入增长，二是由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这两个来源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中的相对重要性，与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随着人口进入少子化、老龄化阶段，居民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需求日益提高。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积累既提出更均等分享的制度需求，也为必要的再分配创造了财政可能性。各国发展经验揭示了一个被称为“瓦格纳法则”的现象：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其中社会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趋于提高。由此可见，社会福利的扩大通过挖掘生育潜力和提高消费意愿，有助于保持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增长，从而与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同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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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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