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国之灭人国也如狐”——梁启超的“世界大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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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往往与时代变革相伴而行，面对新的时代形势与问题，人们需要重新思考、叙述历史，从中归纳出有助于人们认识新形势、新问题的经验、视角与理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新审视与今天仍然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重要命题，对我们理解当前的国际格局与世界形势有着重要作用。在此意义上，有必要重读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梁启超关于彼时世界大势的论述。1902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现今世界大势论》可以说集中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以及他分析相关问题时的理论基础，因此极有必要加以深入探究。
揭示19世纪以降国际关系基本特征
广智书局出版《现今世界大势论》时，把梁启超1901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也作为附录收入其中。在《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指出，今日世界乃“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的世界，在此“新世界”中，灭人之国亦有“新法”。所谓“新法”，正如梁启超在埃及、印度、波兰等“亡国”案例中揭示的，强国往往不必像过去那样动用武力攻城略地，而是通过金融放债、代为练兵、派遣顾问、修筑铁路、煽动党争、助平内乱、助力革命等方式就可以达到侵略、控制别国的目的。在对中国近事与各“亡国”史做比较分析时，梁启超以埃及亡于向列强举债、波兰亡于“争党派联外国”之殷鉴，强调中国正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地。凡此种种，让清末中国读书人在“开眼看世界”方面得以更进一步。
在《灭国新法论》揭示列强“灭国新法”的基础上，《现今世界大势论》搭建了一个系统认识彼时国际关系的框架，堪称20世纪初立足中国视角的一本“国际关系学概论”。从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看，梁启超在这本小册子中有关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和民族帝国主义由来，列强推行帝国主义之情形，列强经营中国之殖民政略、铁路政略、传教政略和工商政略的论述已经充分涵盖国际体系的三个基本要素——国际规范、国际行为体和国际格局。同时，他着眼中国，重点阐述了列强侵逼下中国危如累卵的形势与摆脱危局的路径，具有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
以国际规范为例，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前两节论述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时认为，民族主义是制造近世国家的原动力。在其驱使下，“各民族咸汲汲然务养其特性，发挥而光大之。自风俗习惯法律文学美术，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而与他族相竞争”。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各民族“范围既日推日广，界线亦日接日近，渐有地小不足以回旋之概”。基于此，梁启超认为“夫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于外，此事理之必然者也”，于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遂成十九世纪末一新之天地”，而支撑民族帝国主义的哲学逻辑是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照此逻辑，人权不是天赋的，权利亦非生而平等，“苟能自强自优，则虽翦灭劣者，而不能谓为无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则然也”。依据民族帝国主义，“优等人斥逐劣等人而夺其利，犹人之斥逐禽兽，实天演强权之最适当而无惭德者”是“文明之常规”，此乃“近世帝国主义成立之原因”。
可以说，梁启超的上述分析揭示了19世纪以降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逻辑。
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最终是为了思考中国的处境和出路，此则其核心所在。
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启超强调：“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彼列国之所以相对者姑勿论，至其所施于中国者，则以殖民政略为本营，以铁路政略为游击队，以传教政略为侦探队，而一以工商政略为中坚也。”
可以看到，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工商政略在列强蚕食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早在咸同时期，郭嵩焘等人就隐约观察到，英法等进入中国，并非为了抢占土地，而是为了与中国“通商”“修约”，因此似可“循理”处之。但随着与列强的频繁交涉，一批士人对后者的意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郑观应就认识到，所谓西方进入中国不以侵占土地为目的，并非列强也注重传统儒学意义上的“理”，而是别有所图——“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抵御之法则在于“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更明确地认识到工商政略在列强对外活动中的意义。梁启超认为，列强在弱小国家推行的工商政略是一种无形的瓜分，危害更甚于有形的瓜分，因为它难以引起人们的警惕：“野蛮国之灭人国也如虎，皮肉筋骨，吞噬无余，人咸畏之；文明国之灭人国也如狐，媚之蛊之，吸其精血，以瘵以死，人犹昵之。今各国之政策，皆狐行也，非虎行也。”
在同一问题意识下，除了强调帝国主义的“狐行”特征，梁启超还揭示了他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他认为：“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界者则为强国，啬于平准界者则为弱国，绝于平准界者则为不国。”对全球“平准界变迁之大势”，他指出：“资本家与劳力者之间，划然分为两阶级，富者日以富，而贫者日以贫。”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发展：“自机器制造之业兴，有限公司之制立，而畴昔之习一手艺，设一厘肆，得以致中人之产者，殆绝迹于西方矣。自托辣斯特之风行，而小制造厂小公司亦无以自立矣。”
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的了解越深入，就越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担忧。在他看来，晚清中国经济社会的萧条固然有官吏剥削和巨额赔款的缘故，但更切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平准界之横风怒潮，波及于我国也”，亦即伴随列强工商政略而来的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他预计“二十世纪之人类，苟不能为资本家，即不得不为劳力者，盖平准界之大势所必然也”。当帝国主义国家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步步深入地控制中国，让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分子时，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处于下风的中国而言，全国省县将很快落入欧美资本家手中。大多数中国人将成为外国资本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主权也将为外国资本操控。这种无形的危险正是彼时中国人需要倍加警惕的。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敏锐地观察到，对中国而言，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垄断资本主义背后往往有国家力量作为支撑。有鉴于此，他认为，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帝国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若想生存，就须适应这种趋势，模仿19世纪中期以降的列强，建设一个积极进取的民族帝国主义国家。他对中国脱困之道的这种思考，实际上是立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的。
揭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境况
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为时人勾勒出一种认识彼时国际关系的系统框架，使人们能够以一种国际视野反观中国的处境并思考摆脱危局的途径。他对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的分析，更是为晚清政学精英深入理解时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不过，梁启超在清末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逻辑对中国脱困之道的思考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在他对一战德国必胜的错误预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一战爆发后不久的1914年11月，梁启超撰写《欧洲大战史论》。对战争结局，他坚信德国不会失败。在他看来，德国实为近代国家之模范，只要国家主义存在一日，德国这样的模范国家就断然不会失败。可见，梁启超是从国家主义和进化论的角度预言德国必胜的，这体现出他对国家主义和进化论的高度服膺，其预测与历史走向大相径庭的事实又反过来说明，他对二者的推崇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他对客观世界的观察。
由此看来，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对中国出路的思考，看似描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却被历史证明存在较大缺陷。或许梁启超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战结束后，为考察战后的西方世界，他与蒋百里等人赴欧旅行，旁听巴黎和会，记录下诸多新的思考。此时梁启超注意到，一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风起云涌，是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爆发的结果：“你们说奖励国产、增进国富是目前第一要义，我还要问一句，国富增进了究竟于我有何好处？你们打着国家的旗号谋私人利益，要我跟着你们瞎跑，我是不来的。这种思想在战胜国的劳动社会中，已是到处弥满了。”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面对列强的资本力量时，与西方劳工有着相似的命运：“我国国内，虽然不配说有资本家，却是外国资本家早已高踞上游，制了我们的死命。别国资劳两阶级是把国内的人民横切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压制者，一部分是被压制者。我国现在和将来的形势却不是这样，全国人都属于被压制的阶级。那压制的阶级是谁？却是外国资本家。我们全国人所处的境遇，正是外国劳工阶级所处的境遇。质而言之，我们四万万人，都是劳工阶级里头的可怜虫罢了。照这样看来，这劳工问题，在欧美各国，不过国内一部分人的苦乐问题，在我们中国，却是全个民族的存亡问题了。”较之1900年前后，此时他的分析视野显然有了新的拓展。
总体而言，梁启超在清末揭示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帝国主义的“狐行”特征等，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为20世纪前期中国政学精英思考国际秩序的一个基本前提。帝国主义问题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变革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面相，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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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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