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文/周伯通
以普通人身份代入，试图去理解他，故采取第一人称阐述，不涉及任何政治评判，亦不写个人琐事，全文均为倒叙，皆为哲学思辨，尝试思索人类的迷惘与出路。
后十年1966-1976
这是我生平最后一次看书了，所谓的看书，其实已经无从所见，眼睛模糊了。于是便叫人读一读，书是《容斋随笔》，是宋代的治世笔记，我一直认为，人人都要看历史，尤其是有权的人，或富起来的人，这样他们就会思考，为什么过上和平好日子的时间非常短，这在历史上都能找到答案。
身边的人把书读了几章，我慢慢地阖上了眼，再也不会醒来，脑海中一闪而过同志们、爱人、以及良师益友，但最放不下的还是人民群众。
元代的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于这句话，我是最不服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我一点也不担心国家之危亡，我们不就是从残垣断壁中走过来的么，只是希望和平安定的日子能更久远一些，如果能够万世开太平，那不仅仅是中国的大幸，更是为整个人类趟出来一条路。
古代所谓的盛世，多有美化之嫌，吃上饱饭五六十年之后，便要缝缝补补，否则这里出一点乱子，那里出一点乱子，直到后面一发而无可收拾。西方国家亦是如此，不必给他们想象的多么美好。
若是论时间总量来说，中国人过的好日子要长于西方，他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一旦生产力停滞，大家在存量上抢资源分配，会出现和中国王朝一样的结局，不过他们没有历史，无从借鉴，更给不了解决方案。
在百年屈辱中，各种路都探索了，均告以失败，只有马哲为人民快速地接受了，其实原因很简单，从春秋时期，我们提倡的理想国就是这个样子，这片土壤上的人民对平等有天然的渴求，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才是正确的，其余的路是注定走不通。
但我并没有完全想好，以前我找不到办法的时候，我就去农村或厂里面走一走，我想回老家去看看，但他们没同意，因为身体并不允许了，不过工人和农民每天都在进步，这让我十分地欣慰，如果他们足够清醒，有坚定的信念，也是一股监督和推动的力量。
为什么我总是强调人要看历史，尤其是富豪或官员，古代王朝末年，这些人也是无比悲惨，可能享福了两三代，却报应到了后世子孙上去了，黄巢李自成们做法过于激烈，总是屠人满门，但是这又是谁逼的呢？
强调不脱离群众，恰恰是为了所谓的领导好，有些人七八年没到基层过，许多事情都不知道，如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另外要培养人民的自信心，彻底摧毁掉奴才文化，要敢于监督。你是国家的主人，你授权给一部分人干活，你当然有责任监督，如果他们变质了，我觉得人民群众也有问题，那就是你对国家不负责任，所以人人都要有这样的意识：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别人还动不动卡我们，我们要在极限条件下考虑生存问题，基辛格来的时候说：“美国无求于中国。”我便回复他：“中国也无求于美国”，你自己不自强，别人当然看不上你，你就是放低身子，人家顶多喝一声：“嗟！来食！”既然美国人主动来了，那就是因为我们自立自强了，他不是过来做慈善了，恰恰是有求于我们，要不他们为什么要来北京？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工业也搞了，卫星也上天了，宝城铁路电气化也通车了，不都是靠自己的么！苏联走的时候，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办法啊，只好自力更生。现在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送给我们“保护伞”。我说非常感谢你，但我们不要你的“保护伞。”
马里的大使说，我写的东西有力量，我和他说：“没有什么意思，你们国家也是要靠自己创造，帝国主义惹不得，谁惹他，就不好，他们威胁你们，也威胁我们，现在全世界怕苏帝和美帝，因为他们凶。但这也是他们的弱点，凡是真有本领，不会表现那么凶。”
我的国家，我最担心的就是农业，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我想的是农业机械化，这样工业产品也有出路，国土那么大，要是用农业机械，以后我们的农业设备也能达到世界水平，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到，总而言之，粮食稳了，人民吃饱穿暖了，底气就足了，至于国际上的威胁就不足为惧。
国际上一些军事条约，我是不大相信的，苏联同埃及也订了条约，现在没用。跟伊拉克和印度的，也没用。还有一个是跟我们的，等于一张废纸。所以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国家观，不要为有个条约，就万事大吉，我一直强调的是国家交往要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这个原则是双向的，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但你侵犯我干涉我，我就要侵犯你干涉你，你不想要和平，那就用战争来换取和平，这一点很重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是和平，很可能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
这些观点都要和老百姓讲清楚，将来他们就能自保，我们在抗日的时候，很多人都绝望了，但我们多数同志都觉得能成，你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做主角，必定失败；你让四万万同胞一起来做一件事，哪有不会成功的呢？
但是到了和平时期，一些人又看不起群众了，这不好。所以我就让医生和学校都到农村去，不仅仅是为了群众提供便利，更重要的他们是干群关系联系的纽带，若是没有这些人驻扎农村，农民就会退步，信什么乱七八糟的教或者封建迷信的东西。
特鲁多问我，“世界上会有持久的和平吗？”我说：没有，永远也没有。我讲“永远”不是讲一万年，只是讲一两百年。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但现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难，但我坚信依靠人民，那些人再也不能来欺负了，人民自己就得爱学习，要能识破他们“文的把戏”。一定要爱学习，有些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
这次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外国人说我们搞不了，而且备战的时候更不能搞。后来他们转而设想修建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所以我就讲了，不要去迷信什么帝国主义。
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它那套帝国主义政治的迷信，它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不容易，没个五十年恐怕都不行。
66年到69年干了不少大事，国际上帮助越南赶跑了美帝的侵略，获得了亚非拉国家的声援，国内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了，氢弹试验也成功了，我给越南发了电文，“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
打仗我是不怕的，自古以来，人家不是说了嘛，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嘛！人走着走着就背离了初衷，要避免这个现象就要抓教育。我讲，“大学还是要办的，讲了理工科，但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文科要不要办，我看还是要办的。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得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所以不搞教育改革是相当危险的，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要改造文科大学，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现在的文科，要么迷恋故纸堆，要么崇洋媚外，这对国家安全不利，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灰尘不扫不少，敌人不打不倒。
中十五年1949-1965
矛盾总是随着形势而不断变化的，之前的矛盾对象是日本人，后来是反动派。而如今的矛盾却是自己，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等他处理完矛盾之后，他本身就是个矛盾，古人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就是外部矛盾没了，内部自省是一项重大的事情。
我们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要三个桩，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是要斗争，第二还要帮助他，这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
斗争和妥协也是对立面的统一，斗争是为了救人，妥协是其人可救，若是无可救药，像反动派那样，那只能打倒。希特勒是纸老虎，不是打倒了吗，沙皇是纸老虎，也被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被打倒了，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倒，战略上要藐视他，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的敌人问题上，如果不重视他，就要犯冒险主义错误。
一会儿悲观，一会儿乐观，总是走极端不好，打仗只能一仗一仗的打，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也只能一块一块地犁，这叫各个解决，军事上叫各个突破。
在经济上，无非就是工业和农业，在工业上，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我以前说过，要在西方列强那儿争一席之地，需用国家资本主义，什么样的说法不重要。我们得认清西方工业的性质，他们是一个逐利的“超级托拉斯”，绝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
为何列强所到之处，在商业竞争上，大家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以为他是一个个体老板，非常厉害。而实际上不是，他的背后甚至是一个国家。不过这也很正常，资产阶级国家为资本家服务，甚至军队都为他们服务，都不过分，这名副其实嘛，不给资本家服务才不正常呢。
而我们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当然了商人们也是人民，不过我们照顾的是全体，如此一来，商人就不是西方资本和金融的对手，最后就会投靠为“洋买办”而过日子。
这个时候就需要靠国家力量竞争，等我们赢了，我们的商人也占据主动了，西方的企业就成了“中买办”了，不过我们不会像美帝那样，我们不称霸，不是靠殖民过日子，你美国的“中买办”欺负自己的国民，我仍然会呼吁人民起来打倒他。
这就是美国痛恨我们的地方，他们在非洲、南美、东南亚，总是用市场经济理论，将别人的大企化小，小企化无，最后到了自己口袋里。他们白人经常对殖民地说这样一句话，“我们离开之后，你们都不晓得怎么治理自己的国家”，他讲的对，也不对，对的话，就是一盘散沙是治理不好国家的。不对的话，整个国家团结起来，有一个目标，劲朝一块使，要发展起来也很快。
我们的农业基建不就是这样起来的么，八万座水库，农民伯伯义务就给做起来了，人民的国家人民建，人民的国家人民爱，人民的国家爱人民，有这个劲头，什么事办不成？农业上，我是倾向走大集体的，但同志们还有不同的意见，那可以先试点嘛，个人单做，做了几千年了，还是用牛耕地，我看就没有出路嘛！
美国的大农场其实也是集体，但是他属于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我们的一个大农场也属于集体，但他属于几百个人或几千个人，我们的就是要解决好分配问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对农民有个终生保障，不像美国农场，他不要你了，你就生活没有着落了。不过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还是有必要摸索，总而言之，个人是翻不出什么浪花的，养活自己都困难。
农民和工人的积极性很高，政治上明确了地位，是国家的主人，但经济上也要做到一致，不能口惠而实不至。这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文化人要多写一些普通人的作品，坚定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总是不会错的，另一方面，大家都要做生产的促进派，将物品弄的丰富起来。
文化人有时候会犯一个毛病，他考虑问题总是在想。“我写农民，对我有什么好处？”他总是在一个点上考虑问题，而不是在一个面上，如今知识分子靠国家发薪酬，但国家的钱是谁创造的，不都是劳动群众那来的么，你对他们好，他们干劲足了，国家有了好收成，知识分子也能多拿几个钱。
知识分子既然要和工农群众服务，那就必须懂得工人和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和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
工商业从业者要多看历史，也更要多了解国际局势，现在是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矛盾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了。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还会变，但不管怎么变，在民族大义上，你都要站在人民群众一边。这不是和你讲大道理，即使从你个人利益上来说，也应该这样做，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他们只看利益的，你搜刮不到钱给他们，没有了价值就会被抛弃，你若是站在人民一边，你老了突然没饭吃，人民会来接济你嘛！现在无儿无女的国家不都养起来了么，这养的功劳就属于人民群众。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点，和人民群众学习是这样，对外学习也要这样，现在大家热衷和苏联学，学是要学的，和美国学也没关系，但是要有选择的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那就是不学。
知识分子或者科研人才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那就单调了。即使是反面的书，也要读一读，想想他们为什么招人恨，想想他们怎么剥削人的？看明白了，我们就避免他们的老路。若是看了美帝如何剥削人，觉得好使，也拿来用，那就是心术不正了。
国际上的环境大局已定，虽然有些战争，但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在朝鲜半岛赶走了美帝为首的17国联军，世界上其他国家就能看出，正义是能战胜非正义的，这也给了他们信心，以后的反霸权是长期的工作，不能急于一时，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处理矛盾的过程中，又会遇上新的矛盾，在解决矛盾中进步。若是当鸵鸟，对矛盾视而不见，新旧矛盾一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再给你解决的机会了。
让知识分子走进工农，有时候很难，这是自古的通病，所谓的秀才不下田嘛！但是可以让农民走进知识分子嘛！国家新生，摸了一下底，至少有90%的农民认识不了几个字，这还得了。我想一定要发起全国扫盲运动，有人跟我说，老师不够，这要什么老师？一个村子里要是有一个初中水平的就行，晚上就把全村人集中到他家里，不论男女老少，都要识字，教识字的人，村里给一些补助。
农民认识字了，能看懂一些书或报纸，就不会被干部糊弄，这样才谈得上监督，若和古代一样，见了文化人，就自觉矮三分。那以后又是走精英治国那一套，我看不同的人就一定会对立起来，如果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农民也有能力当作家，自然矛盾就能沟通和化解。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前二十年1927-1949
我说解放战争拖不得，一些人觉得我讲话总是前后矛盾，以前不总是提持久战么？这要看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决定，在国内的几次大战，我看都是农民推着小推车上战场上给我们送物资的，没有给反动派送的，这说明了什么，人民全部选择了站在我们这边，敌我的力量发生了变化，反动派已经不是我们对手了。
而在国际上，美苏两国在全力以赴的争夺欧洲，给了我们留出了时间，这两个国家都希望中国依长江划线，搞南北分治，我们不会答应的。这次他们无暇东顾，我们要趁热打铁，把国家统一了，一旦等到他们在欧洲把利益分配好了，肯定会过来给我们找麻烦，虽然最终的结果阻挡不了中国的统一，但一定会有很多牺牲。
抗日战争急不得，也是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抗日统一战线没形成，有的人两面摇摆，搞什么攘外安内，分不清主次矛盾，脑袋里糨糊的很，甚至幻想美国人来帮他打仗。另一方面日军背后是工业化国家在支撑，而我们是农业国，我们只能在时间中寻找机会，但中国的战略纵深多，他们来到我们地盘上，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输。
我们也犯过错误，一会儿速胜，一会儿速败，甚至把苏联的那一套拿来，专门去抢大城市，结果都没有成功，还损失巨大。老蒋后来又翻脸了，导致我们不得不“长征”，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逃跑。但好事和坏事总是相对的，坏事也能变好事。
为什么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呢？这两万五千里走下来，我们认识了农民朋友们，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农民朋友也认识了我们，这就是他们在说书先生中听来的仁义之师，和反动派不一样，我们不拉壮丁，我们就是告诉他们，为全国穷人闹革命，他们就听的很激动，要来加入。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自从能够独立领导革命以来，这是一大进步。有的人天生就不和人民站在一条道上，以后不管他居安一隅也好，还是躲在海外也好，没人说他好，即使我们给予他一些正面评价，但老百姓未必同意。
靠几个家族和几个江南财阀，能打跑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不可能的！农民的子弟上战场为一些财阀牺牲，这个仗怎么打？这不是雇佣兵么，肯定是做不成事情的。
逼的我们无路可走，就往农村去，恰恰是农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农村妇女虽然不识字，但是他们接受新思想很快，我到了一个农村，那里有了妇女组织，我看她们在开会，农妇说，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作怪，妇女进不得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能进祠堂了。而且农妇也关心起国家大事来，知道国家安危和自己息息相关，巾帼不让须眉，妇女能顶半边天嘛！
而农村的男子呢，以前过的毫无尊严，但现在有农会了，地主的权力就倒掉了，农民就扬眉吐气了，农民知道了，要斗争，才能获得尊严；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要斗争，才能获得尊严。农民之前祈求，和谈，地主们并未给他们一口饱饭，自从斗争了，一些地主妥协了，一些土豪劣绅就跑到上海躲起来了。
这些人恰恰都是被看不起的一群人，敌人看不起的，统治力量又薄弱的农村，给了我们巨大的汲养，我们常说我们是农民子弟兵，是真情意切的。胜利之后，一定要反反复复地告诫后人，不能脱离工人和农民。
若是你看不起他们，又把自己的组织从农村撤出，那么别人就进去，要么重新诞生了土豪劣绅，要么就是国外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进去了。我们在学习西方列强，西方列强何尝不在学习我们，我们放弃的，他们就夺取，专攻我们的薄弱处。
任何时候的革命也罢，改革也罢，都是靠人，靠钱是没有用的。老蒋拿了不少地主老财的钱，他没有办法，只能为少数人服务，这些有钱的人怕打仗有损失，总是劝他和谈，就这样犹犹豫豫的，从他的队伍中后来就诞生出一个汪精卫。
和谈是要有条件的，至少底气相差不多，北宋的时候和辽金和谈，人家肯，是因为宋人发起狠来，你也会有大损失。到了南宋的时候，谁愿意和你和谈呢？上上下下都是软骨头，哪有闲工夫看得起这样一群人？
如果敌人知道，你背后四万万人都支持你，为了打击日本军人，随时可以站出来参军，那么你才有谈的资本。日本军人进来后，他们也调研的，发现了老百姓的想法后，并不和国民政府一条心，才敢越搞越大。
我们能把日本人赶走，没有什么先进武器，也没什么财富，也谈不上先进理论，大道至简，就是一句话，依靠人民群众。
三十而立前1893-1926
“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
30岁前读了不少书，古今中外的都有，上述这样一句话，到了而立之年，我才真正地认识到，非如此而不可。
当时的志士仁人都要去留洋，我也是非常认可的，总要找出一条救中国的路来。于是他们也要我出去， 我的父亲和杨昌济先生先后去世，相隔不到一个月时间，忙完了之后，我静下心来思考了几天，最终决定放弃留洋。
我写信给周世钊，谈国内研究和出国研究的先后等问题。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我不想留洋，因为出去的人很多了，不缺我一个，我想从中国的土壤中找到方法。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救中国，后人的书，一定会把我写成天生神人，其实并不是。我读书的时候，特别喜爱看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书，他们搞变法，还有谭嗣同的故事，其实这些人家庭条件并不差，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为大多数人和国家找出路，但并没成功。
后来我又觉得是民众的麻木，以及对民众的逆来顺受很不满意，24岁的时候，我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详述体育运动的意义、作用和方法。关于体育同增强民族体质、保卫国家的关系，我说：“国力羸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现在想想，似乎有点“何不食肉糜”的味道，都吃不上饭了，还谈体育健身呢，强调武风、血性，其实茫然的很，那时候枕边常常有一本书，是《水浒传》，从10来岁就带在身边，对里面的反抗精神很是推崇，那里面的人很有血性和武风，但都没有成事，我只能一声叹息。
后来真正地参与革命了，重新读《水浒传》，不是去崇拜了，而是从里面找经验教训，才稍稍明白，他们自己思想混乱的很，所行所为，根本就没有群众基础，《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我由推崇一本书，然而后来把这书当做方面教材，这就是在实践过程中，深化后的认知。
18岁的时候，我写过《商鞅徙木立信论》，认为要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以法治国。可能是文言文写的，有点文采，被老师表扬。但那时国家风雨飘摇，谈以法治国，还是受了康梁两位老师的影响，自以为上面自己会革新，然后整个社会就焕然一新了。
“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是我快到而立之年才认定了的想法，不砸烂一个旧世界，就无法建起一个新世界，此后“斗争”一词，贯穿了我的一生，或许后人并不认同，认为我不温和，搅了个天翻地覆，人无完人，谁都有错误，盖棺论定交给时间吧。
我是一个爱反抗的人，但从小自认为反抗的有道理，我斗的第一个资本家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非常霸道、非常暴躁、尤其还是非常吝啬的一个人，或许他也觉得积累财富不易吧，但我认为全村都穷的叮当响，只有你有钱财，反而是招灾。
母亲是体恤穷人的一个人，我前面有两个哥哥在襁褓中就夭折了，妈妈便求菩萨求来的我，所以小名叫“石三伢子”，意思是说我是求石头而得到的老三。
我从2岁到8岁，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婆家度过，同表兄弟们一起生活，他们家虽然富有，但是对穷人却很同情，他家里有各种书，如《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等，对我影响很大，后来表兄弟和我一起长大，成为了革命路上的同志。
1893年12月26日，我出生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和我一起出生的孩子，他们都是想过平平安安的日子，谁会想去街上演讲、去枪林弹雨去穿梭呢？但是这一场仗，必须要打，你不打，别人要打，别人打不好，下一代还要去打。
我走了之后，肯定会有些溢美之词，我希望中国以后不要再出现伟人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只要出现伟人，后面就跟随着数百万、数千万人的牺牲。杜绝伟人的诞生，是要每一个民众自己都能强大起来，能和既得利益者分庭抗礼。若是到了唤伟人的时候，康梁变法都不管用了。
1957年我写过一篇《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因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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