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药丸究竟是什么？---对乃万事件中性别对立的思考
#事件提要
音乐节上，乃万参加音乐节唱了一首歌，作为一名女性rapper写男人生活的烦恼：没钱，没房，没有爱情……演唱完毕后，乃万谈到自己的创作灵感：“我写这首歌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说：‘男生也有很多梦想，梦想做球员梦想当游戏玩家。但是十八岁以后，他们的梦想成了买车买房。’我觉得，我们要给心爱的男孩子一些理解和宽容，所以男生也要大胆的追寻你们的梦想，女生也一定要做自己，每个人都要坚持做自己，这才是男女平等。”
而此番言论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纷纷对性别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常见的则是：“作为女性，甚至是身处于性别歧视中的女性（指rapper行业的性别歧视），你为什么要同情男性？”
最近在校内的课程中，19世纪的女权运动逐渐进入课堂中心，成为讨论的热点。而在这一段时间中，最常见的课堂留言则是：“我既不是男权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平权主义者（lol）。”
不知何时开始，我们对女权主义的认知逐渐站在了男权主义的对立面，站在了性别平权的对立面。在这几周的课程中，我观看了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分析的纪录片，也首次观看了从男权主义视角分析的纪录片，《红色药丸（Red Pill）》。红色药丸这个名字化用了盗梦空间里的两种药丸名称，吃掉红色药丸你会得知一切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而吃掉蓝色药丸你将忘却一切第二天则会像往常一样。
在纪录片中，电影制片人凯西·杰伊（Cassie Jaye）追随两极分化的人权运动，采访了数位支持男权运动及开设并运营反女权反女性网站的人权主义者，试图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及背后的潜在意义。在走访的过程中，杰伊，作为女权主义者，在影片中逐渐展示了部分男权主义者（及反女权主义者）的心声：
这部影片从男权主义者的角度分析了男性在社会中强制性扮演的角色：付出大量的体力劳动、为家庭提供支票金钱支撑、保家卫国奉献自己、从事高危职业高危活动、爱护弱势群体并在必要时学会牺牲……它使我们看到了，在女性被社会规定为弱势群体的同时，男性也被迫成为“强势群体”，承担起其他的责任与义务。
这些不公平的控诉，难道不也是女权主义也在追求改变的现状吗？在如今的女权主义中，人们努力解决的则是打破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定位：从19世纪女性走出家庭走进工作场所，开展自己的第二人生开始，到女性获得政治上的选举权、大规模进入学校获得普遍教育、再到逐渐建立男女混校……女权主义运动在逐步打破限制女性群体的规则，而在女性及其所属的定义越来越宽泛后，相对的，男性的角色定位也不再那么僵化：更多的男性选择走进家庭照看儿女，获得亲情上的满足，参军入伍对性别的限制在逐步放开，体力劳动类的工作也不再单单由男性承担……纪录片内提到的种种对于男性的压迫并非是女权主义带来的，相反，女权主义在推动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压迫。
然而，为什么如今一提到女权主义，我们就会将其视为男权与平权的对立面？
女权主义与性别对立
追本溯源，“女权主义”一词起源于19世纪末的欧美国家，这些国家要求女性公民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在长期的政治实践和改革,女权主义在发达国家获得了逐步的胜利。以法国女哲学家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为代表的女权主义研究首先指出了女性受压迫和不平等状况的根源，指出了性别冲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与性别冲突相关的重要女性主义理论著作相继出版，指出了传统自由主义对女性神秘性的观点(Friedan 206)，将女性置于与男性相反的地位。
这种意识形态将女性视为从属，将男性视为压迫者。进入70年代后，女性主义研究者进一步拓展了研究领域，而其中一个研究方向集中在性别不可调和的矛盾上。性别冲突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为女权运动提供了支持，但在长期发展中，这种根本性的性别矛盾带来了负面影响。
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性别对立逐渐出现并在时间上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伴随物。性别对立在《性别二分法》中被定义为“由性别引起的战争”。然而，性别对抗自古以来就存在:“繁殖的本能让动物有能力区分男性和女性,和复制的对象是由性别对立”(Pouwer 3)。在Pouwer看来,生物与生俱来的自然能力区分相反的性别,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设计寻找一个可能的伴侣。Pouwer认为性别对抗是这种本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为这种差异会使动物把异性当作不同的群体来对待，从而带来冲突。
Pouwer认为两性对立是一种常态，因为动物的繁殖本能而不可避免; 然而，他的证据只局限于动物领域。但是对于人类，甚至是类人的猴子，Pouwer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动物因为繁殖而产生了性别对抗，所以Pouwer关于性别对抗的基本观点可能不适用于人类。Pouwer关于性别对立产生的首要原因的观点也许并不适合人类社会，但是，通过对人类历史上性别对立的发展过程的分析，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性别对立是一个发展过程，其范围更大，后果更严重”(Pouwer 12)。
性别对抗的历史
性别对抗主要由三个阶段构成。
例如，在英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1792年写了《捍卫女性权利》(The Defense on Women’s Rights)，旨在让女性知道她们缺乏教育。这篇文章强调了男性在获得高水平的教育和伟大的工作机会方面的特权，以及相比之下女性所遭受的低下地位。在这段时期中，性别比较问题首先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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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对抗的第二阶段大致是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随着性别对抗的发展，性别运动的主要诉求集中在追求“社会性别”和平等的政治权力上(Sheppard 134)。在这一时期，女权运动的开始是1848年在纽约塞尼卡福尔斯举行的妇女权利会议。
后来，更著名的运动是埃米琳·彭考斯特揭露英国制度中的性别歧视，女权运动在1914年入侵白金汉宫，并向国王乔治五世请愿。在这个阶段，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给了女权运动更自由地表达意志的社会条件，提出了社会性别理论，并使性别问题成为主流。
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对女权运动的严格定义，即人们只把争取选举权、受教育、生活自由等权利的运动定义为女权运动，性别运动并没有引起频繁的暴力冲突。可由此看来，女性要求平等权利并非直指男性的既得平等权益，而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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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女孩的行为表明了她们试图将女性的社会特征定义为独立、自觉、自立，并将女权主义运动扩展到艺术、思想和日常生活领域，使女权主义运动深入意识形态领域(Gerber 44)。
然而，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定义却被模糊了(Showalter 20)。在Wilén的观点中，由于对女权主义缺乏了解，在新女权主义者中，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和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以“逃离(女性气质)”和“拒绝(成为一种归属感)”为代表的思想(早期现代女权主义)，性别不平等在人类社会中逐渐演变，有一些限定词——“规模歧视”和“不理解性别的恐慌”——阻碍了女权主义运动。
规模歧视是基于个人的特征，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的单一特征。
例如，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的结论是基于一个强奸犯。没有理解性的恐慌是听、说和没有任何知识基础的自觉猜测的结果。
例如，重庆集网在2002年12月24日传播了“男人更聪明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结构更发达”这一带有偏见的信息，大脑分析证明这是错误的。然而，几乎98%的评论是关于同意新闻的，只有不到5条关于争论的评论(Gutting 18)。前者主要造成性别对抗的引发者，后者主要造成性别对抗的促进者。性别对立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状态，对比前两时期，盲目与被引导是造成性别对立扩大的主要原因。
诚然，部分极端女权主义者与极端男权主义者将自己的性别视作高等性别，认为社会秩序便应该有性别差别的压迫，然而极端的特例毕竟占少数，更多人仅是因为被混淆引导而产生了性别对立的念头。
真正的红色药丸不应该是在性别权利上舍弃一方而专注于另一方，真正的红色药丸应该是隐藏在纪录片背后的男性女性在性别歧视下共同面对的困难，而服下红色药丸则意味着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性别歧视的问题。影片中的男权主义者及女权主义者都是在为了性别平等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及社会定位而努力着，团结而非对立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者 /SYRIA
编辑/叶长聿
审稿/BF
图片/网络
DISCOVER 女权
反对性别歧视 维护两性权益平等
定义新时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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