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玄识北京讲座劈开西方伪史铁幕，震撼专家巨擘，英法德语竟然来自汉语！

2019年3月5日两场讲座笔记整理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班

主讲人：诸玄识（董并生先生和孟晓路博士辅讲）

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西方史

现代西方是华夏派生的“子文明”——“汉字密码”与现代早期的欧洲

一、机遇：天时地利→地缘优势

（一）

我们想说的是，现代西方兴起的前提是“天时地利”，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而这个机遇的产生和西方文明的内涵都是“中国赐予”。

大体而言，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衰存亡、实力消长或命运沉浮，在客观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优劣，是不是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

地缘好的国家能够绽放人的潜能，正能量最大化，负能量向外纾解；因而大发展，创造奇迹。相反，地缘差的国家不得不承受内部和外部的双重负能量，内忧外患极大，正能量被抵消，发展受阻，充满人祸。从军事上来看，好比山上与山下，地缘优劣，高下立判：处于山上一方所能发挥的战争效力要大得多。

（二）

现在要问：从1500年到2000年这五百年里，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海洋——机动便捷的海洋！举例来说：鸦片战争，英国舰队打不了广州，打厦门；打不了厦门，继续北上，进入长江（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往北，进入渤海湾）；集中优势兵力，突破薄弱环节，这是一个战争制胜的原则。而对大陆的国防来说，它的部队结集、后勤运输和紧急驰援都是山重水复、艰难险阻，非常缓慢。

再问：在海洋时代之前，即在历史上，地缘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答：草原。荒漠草原，游牧骑射，驰骋穿插。古代文明的发展和技术的传播，难免会装备好战部落，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它的地理优势提升起来——从高原地势到河谷平原，从生态差的地方到富裕城池，游牧部落越打越顺利，越战越勇。而农耕民族的防御和进攻则都是难上加难。宋朝的技术进步却也导致和招致“天敌”：契丹、西夏、女真、蒙古，接踵而至，乘着地缘优势如虎添翼，农耕民族犹如羊入虎口。

还问：在21世纪的今天，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仍然是海洋吗？答：变了！我们提出“陆海有机”的概念，即最大的洲陆与最大的海洋的“有机结合”，这是新兴的全球枢纽地带；在哪里？那就是我们中国。这就是说，进入21世纪，全球性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开始从西方（单纯海洋），转移到了中国（陆海有机——世界辐射、辐辏的中心）。

早在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指出，“旧大陆”（欧亚非）是“世界岛”，便于列强或霸权从它的边缘，凭借“炮舰政策”进行侵略、掠夺和扼制。而麦金德进而预言：一旦大陆内部形成铁路联通的时候，海洋的战略意义就会下降、乃至丧失，海洋霸权最终将被自然淘汰。举中国与日本的例子：在一百年之前，日本具有海洋地缘的绝对优势；你打不到他，他很容易打你；同等的军事力量，日本的效力要高于中国若干倍。而今天则相反，同等的军备竞赛，中国的效力则高于日本十倍、百倍，不是吗？一旦开战，日本尚未摧毁或占领一个中国城市，整个岛国就会被打烂打沉。科技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个弹丸之地的地缘优势和战争潜力都被废了。虽然眼下和平时期，日本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假如不久将来，台海或南海真打起来，日本必会宣布“中立”，以免陷于毁灭。但从长远来看，日本的出路是“脱美入中”。

（三）

现在回头来看，西方为什么会崛起。近代以前的西方和以后完全两样。以后的特点是：世界联通、全球开放，而西方则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近代以前的西方应该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说是“中世纪封建社会”，但实际上是原始部落社会，千百年零发展；举例来说，17世纪以前的欧洲人——从上到下的所有人——从来不洗澡。这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欧洲是高纬度，阳光稀少，地表贫瘠（在近代以前，不适合发展农业），加上“非时雨”（降雨与植物生长期相反），其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是中国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人很难生存下来，冲突压倒一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如果不是宗教禁锢，难以形成定居人群。另一方面，也禁锢了人的潜能、人的有为；所以，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停滞。

西方是如何时来运转、否极泰来的？那就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陆海丝路和技术传播等，开始联通世界，进入海洋时代。然而，首先把亚欧大陆两端的某些岛屿和半岛的地理优势提升起来，使“西洋”、“东洋”开始具有海洋性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而世界的大陆及大陆海疆则反受其害：暴露在“海洋暴力”之下。

欧洲成为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称为“世界的通衢”；从那里到美洲，是中国跨越太平洋的一半距离。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心会向这边转移。

与此同时，由古代中国启动和推动的技术—物质文明在新形势下“从量变到质变”，因为现代人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古代中国的发展是在她自己的国土环境中进行的，不能发展太快太大，否则的话，山河破碎，江湖废流，天灾人祸。

传统中国的“发展机制”（技术—物质文明）从量变到质变，是要在更适合、更通达的地理环境中发生井喷——爆炸式发展。这就成全了西方。而西方则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凭借其地缘优势，汇聚古今西方的成果与财富，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攀登高峰，充当中华文明的接力者和冲刺者。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的征服者，西方也从反面取代了历史上的“草原暴力”（征服世界的战争源），而升级为“海洋暴力”，说得严重些，则是“文明的天敌”。

二、引爆：中国历史→启蒙运动

（一）

在17世纪中叶，大约是1650年代，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出版了一本书，引起了震撼。这位传教士是意大利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不久，他又来中国，直到去世，他的墓在杭州。这本书的名字很普通，叫《中国上古史》，其内容包括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即伏羲、黄帝、尧、舜、禹等（三皇五帝）；这段历史不被当今中外学术界所承认，我认为，西方中心论不仅刻意缩短中国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隐瞒现代西方的真实来源，它与这段历史有关。

正是这段历史（伏羲、黄帝、尧、舜、禹）在西方掀起了一场最重大、最深远的革命。原本欧洲人相信《圣经》从创世纪到大洪水所描写的人类故事，是真实的、唯一的和无所不包的。现在竟然有书籍和文献证明，在《圣经》叙事之外、甚至之前还存在一个古老民族和高尚文明！这样一来，基督教神话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圣性也被颠覆了。其结果是，欧洲人按照“中国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两个方面：重塑现在，通过启蒙运动来完成；重塑过去，通过编写历史来完成。

（二）

当然，卫匡国之前的西方也有历史和历史书；但都没有说服力，不具有权威性，尤其是缺乏时间概念，或是时间混乱。例如，说巴比伦持续了几十万年，古埃及是几万年，说《圣经》“创世纪”（开天辟地）发生在什么时候？只在六千年前。这不是很矛盾、荒谬吗？

第一个按照“中国模式”写历史的西方人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其时间是在1600年左右，也就是在卫匡国著作问世之前的半个世纪。斯卡利杰是法国人，去了荷兰——当时是欧洲的文化中心，也就是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风、中国热”从那里开始。斯卡利杰偶然间获得“三件宝”，因而兴奋地写下两部书。“三件宝”是：1.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从伏羲、黄帝、尧、舜、禹下来，一直到明朝中期；2.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六十年一个轮回；3.西班牙人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门多萨没有到过中国，他根据道听途说编写了这本书。

斯卡利杰自己两部著作是《年代学宝典》（1583）和《时间校正篇》（1606）。顾名思义，是解决时间问题。斯卡利杰参照中华文明的时间序列，创立西方历史的编年体系，其总纲是“圣经编年”，由它衍生子系统，即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巴比伦）。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当时只讲巴比伦，后来冒出来很多，像赫梯、亚述和苏美尔。苏美尔是在20世纪初横空出世，成为“第一文明”，应该被质疑。

斯卡利杰被成为“编年史之父”，他的成果被称为“斯卡利杰编年史”。然而在17世纪上半期，它是荒诞不经、备受批评、无人接受。直到卫匡国著作问世，“斯卡利杰编年史”才受重视；学者们按照卫匡国的书和其他中国资料对“斯卡利杰编年史”进行修正，精确化，终于使它成为“标准历史”。但批评者还是大有人在：例如科学家牛顿撰写专著《古代王国编年修正》指出，“斯卡利杰编年史”不真实、不正确，所谓的“古希腊、古埃及”都是被虚构或夸大的。伏尔泰揭示，所有的泛西方的古代王国或历史都是“复制中国”。他称，中华民族是举世仅见的终古长存的文明民族；亦即，中国历史与文明是唯一性的（其他都是不可信的神话故事）。

（三）

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揭开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序幕。什么叫“启蒙运动”？就是从“神的社会”转型变为“人的社会”。哪一种“人的社会”？只有一家，就是儒家的“人的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及其影响范围是“人的社会”，而其余世界——特别是西方——则是“神的社会”。所以，在整个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从17世纪中到18世纪末这一百多年里，都是中国文化引导的。也可以说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国化”（后来背叛初衷和掩盖真相，是另一回事）。儒家被称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欧洲启蒙运动分为三段：前期在荷兰，中期和后期都在法国；就主题而言，前期是历史，中期是哲学，后期是政治。都是“以人为本”——人的历史、人的哲学、人的政治，而与“神”一刀两断。

历史部分已经讲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中期是哲学，一分为二：主体，人不能不自我拯救、自我管理、形成社会？客体：撇开圣经创世纪，人并不能了解自然、掌握规律、有所作为？基督教宣传：人一旦离开神，就是洪水猛兽、无恶不作、人间地狱。儒家认为，人通过教化和伦理能够建成良好的社会，而且可以大有作为。为何从19、20世纪的实践看，西方不需要儒家，反而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让我们对其实质进行说明：一个社会把主要矛盾向外疏解，把其生存竞争的重心转到外部世界，它的内部就成了“团队”——有秩序、有理性；对外杀人放火，对内“自由民主”！但这是有条件、有代价的，将来一旦丧失“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西方内部就会原形毕露——陷入人间地狱；届时，要么回到以前的“神权禁锢”，要么接受儒家的“克己复礼”。

欧洲启蒙运动的后期是政治，否定教会、贵族和王室对国家政权的垄断；要求人民参政权利，公平选拔人才。这都是受到儒家影响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其中的“选贤与能”就是选出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国家，也就是“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还有《周礼》中的更明确的民主思想，即“使民兴贤，出而长之；使民兴能，入而治之。”说的是：使人民有道德，选出优秀者治理国家；使民有能力，选出优秀者，管理地方。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以前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样，18世纪的欧洲与北美精英对于儒家经典，都是耳熟能详的。

启蒙运动进入高潮，也就是最后，就是孟子的思想——民贵君轻、诛伐无道，杀暴君。启蒙运动走了极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极为讽刺的有两点：一是被推翻的路易十六王朝此前进行了重农学派的经济改革，这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是路易十六本人正在与贵族斗争，减轻“第三等级”的负担，也算是“为民请命、匍匐救丧”。

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西方民主是在百年后实现的；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引进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开始在东印度公司试行这项制度，1870年后推行到英国本土及大英帝国全境。其他欧洲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在1883年，美国国会批准有关引进中国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的提案；之前虽是杰斐逊首倡，但长期争吵：反对的人攻击赞成者都是“中国佬”，而不是美国人；这件事的转机是，1881年，一名抱怨“求职不公”的美国人刺杀了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国会加紧讨论、加快程序，最终决定步英国之后尘，期间有一句打动人心的话，即“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最年轻的国家，采取最古老国家的久经考验的先进制度”。

三、成型：汉字密码→天下文明

（一）

经过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方完成了‘转型’——从“神的社会”变为“人的社会”，由此进入“天下文明”。《易经》曰：“有龙在田，天下文明。”在西方文字中，法文最早出现“文明”（Civilisation）一词，他是杜尔哥（Jacques Turgot）于1772年撷取的汉语概念。

西方是双面性——“文明的接力者”和“文明的新天敌”。

以上所说只是“华夏派生现代西方”的外延。还有内涵，那就是“汉字密码”。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教授发表专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字密码》，揭示“现代早期的西方是‘汉字密码’的展开”。国外的同类研究还有很多。

（二）

我们从文字谈起。按照常识，文字分为：象形文字、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有人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也有人说是表意文字。我们认为，汉字是“象形、表音、表意”三位一体，其重心在表意。佛教有“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意”（即表意）是最高的。象形文字是“眼识”，表音文字是“耳识”，都是生理文字。

象形文字只能表达具体和零星的对象，而不能表达复杂、多维、变化和系统的思想；它是文字的雏形，是原始部落或宗教的符号，而不胜任于文明。用象形文字匹配“古代埃及文明”等于是否定的（这需要另外专论）。

表音文字不能自我生成，因为每一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口音在空间上是千差万别，在时间上是千变万化，怎么能达成一致或共通呢？后者是文字诞生的前提。表音文字本身说明该社会或民族没有发展文字的能力。

那么，西方的表音文字是怎样形成的？

在15世纪左右，在四大发明传到欧洲之后，西方人依靠印刷和纸张锁定、规定表音符号，也就是字母，这样就产生了“表音文字”。西方最早的表音文字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希腊文原本与古代希腊和今天希腊都没有关系，它属于斯拉夫-东正教的，被犹太教所分享，后来成为西方中心论的伪造工具。

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德文……）群起如雨后春笋。

但是，表音文字的产生反而造成严重危机。原先没有文字，很少沟通，也就不存在普遍的误解。现在“各表其音”成了文字，也没有合理语义，讲不清道理；争吵不休，恶语相加，给正在进行的宗教战争火上浇油，不可和解。这就是17世纪上半期欧洲的状况。

在人的沟通和理解上，汉字是“正能量”最大化，表音文字是“负能量”最大化。“表音文字”与文字的进化是背道而驰、倒行逆施的。

那么，西方的表音文字是如何转危为安、盛行于世的呢？

（三）

我们从西方文字形成的全过程来看。分为三阶段：正→反→合。

“正”是印刷术催生文字，

“反”是陷于宗教战争而几乎夭折，

“合”是吸收“汉字表意”而重生。

前两个阶段已经说了，现在讲第三阶段——“合”：

在17世纪初，培根指出：西方文字只是发音符号，没有意义；而汉字则是“真正的字”，表达事物、概念和思想；汉字是各种语言的“通货”——就像钱币一样是“通用媒介”，不受各地方言影响。从那以后，连续150年，欧洲进行了语言文字的改革，都是以汉语汉字为典范或榜样的。

汉语具有合理合法的内涵，那就是：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思维与思辨、普遍性与抽象性、形而上与形而下、逻辑与逻各斯……。逻各斯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而逻辑则来自表意文字即汉字（相比之下，表音文字原先只是方言土话或神话迷信，哪来逻辑）。按照我们微信群的语言专家的考证，最早或17世纪的西文，“逻辑”（logic）即“老子”（logi），逻各斯（logos）即“老子思”。

欧洲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汉语内涵移植到他们的表意文字之中。如果不这样做，西方文字则不能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

可以说，现代西方的表音文字是寄生于“汉字表意”的；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表意内涵（定义、概念等）则是汉语的。 我们这里不研究中西发音的元一，例如：旦→day（一天），酱→jam（果酱），士大夫→staff（文官或参谋），老子→logi（logic，逻辑）……。我们所要揭示的，是西方诸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定义、概念）。

举一个例子：“封建”（Feudal）这个词是18世纪出现的，而它的词根“Feud”的意思是“氏族或血亲仇杀”，与封建毫无关系（“封建”具有制度与文明的成分）。18世纪的欧洲学者根据卫匡国等人的著作所介绍的“周朝封建制度”，而把这一概念植入旧词之中，这就有了现在的“封建”（Feudal）。

而且，西方一不做二不休，顺便也把历史篡改了：

近代以前的西方实际上是哥特-日耳曼原始部落社会。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博士英语词典》正是这样定义的，称其为“原始、野蛮”。但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而且还全面套用周朝，还包括贵族等级——公、侯、伯、子、男爵位，上为国王，下为绅士；这些都是17世纪刚从中国学到的新制度、新时髦，却用它们来改写过去。

《约翰逊英语词典》是汉语改造英语的重大成果。约翰逊从汉语那儿，“借取含义、借鉴定义”；他“解码汉字，按照汉语思维”。

（四）

最后略谈汉字密码与“西学”的产生。

我们提一个奇特而讽刺的命题，那就是：古今西方源于一个中国人，他就是伏羲；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古代，而是17世纪。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的真文明与过去的假历史，都是在17世纪发端于“伏羲”。

所谓的“圣经编年”以及泛西方的“世界历史”（古老文明、古典文明），都是以伏羲为“时间基点”而设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莱布尼茨证实了这个命题。莱布尼茨与耶稣会士（白晋——法国数学家）达成共识：“中西一元”，源于伏羲和他开创的《易经》；全人类所有的知识——包括哲学、科学和数学——的源头，都是《易经》。

此外，《易经》还使汉字从象形文字升华为表意文字，从而成为蕴藏和传达知识的工具。这就有了现代早期的“汉字密码”。所以白晋说：“汉字是打开一切知识的密码”。

下面分别来讲“汉字密码”与西方文学、科学、哲学和经济学的产生。

（甲）文字：18世纪的“中国风”和它所推动的浪漫主义运动，其特点是制造“经典名著”，像《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剧作、哥特文学、中古诗篇和但丁《神曲》。它们即使以前就有，也都是粗俗粗糙、下里巴人，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只是到了18世纪，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下，被彻底重写，经典化，变成了“阳春白雪”，被注入了中国文化与文字的元素。德国的歌德利用翻译的汉语文献，建立了“世界文学”的资料库，用于写西方文学与希腊文学。

（乙）科学：现在常识称“17世纪发生了科学革命”，但实际上则是当时所有的参与者——包括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是全力以赴地突破“语言瓶颈”；其高峰是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讨论威尔金斯一篇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这个“真正的字”就是培根说的汉字。会上提到能不能直接使用汉字作为西方的科学文字与哲学文字，但顾虑汉字太多太复杂而作罢；然后讲到如何使西方表音文字变得具有像汉字那样富有哲理。后者逐渐被落实。

西方科学分为两个方面：实用技术和科学理论（纯科学、科学哲学、科学主义）。按照现在常识，西方科学来自古希腊；但在17世纪，“古希腊”与基督教都是进步的绊脚石，若不加以清除，则不可能有科学与哲学。“古希腊”是被一群号称“人文主义”的神职学者伪造的，反映基督教的正面与反面，而与实际科技以及“人”的思想，皆无关系；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古希腊”主要是在19世纪的德国被重写的。

西方的实用技术有三个中国来源：1.中国发明的传入欧洲，远不止四大发明，而是100多项。2.中国文献里的科技知识，它是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兰西学院赖以建立的基础（在当时与牛顿齐名的罗伯特·胡克呼吁打开中国知识王国，牛顿诸定律在墨子的书中就有；直到1767年，英国皇家学会感激能够分享法国传教士宋君荣的中国资料，授予他荣誉会员）。3.“中国风”的工艺，也就是仿制（山寨）中国产品，掌握生产流程和工艺美术。“中国风”包括文艺、园艺、茶艺和工艺等。

18世纪下半期发生的工业革命，在技术上正是上述的三个中国来源。

（丙）哲学：启蒙运动使“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这是西方哲学产生的前提。“人的思想”一分为二：主体，首先是“天赋人权”——人的权利从何而来？不是“神”，而是“天”（自然：儒家天道观）；客体，人对自然，不是“神造万物”，而是“人代天工”（《尚书·尧典》），即人可以代替“天”、而像它一样的创造。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其开创者莱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尔夫都是基于儒家经典的（孟晓路教授说：“全部哲学都是近代事物，是从六经流出的欧产之子学”）。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确认，莱布尼茨使用“汉字表意”作为他建立欧洲哲学的基石。再看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即黑格尔，他却是三个中国来源：一是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到黑格尔；二是共济会思想家斯威登堡从瑞典东印度公司获得中国智慧，让成千上万的西方学者——包括康德、黑格尔——分享；三是黑格尔去巴黎向汉学家雷慕莎学习老子《道德经》，黑格尔做了一本中国哲学笔记。黑格尔曾指控他的一个朋友所发表的文章，是抄袭了这本中国哲学笔记；但黑格尔自己的哲学著作连体系、概念和名词都是全盘套用老子《道德经》（例如“有”和“无”），反过来“盗憎主人”——说老子是巫术，中国没有思辨哲学。

（丁）经济学：人类社会最早的有系统的经济学应该是管子。作为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学主轴，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服从于和谐、有序的“道”，因而是：自然秩序（自然哲学）＋社会主义＋自由经济（详见孟晓路论《周礼》和李学俊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司马迁偏重于自由经济，他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涵盖了大部分的亚当斯密的范畴，如价值规律和自由放任等。关于亚当斯密的学说是否来自司马迁，国外长期争论；但几乎一致认同的是，亚当斯密继承和发扬了重农学派，而重农学派则是撷取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被称为“欧洲孔夫子”）。

以上，所讲为综合西方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我们近年的独立研究探索所得，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感谢北外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先生提供这次学术交流的机会，也感谢在座大家百忙中前来交流切磋。谢谢大家！

诸玄识先生北外“西方文明来源”讲座概述

西方史——综合国外研究：现代西方是华夏派生的‘子文明’”

主讲嘉宾：诸玄识    特邀嘉宾：董并生、孟晓路

诸玄识先生简介：

原籍安徽，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两年；后于英国阿伯丁大学深造，此后在台湾就读陈立夫先生主办的国学班一年半。1990年定居英国，多年从事律师行业，后辞职治学。诸先生热衷中国传统文化，曾于大英博物馆潜心研究西方史，著书立说；出版《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西方文字和文学的中国源》和《西方中心论批判》（合著）等著作。

诸先生的《虚构的西方文明史》被评价为具有开创性，至今尚无有人如此深入至西方学界内部，引用如此丰富的外语原文史料，证伪“西方文明史”，此种努力可以说是打开了一扇大门，交代无数的路径，可让后人进一步探究。有些论点，也许可以存疑，但它空前地打开了人们的思路。

国际学术背景

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出版于1978年，提出东方主义概念，在国际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人们反思西方的殖民运动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1993）、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学说，都是在萨依德《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

每十年上一个台阶。从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萨依德（1935-2003）《东方主义》（1978年）开始，80年代的代表作有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90年代有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20世纪第一个10年有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到了2010年代，这一潮流已经发展到风起云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学者们纷纷发声，分门别类，从各个方面开始了深刻的反省与反思。

中国学术思想新动向（2010年代）

在这一国际潮流的推动下，从201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也开始反思西方中心论对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其代表作有黄河清《破解进步论》（2012）、《西方民主的乌托邦》（2014），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2012）、《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2013），黄忠平（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2012），何新《希腊伪史考》（2013）、《希腊伪史续考》（2015），林鹏《文明的唯一性》（2015）、《略论中学西被》（2016），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2015）及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2017）、杜钢建《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2017年）等。初步形成了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学术思潮。

讲座开场，北外东西方关系中心田辰山主任表示，今天请英籍学者诸玄识先生来，主要目的是听取后殖民主义时代海外学术界关于“西方文明来源”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希望就此展开学术讨论与交流。

诸玄识主讲：现代西方是中国的“子文明”

诸玄识先生站在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前沿，在讲座中介绍了国外最新研究情况，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David Porter）教授新近发表的专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字密码》（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揭示中国风造就了英国的现代性，提出“现代早期的西方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诸玄识在讲座中指出：在17世纪中叶，大约是1650年代，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出版了一本书，引起了震撼。这位传教士是意大利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不久，他又来中国，直到去世，他的墓在杭州。

这本书的名字很普通，叫《中国上古史》，其内容包括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即伏羲、黄帝、尧、舜、禹等（三皇五帝）；这段历史不被当今中外学术界所承认，我认为，西方中心论不仅刻意缩短中国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隐瞒现代西方的真实来源，它与这段历史有关。

正是这段历史（伏羲、黄帝、尧、舜、禹）在西方掀起了一场最重大、最深远的革命。原本欧洲人相信《圣经》从创世纪到大洪水所描写的人类故事是真实的、唯一的和无所不包的。现在竟然有书籍和文献证明，在《圣经》叙事之外、甚至之前还存在一个古老民族和高尚文明！这样一来，基督教神话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圣性也被颠覆了。其结果是，欧洲人按照“中国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两个方面：重塑现在，通过启蒙运动来完成；重塑过去，通过编写历史来完成。

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揭开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序幕。“启蒙运动”就是从“神的社会”转型变为“人的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及其影响范围是“人的社会”。

因此，在整个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从17世纪中到18世纪末这一百多年里，都是中国文化引导的。也可以说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国化”，儒家被称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西方民主是在百年后实现的；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引进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开始在东印度公司试行这项制度，1870年后推行到英国本土及大英帝国全境。

其他欧洲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在1883年，美国国会批准有关引进中国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的提案；之前虽是杰斐逊首倡，但长期争吵：反对的人攻击赞成者都是“中国佬”，而不是美国人。

这件事的转机是，1881年，一名抱怨“求职不公”的美国人刺杀了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国会加紧讨论、加快程序，最终决定步英国之后尘，期间有一句打动人心的话，即“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最年轻的国家，采取最古老国家的久经考验的先进制度”。

以上所说是“华夏派生现代西方”的外延；说到其内涵，那就是“汉字密码”。

15世纪左右，在四大发明传到欧洲之后，西方人依靠印刷和纸张锁定、规定表音符号，也就是字母，这样就产生了“表音文字”。西方最早的表音文字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及希腊文。希腊文与古代希腊及今日的希腊都没有关系，它原本属于斯拉夫-东正教，被犹太教所分享，后来成为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工具。

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德文……）一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是，世俗表音文字的产生反而造成严重危机。原先没有文字，很少沟通，也就不存在普遍的误解。现在“各表其音”成了文字，却没有合理的语义，讲不清道理；争吵不休，恶语相加，给正在进行的宗教战争火上浇油，难以和解。这就是17世纪上半期欧洲的状况。

17世纪初，培根指出：西方文字只是发音符号，没有意义；而汉字则是“真正的字”，表达事物、概念和思想；汉字是各种语言的“通货”——就像钱币一样是“通用媒介”，不受各地方言影响。从那以后，连续150年，欧洲进行了语言文字的改革，都是以汉语汉字为典范或榜样的。

现在通常称“17世纪发生了科学革命”，但实际上当时所有的参与者——包括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是全力以赴地突破“语言瓶颈”；其高峰是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讨论威尔金斯一篇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这个“真正的字”就是培根说的汉字。会上提到能不能直接使用汉字作为西方的科学文字与哲学文字，但顾虑汉字太多太复杂而作罢；然后讲到如何使西方表音文字变得具有像汉字那样富有哲理，这项内容逐渐变成了现实。

可以说，现代西方的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表意内涵（定义、概念等）则是汉语的。举一个例子：“封建”（Feudal）这个词是18世纪出现的，而它的词根“Feud”的意思是“氏族或血亲仇杀”，与封建毫无关系（“封建”具有制度与文明的成分）。18世纪的欧洲学者根据卫匡国等人的著作所介绍的“周朝封建制度”，而把这一概念植入旧词之中，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封建”（Feudal）一词。不仅如此，西方学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顺便按照这个词的含义，把历史也篡改了：

近代以前的西方实际上是哥特-日耳曼原始部落社会。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博士英语词典》正是这样定义的，称其为“原始、野蛮”。但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而且还全面套用周朝，还包括贵族等级——公、侯、伯、子、男爵位，上为国王，下为绅士；这些都是17世纪刚从中国学到的新制度、新时髦，却用它们来改写过去。

谈到中国文化在哲学上对欧洲的影响时，诸玄识先生说，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其开创者莱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尔夫都是基于儒家经典的（孟晓路教授指出：“全部哲学都是近代事物，是从六经流出的欧产之子学”）。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确认，莱布尼茨使用“汉字表意”作为他建立欧洲哲学的基石。

在谈到对欧洲经济学的影响时，诸玄识指出：人类社会最早的有系统的经济学应该是管子。作为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学主轴，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服从于和谐、有序的“道”，因而是：自然秩序（自然哲学）＋社会主义＋自由经济（详见孟晓路论《周礼》和李学俊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司马迁偏重于自由经济，他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涵盖了大部分的亚当斯密的范畴，如价值规律和自由放任等。关于亚当斯密的学说是否来自司马迁，国外长期有争论；但几乎一致认同的是，亚当斯密继承和发扬了重农学派，而重农学派则是撷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被称为“欧洲孔夫子”）而形成的。

董并生资料说明：欧洲语言的汉语雅言内涵

法语通用语是汉语雅言的变体

法语来自十字军时代的古法语，本是一种乡村口头语。是众多方言中的一种。13世纪法国国王的土话定为法语。据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导言的说法，在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时代，法国文学还是一些“脏话”。

1635年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创办法兰西学院，标志着法语开始由方言土语向民族及世界通用语言迈进，其文字内涵大力引进“汉语雅言”。学院的首要任务是编纂法语辞典。从1635年开始到1694年，经过近60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第一部《法语词典》。1670年《汉法词典》先于《法语词典》问世，当时法文尚未形成通用语言，《法语词典》还在编撰中，要到24年后才面世。

需要注意的是，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将中国文化成功引进欧洲，成为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17世纪晚期，法国文化风行于整个欧洲，凡尔赛宫到处为宫廷礼节和生活方式建立标准。法语小说成为各地富贵小姐最钟爱的休闲物。特别是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精英阶层皆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为荣。

这个时期，法语还取代了拉丁语成为外交语言。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源于法国，法国诸学科的终极源头却是中国。形成三次浪潮：十七世纪初期前后斯卡利杰复制中国历史年表捏造了欧洲的编年历史学，这就是欧洲的历史学的开端；十七世纪中期，引进汉语雅言开始编纂法文词典，笛卡尔学习儒学开创欧洲理性主义哲学，黎塞留引进儒家政治观念，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18世纪导入儒家思想，创造重农学派。因此，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法国的世纪”。

法国的“文明传教士”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杜尔哥、魁奈、孔多塞等，也就是被称为“哲学家”（法语：Philosophes）的那一帮人。

法国是近代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但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则不限于法国，在整个近代欧洲，都曾受到中国文化广泛、深入的影响。这些文明传播的接棒人包括：莱布尼兹、莱辛、赫尔德、歌德、洛克、休谟、波令布鲁克、费格逊、亚当·斯密、普莱斯、普利斯特雷，还有新大陆的杰弗逊、富兰克林等。

“这些人不管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的民族与个人的特色，全都是启蒙运动的真正儿女。哲学家的王国是一片国际领地，法国只不过是它的母国，巴黎则是它的首都。无论你愿意走到哪里——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到处都会遇到他们这些‘哲学家’，说着同样的语言，被同样舆论的气候维系着。他们是属于一切国家的，并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他们公开宣称效忠于全人类。”（按：儒家的天下观）

中国风塑造英语文化

成说认为，英语历史上曾有“古英语”与“中古英语”的存在。这种说法建立在伪造文献的基础之上，例如被置于公元8世纪比德名下的《英吉利教会史》显然出于近代伪造，完全不足凭信。

本来，英语属于众多方言中的一种，由于18世纪前后与汉语雅言结缘，从而走上脱离土语进入通用语言的大道。

1755年《约翰逊英语词典》出版，这部词典是英语被“汉语雅言化”的一个结晶。约翰逊是一位中国通，按照巴罗爵士（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的说法，约翰逊编写该词典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汉语思想”。

戴维斯爵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词典》中的几万个英语词汇和成千上万个汉字所表示的都是同样的意思。亦即，尤金妮亚说：“构想英语不可能不与‘中国性’的观念相一致”；“现代早期的英语自成体系等同于融合中国概念”。这部词典可以说是英语被提升为民族及国际通用语言的一个里程碑。

约翰逊不仅编写了第一部大型的英文词典，同时他还是重要的《莎剧》编辑，亲自参与了伪造莎士比亚剧作。

莎士比亚在世时英文书面语言尚未形成，莎士比亚本人是个文盲戏子，他所演的所谓戏剧，都是些即兴表演的闹剧，本来不需要什么剧本。约翰逊所据以修改的莎士比亚原文稿，是17世纪的“编辑”以莎士比亚的名字所写，当时英文正在形成中，手稿水平粗俗谫陋。

英文之所以能够从上百种不列颠方言中脱颖而出，形成民族及国际通用语言，其原因与法语一样，也是全面采用“汉语雅言”作为其概念内涵的结果。

德国语言的“狂飙突进”

恩格斯将16世纪的德语比作“奥吉亚斯的牛圈”，意指作为土语的德文内涵肮脏不堪。马克斯说，16世纪德国独创了一种“粗俗文学”。马丁·贝尔纳语指出，在十八世纪之前，用德语表述哲学闻所未闻。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的大部分著作以法语写作。

第一位使用德语写作哲学著作的学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是莱布尼兹的弟子、中国学术思想的德国传人。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75年的时候向伏尔泰抱怨说，德语文学不过是“句子拉长后的大杂烩”。

德国18世纪70年代兴起狂飙突进文学运动，主要参加者大多是属于市民阶级的青年作家。狂飙突进这个名称来源于作家克林格的剧本书名《狂飙与突进》（1776），文学史家也称这一时期为“天才时期”或“天才时代”。

比伊特·陶茨使用歌德著述的例子——大部分是他论中国诗的遗稿——表明，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这场中国文化浸透其国土的交流。歌德改写了英语翻译和评注的中国诗，把它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从而把发轫于利玛窦的互文转换链延伸到德语。

由此，汉语文献变成了德国的双重表达：特定文化身份和普遍知识模式，后者奠基了德语的世界文学。于是，德国诗歌与更广泛的文化话语产生共鸣，乃至超越文学本身，而在认识论上回应那被改写的中国文献之表述。

后者标志着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知识的形成——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各种中国式的新兴学科（包括文学和哲学）在德国脱颖而出，如雨后春笋。〔正如奥布莱恩教授所说：“智者们希望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

德语词典在1838年开始由格林兄弟编撰。最初的格林兄弟预计项目10年，全书大约6-7卷。事实上，第一卷直到1854年才出版，其间威廉格林在1859年去世，雅各布在1864年编辑到词条"Frucht" (fruit)时突然去世。

法、英、德语成型的标志——词典问世

在欧洲列国中，德国民族国家形成最为晚近；与此相应，德语在欧洲诸语言中形成书面通用语也最晚。因而，编纂《德语语源词典》也已经是19世纪中期的事了，相对于17世纪的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1694年问世）与18世纪的《约翰逊英语词典》（1755年），分别晚一到两个世纪。

法、英、德三国词典最早的是《法语词典》，而《法语词典》的出现在《汉法词典》之后。换句话说，是先有《汉法词典》，后有《法语词典》，然后才有《英语词典》，最后出现的是《德语词典》。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载体，而字典词典则是规范语言文字概念含义的必备条件。尤其是拼音字母文字，没有字典词典对语言词汇含义的锁定与规范，则不能进行广泛长久的交流，更不会形成文学传统。从欧洲列国通用书面语言及其词典晚近的形成过程，可见其语言文学史短浅窘况的一斑。

中国话语权的丧失

就这样，汉语雅言从中国传入法国（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之后波及英、德（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等国。

进而，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欧洲中心论的兴起，欧洲语言大规模传入日本形成“和制汉语”；与此同时，这种“和制汉语”于20世纪初期前后又“逆传”回到中国。

令人诧异的是，这次“和制汉语”回传中国时，却伴随着19世纪欧洲人所“创造”的邪恶的“文明等级论”，在这种“文明等级论”的论调中，本来属于蛮族的欧洲民族摇身一变成了“文明民族”；原本善良、淳朴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及东南亚人等，被归于“蒙昧、未开化民族”；

而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民族——中国，却被归入“半开化、中不溜”的境地。

就这样，随着“现代汉语”大量引进“和制汉语”，汉语雅言的内涵发生了畸变，在此过程中不觉丧失了“文化话语权”，使得整个中国及后来形成的社会科学沦落到“东方主义”的窠臼之中。

讲座现场互动的情况

在讲座的最后环节，主讲嘉宾与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互动。这里举几个例子。

有听众提问：究竟有没有发现夏文化？

董并生回答：关于夏文化存在与否的问题是近代以来的一桩公案。中国近代史上有一股疑古风潮，这个思潮源于英国，经日本影响到中国。曾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原本是19世纪英国人在编辑古希腊历史教科书时，为了采用新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将过去曾经存在的关于古希腊的故事说成是层累造成的，以便将其推到重编；这种学说传到日本演变成了殖民主义历史观，就是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影响到中国，就变成了“大禹是一条虫”。结果，客观上疑古派起到了一个打击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

实际上，从中国的考古情况来看，河南二里头遗址、山西东下冯遗址等，存在大批的遗址，时间上属于夏文化阶段，只是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一部分学者不愿意承认，理由是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在西方，相当于夏文化的有所谓的特洛伊遗址，说那就是荷马史诗中战争的特洛伊城，有文字证据吗？没有。为什么说那就是特洛伊呢？因为荷马史诗中说特洛伊被火烧过，而该城址的某一地层有被火焚烧的遗迹，因而断定那一定是特洛伊。对此，中国学者没有提出异议。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的体现。

有听众提问：西方人伪造历史中国学者难道都不知道吗？

董并生回答：这个也不能怪中国的学者。因为中国有一个学术传统，叫做“一事不知，学者之耻”，乾嘉学派有一个说法，叫做“读天下书未尽，不得妄下雌黄”，这本来是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不懂希腊文就不会对希腊的历史发表意见，于是希腊的历史是不是虚构，也就不在自己的视野之内。中国人自己有详实的历史记载，以己度人，于是相信西方的历史都是真的。与此形成对照，西方人捏造历史已经成为习惯，看到中国历史那么源远流长，这怎么可能，于是先起怀疑，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中国学者吃了这个亏。

有听众提出：对欧洲文明中国起源的研究很有价值，希望今后能够深入下去，具体找出汉语是如何具体地被改造为欧洲语言的。例如说黑格尔。

诸玄识回答：黑格尔思想的中国来源有三个，一是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一路继承下来的宋明理学传统；二是共济会思想家斯威登堡从瑞典东印度公司获得中国智慧，让成千上万的西方学者——包括康德、黑格尔——分享；三是黑格尔去巴黎向汉学家雷慕莎学习老子《道德经》。在雷慕莎讲老子时，黑格尔做了一本中国哲学笔记。黑格尔曾指控他的一个朋友发表文章抄袭了自己的中国哲学笔记，还为此打了近两年的官司；黑格尔自己的哲学著作连体系、概念及名词全盘套用老子《道德经》（例如“有”与“无”的概念），反过来却“盗憎主人”——说老子是巫术，污蔑中国没有思辨哲学。就这样，这位西方的“哲学大师”从汉语中袭取哲学概念，形成自己的概念系统。

最后，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主任总结说：今天的讲座讨论会很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一定要认清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学术方向，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用足“慎思之，明辨之”的功夫，对于汉语传到西方的雅言，在西方经历了怎样的畸变，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才能真正找回本应属于我们的话语权。希望今后有机会多举办这样的演讲会、讨论会，谢谢主讲嘉宾，谢谢大家！

讲座结束，合影留念。

从左至右依次为非子、董并生、诸玄识、孟晓路、周文

小编备注：此次讲座极为成功，参会专家学者给予了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同日晚，诸玄识先生等人又赶赴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了一场讲座。

附：

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重大现实意义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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