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培说」二次城市化之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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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城市化的第三个维度是特色小镇。我首先要简单介绍三农问题的历史背景，在过去的90多年里大概可以分成3个阶段。

第一个“30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引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但上世纪二十年代，毛住在上海时发现上海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上海没有无产阶级，只有无产者。于是他就毅然决然地回到农村，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他看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最初用土地来吸引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也成为当时的主要口号之一。所以在第一个“30年”，通过土地革命完成了1949年的根本切换——土地的产权全部归农民。

第二个“30年”

当然土地改革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土地的过于细碎使规模化生产和农业现代化难以进行，更主要的是这种土地制度不符合建国后宏观政治经济形势的要求。于是就让农民相互联系起来，不搞个体户；历经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形式的合作化道路的探索，最终确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即将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

这样一来，土地产出由国家廉价收购，再放到城里加工后高价卖出。在买卖过程中形成了工农剪刀差，利用这个剪刀差完成了计划经济30年的资本原始积累。

第三个“30年”

在此阶段，农户通过“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利益承诺，换取了土地的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让农民把土地交出来，提供青苗补偿费。

实际上，使土地变性的最关键的因素是级差地租。因为土地这种生产条件的自然力是有等级差别的，等量资本投在相等面积土地上的生产率也是有等级差别的，从而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和由它转化的地租也是有等级差别的。但开发商、政府以及商品房业主享受了这部分超额利润。

我们常说自己当年买的房现在翻10倍，这其中的差价就是获取了土地的超额利润。

补课时间

回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安徽小岗村土地分包到户开始，中国实行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较好地解决了人民公社体制下一些农村集体劳动监督和激励不足问题，解放了当时的农村劳动力。尤其凭借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和农田水利设施，以及杂交水稻等一系列新技术同时发力，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丰收农民增收的好形势。但是土地分包到户经营制度红利很快就消失殆尽，农业生产进入90年代初至2003年出现了波动增长到陷入快速下滑局面。因此连发关于三农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政策措施，在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支撑下，粮食生产恢复连年丰收。然而三农问题并没有根本好转，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务必要拆除一些很难拆除的思想篱笆，务必要跨越一些很难逾越的现实障碍：

要从新的思想僵化中解放出来。当下中国农村现实生产力水平与解放初期相比己经发生质的变化。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改革家庭承包制度应是必然选择这个浅显的道理，如今却由于媒体对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了过高评价和宣传弄得糢糊不堪。因此，新的解放思想不仅非常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要从产权理论的迷思中解放出来。产权理论信奉者教条地认为：集体所有和经营的土地产权不清晰，因而必然要阻碍生产力发展；只有分包到户才能明晰产权，只有明晰产权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出现大量不种地家庭承包集体所有土地也见怪不怪了，如今却又要将其承包权确权颁证到人到户。

要从流转机制的迷思中解放出来。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开始，就有不种地农户把土地流转给种地农户，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土地流转比例日益提高。后来，为解决家庭承包经营规模小效益差与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政府倡导推行土地流转机制。事实上，确权颁证到人到户只会增加农用地从家庭经营迈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障碍。因为现行政策法律规定家庭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具有不可侵犯性，处置使用权具有唯一性，这样只要有个别农户不愿流转，就可能造成整个村、组流转不起来。因此，把解决家庭承包经营与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要求之间的矛盾，局限在使用权流转机制这种路径上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我们年年说，几乎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围绕着三农问题，但却始终没有在根本上得到化解；几十年来，城乡二元论从来没有离开过理论家、政治家的视野。政治家的任务是寻找均衡点，所以提出来“城市要反哺农村”。

通过特色小镇进行二次城市化，让这些小镇享受大城市的功能；通过发展特色小镇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形成良性循环，以点带面，把三农问题一步步地进行解决。

杭州梦想小镇

2016年7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提出：

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并于当年10月评定出第一批共127个中国特色小镇。

我国建制镇数量在2万左右、乡镇数量在4万上下，希望若干年以后，特色小镇能破局城乡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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