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怒批：这十大痛点不改，安全干部难有安宁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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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5

痛点一：督查检查频繁

在深化改革进程中，上级有关部门的督查检查无疑是保障各项政策落实的重要手段，但一段时间以来，各项督查检查过多过频，且形式主义严重，耗费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精力，滋长了“脱实向虚”的不良风气，广大基层干部啧有烦言。

《半月谈》就此问题刊发了《来督导督查的人比抓落实的还多》《奇葩考核逼出年终迎检乱象》《迎检办公室，4年装3次》等多篇稿件，引发基层强烈共鸣。

下有所呼，上有所应。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督查检查考核“瘦身减负”，一系列明确规定在基层干部群众中反响热烈。

时下，各地或紧急叫停过频的督查检查，或细化措施减轻基层迎检负担，遏制这一突出问题。湖北省纪委明确提出，取消对市州纪委工作绩效年终考评和优胜单位评选表彰活动。湖南长沙市委近日对违规开展燃煤污染整治工作督查的长沙市发改委通报批评，并责令其书面检讨。一夜间，长沙某区原本年底全面铺开的132项督查考核项目压缩至25项。

“近期下来督查检查的人确实比以前少了。”

有基层干部在为“松绑减负”点赞的同时还呼吁，要防止督查检查过多过频现象“改头换面”。

西部某乡镇干部向半月谈记者透露，有的督查检查组换了“马甲”改叫“督导组”“调研组”，部分地区接受“督导”“调研”的任务依然很重。

有的督查检查仍然“重形式轻内容”。

“有时候为了迎检，全员空岗去巡逻，老百姓来办事找不到人。”

有的督查检查全凭“印象分、感情分”。

“最多的一天，我们乡镇来了12个检查组，每次都要主要领导陪同，不然就是不重视，将会影响考评结果。”广西一名乡镇干部说。

基层干部期待执行中央文件要“不打折扣，落到实处”，期盼中央着力整治部分地方督查检查的种种“套路”：督查检查标准不明确，不同时间段有不同标准，不同级别有不同标准，甚至检查人不同标准也不同；自由裁量空间大，导致基层干部无所适从，往往一项工作不得不反复整改。

有扶贫工作人员反映，脱贫摘帽检查，国家级别的标准锁定在“两不愁三保障”上，但到省级就增加了很多其他指标。一名乡党委书记说，同是第三方检查，省里的标准就比国家标准繁琐很多，也机械教条很多。

“最怕督查检查的人不了解情况，还带着抓政绩的想法下来督查检查，觉得没查出问题就是暗访不到位。”江苏淮安某副乡长说。

一名督查检查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有的主管领导甚至明确给督查组同志表示“查不出问题，就是督查组本身有问题”。

如何纠正走偏的督查检查思维，让基层干部摆脱高压作业、干活憋屈的心理状态，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痛点二：问责滥用

“问责已属于家常便饭，让对工作付出大量心血的干部气馁甚至寒心。”

一名石漠化山区县乡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地出台规定：凡是出现一个贫困家庭孩子辍学，无论什么原因，整村不能脱贫摘帽，扶贫干部要被问责。

工作中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是应该的，但不少地方出现的问责滥用现象，成为基层干部的心病。基层干部普遍反映，现在的问责状态是“下面一颗钉，上面千把锤。随时可能挨一锤，就是不知谁先锤”。

针对问责滥用泛化，《半月谈》刊发了《滥用问责“五座大山”伤了基层干部》《凑数式问责，让基层干部“躺枪”》《遇事先闹，一闹就见效？“恐闹症”戳中基层治理软肋》《属地管理之惑：要管没权，不管“背锅”》等文章，引发舆论持续关注。中办《通知》明确提出，不能简单以问责代替整改，也不能简单搞终身问责。

各地也在采取积极行动整治滥用问责的不良倾向，鼓励广大干部敢于担当作为。湖北探索建立问责分析研判机制，对干部的失误错误深入客观地分析认定；浙江创新干部管理机制，为改革者护航，为担当者担当；湖南专门出台相关文件，制定细致措施，及时为受诬告被问责干部正名。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各地已初步发力制止问责滥用，但花样繁多的问责“招数”，仍如悬在基层干部头顶之剑，让他们如履薄冰。

属地问责，基层干部抱怨最多。“属地管理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西部某地一名街道工作人员说，上级对当地乡镇街道的年终考核中，有重要指标31项，几乎都与属地责任有关。

“基层对很多工作既没有审批权、执法权，又无能力去落实，一旦出了问题却要属地负责。”

“事前无法参与，事后却要负责任，于法于情都不妥。”

这种以“属地管理”的名义将许多上级职能部门的工作压给基层的做法，让乡镇街道颇为不满。

东部某镇常年分管农村工作的人大主席刘多（化名）对近期遭受的职能式问责感到委屈：

“不论曲直是非，不去了解工作实际问题和考虑具体情况，机械地挥舞问责板子，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希望中央能够出台专门措施加以整治。”

基层干部认为，不能为应付上级或平息舆论，选择“事情出了，总得有人担责”的方式问责，一出事就“多处分几个干部”；不能简单以问责数量衡量整治效果，“泛化问责”；不能不管整改问题、促进工作，纯粹“找茬”。

问责的震慑力来自公信力，而公信力建立在事实、依据、程序等都经得起推敲的基础之上。基层干部期盼，执纪问责要做到公道正派，杜绝凭领导喜好随意问责。要严格依照问责条例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要求，深入调查、仔细核实，正确区分问题性质，严格决策和审批程序。

同时他们呼吁，不能过度依赖问责来推动工作，应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真正让容错纠错机制落地，为基层干部创业干事“撑腰鼓劲”。

痛点三：压力“甩锅”

压力层层传导，向下层层压实责任，原本是落实各项工作的必要之举，而不少地方却将压实责任变异为压力“甩锅”：督查检查“甩锅”，转发文件“甩锅”，分配任务也“甩锅”，“锅锅”砸向基层。

瞄准基层干部反映强烈的群体性压力，《半月谈》推出过《责任层层甩，基层兜不住》《你能甩责任，我就瞎对付》《警惕压力传导沦为“层层加码”》等报道。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开展某项工作，不少上级部门的基本模式是“开会动员—发文布置—督查考核”。开会内容多半是围绕“高度重视”“细化措施”“督查问责”的官话、套话，缺少实在“干货”。开完会、发完文件后，就等着基层报材料，最后到基层来督查考核。

压力“甩锅”的途径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层层甩下去，最终甩给基层。如此，中间部门成了“文件中转站”，工作全部交给基层去干。一些部门只是对上级文件略微改动，简单将指标任务下达到基层，很少研究文件精神如何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搞“一刀切”“上下一样粗”，机械落实。

更让基层干部害怕的压力“甩锅”是：上面布置任务，中间层层加码，层层往下甩，最终基层兜底。在这一过程中，时间越来越紧，要求越来越高，最终基层兜不住，只能瞎对付。特别是面对一些急难险重的任务，有的上级部门把风险甩给基层，自己做“太平官”。一旦出问题，就把做事的干部推到前面。

受访基层干部说，压力加码看似是倒逼基层干部干事担当的措施，实则易造成上级制定的政策无法真正在基层落地，脱离实际，造成基层形式主义的泛滥，以及上级问责的滥用。

要清理过多的“责任状”“一票否决”等事项。有乡镇工作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不少县直部门将自身业务“甩锅”给乡镇，要求乡镇党政一把手签订“责任状”，将相关工作与绩效考评、通报问责等挂钩。

多名乡镇干部认为，“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重要工作签订“责任状”还能理解，但越来越多部门滥用手中的考核权力，导致不少工作都变相实行“一票否决”。“这是上级部门推卸责任，不尽本分。”

要让“属地管理”与考核问责脱钩。在“属地管理”标准之下，某街道一个城管科不仅要负责街道区域内序化洁化绿化亮化管理、动植物疫情防控等任务，还要负责文物保护、废旧物品回收管理等近20项工作，这还不包括要协助职能部门完成的工作。

上级“甩锅”，本质上是权责失衡。多名受访乡镇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执法在部门，责任在乡镇；投入靠乡镇，收益归部门；管理靠乡镇，罚没归部门”的现象，司空见惯。东部某镇党委书记建议，各级各部门须权责分明，明确某项具体工作中，上级职能部门承担什么责任，基层具体做哪些工作。同时，上级部门要真正到基层来调研，帮助协调解决基层在工作落实过程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江苏徐州某镇党委书记建议，应适度下放权力，赋予基层一定自主权，允许基层就自身事务自主探索。他说，该县正推行综合执法改革，下放了一定权力。但这项创新也面临一些梗阻，如给乡镇赋权，但因缺乏配套改革和相关资源投入支持，乡镇接不住，诸多难题亟待破解。

痛点四：处处留痕

工作还没开展多少，记录本中却早已大段铺陈；和群众还没聊上几句，就忙着拍照合影……地方开展工作，不论文字、图片、视频，处处要留痕，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片面强调“工作留痕”，不仅费时费力费资源，更致使假痕、虚痕流行。

《半月谈》今年刊载的《以痕迹论政绩，“痕迹主义”有点过了》《微信工作群衍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横幅一拉、姿势一摆、照片一拍就完事？红色教育，让形式主义走开》等报道，引发基层对“处处留痕”的回应。

近期回访，半月谈记者发现，“处处留痕”“痕迹主义”，虽饱经基层质疑、媒体否定，但仍然是当前不少地方的重要工作内容，甚至日渐内化为这些地方的工作惯性和工作方式。

临近年底，为了让脱贫攻坚的资料齐全，山西一些村子在2018年12月份补2014年《减贫人口名单公示》的材料，悄悄贴出来公示3至5分钟，找几位村民摆出认真观看的样子，抓紧时间拍两张照片。拍照结束，公示马上撕掉。围观村民心知肚明，当作笑话看待。

留痕的范围越来越广，留痕方式也在升级换代：从文图视频现场留痕，发展到微信、APP实时留痕，再到GPS定位留痕、跟踪留痕。湖南某贫困县的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上面要求采集贫困户GPS数据，因为山区信号不好，经常要采集几次才能成功。

受访基层干部反映，留痕与时下一些督查检查考核捆绑在一起，成为一种督导方式，带歪了许多干部的工作观、政绩观，给基层有效治理造成消极影响。

东部某省的一名乡镇干部说，村里的专门会议记录就包括：村两委会议记录、民主议政日记录、坐班值班记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会议记录，还有综治维稳调解记录、巡逻记录、帮教记录、普法记录、扶贫记录等等。

把“痕迹”当政绩，亟待纠偏。不少基层干部说，基层之所以勤于留痕，热衷于“编造台账应对检查，摆块牌子做个样子”，症结不仅在于自身的政绩观出了偏差，还在于上级部门考核评价管理的方式出了问题。

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基层呼吁，改变务虚不务实的考核现象，不要把业绩评估和干部考核简单化、表面化，用所谓的“工作留痕”代替科学监督和精准考核。要优化考核设置，在目标考核中注重基层群众的口碑和工作实绩的参照。

痛点五：材料论英雄

扶贫干部流传一句话，“扶贫工作干得好，不如材料整得好”。针对基层广泛流行“材料美化”的做法，半月谈记者采写了《基层汇报材料能拧出多少水分》《基层党建须防掉入“材料陷阱”》《基层“创新”中的造词乱象》等一批稿件，不断考问材料出政绩、材料论英雄这一不良倾向。

半月谈记者近期调研发现，材料出政绩、材料论英雄的思维、做法，虽经中央三令五申、严格禁止，但至今仍在部分地方和部门流行。

材料多，让基层不堪承受。安徽某乡镇干部说，前段时间有领导到基层调研，询问村干部，村里一年需要上报多少材料，村干部粗略统计了一下，一个星期大概要3000页纸用于打印方方面面的汇报材料。

“一个村都这么多，一个镇的就更不用说了。”

材料急，迫使基层忙于务虚。广西一名乡镇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

“我最多的一天收到了28份文件，给的时间特别紧急。县里有时上午11点下文，要求下午3点之前报数据；下午5点半下文，要求晚上11点前报反馈。”

部分上级单位检查考核走马观花，更多是看材料。于是，各种“穿靴戴帽”追求“形式美”的“包装文章”应运而生，编“亮点”，造“典型”，计划当成绩。虚假材料，不仅无益于地方工作，反而害处极大。

基层工作需要的是务实、扎实的材料。基层干部说，工作不够，材料来凑，写材料“玩套路”“搞美化”，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改进文风的政策措施相违背，折射出部分地方不重实干实效的虚功歪风，需要继续下大力气扭转。

必须减少“材料至上”的检查考核，坚决遏制“文山表海”反弹。湖南北部一名乡镇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上级某项工作任务有150多项考核指标，基层只能不断“做材料”。

不少受访的乡镇干部认为，上级下来“打分”，切忌“看材料、听汇报”，只有深入一线“望闻问切”，敢于大胆质疑相关材料，才能看出基层真实情况。

“坐办公室的‘笔杆子’，要变成解决问题的‘泥腿子’。”

基层干部建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让干部有更多时间深入基层实际，开展实践，真正用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创造出人民认可的工作成绩。

痛点六：庸懒干部

基层治理之难，难在调动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当前，一些地方存在少数庸懒怠惰的干部，《半月谈》刊载的《实职改虚职，二线变离线》《“二传手”干部恶化基层政治生态》《“四类”干部有市场，庸政懒政新抬头》等报道，正是给他们描了速画像。

决策推给上级，责任推给下级，“二传手”干部令基层干部群众“印象深刻”。最近，半月谈记者又了解到一起案例。2016年3月，中部某市卫计部门在直属事业单位录用人员名单公示期间，收到拟聘用人员丁某因道德败坏被开除党籍、不符合聘用条件的实名举报后，相关领导不仔细调查，均只担当“二传手”，一层层签批“同意”，丁某一路绿灯。事发后，当地纪委分别给予卫计部门分管领导、用人单位分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党内警告处分。

受访干部认为，“二传手”干部“有任务，布置一下；有会议，传达一下；有事情，上报一下；有问题，推脱一下”的“四大绝招”，是庸政懒政的典型表现。

“佛系”干部也是近来新出现的庸懒干部新变种。

“我又不求升职加薪，也不贪不占，只要能平平安安上班，安安静静下班，就算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谁又能奈我何？”这是湖南某镇综治办禁毒专干王某的上班心态。

深入调查发现，王某作为负责禁毒数据录入、资料收集、档案整理等工作的禁毒专干，因为办事拖拉，工作失职，给该镇禁毒工作带来不良影响。王某说，既然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就干脆什么都不想干了。

半月谈记者还发现，“推手式”“摆拍式”“等上岸”等诸多形式的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干部，正在产生“溢出效应”，波及其他无辜干部，影响干群关系，带来基层治理生态恶化的深层次风险，亟待加强治理。

当下的考评指标往往大而化之，“有为”与“无为”界限模糊。专家建议，在民主测评、述职报告等传统考核形式外，应当探索与干部实际工作情况挂钩的灵活考核新办法，让考核覆盖到每一寸“模糊空间”。

要扩大考评参与面，突出惩戒机制。年终民主评议不少流于形式，考核方式一般以静态考核和组织部门专项考核为主，应进一步推进评议全过程多元参与，把老百姓的口碑引入评议机制，在考核结果运用方面，突出惩戒的实际效果。

此外，还应营造良好执行环境，加强正向激励，在干部选拔任用时，加强对担当的考核权重，让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痛点七：典型速成

一段时间以来，“盆景典型”“速成典型”在一些地方不鲜见。《半月谈》刊发过《“盆景典型”“速成典型”在冒头》《一味挂牌子，上墙不上心：“牌子满墙”形同形式主义“野草”》《“画饼”式扶贫：增收怕不够，“预期”先来凑？》等报道。

近期，半月谈记者在基层发现，“盆景典型”“速成典型”的套路依然有市场。有些地方的想法，依旧停留在应付上级检查上，检查一过，后续的投入立马断开，费心费力打造的“盆景典型”自然是“昙花一现”，最终变成一堆“乱摊子”，无人问津。

尤须警惕的是，现在部分地方淡化GDP考核后，把经验效果作为出政绩的捷径，希望通过所谓的经验总结和工作亮点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江苏一名镇党委书记说，现在一些干部上升的路子不宽，他们想进步、想提拔，于是到处找办法，有的主意打歪了，大搞“盆景典型”，这样能出亮点，领导能看得到。

基层干部认为，不是不要树典型，而是要树真典型。要引导和鼓励基层尊重实践效果，踏踏实实地探索，保证“典型经验”立得住、用得上。

治形式主义，更要治官僚主义，特别要提高调查研究的贴近性和科学性。

“多到实地做调研者，少在办公室当统计师。”

广东一名副镇长说，如果条件允许，考核时可以适度引进第三方评估，尤其要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和反馈。

要完善检查考核方法，让检查考核不轻易被假典型“糊弄”“对付”。一些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中央《通知》提出要“不断增强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基层期待这一要求能在基层尽快实现，特别希望上面能在创新考核方式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

痛点八：政策打架

2018年，《半月谈》刊发《上头“神仙打架”，下头“左右挨骂”》《300万的项目，走流程先花50万》等报道，关注基层干部倍感头疼的“政策打架”问题，聚焦多部门交叉施政的领域存在的决策“翻烧饼”现象，引发广泛热议。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修改后的立法法，除赋予设区市、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职权外，还赋予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明确提出，省、市（州）人大常委会和省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市（州）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监督。

半月谈记者近期发现，在部分地方着手规范政策、法规出台“各自为政”问题时，一些地方“政策打架”产生种种变异问题，让基层干部群众喊苦。

——一项政策，不同部门“选择性”执行。

湖南一家物流公司负责人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国务院相关文件明确规定逐步取消道路货运站场经营许可，交通部门已停止办理站场许可证。但有的行政执法部门说没有收到相关文件，依然要求办理，没有办理的企业要受到处罚。或者以内部文件来搪塞，或者选择性、打折扣执行，让企业倍觉“受伤”。

——部门利益为重，不放权。

在中部某市的工业园区，一家生物制药企业计划投资兴建新厂房。工业园管委会认为规划的审批权应当下放到园区，只需要管控建设项目绿地率、容积率等关键指标即可，但市规划局认为审批权在市一级，且厂房的外观设计也要报批。

——招商时一套政策，招来后变了“口径”。

半月谈记者在一个农业大县看到，一家生态农庄占地数百亩，但经营惨淡。农庄投资人道出其中原因：他是被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吸引来的，地方政府和招商部门承诺了一系列优惠，但等项目落地办手续时，国土部门表示不符合土地政策，不许兴建。他困惑的是：为什么政策不能从一开始就“统一口径”？

一件件让人哭笑不得的遭遇背后，有人已经总结出“政策打架”的类型学：一是“上下不齐”，主要表现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是“左右各异”，原本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变成“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政出多门” “踢皮球”；三是“新旧不一”，新的法令政策已经出台，但旧的政策规定清理不及时，导致政策落实出现延迟，“穿新鞋走老路”。

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呼吁，要避免决策“打架”，进一步规范政策、法规的制定流程，从制度上强化部门联动的责任和意识。

在政策法规修订前，相关部门应对有关“打架”法规的适用问题予以明确，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在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以民主讨论“劝架”。

此外，要经常性地对已颁行的政策法规进行梳理和处理，及时对有冲突的内容进行废止、修改和补充完善。决策出台的程序化安排也要形成制度，尽力杜绝“拍脑袋”决策。

痛点九：上升“天花板”

基层干部能不能有上升空间和上升预期？这是今年《半月谈》刊发《困在农村，还是奋斗在农村》《做点加减法，让乡镇干部强起来》《“你再压担子，我真撂挑子”》等报道后，读者追问最多的问题之一。

长期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和关爱基层干部的成长和发展，相关文件和举措纷纷出台，与此同时，各地也就破除基层干部的上升“天花板”，不断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和任用办法。然而，限于基层复杂情况和政策落地等问题，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基层上升“天花板”依然厚重，仍须发力破解。

一位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到中部某省当乡长两年后，发现目前乡镇干部的管理机制仍然不够健全。他对半月谈记者说，许多地方乡镇干部干事积极性不高，认为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都没有提拔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乡镇机关事业编制干部往往占多数，这批干部大多身处中层岗位，是乡镇工作的骨干力量，但受身份限制，很多人从参加工作就扎根一个乡镇，成为乡镇的“老油条”，自嘲为“前途无亮”。

中部一位县委宣传部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地很多乡镇政府出现了“空心化”现象。一方面，本地出身的基层干部常常干得再好也很难升上来；另一方面，选调生往往在本地缺乏关系、缺少归属感，不少人一门心思就想着“考出去”“调出去”。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欧阳静认为，相对而言，工作能力、工作成效和来自群众的考评结果，在乡镇干部晋升的影响力上分量仍偏低。她建议，连续3年考评位列前三名的乡镇，其乡镇领导和干部，就应列为重用或提拔的首选对象，让扎根基层的乡镇干部感受到“有为就会有位”。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建议，组织部门在考察提拔干部时，对乡镇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适度倾斜；针对长期在乡镇任职、与家人长期无法团聚的干部，要制定更为人性化的安置措施。

要为不同身份之间干部的合理流动创建平台。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巡视员郝宪印认为，针对事业编干部占主体且构成复杂的实际，建议分类解决，逐步打破事业和行政编制之间的壁垒，破解事业身份人员“一入职就看到天花板”的瓶颈。要加大落实职务与职级并行力度，允许各地根据乡镇人员构成实际，合理调配行政、事业领导岗位职数。

此外，针对乡镇干部中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应当从制度上开辟特定的通道，为表现优秀者破除身份障碍，从而激发事业编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痛点十：幸福感缺失

从加班费到休假权，2018年《半月谈》始终把目光投向基层干部的幸福感。《加班费：基层“不好提”“提了也白提”》《住村指标绑住驻村扶贫干部？》《基层干部有“五怕”，样样头疼》《基层“疲态治理”该终结了》等稿件，在呈现基层干部幸福感缺失的同时，更呼吁为他们“减负”“松绑”，对他们“呵护”“厚爱”，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一年终了，半月谈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基层干部的收入问题仍是他们幸福感显著缺失的一大症结。北方多个县市的基层干部反映，他们不仅近3年来没有涨过工资，而且一些补贴被取消了，有的甚至还被“倒扒皮”。

一名乡镇干部说，作为副科级干部，2013年之前每月还有100多元的电话费补助，现在不仅没有了，就连多年前负责招商引资时发的奖励也被追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