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向阳：科学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没有东西之分，别想歪了！
赵向阳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创新创业、全球商务和管理研究方法等。
一、巨大的撕裂与急需的疗愈
此次疫情中，自媒体与传统媒体、大众舆情与专业研究、中医与西医、甚至某些地区的民众和其他国人之间的撕裂极其严重，这种撕裂的伤口急需弥合。
本来应该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微信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各种观点和资讯明争暗斗的战场。那些涵养好的人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说自话，相安无事。而像我这种性格激烈、立场鲜明的人，干脆直接拉黑了许多与我三观不合、曾经无数次在朋友圈里传播谣言，最后被反复打脸，但是不思悔改的人。
坦率地说，我的微信朋友圈里的人受教育程度都挺高的，“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嘛，基本上都是本科硕士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博士所占比例肯定是最高的。不是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就是管理学院的MBA毕业生，或者就是我认识的一堆中小企业家、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等。但是，最令我叹为观止的是，疫情就是一个照妖镜，让许多人的真实水平暴露无遗。
我深深地忧虑，那些我所看重的科学精神，包括基于证据、假设检验、理性表达、谨慎判断、包容开放、精英主义等品质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何等稀缺。我甚至认为，比疫情更可怕的就是钻进某些人脑子里的病毒，我称之为“精神蛊”、“心理蛊”和“信息蛊”。
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么多年一直在进行相关阅读和思考。我曾经起心动念，想写一篇关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文章，用这篇文章来回应此次疫情中的种种乱象，但是，一个月前应正和岛的约稿，忙于写作《中小企业别吓死自己》《疫情过后：中日关系的第四次高潮，要来了吗？》《大变局下：中日关系的同参共进，准备好了吗》等文章，一直没有动笔。我也不知道以后是否有机会完成。
疫情过半，我打算致力于弥合这些撕裂的伤口。而在所有的撕裂中，我希望首先弥合的是中西医之间的撕裂。我希望以我所恪守的中道精神和科学哲学谈谈我对中西医的理解，促进这种“不可能完成”的和解，至少也要相互体谅。
二、我对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
虽然我受的训练中（理论物理、实验心理学、创业管理、科学哲学等）西方科学的范式远大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对中医和中医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一点敌意。相反，我在尽力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也深得其中的一些妙趣。
2017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四五千字左右的短文，谈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西方管理学研究范式对接，如何促进文化双融，如何开拓新的研究思路等。这篇发表在《管理学报》上的学术论文被长江商学院某教授看到后，误以为我是国学大师，三番五次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给他们的学员做个演讲，被我断然拒绝。
我觉得自己在国学方面的学习，尚且在入门阶段。
关于中医，我的岳母就是一名卫校的退休教师，曾经拜师研习中医。我们家人如果有头疼脑热一般也都是吃中药，所以，我不反感中医。
我自己甚至在2005年，也就是我在德国做博士研究的后期，还与一个生物物理学家一起，基于现代物理学的各种理论，比如振子、电磁波、驻波、干涉、黑体辐射、耗散结构、对数正态分布等概念，发展出来一套理论来解释中医中的经络和针灸。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我们采用皮肤电的方式定量测量一个人是否处于心情平和、抑或焦虑和抑郁状态，也算把中医的“望闻问切”做了一点现代化。
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医和管理实践很相似，都是一种实践智慧，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Phronesis。它们是一种经验理性，但是，很难用西方近现代所发展出来的分析性框架来研究。
熟悉我思想观点的学术界朋友，都知道这么多年我为了对抗主流的实证研究范式，进行了堂吉诃德式的战斗，致力于采用一种多元方法融合的、具有在场感的共在性范式研究管理问题。
具体到此次疫情中关于中医的形形色色看法，我的基本立场是：既看不惯那些中医黑，更看不惯那些把中医捧上神坛的神棍和巫医。他们枉顾事实，蒙眼狂奔，不坚持基本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仓促之间就要做出断言式的判断，宣称中医如何了不起等。我觉得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即使中医还没有被西医打倒，倒是被这些神棍和巫医害得臭大街了。
非常凑巧，前几天在微信里与刘文瑞教授闲聊的时候，他发给我一个他关于中医的聊天记录，我看了以后非常赞叹，便极力怂恿他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这就变成了下面的文章。为此，我自告奋勇写这篇推荐语，多说几句。
刘文瑞教授是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退休教授，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忘年交。刘教授所受的专业训练是史学，但是他研究的问题是组织和公共管理，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
他从史学角度对管理学的研究在国内几乎属于独一份。我通读过他的很多文章，包括许多未发表的手稿，受益匪浅。他的研究把我带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治理的遥远过去，同时又对当下的中国管理问题产生了更加透彻的理解。
我惊讶于刘文瑞教授年轻的时候竟然认认真真地拜师学过中医，他所写的这篇文章中关于中西医的看法甚合我意，令我击掌赞叹。虽然这篇文章只是基于微信聊天记录的扩展，不是一个全面论述中西医问题的大文章，但是，我认为，刘文瑞教授所秉持的中道精神才是中医的精髓，它完全不同于那些满嘴跑火车、叶公好龙、有中医癖的所谓“知识分子”。
中医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中医和中国的社会管理、组织管理事实上是一脉相承，一通百通，因为它们都是复杂的巨系统，需要辩证思维。
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不仅仅是古人在职业选择上的殊途同归，更多是因为两者之间在理论和方法的异曲同工。
“药王”孙思邈雕像（图源：IC photo）
三、比正文更精彩的是微信私聊
刘文瑞教授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的文字干净内敛。只有在我这种朋友面前，才偶尔露一下峥嵘。本文成稿之后，我和刘文瑞教授在微信里有过更多对话，我觉得这些对话把刘教授在正文里面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充分表达了出来。经过同意，我把刘文瑞教授的部分文字摘引在这里。
“我关于中医的那篇文章没有放开说。仅仅在最后几句题外话中略略显露了一下。我写这个就是准备两头受气的。一头，要受民粹派的白眼，另一头，要受科学派的白眼。”
“那些用单方偏方赞扬中医的，等于说农村老太太超过孔孟荀韩，最终会走向民粹。那些认为中医要彻底淘汰的，等于说有了泰罗就可以不要柏拉图，最终会走向强权（就是以强制手段推行科学，实际就是计划经济思路）。而这两个方面有可能已经是中国发展的主要危险。”
“在中医问题上，假学者都现形了，好多教授都一个一个出来跳大神。”
“社会上关于中医的认识有很多需要辨析的东西。《神医喜来乐》是娱乐，不是介绍中医。历史上神化中医的是道教。从扁鹊到张仲景都很低调，葛洪就开始神化求仙了。孙思邈不是医家（最多是药家），是道教推崇的，传统医学界不认他。”
“我为什么要拿出曾国藩和章太炎来说中医？因为他们两人是公认的传统文化弘扬者。他们对中医的不信和批评，是否能作为我们那些大神的一面镜子！”
以下刘文瑞教授的正文，请君仔细品读。并且思考一下中医的辨证施治和管理咨询之间有什么关系？中医所推崇的实践智慧和情境意识与企业管理实践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如果还没有悟出来，嗯，就该打屁股啦！哈哈。
四、结语
对不起，本来只想写两百字的推荐语，一动笔就写多了。已经写得和正文一样长了。我这纯粹就是“借别人的坟头哭自己的伤心”。积蓄已久的许多愤懑，终于稍微一吐为快！
关于中医问题，刘文瑞教授的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我几乎都是赞同的。关于中医未来的发展方向，刘文瑞教授没有怎么进行讨论，所以，我只想补充一句，表达一下我的立场：中医未来发展的唯一的正途是“亦中亦西”、“非中非西”。这是我二十多年从心理学到管理学，从社会学到政治学等领域广泛研读后得出的最核心的结论。这条路不好走，“自古华山一条路”，一不小心掉下去就是万丈深渊。已经走通的学者里，我放眼看过去，大概只有哲学家赵汀阳、社会学家翟学伟和管理学家陈明哲等少数学者。中国企业里面，也只有很少几个企业，例如，华为，做到了“非驴非马”，将美国的红舞鞋和中国的灰度哲学、将西方的严格的制度流程和全世界优秀军队的军事战略思想等融为一炉。这其中的道理太复杂，太微妙，类似武侠小说中的最高秘诀，只可说与有悟性的人，明白了就明白，不明白我也爱莫能助。在此不赘言了。
做学问就是进行严谨的对话。与书籍对话，与学者对话，与实践对话。我欢迎一切严谨的对话。对话不一定要非在同一个频道上（学术范式和学术领域），但是，要在差不多的同一水平上（理性智慧和艺术品味）。咱们别胡来！
最后，我说我下过功夫研究过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那是真的，不骗你。但是，在这篇推荐语我不打算“秀肌肉”，就这个主题谈论太多，因为这里不是我的主场。如果真的不服，想见识一下我在这方面的功力，随时放马过来！
来源：正和岛
编辑：上海大学 薛奕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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