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何佳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品牌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大变局，有限的全球化，中美格局，贸易冲突，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和大数据，UVCA时代，量子科技，等等，一系列的关键词在重构我们的外部世界。平视世界，四个自信，国潮，文化软实力，中国学术体系，中国话语体系，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人类命运共同体，量子思维，等等，又有一系列的关键词在重建我们的内心世界。作为学者和教授，我基于自己的经验、学识和觉悟，以及长年学术积累，立足脚下的这片热土，用很多年来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交流工作中，从内心生长出来的平视世界的价值观，外加一点点勇气，通过教科书的学术定义，记录并回馈我们当下的时代。多少年来，我们在习惯上学习西方，在潜意识中信奉西方的权威，在各种场合手捧西方的经典；习惯上背诵、解释、引用、照搬西方教科书上的概念和定义。这种习惯、潜意识、崇拜和敬仰，很容易让我们忘却了学者的基本品格：质疑、批判和创造。改革开放已有40多年，我们身后国家的地位，赋予我们新的信仰和价值观，需要我们改变习惯，改变潜意识，改变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价值链中的位置。改变的行动，是写好我们自己的教科书，写好教科书中有关概念的学术定义。教科书中的概念和定义，是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基石，是我们培养人才或培养未来学者学术自信的必要路径。一、时代的学术概念概念是相关的观察和经验的集合，是表达头脑中印象（观念）的术语和资料的标签。这个术语或标签的含义要达成彼此之间的共识。概念是术语基于共识的意义。达成共识的过程被称为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达成共识的结果就是概念（concept）(巴比，2000，p.154)。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确切的描述和界定，就是定义。很显然，我们当下身处的时代，不同于过往的年代。这种变化如同摩尔定律揭示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我们深感世界变化的快速。这种变化的现实需要研究者用新的概念进行记录，进而用相应的新定义，描述和解释新产生的事物和现象。就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大力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源自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与方法被更快、更广泛地借鉴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今天源自中国领先的、独特而创新的实践所产生的理论知识也贡献于世界，被其他国家的企业、机构或组织所借鉴和运用。在中国的商业世界，这些领先的、独特而创新的实践，包括：全球最活跃的数字化实践和电子商务业务，以及其产生的大数据资源；集体主义文化和整体性思维下的国家治理、产业组织、公司制度、领导和组织行为；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与全球文化认同交织下产生的品牌建设和发展战略；基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智慧、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等等，均是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所拥有的独特魅力和气派。这需要我们的课堂和教育不能唯奉西方教科书为圭臬，而是在平视世界的价值观下，提出新概念，建立新理论，融入世界范围的知识体系中。在中国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位的事实下，这些新概念的篇幅和数量，还不能是零敲碎打的状态。在拙著《战略品牌管理——企业与顾客协同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教科书中，我为此作出了努力。如果读者对我上述概括的中国领先的、独特而创新的实践有所领悟，就不难理解我在新教材中提出的新概念，并对它们作出了定义。下面是教材中一些重要的新概念及其定义：企业级品牌战略：就是在企业整体层面上把品牌的逻辑和手段渗透到经营管理和发展的所有环节与过程中，实现品牌价值增值和企业长期发展（何佳讯，2021，p.58）。品牌价值观定位：品牌定位的高级阶段是采用价值观进行定位。品牌价值观定位也是品牌定位升级的常用手段。品牌定位从价值观层面来考虑，就是把品牌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品牌如人一样，可以建立并拥有明确的价值观。品牌价值观以一种持续性的价值赋予品牌恒久性，支持品牌坚持不懈地永续发展（何佳讯，2021，p.84）。平台品牌：平台品牌（platform

“大象希形”是为道。五行思想是华夏先贤根据天文大象总结、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系统论思想。它所揭示的事物发生发展过程的内部动力机制，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五行生克原理。本文将五行思想应用于人类的营销实践，对营销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旨在探索人类营销发展的健康之道，促进平衡与充分的社会发展。学者简介贾利军，华东师范大学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博士，东方营销学代表人物，文化融合型人力资源理论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东方营销学、人力资源开发。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长三角就业能力开发联盟秘书长，上海市管理教育协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首届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专家组成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客座教授；上海市学生职业发展示范工作室——龙英堂书院创始人。曾任南京师范大学能力研究所所长；江苏省高级营销人才培训中心副主任等职位。1

（2021年7月12日正式发售）做学问的一种另类模式：珍珠项链模式2020年9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李文重先生在微信里建议我把最近一两年所写的一些面向企业家群体和社会大众的文章编辑成一本书，名字是《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我对这个提议的第一反应是，“我从来没有申请过任何科研基金，让我自掏腰包出版是不可能的！”我的第二反应是，“这些文章有那么重要吗？值得编辑成一本书，正式出版吗？”我的第三个反应是，“《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好家伙，这么大的一个标题！这些零零散散的文章配得上这么宏大的标题吗？会不会显得头大肚子小，名不副实呢？”李文重先生告诉我说，“不仅不需要您来支付出版费用，而且我们还愿意给您支付稿费”。OK，天下还有这等好事？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探讨其他问题了。随后的几天内，我把我最近一两年内写的大约40篇文章整理在一起，按照主题进行了分类。我突然发现，这些文章还真的是围绕着“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这个主题进行讨论和反思的。只不过，它们就像是散落一地的珍珠，现在所需要的是找一根丝线，把它们串成一条珍珠项链而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感谢李文重先生慧眼识珠，于是就有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这也算是“知天命”之际，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吧！在后期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为了让本书的主题更加聚焦，所有章节紧密相关，一气呵成，我只选择了其中20篇左右的文章收入本书。我不希望这本书变得太厚，太过于学术化，我希望读者能花一两天时间把这本书读完，多多少少获得一些启发即可。而对于这一点，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按照逻辑关系，这些文章被编辑成五个单元。第一单元“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其中包括2019年9月初，我所写的两篇文章（《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简称《转向》一文），曾经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反响，全网大概有200万左右的阅读量。随后我收录了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杨杜教授和浙江大学陈凌教授所写的两篇对话文章，让这个单元显得更加丰满，也让读者可以领略不同观点的理性碰撞。总之，第一单元相当于全书的总体立论了，把我关于中国企业未来应该走向何方的基本观点鲜明地提了出来。接下来的第二单元“国家关系”、第三单元“企业应对”和第四单元“自我管理”就是对以上观点的充分展开。其中选择的文章内容围绕全球化、科技剧变、VUCA时代的不确定性、信息茧房、新冠疫情危机下企业生存和转型升级等关键主题展开。从国家关系逐渐过渡到企业经营，最后落脚到个人能力的提升，内容上层层递进。最后，我选择三篇我所写的关于华为的文章，作为第五单元“向华为学习”，既是为中国企业树立了一个标杆学习的榜样，也是为了在逻辑上进一步强化第一单元的观点，前后呼应。我记得在我发表了《转向》一文之后，经济学家向松祚教授给华为国际顾问田涛先生的私信中评价说，“赵向阳老师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不就是华为一直在践行的吗？这也正是您和任总的思想内容之一。中国不能学华尔街，搞脱实向虚，已经搞过头了。”我和田涛老师开玩笑说，“看来这么多年，我被您和任总洗脑了，我得想想其中有没有问题”。田涛老师说，“还是你自己水平高”。而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华为和田涛老师对我的理论观点有多么长期而潜移默化的影响。收入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再赘述了，敏锐的读者从文章的标题上就能明白其中的主题和背后的逻辑。为了不放“马后炮”，不自我粉饰，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些文章发表时的原样，包括事实和逻辑，但是对部分文字进行了润色，使得它更加严谨和精致，避免了发表在公众号上时的粗糙，甚至粗鄙。我在每一篇文章的前面加了一段说明，说明每一篇文章发表时的前因和后果。在写作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充满激情，沉浸其中，一气呵成。文章发表之初，我也很有成就感，乐于分享。但是，时过境迁，作为一个喜欢不断挑战自己、否定自己，不喜欢讲车轱辘重复话的人，我也深知自己当下的思想观点和认知水平已经比这些文章发表之初改变了许多，深化了不少。所以，如果此书中有浅陋之处，还请读者多多包涵，欢迎发电子邮件批评指正（xiangyang.zhao@bnu.edu.cn）。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不求上进”。虽然热爱读书，但是，不爱写文章，尤其是管理学主流的八股论文。总觉得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好书我都没有读过，干嘛要浪费时间去写书呢？纯粹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无病呻吟！所以，收入本书中的这些文章大多是应别人之约，甚至是推却多次之后才勉强动笔的。但问题是，一旦动笔，就洋洋洒洒停也停不下来，非得要一吐为快才行，所以，每一篇文章都很长。我甚至有过10天之内写过一本书的极端经历。在动笔之初本来只打算三五页，但是，写着写着，欲罢不能，最后写成了一本150页9万多字的小书（《阿尔泰山一瞥》），我觉得那才是我的得意之作。不过，因为多种原因，此书无法正式出版，只是在本书中收录了其中的两三章节，以飨读者。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功人士走的都是一种T字型道路。先在某个领域钻研地很深，然后一通百通，不断复制，横向拓展，由深度而到高度，由深度而到广度，最后终成某个领域的大家。而我则是一个自由散漫，信马由缰的人，最后在不经意间、无可奈何地活成了一个杂家。回顾我的求学经历和工作经历，从理论物理、到科学哲学、科学史、再到实验心理学、再到创业管理、最后甚至涉猎社会学、政治哲学等领域。从在SONY，SAMSUNG大公司做市场营销和销售，再到自己两次开公司创业，最后变成了商学院的老师，甚至自己拍摄纪录片、从事公益活动等。这么多年，我顺乎自己的心，走到哪儿算哪儿。孤独寂寞的时候就用古人的话来安慰自己，“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在这个浮躁功利的社会里，我所走过的是一条崎岖艰辛的小路，大部分人都不会涉足。以世俗的标准来评价，我从来不是一个成功人士，最近十年更是自甘被边缘化。我也不知道这条路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但是，每隔五六年左右，每当我进入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的时候，沿途盛开的知识之花，总是让我乐不思蜀，迷途而不知返。我越来意识到，历史上那些已经绝迹的博物学者才是我的学术榜样。我心目中的知识英雄是百年前那些巨人，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物理学家彭加莱，数学家阿尔伯特，管理学家德鲁克，天才发明家特斯拉，还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也算一个。2016年7月，应某个学术刊物的邀请，对国际管理学会主席陈明哲教授一生的学术创业道路进行评价，我的文章题目是《镜子与火把：对陈明哲教授一文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试图为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辩护，赋予它某种完整的意义和模式。我写道：除了陈明哲教授这种“精一”模式以外，人生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哪怕是简单地想象一下其他可能的世界和可能的生活，也可以让人的内心保持自由。反思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我冒昧地提出一个新的模式，那就是将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打通，形成一个整体，最后一下子点亮人生（shinning）。我称这种模式为“珍珠项链模式”。也就是您的人生中已经有了一些闪光的、但是散落一地的珍珠，您需要找到一条丝线，把它们串起来，形成美丽的珍珠项链。这本《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就是我呈现给大家的一条珍珠项链，希望大家喜欢。最后，我要衷心感谢许多师友的帮助。在写作这些文章的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反馈和建议，这对于文章质量的提升有很大帮助。他们是田涛、韩巍、王方华、陈明哲、陈为、秦朔、陈春花、杨杜、陈凌、马宏伟、曲宁、龚江辉、我的师父明海大和尚、我的太太王霁女士、李海、张勉、赵英军、刘刚、汪戎、曾宪聚、孙黎、宋劲松、刘文瑞、于天罡、魏立群、王云峰、宋瑞卿、朱恒源、程兆谦、邢树坤、吕乐娣等（未完待续）。特别是，我要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三位编辑李文重、魏文和张颖，他们不厌其烦地与我沟通，精益求精地打磨此书，没有他们就没有《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是以为序。赵向阳2021年4月20日《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内容简介2019年9月，一篇雄文横空出世，《大变局下的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全网阅读量达到200万左右。上至部长院士，下至普通百姓，尤其是企业家群体，纷纷点赞，转发，评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中美对抗加剧，舆论场极度撕裂，全球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管理学者赵向阳博士秉持中道立场，以丰富的知识储备、冷静的分析、前瞻性地就新型全球化下中国企业的未来走向写下多篇流传甚广的佳作。从国家关系到企业应对、从自我管理再到向华为学习，视野开阔宏大，内容层层递进。从美日德再到以色列，以及“一带一路”上的中亚国家，赵向阳博士纵横四海探讨全球商务和跨文化管理。从微信时代的时间管理到VUCA时代的公司内创业，从信息茧房、谣言满天飞的后真相时代再到如何减少非理性对决策判断的影响等，赵向阳博士论及的主题虽然繁多，但是，恰好回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从众多文章中精选20多篇重磅文章，仔细打磨，用一缕丝线把颗颗明珠串连起来，编辑成《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一书，以飨读者。作者简介赵向阳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早年曾经在SONY，SAMSUNG工作，也曾经两次创建自己的公司，并做出有价值的影响。除了本职工作以外，也从事慈善公益活动，他所拍摄的微电影《一个人的战斗》全网播放量超过百万，为许多陷入困境的人们带来安慰和激励。曾经发起“煮茶问道·本土管理研究论坛”，也是“管理50人论坛”成员之一。目前的研究方向包括创新创业、全球商务、跨文化管理、管理案例分析、管理哲学、管理研究批判等。电子邮件：xiangyang.zhao@bnu.edu.cn推荐语赵向阳老师是位广谱型的学者，他的大脑雷达扫描范围之广、思想穿透力之犀利乃至尖锐，都是我所欣赏的少数人。收入《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中的多篇皆是独具思考的管理学方面的“锦绣文章”，它切中我们时下最痛点的一些国家和企业层面的管理问题，视角相对独特，观点切中时弊，文字跳跃而不八股，能带给读者一些阅读快感和启发。——田涛，华为公司高级顾问随性任情，跨界驰骋；经世致用，醒世为文。向阳所著的《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一书，不仅能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时局洞见，也可生动呈现作者的为学为人。最为可贵的是，这本书有助于读者从根本上思考在当今大变局时代中个人的责任、定位与使命。——陈明哲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讲席教授、国际管理学会终身院士暨前主席赵老师的文章绝不是娓娓道来，而是慷慨激昂，我竟然读出了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赵老师虽然创立“煮茶问道•本土管理研究论坛”，但他绝不“端茶倒水”，而是直接递给你一瓶可乐，让你心跳加速，或者给你一杯德国带回来的咖啡，让你喝出醇厚来。通读此书，我的总体感受是，赵老师文笔流畅，但是，他的文笔不及他的才华横溢，他的才华不及他的思想博大，而他的思想，远没有他的情怀，让人动容。虽然赵老师的这些文章本来是面向企业家群体的，但是，同样适合作为博士生的通识读物。——吕乐娣，上海大学管理学院2019级博士生大变局下中国管理微信：China_Guanli长按二维码关注注：封面图片来源Pixabay编辑：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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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5月10日是“中国品牌日”，于2017年由国务院批准设立，迄今已五年。在“中国品牌日”期间，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品牌战略的重视，展示品牌发展成就。在第一届中国品牌日期间，我应《文汇报》邀请，发表《推进中国品牌战略需要凝聚共识》①；我创办主持“中国品牌科学与应用论坛暨全球品牌战略国际研讨会”，迄今也已举办五届，深感品牌引领发展深入人心。今年受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邀请，我写下一点感想，回眸五年来，中国品牌战略给我们带来哪些真正的进步？我分别从国家、企业与企业家，以及品牌科学理论研究层面进行简要阐述，核心关键词是：国家创新、使命感驱动、平视西方理论。学者简介何佳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品牌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一、国家创新是我们的进步在国家层面，品牌引领经济增长、创新驱动发展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五年来，国家创新已成为各界共识，广泛渗透于各类领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价值观、创新战略，成为舆论高频词汇，成为各行各业发展的共同理念，这是我们的进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推出的2020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中，中国位列第14名。中国仍然是唯一进入前3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收入评级方面（根据2019年7月世界银行收入组别分类），中国属于中高收入水平。在该类别中，中国为第1名。在地理划分方面（以联合国分类为基础），中国属于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地区。在该地区中，中国为第4名。在排名靠前的国家中，如瑞士、美国、新加坡、德国、韩国、以色列等，无不在国家创新方面声誉卓著，拥有“创新国度”的强大无形资产。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为例，核心关键词是“创新”，出现的频率最高，涉及科技创新、政策创新、区域创新、市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等。创新形成全局部署。中国进入国家创新时代。从李总理的报告中，可以解读出中国进入国家创新时代的一些特征。首先，在基本精神上，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第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第三，在国家体制和国家政策上进行创新。回顾去年的工作，正是创新宏观政策实施方式，统筹推进疫情的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是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第四，在产业和企业层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动，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增长，培育更加活跃更有创造力的市场主体。那么，创新和品牌的关系是什么呢？创新是品牌生命的养料。在我所著《战略品牌管理》教材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我建立了品牌化的原理，把品牌创新界定为品牌化的五项要素之一（第1章第3节）。如果说品牌是看得见的实体，那么创新就是看不见的灵魂；如果说品牌是看不见的无形资产，那么创新就是看得见的硬实力。它们唇齿相依，互为因果。去年12月，我负责的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正式发布2020年大夏“国家冠军品牌强度排行榜”*。该排行榜是最佳品牌“榜上榜”，即在Interbrand和BrandZ两大著名品牌榜的基础上，对共同进入其2019年“中国最佳品牌榜”的40大品牌，采用独创的“品牌与国家的联结”新构念及测量方法，通过全国范围内大样本调查，得到“国家冠军品牌强度排行”结果。它们反映了消费者心目中“品牌”对“中国”的代表性及“品牌”与“中国”产生关联性的程度。它由两个维度的评价指标合成：从中国联想到品牌的强度；从品牌联想到中国的强度。两维度的方差总解释率为75.65%。我把40大品牌分为两类：科技主导类（16个品牌）和非科技主导类（24个品牌），在大夏榜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做了新的计算，结果彰显新的意义。通过计算表明，科技主导类国家冠军品牌强度年度指数为76.56分，非科技主导类国家冠军品牌强度年度指数为68.96分，两者存在显著差异（p

本期管理50人公众号继续诚邀管理学各领域专家为大家精心挑选、奉献一本书。“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希望这些书能给各位读者带来思考、带来启发。兰州大学

今天恰逢世界读书日，管理50人公众号继续诚邀管理学各领域专家为大家精心挑选、奉献一本书。“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希望这些书能给各位读者带来思考、带来启发。华东师范大学

管理50人公众号诚邀管理学各领域专家为大家精心挑选、奉献一本书。“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希望这些书能给各位读者带来思考、带来启发。大连理工大学

学者简介席酉民，教授、博导，1987年获中国大陆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学位，1993年成为中国管理工程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陕西MBA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轮值）、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工商管理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以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等综合性奖励。主要从事战略管理及政策分析、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管理行为与领导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1987年创立了和谐理论，并将其扩展成和谐管理理论。若学生们将图1作为一种繁忙之余的玩乐或一种心理放松方式，表明学生非常重视成绩，预示着对教育认知已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本质！教育必须关注我们真正从中在做人和成长上获得了什么。当关注点背离这个目标而过分看重分数时，我们在教育上已经走错了方向！图1

学者简介席酉民，教授、博导，1987年获中国大陆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学位，1993年成为中国管理工程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陕西MBA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轮值）、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工商管理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以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等综合性奖励。主要从事战略管理及政策分析、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管理行为与领导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1987年创立了和谐理论，并将其扩展成和谐管理理论。在谈学生的成长与批判（审辩）式思维前，有三个故事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故事①

在2020年12月5日第九届全国创新创业教育研讨会暨第三届MBA培养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论坛上，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以“新文科与创新创业”为主题发表了演讲。11月3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新文科建设的宣言》。围绕为什么建新文科，新文科新在什么地方，新文科和创新创业之间究竟怎么做到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徐飞教授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与展望。学者简介徐飞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厅局级），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会长，上海市曙光学者，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校长助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管理50人论坛”创始成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教育部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业运行研究基地主任，《战略管理》副主编，《系统管理学报》编委，《Frontiers

2020年12月31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与应用MBA项目特色课程：领域大数据系列讲座的第十课如期开讲，本次讲座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中科院虚拟中心副主任、国科大人工智能MBA项目学术负责人田英杰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汪寿阳院士就商学院人工智能教育做了精彩演讲。学者简介汪寿阳，中国科学院杰出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一带一路学院院长。兼任中国运筹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秘书长。“TEI@I”方法论创建人，国际知识与系统科学学会会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人工智能的兴起

学者简介何佳讯

在11月8日举办的第十届中国管理･全球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前院长王方华教授，发表题为《中国管理模式研究的五项原则》的演讲。作为新一届C50+论坛轮值主席，王方华在演讲中总结了对中国管理模式研究的思考，并为未来发展指出新方向。主题演讲片段，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观看完整视频1中国管理模式研究之“基”第一条原则，必须符合管理学的基本原理，符合管理学的基本逻辑。市面上有太多关于中国管理的总结，有的是媒体总结的，“短、平、快”，很快被传播开，但是“中国模式”宣传了半天，最后“模式”不知道哪里去了。有的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总结，中国古代文化在某某企业得到应用，这个企业就是中国管理模式。但其实不符合中国管理学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能站住脚的。我们要的是什么？“长期主义

2020年12月6日，“逆势生长，重启未来——第四届《清华管理评论》管理创新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功举办！本次会议《清华管理评论》携手新华网、央广网、中国知网，共同邀请国内外一流管理大师、顶尖企业家相约云端，共聚清华园，聚焦管理创新的新趋势，探讨共创和谐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业研究所所长，Technovation副主编斯晓夫教授在线分享了他近十年对“创业与减少贫穷”的研究。学者简介斯晓夫，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业研究所所长、Technovation副主编大家好，我是斯晓夫，北京现在应该是下午，我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这里是深夜，线上交流的效果可能不如线下，但总的来说，有交流总比没交流要好。非常感谢清华，特别是陈劲教授，给我这个机会，通过线上途径与大家分享一点我的研究。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研究，题目是“创业与减少贫穷”。创业与减少贫穷，这是我过去很多年一直在做的一个研究。我为什么做这个研究？它的意义在哪里？这方面的体会，我等会儿跟大家分享。创业减少贫穷，是特别重要的研究命题。通过创业减贫不仅是经济创业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创业特别关注的问题与研究内容，减贫是社会创业中与可持续性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并列的三大研究变量之一。我认为管理研究是问题导向性的，管理要解决实际问题，管理理论研究要时时刻刻思考如何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创业研究也是如此，一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理论研究要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一定要兼顾经济发展和美好社会建设两方面。通过创业的途径研究减少贫穷，因为贫穷以及贫穷导致的两极分化是当今世界、也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美国现在经常可以听到所谓的“红州”“蓝州”，31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见过这种界限划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说“红州”、“蓝州”？红州和蓝州的界限越来越明显？这与新技术的产生和全球化所造成的美国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人员收入的差异不断拉大有关，也是新贫穷问题的突出反映。我认为新技术包括电商与全球化本身并没有错，新技术不断应用于社会于全球化也一定是未来的方向。但是如果单单考虑新技术与全球化的经济效益，而忽视新技术与全球化带来的地区差别与贫富差别不断加大等社会问题，忽视二八定律的问题，这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近年来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技术向善，创业要兼顾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各阶层人士的认同。我注意到目前，从世界到中国都有庞大的低收入群体，这是二八定律的问题的问题，更是建设美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是创业减贫研究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在数字时代，社会创业特别重要，从我国的创业实践与成就看，硬件部分改善明显，但社会创业的核心是改善与提高人的素质，这一方面仍然需要有相应的研究与问题解决方案。研究与探索这一问题，我坚定地认为，通过社会创业与经济创业并重的途径是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素。目前的创业研究与实践在这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今天的中国，国家的重大目标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入研究社会创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与美好社会建设有高度的关联性。同时，社会创业也是经济可持续性的前提，减少贫穷则是社会创业也是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下面我与大家分享三个与创业减贫研究相关的问题：第一，我为什么做创业减贫研究？第二，我与浙江大学近年在这方面做的研究和发表的SSCI和CSSCI文章。第三，创业减贫的前沿研究与未来的方向。

2020年12月19日，中国管理科学领域年度盛会——“上海管理科学论坛2020”于上海影城盛大开幕，本届论坛以“技术驱动的管理变革”为主题，由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主办，长三角地区近30家商学院（管理、经管学院）联合举办，协進教育集团与《上海管理科学》杂志承办，全国管理学界学术精英和各大名企风云人物在上海又一次聚首，共话数字经济时代管理变革！出席论坛的主要嘉宾有：上海管理科学论坛组委会主席、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原院长朱晓明，上海大学战略研究院特聘院长、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席顾问李仁涵，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南京大学行知书院院长赵曙明，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华为中国区政企业务ICT首席咨询总监厉征，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原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吕廷杰，以及承办方代表协進教育集团董事长蒋悦炜。此外，本届论坛还举办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南京大学商学院等20家商学院（管理、经管学院）与GDA全球工商管理博士联合会组织的不同主题分论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学者简介赵向阳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创新创业、全球商务和管理研究方法等。2020的冬天，寒冷而且混乱。“蛋壳破了”。蚂蚁集团在最后一刻被叫停上市。5000多家P2P彻底清零。多个被寄予很高希望的芯片项目变成了“烂尾楼”。但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仍然在某些领域狂飙突进。阿里、腾讯、滴滴等互联网巨头继续在疯狂烧钱，而且把手伸向街角的便利店和菜市场的小贩。下沉、内卷，扫荡一切，把开发核心技术等硬骨头留给华为等傻公司去啃吧！创新创业教育的会场里人头躜动，各种学术大咖粉墨登场。大词新词层出不穷，好像每个人都患上了塔勒布所说的“新事物狂热症”。害怕落伍，害怕听不懂，害怕赶不上新时代的脚步。个人创业、团队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内创业、裂变式创业、联盟创业、平台创业、生态创业、连环式创业、组合式创业、数智创业、社会创业、学术创业、制度创业……，没有你想不到的词儿，只有你不曾听过的术语。绝大部分词汇都是舶来品。而且新词和旧词之间可能有非常多的重叠。学者们在发明或者研究一个新词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准确地描述和解释现实，而是为了争夺话语权，以及话语权背后的利益。穿梭在关于创新创业的现实世界和概念世界之间，人们需要某种选择性遗忘和自由切换的能力，否则，你会感觉到精神分裂。会场里和书斋内的管理学者们对周围的创业实践好像非常关注，密切地追逐着每一个热点现象，但是，经常又缺乏对表象下面的深层动机和诡秘机制的冷静判断，缺乏穿透泡沫和骗局的远见和定力，所以，今天刚获得“全国百优”的案例，明天就被残酷的现实打脸。更有甚者，很少有人基于自己的学术信仰和理论研究，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双创”做出深刻的、建设性的反思。在12月5-6日的一个全国性的创新创业教育的会议上，当着在场的200多名参会者和线上将近300多名参会者，我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是“It

学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部博士生导师，华东师大-海法大学转化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在当前经济转型、国际形势大变局的背景下，企业如何推进品牌战略？中国品牌战略如何升级？对此问题，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何佳讯教授提出“品牌与国家的联结”这一新构念，并通过测量评价结果得到新战略启示。2020年11月21日，在第五届中国品牌科学与应用论坛暨全球品牌战略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发布了大夏“国家冠军品牌强度排行榜”，该排行榜即是基于“品牌与国家的联结”新构念及测量方法，在Interbrand和BrandZ两大著名品牌榜的基础上，对共同进入其2019年“中国最佳品牌榜”的40大品牌进行分析评估，因为被称为最佳品牌“榜上榜”。具体的评价指标主要基于两个维度：从中国联想到品牌的强度；从品牌联想到中国的强度。上述两个维度反映消费者心目中“品牌”对“中国”的代表性及“品牌”与“中国”产生关联性的程度。两个维度的方差解释率达到75.65%。具体评估的数据收集是采用

学者简介席酉民，教授、博导，1987年获中国大陆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学位，1993年成为中国管理工程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陕西MBA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轮值）、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工商管理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以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等综合性奖励。主要从事战略管理及政策分析、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管理行为与领导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1987年创立了和谐理论，并将其扩展成和谐管理理论。独特可以使你卓尔不群，但无价值的独特等于自残；独特需要颠覆性创新，在当今全球化、数字化、互联互通时代，有价值的创新需要交融；如果你能站在东西方智慧的基础上形成融合智慧，你将有机会以鹤立鸡群的姿态翱翔世界。——席酉民

对话中的主题即使不是包罗万象，至少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如果采用关键词的方式进行标记，然后罗列出来，我估计至少超过500多个。仅凭个人阅读时的主观印象，我认为，核心主题至少可以分为十大类：1.

学者简介席酉民，教授、博导，1987年获中国大陆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学位，1993年成为中国管理工程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陕西MBA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轮值）、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工商管理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以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等综合性奖励。主要从事战略管理及政策分析、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管理行为与领导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1987年创立了和谐理论，并将其扩展成和谐管理理论。《大学》开篇载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而，随着社会浮躁功利之风蔓延，选人用人制度僵化，全民拼证书、学历和学位，大学逐渐背离了人本，沦为知识灌输型的证书、学历和学位培训机构。面向未来日益复杂、模糊、不确定和多变的世界，需要更多有责任担当的人、更多不断学习和创造的研究者、更多擅长创新和引领社会的领导者，对于人本素养、能力、智慧的培育和提升的需求空前高涨，社会各界呼唤教育回归本质的声音日益强烈。现代大学是一个令人既爱又恨的地方。为了子女的未来，家长和孩子早早地加入各类知识和特长培训中，常常以牺牲小孩天性为代价。好不容易进入大学，又加入新的刷分、考证和学历学位的追逐中。就像磨道里的驴一样，眼睛始终盯着眼前的胡萝卜，而忘却了教育的真谛、自我兴趣、人生追求和未来价值。教育和学校到底怎么了？是世俗难以冲破，还是社会文化体系惯性太大？是制度和机制导向偏离，还是校长和学校不明白未来教育走向？抑或心里明白，但因惰性或各方阻力，没有足够的动力和能量冲破重重包围？学校真的没有空间创新和突破吗？不少人心里明白学校和教育目前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但真正行动起来的人却不多——不是不想动，而是似乎陷入了一张无形的网中，动弹不得。学校在发展中往往面临三类问题：体制问题、管理问题、技术问题。不可否认，当下学校发展的确受限于体制，但即便在现有体制下，如果愿意，大部分管理问题和技术问题仍可以得到解决，如利用网络环境改善校园管理、采用新技术重塑教学过程等。再者说，体制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不能等到体制问题完全解决了再提升教育，而要通过学校的教育创新去推动体制改革。体制内高校改革的确不容易，但只要愿意尝试，空间总是有的。在教育面临重塑的时代，高校只有背水一战，在学校形态、教育理念、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颠覆性创新，才可能拥有未来，否则将会被替代和淘汰。颠覆性创新和特立独行是死路一条吗？很多家长知道一些教育方式不合适，也明白有些东西不见得有利于孩子成长，但若不参与，孩子就有可能被边缘化，在未来竞争中就可能遭遇挫折；学校领导和教师明知道有些事情不应该做，但在现有的资源配置和评价体系下，却不得不把大量精力和时间花在一些非教育和研究的工作上，一边努力一边抱怨，被锁死在一个无形的网中；政府主管部门似乎也很困惑，为什么明明白白的事却要从上到下依靠各种政策或项目推动，如教育回归本质、以人为本等部署。不敢说大家对未来大学转型方向认识多深刻，但至少清楚目前许多做法是错误或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大胆突破，而是陷入其中，无奈地做一些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呢？难道真的没有变革空间？颠覆性创新和特立独行一定死路一条？前面我们已经明确，改革空间总是有的，就看教育者愿不愿行动。现在的问题是，在突破性和重塑性发展时，不仅要积极行动，而且要颠覆性创新，甚或特立独行。在浮躁、世俗的社会里，教育的突破需要一些敢于逆俗的特立独行者和乐于突破的理想主义践行者。颠覆性创新和特立独行的确风险很大，但如果驾驭得当，就会脱颖而出，拥有更大发展空间，引领未来。中国几千所大学，如果有1%

本文根据贾旭东教授11月22日参加“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组织与战略分会2020年会”暨“生态系统管理研讨会”时发表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介绍了他从事虚拟企业研究17年以来的学术成果，尤其是讨论了有关虚拟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引起与会专家的极大兴趣和热烈反响。(文末有福利)学者简介贾旭东，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管理哲学专委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企业组织与战略、虚拟组织管理、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主持人：各位老师，网上的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参与直播的嘉宾，我们“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组织与战略分会年会”继续开始。今天下午，我们也请到了四位大咖级的学者来跟我们来分享他们的观点和智慧，第一位是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的贾旭东教授，也是战略管理领域里的知名学者，他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虚拟企业的战略管理研究》，有请贾老师！

2020年10月31日，贾旭东教授在东北大学参加由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管理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管理哲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管理实践”学术研讨会，在“管理哲学名家论坛”上做了题为“‘中华学术范式’与量子管理的哲学基础”的学术报告，引发学界热烈反响。本文根据此次报告现场录音整理而成，以飨读者。学者简介贾旭东，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管理哲学专委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企业组织与战略、虚拟组织管理、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谢谢各位老师！我讲的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对今天早上左哈尔教授讲的那个观点的一个诠释（上午的会议邀请了量子管理创始人丹娜▪左哈尔教授在线发表了题为“为什么量子管理是中国管理”的演讲）。她说量子管理必将是中国管理，为什么呢？为什么量子管理是中国管理？我是把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华学术范式”，和量子管理做了一个结合。

11月12日，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商学院教授徐飞，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而立之年的浦东正迈向大成》。现转载如下：学者简介徐飞博士，战略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厅局级），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会长，上海市曙光学者，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校长助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管理50人论坛”创始成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教育部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业运行研究基地主任，《战略管理》副主编，《系统管理学报》编委，《Frontiers

学者简介徐飞博士，战略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厅局级），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会长，上海市曙光学者，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校长助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管理50人论坛”创始成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教育部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业运行研究基地主任，《战略管理》副主编，《系统管理学报》编委，《Frontiers

【编者按】最近，有关全球价值链脱钩的讨论越来越多，苏敬勤教授团队的三位博士生也正开展相关研究。就其中一些重要问题，苏教授与博士生进行了多次讨论，本公众号将其中的一些对话，整理如下。学者简介苏敬勤，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导。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工程入选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理事长，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主任，大连理工大学科技产业创新与创业省级研究基地主任，大连理工大学滇西产业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企业创新管理，组织管理，技术创新及管理，技术经济。J博士：老师给我们说了研究全球价值链之后，我们几位也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我们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团队是做创新的，期间老师做过不少关于中国管理实践方面的研究，现在又转向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跨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文献积累较为薄弱，做起来会不会费力？老师：其实我的研究领域更多，经常在变换。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研究更多的是兴趣导向与问题导向，之所以选择你们几位做全球价值链，并不是说我以后就只做这个领域，而是兴趣使然的一个考量，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最近我们调研的企业，有一半或者更多的企业是属于全球价值链的本土供应商企业，之前我们对这个情境关注的不够，以其视为基础研究自主创新，其实是不准确的，他们更本质的特征是供应商情境，这个情境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非常重要；第二，我也一直在思考，我们之前以这些企业为对象开展的研究，为什么有些结论是和我们之前的认知不同，比如S企业，本来这家企业的老总很聪明且富有经验，但为什么他对企业工程师投身于专利开发的行为，不但不支持而且还通过制度上的设计来反对，这种认知偏差是因为我们原本认为企业就应该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尤其是一家销售过十亿的制造企业就更应该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可S企业老总却认为，“我们更多的是代工为主，用户的要求是成熟的，只要市场上有，就不需要我们自己研发，要将精力投入到更有价值的领域”，这就是供应商情境对于研究内容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行为和之前我们认为的独立企业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有着自己有趣的特点与规律，自然值得进行研究与发现；第三，恰恰是全球价值链导致了中国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全球化转移”，而不是某一个或者几个企业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对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全球化创新也是有帮助的。自然，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积累并不够，但我想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认为其实研究都是相通的。你们可以发现，许多开创性研究恰恰是跨学科研究得到的，而其实你们也不是团队最早做这个领域研究的人，相关的研究我们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多篇论文，所以也不能认为我们是没有积淀。J博士：我最近在认真阅读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文献，发现与脱钩相关的论文很少，但各种帖子很多。这些帖子主要是从产业、国家甚至国际的宏观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脱钩，将其主要从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劳动力供应和成本、市场等方面开展的研究。但从微观本土供应商视角进行的研究几乎没有。那么，全球价值链脱钩是否与微观供应商企业有关？如果有关，为什么大家的研究很少？又与供应商的哪些方面有关呢？老师：能想到从微观供应商开展研究主要还是我们一直是做微观的。当然，宏观有时更能说明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向下问的话，你会发现仅仅从宏观视角是很难从更深层次回答这些问题的，比如，如果从成本的角度看，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就会应该出现更多的供应链离开中国，但数据显示的并没有那么多；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那么多的劳动力供给，但实际是，我们仅仅关注了与中国相邻的周边国家，如果从劳动力总量来看的话，收入比中国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数量总和相当巨大，如果仅仅从这一角度看，就不好解释这个问题；再比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当然不否定这一点，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在全球的话，存在许多基础设施不如中国的地方，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不论是改革开放初始，还是新开发的地区，其基础设施水平都是非常差的，但即使是在基础设施非常差的地区，本土供应商的进入积极性也都很高。基于我们近十年的对数十家供应商企业的调研，从微观视角上看，虽然也有部分企业的水平不高，但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企业具有高超的工艺和产品技术水平，调研结果也告诉我们，这些供应商虽然定价并不低，但并没有很大规模的影响订单量，企业家对他们的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自信，认为这是他们战胜疫情与脱钩的重要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从微观层面，认为这些本土供应商对全球价值链脱钩有影响是符合逻辑的。M博士：我最近也看了很多相关文献，确实没有和全球价值链脱钩相关的研究。具体到微观企业，主要的研究聚焦在价值链升级和能力两个纬度，研究的成果很多。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在由国际买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由于治理体系的设计等均由国际买家制定，同时他们还掌握了市场和技术，所以在全球价值链中，是否脱钩，何时脱钩，其主动权掌握在国际买家手中，他们根据自身利益的考量决定去留，本土供应商几乎没有话语权。但，也有不多的文献认为，某些类型的全球价值链，供应商与国际买家存在“伙伴型”的合作关系，他们彼此互相依存。不过确实很少谈到在脱钩的情况下，这些微观供应商能起重要作用的。老师：让我们看看最近的例子，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就是台积电。显然，台积电也是供应商，而且在供应链中的位置非常上游，但它在于国际买家的博弈中的作用是否够大？再比如说，像富士康，这是一家国际代工排名第一的企业，销售额巨大，如果说，国际买家设计和主导的话，那为什么富士康仍然在发展呢？当然，供应商种类众多，有些供应商基本上没有较多的资金来源，也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在全球化转移中被迅速踢出了供应链。但台积电和富士康的案例表明，他们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供应商，供应商如果有足够的能力，即使成本高一点，也并不容易被踢出供应链的。反之，即使成本较低，也会随时其他同类型企业被替代，我们五年前调研的某深圳企业就是这样一个情况。M博士：供应商能力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视角，虽然从能力的角度谈脱钩的很少，但之前的研究，更多的聚焦的是供应商升级，当然，这种升级分类也很多，比较典型的是：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并不是完全站在能力的角度上考虑的。同时，我的问题是，即使升级，似乎路径、特征等也非常复杂。因此，能力对供应商在脱钩中的重要性是一个重要问题。老师：确实，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规范和构念，这个对我们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也有要看到，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已有的框架和构念是否就不能再碰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比如，供应商的类型是不同的，一些领先的供应商在能力上其实已经很强，甚至成为本领域的专家，我这里不仅指的是类似于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其他一些如我们调研过的H企业、R企业、S企业等，都具有在本领域国际可比的能力。他们的能力特征是什么？是如何从资源的简单拼凑到今天的拥有专家能力的（演化路径），这些能力从我们的调研看，具有敏捷性、动态性、专业性等一系列的特征，并不容易被轻易脱钩，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研究的。G博士：老师说的我们都有体会，但这就需要搭建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否则都是现象层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老师：你说的对，多年的调研使我们具有较强的发现现象的能力，同时我们也可以迅速的构念化，但涉及到框架就更费时间。我的理解是。就能力而言，研究能力的体系还是很丰富的，关键是将能力和全球价值链结合起来，这是其一；第二是，我们可能需要引入一些新的东西来解释这种现象，比如，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买家之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掌控价值链，从供应链角度，一般我们会用治理的理论，但反过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比如，国际买家设计供应链的治理规则，但其实这也是一种能力。这样在搭建框架时，其实也不一定仅仅采用价值链研究的框架，而是可以结合起来开展研究。J博士：我是想做能力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初步得出了本土供应商的能力特征，有些心得。但研究中发现，如果从一般能力特征的角度看，一些领先供应商的能力其实已经非常强了，但确实存在只能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而很难做到功能升级和价值链的升级。但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一些我们看上去能力一般的企业，确实存在有些实现了功能升级和价值链的升级？反过来说，在我们大谈特谈很难做到功能升级的时候，我们大量的企业实现了突围，成为面向消费者的领先企业，摆脱了“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如果我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好像还是蛮遗憾的。老师：有这个发现很好。虽然我们不一定在短时间内都能够正确的回答所有的问题，但起码我们在思考，我想离很好地解释这些问题就不会太远了。确实，文献在这个方面其实介绍的很多，但我们更应该搞清楚其背后的机理。比如，关于供应商是否被“低端锁定”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其实学界的回答是不清晰的，有说被“低端锁定”，有说没有。现实中，这两种情况确实都存在，而且也很难准确的做出大样本的调查，因为供应商类型太多，锁定不锁定也存在学术上的判断。其实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还是要从企业的实际来做判断，我的判断应该是：由于价值链构建主要是国际买家依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进行设计和制定，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本土供应商在功能升级方面天然受到极大的影响，基本上难以突破，我们的调研支持这一结论；那么，为什么有些调研企业不仅实现了产品和工艺的升级，而且甚至实现了功能和价值链的升级，恐怕不能从该价值链本身找原因，这也是我们现有研究框架的局限性之所在。现而实是，本土供应商除了不断多头嵌入全球买家，不断扩展自己的能力之外，其实也在同时进行基于供应商本身的内部横向的治理，并且通过与其他上游供应商形成另外一个治理网络，持续获得信息和需求，进行资源的拼凑与整合，并开发出不依赖于已有价值链的新的价值链来，但这部分的研究确实很少。但如果不开展这个方面的研究，就无法解释这个问题。J博士：这样一说，似乎存在着一堵墙，起码在向下游时限制了本土供应商的功能升级？老师：这个提法有道理。作为领先企业，供应商提升能力它并不反对，因为这有助于国际买家的利益，但如果你能轻易的“走上去”，这显然不符合国际买家的战略判断。但反过来说，本土供应商肯定也有自己的考量，也在千方百计的进入价值链的高端，虽然绝大部分供应商作不到这一点，但我们调研的企业就有几家做到了这一点。J博士：新的问题出来了，就算本土供应商有能力，甚至一些供应商能够实现功能升级，提升了能力，但对抵御全球化脱钩的机理就变的非常重要了。这个我还没能搭建起来框架。老师：我们是做学术研究的，当然要科学而严肃的对待这些问题，虽然我们主要会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遵守科学规范。一个简单的问题反问你，如果你是国际买家，你是愿意与能力强、效率高、信誉好的企业合作还是相反？从我们的案例企业的实际看，虽然供应商的能力大部分都谈不上复杂，但兼具产品技术、工艺技术、国际管理认证的供应商是需要经历过多年的投入才一点点的走到今天的，我们在课堂上在教着学生什么是MES，什么是BOM的时候，我们的案例企业多年前早已实施了，没有多年的投入是不可能具备这些能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脱钩就意味着寻找替代厂商，而且多数是在国际买家不投入的情况下，需要供应商自己不断地投入，其实这样的供应商是需要长时间进行培育的，并不容易一下子找到替代者。G博士：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研究。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供应商能力之外，治理似乎有更大的影响，因为不同的治理类型对于供应商的冗余空间是不一样的。已有研究专门研究过一种类型的供应商，这种类型的供应商掌握着核心的科技，但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处于被完全控制的情况，国际买家对该供应商有着极其严密的控制，不允许供应商接其他类似企业的订单，并实施竞业禁止，等等。由此可见，供应商治理如何影响国际买家脱钩考量，就更加的直接与重要。老师：你的判断有道理。但从我们掌握的资料上看，这种处于严格治理结构的供应商的例其实并不是很高。同样，大部分中国本土供应商也还不属于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对各种类型的供应商都应该有所了解，但现在我们关注的主要还是脱钩问题，而脱钩对更多的中国本土供应商的影响的机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你说的这种类型的企业可以留待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论题。从我们所开展的大量调研上看，国际买家对本土供应商的治理的设计一般是简单的契约设计为主，给其自身的脱身留下了充分的空间，这个是现实。所以，脱钩才如此引人注意。但任何一个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国际买家抽身容易，难道本土供应商就不能做别的业务了吗？确实，有研究证明，本土供应商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因为在治理的设计中，国际买家可以通过加大订单量的做法，逼迫本土供应商将主要产能投入其中，更由于资产专有性的存在，一旦脱钩，本土供应商几乎无还手之力。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调研发现，越来越多的本土供应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同时在与多个国际买家合作，甚至随着本土主导企业的崛起，也同时嵌入本土主导企业的价值链中，以其优良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性能得到不同买家的订单，其在定价、工期等方面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大，这些也是要考虑的影响因素。所以，理论上来说，本土供应商并非毫无还手之力。当然，具体的机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方可得出。H博士：我对这个领域研究的价值是了解的，之前也查了一些资料，可能我们三位博士中我接触全球价值链算是比较早的，但一个很不好的感觉是，我们可能会陷入文献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自己论文的创新性如何体现是一个问题。老师：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事实上，我做研究和你们不一样，调研的时候也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我是有框架的，虽然我可能没有所谓的提纲，或者只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提纲，但一天问下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逻辑很自恰，这个实际更多的依靠逻辑感；第二，我在给大家上“质性研究方法”课程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要注意观察，说起来这个事情很简单，但一方面要集中于提问和消化对方的信息，并及时提出新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还要很好地找到其话里话外的一点点可能并不和谐的声音，这是一个素养，有关的理论我不多说了，如果你们回想一下，我当时是非常明确的提到的，但知道是一回事，做到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当我们调研F企业的时候，老总会说到其当时做出的产业布局的一体化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都在下游的销售端布局，而如果布局在上游生产环节的话，投入大，风险大，产出小，从我们管理学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你们知道，正因为如此，他们躲过了灭顶之灾，当然我们可以说该企业家有先见之明，或者可以说运气好，但在几大的事件中，该企业都躲过了危机，就不能简单归因于运气了，你们也注意到了，我其实就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提问，但他举重若轻地回了过来，你很难从他的回答中直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答案，而这样一来，其实答案就很清楚，他是具有敏锐性的，也有直觉，他感觉到如何按一般企业的做法下去，总有一天整体产业就会出大问题，而且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长。所以，善于捕捉访谈中的信息非常重要，而不能仅仅根据字面来理解，这其实就是“情境”的本意——字里行间；第三，质性研究或者案例研究具有探索性功能，也就是要善于发现，如果我们不能真的发现其实已经很长时间存在于真实管理实践中的问题，而仅仅是根据相关的理论去解释这些问题，不仅研究的价值不大，而且结论很可能是不正确的，即使文章发的级别还不错。所以，在研究中，我们就是要遵循“深入企业—发现独特的现象—进行理论单元的确定—情境界定—构念界定—构念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这样的思路开展，才有可能做出一点有价值的工作，而不能一头扎进文献里而不出来。H博士：老师也不是第一次说这个观点了，但在现实中，我们总是做的不够好，一旦毕业，我们可能还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就很麻烦。老师：老师理解。的确，这个话不是第一次和你们说起，你们也不是我最早说的同学，但真正做到的并不多。所以，我的观点是，作为工商管理的博士，一定要多到企业调研，多调研才会有感觉，才会发现新的东西。我记得之前看过浙江大学吴晓波教授写的一个随笔，他就谈到他再浙大读书的时候，导师让他到企业调研，一开始也是没有感觉，但时间长了，感觉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要坐得住冷板凳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最终我们发的就少或者发的就不好，这是不同的问题。此外，即使我们做到了很敏锐发现了问题，也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做出好的贡献来。有人认为也许是文献没有读到的原因，这肯定是一个原因，但我认为，其实更关键的可能是我们自身构念化能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两个误区是要注意的，第一个是我们往往将现象的发现等同于理论的发现，导致写出来的东西仅仅是现象的堆砌，对理论的贡献很小或者没有；第二个误区是，用现成的构念去套你所发现的现象，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是不同的，这后一个策略往往从发表角度可以成功，但其实出发点已经发生了偏移，所以都需要在进行研究中有所避免。编辑：上海大学

本部分重点讨论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即为如何认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关于未知的认知，是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我们以何种方法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与我们所持有的世界观紧密相关。总的来说，有三种世界观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世界。学者简介杨百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主任，伟创力讲席教授。曾先后任教于美国的奥本大学，爱达荷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杨百寅教授是国家特聘专家，入选“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荣获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的“杰出学者奖”，“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一、科学主义科学主义（Scientism）兴起于19世纪中期。科学主义认为现实世界客观存在，并且完全可以被认识。科学主义假定世界是有规律的，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一样存在某种必然法则。探索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并进行科学论证，是我们衡量“真实”的最终标准。我们的目的是掌握事物发展的原理，使之为我们所服务。组织领导者应该充分认识到科学主义的价值，勤于学习，不断丰富自身的理性知识和科学素养，从而掌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应用相关原理和理论，引领实践管理实践与研究往往隐含着决策应当以理性知识为支撑的假定，最典型的是要以严谨的数据分析做为决策前提。这种管理理念源自20世纪早期，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本部分重点讨论本文的第三个问题，即如何应对不确定性？上部文章所介绍的认识论角度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知不确定性的原理。正确应对不确定性，不仅需要正确的态度，还需要切实可行的方法。学者简介杨百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主任，伟创力讲席教授。曾先后任教于美国的奥本大学，爱达荷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杨百寅教授是国家特聘专家，入选“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荣获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的“杰出学者奖”，“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一、应对不确定性的态度第一，组织领导者应该端正心态，坦然面对并学会拥抱不确定性和变化。当我们认识到不确定性是真实存在，以及认识不确定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要学会坦然接受不确定性，端正心态，不焦虑，不忧虑。如《华为如何管理创新和不确定性》中任正非的总结：“成功不是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可靠向导。我们永远要具有自我批评精神，因为只有‘惶者’，所谓有危机感的人，才能够生存下来。”第二，要把握大势，认识和掌握外部世界的规律，把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正是因为不

人们往往并不害怕复杂艰难的事情，但是似乎天生地厌恶不确定的事物和情景。常见的现象是，一旦经济运行状况出现下行滑坡，或者社会遇到变化动荡，有些人往往被各种谣言和阴谋论所支配。在复杂和不确定的事情面前，企业家和组织的领导者都不应该乱了阵脚，应该当作是提升领导力的契机。在不确定性中，要正确理解和把握不确定性，把握确定因素，正确应对不确定事物，操练自身洞察能力，做出正确决策，提升管理和引领不确定性的能力，使应对不确定性成为各级领导者的核心能力。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如何开展不确定性管理进行探析讨论：为何不确定性如此重要？如何认识不确定性？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本部分重点讨论第一个问题，即为何不确定性如此重要？学者简介杨百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主任，伟创力讲席教授。曾先后任教于美国的奥本大学，爱达荷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杨百寅教授是国家特聘专家，入选“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荣获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的“杰出学者奖”，“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近来世界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大国博弈动荡难消，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治理步履艰难，公共卫生危机四伏等，使“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特征。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等突发事件，更使得我们不得不更加认真地面对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踏上高质量转型升级的新征程时，过去许多熟悉的因素越来越难以把握。因此，学会与不确定性打交道成为企业家和组织领导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门槛。一、认识不确定性人们常常用“VUCA”一词来形容这个时代的特征。这里的“V”是指“Volatility”波动性，表示事物不是呈现线性态势的，而是波动的、多变的、不稳定的。“U”则是指“Uncertainty”，即不确定性，表示事物难以预料甚至无法把握，充满偶然性。“C”指“Complexity”复杂性，表示事物层层混杂、关系交织、难以认识。“A”是指“Ambiguity”模糊性，表示事物混淆不清，难以分辨明确、认识理解。在VUCA时代，新趋势、新变化、新技术、新产业、新组织形式不断涌现，现代组织面临全方位前所未有的异变，且变化的节奏更快、程度更大。在上述四个特征中，波动性或多变性往往反映在事物数量的变化上，而非质的差异。人们一旦掌握了事物变化、波动的规律，波动性便容易应对。模糊性是由于事物属性划分不明，而引起判断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我们对世界存在模糊认识甚至偏差，是因为难以区分好坏、分辨是非、判断界限，难以分清正面、负面。模糊性也是由认识不确定性引起的。例如，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权威部门主动发布权威信息，澄清事实、释疑解惑，便可有效化解社会舆论因不了解情况而引发的模糊认识或错误看法。复杂性则是由于事物之间的关系交织繁杂，造成分辨和认识、理解的不确定性。所以，在VUCA四个因素中，其中的U、

时代的变革及其对人的能力的需求使教育转型迫在眉睫。首先，教育亟须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成长为中心。其次，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帮助学生拥有能够立足未来社会且健康发展的心智。第三，社会对人的能力需求从原有的相对稳定环境下的传统心智模式升级为复杂不确定环境下的复杂心智。西交利物浦大学在和谐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复杂心智模式——和谐心智。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办学实践表明，融合教育是孕育复杂心智的有效途径。学者简介席酉民，教授、博导，1987年获中国大陆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学位，1993年成为中国管理工程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陕西MBA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轮值）、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工商管理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以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等综合性奖励。主要从事战略管理及政策分析、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管理行为与领导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1987年创立了和谐理论，并将其扩展成和谐管理理论。面对时代和各种新技术的挑战，“反思教育”、“重塑教学”、“再定义大学”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随着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的流行，教育不得已全面迁移至线上，学生的反应、家庭的焦虑、老师的困惑和学校的应对使教育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诚然，无论是临时举措还是长期布局，在线教育都无法完全替代校园教育，教育“改变人、提升人”这一根本目标也不会改变，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是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相融合。正如有老师深有感触地说：“经过此番应急实践，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教学了”。在获取知识日益便捷的今天，由学校和老师主导的知识传授型教育将转向何方？学生应该怎样学和接受什么样的培养？未来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在这方方面面的转型中，未来教育的核心应聚焦于何处？一、未来社会生存需要心智升级未来已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4IR)或第二机器时代(2MA)，大量颠覆性技术正在或即将改变人类工作、学习、生活方式，转变社会的运行形态，使得人类认知和生存的范式革命成为可能。例如，数字化和网络化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企业的商业模式，很多工作岗位将被智能机器人所替代。不仅人要学会与机器协同工作，而且社会的发展对人的能力也提出了新的需求。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罗列的2020年需要的10大能力，即复杂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人员管理能力、和他人协作能力、情商力、判断力和决策力、服务导向能力、谈判力、认知灵活力。时代的变革和对人的能力需求加剧了现行教育体系转型的紧迫性。人要想站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肩膀上驾驭未来，仅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各种新技能是远远不够的，提升其创新精神、智慧和领导力才是关键。换言之，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人的心智升级与完善至关重要。对于学校来说，除借助各种现代技术迅速帮助学生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外，还要帮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复杂不确定世界中的认知和生存能力。支持学生的学习与成长并使其游刃有余地生存于未来社会的条件是孕育和营造他们的心智模式（mindset）。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化教育并快速转向普及化教育，但其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管理体系等未能根据需要完成转型。2019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流行和爆发式在线教育的刺激，使教育再次面临快速转型升级的难得机遇，是时候利用中国人擅长的整体思维和包容精神，站在中西方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借助大量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持及全面网上教学的东风，大胆创新，探索未来教育新模式，引领新时代的教育了！二、未来教育的核心在于心智营造为了使学生立足未来社会且健康发展，拥有符合这个时代的心智模式是教育的核心任务。心智模式是深植我们心中关于自己、他人、组织及周围世界每个层面的假设、形象和故事，并深受习惯思维、定势思维、已有知识的局限。心智模式对每个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会惯性地让我们将自己的推论视为事实，从而影响我们行为的结果，并不断强化。不同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基础也会影响心智模式的形成，不仅东西方人会有明显的心智模式差异，每个人的心智模式也会不同。心智模式常常是不完整的，但人们往往难以意识到其缺陷的存在，所以会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因此，心智模式的不断升级和完善是人们更好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自然也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的核心关注点。展望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无论是中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迅速崛起，还是全球政治经济市场的跌跌宕宕，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全球互联引发的此起彼伏的种种风暴。尽管反全球化的抬头之势，但数字化、网络化却不断强化全球的互联和相互制衡，人工智能、物联网会诱发各类范式革命，异军突起的各类“独角兽”（公司）也不断掀起资本市场的巨大波澜，凡此种种，使整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Uncertainty）、模糊性（Ambiguity）、复杂性（Complexity）和多变性（Changeability）（简称UACC）。不管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都得生活在这种UACC的环境里。UACC环境下世界运行逻辑的改变对人类当下心智会产生巨大冲击，例如我们需要从传统的关注个体转向关联互动，从强调控制转向学会适应，从重视相对确定的设计优化到关注动态的系统演化，从习惯于相对稳定到学会变化管理，从客观的观察者到卷入其中的参与者等。无论是主动投入还是被动卷入，人们要适应未来学习、工作、生活和社会的种种新范式，需要构建UACC环境的心智模式，换句话说，即从我们原来熟悉的相对简单和稳定时代的心智模式转换到能在UACC环境下生存的新的心智模式，我们称之为“复杂心智”（Complexity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竞争日益成为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进而，人们已经将资本的概念拓展到了知识及拥有知识和创造知识的智力，智力资本概念应运而生。可以说，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的经济，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学者简介席酉民，教授、博导，1987年获中国大陆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学位，1993年成为中国管理工程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陕西MBA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轮值）、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工商管理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以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等综合性奖励。主要从事战略管理及政策分析、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管理行为与领导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1987年创立了和谐理论，并将其扩展成和谐管理理论。智力资本是什么？智力资本之所以被提出，一是人力资本概念中的智力比体力更具有增值作用，二是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的市场价值远远高出其账面价值，虽然有资本运作的因素在其中，但是企业的无形价值是市场价值增值的主要原因。人们将这部分资本称为智力资本。实际上智力资本是人的一种综合能力，一种能够创造价值或效用的能力，也是智力和知识互动融合而带来效益的资本。通俗地理解，智力资本是能够被用来创造财富的智力资源：知识、知识产权、经验以及创造知识的能力等。西尼尔早在1836年就将智力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同义词使用，认为智力资本是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指出智力资本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无形资产，而且是一种思想过程，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美国学者托马斯•斯图尔特将智力资本定义为“公司中所有成员所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他提出了智力资本的“H—S—C”结构，即企业的智力资本价值体现在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三者之中。即：人力资本：企业员工具有的技能和知识及其创造知识的能力等；结构性资本：组织结构、制度、规范、文化等；顾客资本：营销渠道、顾客忠诚、企业信誉等。结构性资本的重要性可喜的是，现在企业家几乎无人不重视智力资本，至少是口头上如此。但遗憾的是大部分企业家更重视其中的人力资本和客户资本，而无视或轻视其中的结构性资本。其原因，一可能是在无形的智力资本中人力资本和顾客资本较之结构性资本还要“有形”一些，即其增值效果比较明显；二可能是我们中国文化向来比较重视人情及关系在企业发展中的运用，人力资本和顾客资本中的一些元素更合我们的胃口，而比较轻视理性规范和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结构性资本恰恰属于这一类型。但随着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白热化，企业的强大离不开理性的结构和制度规范，甚至对于大型企业来讲，这种结构性资本在智力资本结构中的地位会日趋重要，它甚至是另两者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结构性资本虽然无形，但在世界级大企业和有竞争力的企业中都可以窥见其身影。记得参观一家标准缝纫机企业（与日本合资），其生产现场管理一流。当我在车间发现大批量工业加工过程中保护在加工零部件表面的用纸是报纸时，顿感好奇，用报纸代替工业用纸肯定是为了节约，但报纸是从哪来的？经询问老总得知是工人自动收集的。我又问为什么工人愿意不怕麻烦地收集工厂里读过的废报纸？答案是企业给各车间的激励机制使然。众所周知，车间是成本中心，但该企业通过给各车间每年核定成本，节约归车间，将车间变成了利润中心。于是我们很容易理解工人为什么会主动收集报纸，因为他们在给自己创造利润。而且，每年车间通过节约得到的利润在车间只保留一年，来年会按一定比例上交，这样就促使车间每年都努力降低成本，这种制度和机制就是一种看不见的结构性资本。该企业类似这样的制度和机制还有很多，再如我在车间看到一个个盛装在制品的木箱都是由设备包装箱加工而成的，这当然是上述激励政策所致，但我突然发现一个包装箱上的一个夹子的名字好像是一个人名，老总告诉我，是该工人在工作过程中觉得很不顺手，于是设计了这个夹子，大大提高了工效，企业用该工人的名字命名了这种夹子并推广使用。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这种政策和文化下，企业的创造性和革新精神能不高涨吗？其背后的功臣是结构性资本。由此我们体会到，结构性资本虽然无形，但其作用巨大和无处不在。它会影响到企业各个层面，包括客户和社会。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篇文章，说的是金庸笔下大侠的功夫等级：手中武器最锐利的功夫不如拿钝器的；拿武器的不如用拳头的；用拳头的不如用手掌的；用手掌的不如什么都不用的，这些人靠内功几米之外就会将对手摧毁！世界的竞争也是如此，无形的智力资本日显重要，而其中更“无形”的结构性资本更重要。世界的游戏规则是：企业竞争力日益无形！●

何佳讯：企业抗疫转战线上的三重境界激发“品牌经济”创造消费升级新动能

学者简介徐飞博士，战略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厅局级），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会长，上海市曙光学者，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校长助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管理50人论坛”创始成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教育部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业运行研究基地主任，《战略管理》副主编，《系统管理学报》编委，《Frontiers

何佳讯：企业抗疫转战线上的三重境界激发“品牌经济”创造消费升级新动能

2020年3月3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何佳讯在《文汇报》“文汇智库”栏目发表专文，谈企业应对疫情危机，转战“线上”存在的三种不同境界。低境界把线上当作渠道，线上是线下的替代；中境界把线上看成新市场，线上手段开发了新需求，并能在疫情后保持生命力；高境界把线上看成平台，改变商业模式及与之相关的组织运行，创造全新价值。何佳讯教授在文中从企业角度表达的观点，与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中所强调的精神一致，即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该文发表时的题目为“化危为机，企业转战‘线上’有三重境界”，内容编排略有调整。现公开原文，以飨读者。学者简介何佳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生活消费类的传统线下服务型中小微企业，更是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即便是像西贝这样颇有实力基础的全国性餐饮知名企业，其账上现金撑不过三个月的报道，也成了媒体话题热点。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广受影响的企业主们纷纷寻找应对之道。核心对策便是转战线上。比如，购物中心开启线上服务新模式，通过与商家的合作，借助线上平台，创造“云逛街”消费模式。福州的苏宁广场以APP、小程序、社群等为载体，开通线上购物通道，提供“扫码进群、线上点单、物流配送”等服务。事实上，对抗疫情转战线上，存在着转“危”为“机”的不同想法和境界。最低的境界是通过线上方式，找到权宜之计，帮助度过疫情阶段的难关；中等境界是由此而开发了新产品和新服务，找到了新市场，并能在疫情后保持生命力；高境界则是转型企业商业模式，脱胎换骨重新出发。后者才是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所谓“因祸得福”、“否极泰来”的精神实质。一、三个境界的差异何在？三个境界的根本差异在于，低境界把线上当作渠道，这时线上是线下的替代；中境界把线上看成新市场，线上手段开发了新需求；高境界把线上看成平台，改变商业模式及与之相关的组织运行，创造全新价值。比如，就医疗行业而言，在疫情影响下，各大医院纷纷开始搭建在线问诊平台。事实上，在疫情之前大多医院的信息化停留在“数字医院”层面，即为医院的挂号、报告查询和结算服务，未能达到远程在线问诊的程度。而基于互联网模式的丁香医生和平安好医生等，提供了在线义诊服务、疫情实时动态查询、全天候实时答疑等，这是建立在它们原有的在线服务模式和能力的基础上。如果各大医院受疫情影响把搭建起来的在线问诊平台，不断完善发展，则是实现了中等境界的转“危”为“机”。在餐饮业，丰收日依托旗下众多餐饮子品牌，于2月10日起推出“安心食堂”午餐直送，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丰富多样的午餐选择，企业可通过B2B供餐热线或微信、饿了么下单，并根据要求进行定制。汉舍也于同一天在全国不同地区先后推出安心一人食新品，企业及员工可以通过美团、饿了么、漢舍小程序外卖或自提等途径，选择不同价位的套餐。这是因疫情促发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但如果仔细思考，不难发现它们存在着持续的市场需求，完全可以成为企业新业务的一个发展方向。但餐饮业遇到的窘境，盒马伸出援手提出“员工共享”邀请模式，却显示了更高的境界。2月1日，盒马表示可以协调餐饮企业的待岗员工到盒马上班，并由盒马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截止2月6号,包括西贝、云海肴、望湘园等在内的21个餐饮企业，1200余人加入盒马临时用工队伍。简单来看，这似乎是一种短期的员工过渡或借用，但其本质是一种平台模式的共享机制。在线平台使得我们可以高效利用闲置资源，需求方和供应方在平台中通过分享、交换、交易和租赁等方式，对物品、知识、时间、空间、资金或服务等资源进行供需匹配，从而使闲置资源重新进入流通环节，以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并产生新的价值。“员工共享”对于跨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升级。在这次疫情期间，顺利办、京东7FRESH、苏宁和联想等，都通过“员工共享”创新了用工模式，共同孕育了一种新的平台商业模式。二、抗疫激发的新市场思维在疫情爆发的这个特殊时期，我们似乎一下子感受到了百姓们的所有需求，体会到了在人的生命中，什么是重要的考虑和值得关注的方面。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覆盖了从底层（生理和安全）、中层（社会性需要）到高层的所有需要（自我实现）。疫情带来的惨痛教训，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百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如公筷母匙和分餐制），对很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产生持续推力。这正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在疫情之后推出什么样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满足市场的新需求。基本上，对于健康和卫生保障、在线教育、出行自由、在线消费和在线办公等方面，有明显的需求上升。今天的这些需要，它们不是简单地由下至上的升级演进，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在自我实现逐为普遍的需要下，对中层和底层的需要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越来越多的百姓不再是简单地考虑个人和家庭的安全，而是在勇于表达自我的状态下追问根源，踊跃参与有关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话题，寻求根本性解决之道。这给我们企业进行市场创新，创造新价值有重要启发，值得思考。笔者提出四大类需求开发创新方向，具有长远价值。第一，在线社交。人有社会交往的需求和倾向。当被要求连续宅在家里，线下聚集性活动取消或禁止的时候，人们重新认识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在疫情周期中，线下的交往转移到线上。那么，在线社交应有什么样的新突破？这与其说是应对非常时期的需要，基本上有两大创新方向值得重视。一是把在线社交与社会和行业等公共性大问题结合，形成新价值。这次疫情中广泛使用的疫情监测，其实有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在线社交网络具有实时性高、参与性强等特点,利用异常检测、话题发现、用户行为分析等技术对社交网络数据进行综合挖掘分析,从而实现决策支持。二是把在线社交与其他应用工具和场景结合起来。例如，还不如说是在社交类手游、社交电商、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等之后寻找新的方向。2月12日，海信正式推出社交电视云享版，社交电视打通微博大V社交圈、开启电视云游戏体验，并升级了霸屏分享各种强大又有趣的功能，这是家庭社交的创新产品。大屏社交场景存在持久的刚性需求，“在线社交+”的模式有广泛发展前景。第二，时空自由。疫情的蔓延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对时间和空间自由把控的重要性。这是在自我实现阶段发挥自我潜能的前提条件。我们似乎很少经历过空间移动的限制，很少体会到对于时间计划的无奈。事实上，创造时间价值、打破空间限制是价值创造的永恒命题，换句话说，满足时间和空间自由上的商业创新是永不过时的。在这次疫情中悄然而起的远程办公模式，其实蕴含着自身的价值逻辑，它同时创造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价值。疫情让我们看到了远程办公的巨大需求。钉钉视频会议、字节跳动旗下的飞书、腾讯会议等纷纷升级，提高服务能力。还有企业微信临时开放100人同时参会能力，华为云WeLink也免费提供企业协同服务，支持100方实时在线会议。在疫情期间，四维时代科技首次独家公开100多个3D博物馆、艺术展、名人故居线上资源；而全景客更是拥有海内外400多个城市，10000多个景区高清720度三维全景。移动互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结合的商业应用，将有持久的市场需求。第三，自我超越。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和蔓延，让大众的注意力聚焦在起因、责任、根源、制度、治理等问题上，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强烈的舆论氛围，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又极大地触发了人们内心的道德感和正义感。这实际上体现的正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理解，即是所谓的“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它处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其作用是抑制本我的冲动，对自我进行监控，追求完善的境界。按Schwartz（1992,

学者简介何佳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品牌经济是消费“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日前发布的《关于提振消费信心强力释放消费需求的若干措施》对促进其提质扩容给出了不少政策“干货”，比如，推进南京东路步行街东拓工程，加快步行街业态调整、品牌提升等。笔者认为，扩大消费激发内需，要与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城市结合起来，高站位思考战略方向和行动对策。品牌经济是以品牌为核心整合经济要素、带动经济发展的高级经济形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当下，打造品牌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供给侧看，卓越的品牌具有长期永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抵御经济周期和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从需求侧看，卓越品牌拥有顾客终身的品质认同和情感依恋，从而保障长期消费动力和消费潜能的发展。因此，站在国际城市形象的高度打造品牌经济，要体现“全球时尚，东方底蕴”的独特价值。一方面，要创造上海与国际消费城市的共同点，建设精品云集享誉世界、服务创新引领全球的国际性商业街和商圈，吸引国际品牌在沪“首发”和“售新”。另一方面，要创造购物的差异点，重点发展代表上海制造的老字号品牌和文创品牌，聚焦特色、做精做优，引导老字号品牌跨界合作，并打造文创附加价值。与此同时，还要为品牌注入城市文化内涵，加强上海形象推广的统一战略和策划，充分发挥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应。在上述工作中，优化商品供给结构始终是基础性保障。要为市场提供更多能满足消费者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的高端产品，相关产业也因此要做好资源调整，制定优先发展战略，在提供更多高端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来源上海、影响世界的知名高端品牌。激发品牌经济创造消费升级新动能，要从两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并部署长期战略。其一是消费者生活方式，即在消费者个人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产生的所有需求。通过在线技术和智能工具发展场景营销，精准定位和挖掘用户特定场景下的需求，聚合用户以往交易数据和当前位置信息，准确判断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业务和服务。这样的场景营销方式，可以极大地挖掘潜在需求，全面覆盖并满足消费者日常生活中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产生的消费需求，及时主动地提供最合适的服务。其二是消费者生命周期，即在消费者个人和家庭的长时期甚至是一生中产生的所有需求。发展顾客消费大数据跟踪和分析技术，把顾客生命周期和终身关系管理作为塑造消费体验的基本手段。在线上平台环境下，目前企业较多地采用社交裂变和直播带货方式进行促销活动，这些营销手段主要满足消费者的短期需求。真正实现消费升级，我们更多的是要分析并满足消费者长期需求的消费目标，包括医疗、健康、教育、文化和终身发展。换个角度看，抓住了消费新生代和主力军，就是赢得了消费升级的未来。笔者注意到，自《全力打响“上海购物”品牌加快国际消费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众多老字号纷纷开始转型升级,群涌而入注重转型体验式消费，拥抱新零售，但各品牌同质化现象严重，商圈功能有较大重合，竞争随之加剧，也难以使年轻消费群体产生品牌忠诚。因此，要以主攻消费新时代和主力军的立场，对上海整体零售业态进行升级改造。具体而言，要建设高定位、国际化、高品质的地标性商圈，集聚最新最潮最全的消费品牌。在经营方式上，要突破购物范畴，将科技、艺术、时尚、休闲、娱乐等融为一体，满足消费者对于便捷、乐活、文艺等方面需求。此外，要注重购物体验的消费升级，利用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等构建“多态体验”沉浸式消费环境。在新零售时代，要深化老字号“一品、一策、一方案”，增强本土品牌竞争活力。编辑：上海大学

在第四个中国品牌日之际，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何佳讯教授应邀为教育部工商管理教指委、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清华大学出版社等联合举办的战疫公益讲堂中直播讲授“品牌战略与企业增长”专题，引发学界和业界的热烈反响和认同。在这个专题中，何佳讯教授从分析两种增长的差异开始，立足长期品牌管理和企业级品牌战略两大理论基础，讲解品牌战略实现企业真正增长的核心奥妙和基本手段。现根据直播内容，对一些内容进行了必要的编辑处理，转录为文字版发表。学者简介何佳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国家品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当前新环境和新形势特别需要理解品牌战略与企业增长的关系，需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品牌战略实现企业增长。我从五个方面来谈品牌战略与企业增长。它们是有逻辑的。最前面是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在新的环境下，为什么要思考增长的不同方式。我们要理解在当前品牌对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核心的作用，这是一个大背景。接下来我讲两个理论，长期品牌管理理论和企业级品牌战略理论，前者我在2016年出版了专著，后者是我在2018年提出来的。后面两块我讲实务的东西，杨罗必凯的品牌资产指标评估模型，以及品牌核心价值战略。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性影响，国内高校的教学已由教室面授转变为线上授课，而且常态化。线上授课对于教师而言是个全新的形式，同时也是一项新挑战，教师们通过交流学习了解授课经验是丰富、提高线上授课质量的重要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毛基业教授参加了百森商学院的ELI

学者简介贾利军，华东师范大学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博士，东方营销学代表人物，文化融合型人力资源理论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东方营销学、人力资源开发。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长三角就业能力开发联盟秘书长，上海市管理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学生职业发展示范工作室——龙英堂书院创始人。曾任南京师范大学能力研究所所长；江苏省高级营销人才培训中心副主任等职位。科学分东方范式和西方范式吗？其实这个问题本不用问，因为这是事实也是常识！吃饭我们有中餐和西餐之分，说话我们有中文和西文之分，艺术有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之分，哲学有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之分……所以，吃着中餐，说着中文，用东方哲学思维探讨真理的人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东方科研范式这恐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真理吗？当然不是！科学是人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认知。由于世界观、方法论等不同，东西方的这种阶段性认知有着各自的特性，他们有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兼容的地方。就像世界上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有生命体上的共性，也同时存在生命体上的个性，所以被分列为不同的人种。难道我们可以说人种不分黑白吗？东西方科学的不同更可以从中医、西医中得见一斑。同样是治病救人的医学科学，他们有着各自的长处与缺点，所以在此次疫情中我们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案。这才是科学不分东西的真正涵义：真正医学科学的唯一意义在于治病救人，而不是看他采用了什么范式。可就在疫情如此紧急的时刻，还有人在那里碎碎念：西医是科学，中医是不科学的。这是典型的“白马非马说”！黑马是马，白马不是黑马，所以白马不是马；西医是科学，中医不是西医，所以中医不科学；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汤姆是人，你不是汤姆，所以你不是人。这正确吗？这显然荒谬！事实上，东方中国人的科研范式是以“易经”为核心的认知体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易为群经之首”，也就中国民谚“天下文化皆出于易”的意旨所在。她和西方科研范式在世界观、方法论、研究主客体关系乃至语言符号体系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简单谈谈世界观。就科研世界观而言，一个简单二分法就是原子论和整体论。所谓原子论世界观，简单而言是指科研者认为整个世界可以分解成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元，通过研究每个单元的属性并将其组合，就可以得到对这个世界的完整认知。这样一种范式的研究过程很像是一个钟表店学徒学习钟表修理的过程：拆掉一个完整的钟表，细心研究每一个零件的形状、功能，把所有的零件重新组合起来再形成一个完整的钟表。所以我们也将原子论世界观下的科研范式称之为“钟表匠范式”。原子论世界观的规制下，这一类的科学研究往往采用”选取样本”，通过研究样本来推测整体的科研方式。所以我们也将这样的科学研究称之为“抽样式科研”。本质而言，抽样式科研的科学性取决于“样本”和“整体”的一致性、同质性。但事实上，样本和整体的一致乃至同质其实并不是普遍现象。基于原子论的抽样式科研，它的优点在于智慧层面的投入产出比比较高。它的缺点也是一目了然：除非能证明样本和整体之间具有同质性，否则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基本上等同于掷筛子。近年来科学研究领域的可重复性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以上的研究表明，大约有50%的研究者无法重复自己的研究，而有高达75%的研究者无法重复别人的研究。而且这一现象不是仅限于某一个研究领域，它几乎涵盖了物理学、化学

学者简介刘文瑞，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目前的新冠肺炎治疗，由于西医明确无药，完全靠自身状态抗病，中医药乘机大放异彩，但同时也有不少似是而非的声音，值得辨析。举一反三，从中医看传统，从传统说管理，从管理思社会，考验人们的眼光和脑力。最起码，有关中医药的声音，可作为真假学者的判断依据。中医一词，用“国医”可能更准确，与近代以来的国学一词更匹配。但随着时代演化，中医一词更普及，已经成为习惯，本文从俗。

以下刘文瑞教授的正文，请君仔细品读。并且思考一下中医的辨证施治和管理咨询之间有什么关系？中医所推崇的实践智慧和情境意识与企业管理实践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还没有悟出来，嗯，就该打屁股啦！哈哈。

前言2020年春节期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在极短时间内对我国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能不能战胜疫情，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治理能力。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我国政府在应对措施、统筹能力、响应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但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如何应对突发应急事件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在此，中国管理50人论坛发起人王方华教授和席酉民教授再次携手15位管理学教授，共同探讨突发疫情下的政府治理。1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

前言2020年春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国内企业无疑是难以预料的“黑天鹅事件”，特别是中小企业正承受着此次突发疫情带来的巨大压力。对此艰难困境，中小企业如何逆势而上，突破疫情重压？如何在疫情中存活下来？又如何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中国管理50人论坛发起人王方华教授和席酉民教授再次携手17位管理学教授，共同探讨在严峻疫情下的中小企业突围之路。-1-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

前言2020年春节期间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考验着无数企业面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应对能力。为控制疫情蔓延，政府宣布延长企业复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疫情对企业的潜在冲击和影响开始牵动更多人的心。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关键期，面对疫情，企业应如何闯过此次难关，如何提高自身的“免疫力”；疫情过后，企业如何实现“重新上路”、甚至“再发展上的飞跃”。我们邀请了国内十六位著名的管理学家，请他们谈一谈，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会对中国企业的经营带来什么？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1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

学者简介徐飞，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战略管理、竞争战略与博弈论、高技术创新战略、创新创业与跨文化领导力。现任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业运行研究基地主任，《战略管理》副主编，《系统管理学报》编委，《Frontiers

学者简介徐飞，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战略管理、竞争战略与博弈论、高技术创新战略、创新创业与跨文化领导力。现任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业运行研究基地主任，《战略管理》副主编，《系统管理学报》编委，《Frontiers

2019年12月19日，《清华管理评论》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报告厅成功举办“第三届管理创新高峰论坛”。本届论坛以“不确定环境下的企业创新发展”为主题，邀请到多位国内外著名学者及优秀的企业实践者共同研讨不确定环境下的应对之道，从经济学、管理学及企业实践等不同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全球及中国企业管理的未来发展，以及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创新实践做出了深入的阐述和解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创力讲席教授、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系主任、

学者简介苏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上海市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文化与组织管理创新、东方管理、品牌策略与消费者行为等。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等多项国家级课题。曾经获得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优秀论文奖；“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东方讲坛最受欢迎的十大讲师”等荣誉与奖项。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重要关系。中国古代的智者们对知与行的先后、轻重、难易进行辨析探讨，到了明代，大理论家王明阳认为，知行必须合一，不分先后，知行并进。中国古人知行观的原则是“外圆内方”，它起源于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中国古人一直认为天与人是合一的，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做人要效法天地，做到“外圆内方”。在管理者看来，所谓外圆就是指做事情要具有灵活性，像天一样是圆的；内方则是指做事情要讲原则性，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底线。外圆内方集中体现了“知行合一”，外圆与内方时时相互渗透，相互考量，相互影响，从而铸就了中国管理智慧独特的行为模式，这在人事管理，计划、决策和组织职能等方面都有具体体现。1.人事管理管理的目的在于管理是否有效，“外圆内方”的管理方式就是把企业管理提升到人性化哲学观点去实施，力图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达成共识，处理好对己（内）对人（外）的管理意识问题，使管理更有效。在所有的企业管理中，只要把人管理好，其他一切问题就好办了。外圆内方正是针对人性观点（尤其是中国人）来实施管理的，这常常在处理一些需要强烈宣示正确立场的管理实务中，要把原则突出表现出来，显示出强硬的一面，但在强硬的背后也显示出人性的关怀。这种方法很容易让别人清晰地了解到管理者的原则，知道什么是可以协商的，什么是不可以协商的，并对管理者的强硬达成理解，诚心接受。2.计划职能计划是所有管理职能中最基本的层面，古人所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针对计划职能的形象概括。哈罗德·孔茨和海因·韦里克把计划分成预算、方案、规则、程序、政策、战略、目标和使命等八个层次，从这个体系中我们不难看出，计划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先明确目的，制定目标，逐渐细化，最后到具体的数字。外圆内方的图形即是最后形成的计划，圆，即预计目标（目标是企业现有一切资源和能力的外化，故此，圆为目标）；方，是制定计划的基础和所需衡量的因素。圆大方小，达不到预计目标，而圆小方大，又会造成发展不足。所以，平衡好目标与实际是达到圆与方完美契合的根本，而周全彼此的途径之一就是分析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内、外因。3.决策职能决策是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制定行动方案并从中选择一个满意方案的分析判断过程，是决定管理工作成败的关键。决策者的“外圆”要能做到既充分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又能拓展自己考量问题的视野。而“内方”则是要求决策者在对事情进行理性的分析后形成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要对事情有自己的“主见”。4.组织职能在组织职能上，“方圆”的涵义有赖于决策的结果，也就是所选择的企业战略。在组织的管理过程中，组织的战略是方，组织结构是圆，随着组织的成长、战略的变化，组织结构要随之进行动态调整，一是要有序进行，不能盲目求快；二是要适应战略变化的需要，要具有灵活性；三是要实现分工清晰；四是部门、岗位的设置要有利于人才培养。一个人或一个企业若只有“方”而没有“圆”，必然会经常碰壁，一事无成。相反，如果只有“圆”而没有“方”，则是没有原则、没有主见的墙头草。“方圆有致”才是智慧与通达的成功之道。编辑：上海大学

学者简介苏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上海市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文化与组织管理创新、东方管理、品牌策略与消费者行为等。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等多项国家级课题。曾经获得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优秀论文奖；“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东方讲坛最受欢迎的十大讲师”等荣誉与奖项。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中国管理智慧构造了“外圆内方”的法则，贯彻这个法则，需要在诸多方面管理的过程中落实“灵活圆通”。企业只有从其经营的战略高度出发，采取灵活融通的策略，才能在各个方面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由于物质产品的丰富，消费者的行为也变得更具有选择性，这就要求生产厂家及时提供更加多样性和更具鲜明个性的产品。社会需求的这种变化，反映到生产上来，就是以追求规模经济为目标的批量生产被以满足顾客需要为主的顾客化生产所取代，也就是生产的柔性化。生产的柔性化可以看作是当代生产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而企业生产上的这种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企业的组织管理上来。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企业的柔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柔性。传统组织管理的特点是：组织机构层次过多，传递信息的渠道长、环节多、速度慢。柔性组织的特点是：以少层次、网络型的组织结构代替多层次、垂直型的组织结构，既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也提高了工作效率；能够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横向沟通，缩小和消除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实行综合化管理，提高企业整体的反应灵敏度。简单地说，就是由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方向发展。一个柔性管理的组织首先应该是学习型组织，通过不断地学习，及时获取项目所需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同时，通过交叉培训，这些人具有广博的技能，能够有效利用开放的信息环境，从而成为柔性管理企业的核心资源。管理人员发现，在多变的环境中，柔性组织团队比传统的部门结构或其他形式的稳定性群体更灵活，反应更迅速，它可以快速地组合、重组和解散。团队能够促进雇员参与决策过程，它有助于管理人员增加组织的民主气氛，提高员工的积极性。目前，在通用电气公司、惠普公司、苹果电脑公司、联邦快递公司和强生公司等著名大企业，包括在中国的海尔集团，团队方式已是它们的主要运作形式。企业利用“知行合一”的理念，践行“外圆内方”的原则，在经营管理活动方方面面采用灵活多样的做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编辑：上海大学

学者简介苏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上海市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文化与组织管理创新、东方管理、品牌策略与消费者行为等。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等多项国家级课题。曾经获得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优秀论文奖；“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东方讲坛最受欢迎的十大讲师”等荣誉与奖项。沟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人群通过沟通渠道传递可以理解的信息并最终形成信息交流的过程。沟通是管理的重要职能，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只要管理在持续进行，沟通就在持续进行。沟通贯穿于管理的每一个阶段，它不仅影响到计划能不能顺利执行、已经做好的决策能不能被准确理解，还决定了整个组织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