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利军：东方的科学与西方的科学

学者简介

贾利军，华东师范大学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博士，东方营销学代表人物，文化融合型人力资源理论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东方营销学、人力资源开发。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长三角就业能力开发联盟秘书长，上海市管理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学生职业发展示范工作室——龙英堂书院创始人。曾任南京师范大学能力研究所所长；江苏省高级营销人才培训中心副主任等职位。

科学分东方范式和西方范式吗？

其实这个问题本不用问，因为这是事实也是常识！吃饭我们有中餐和西餐之分，说话我们有中文和西文之分，艺术有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之分，哲学有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之分……

所以，吃着中餐，说着中文，用东方哲学思维探讨真理的人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东方科研范式这恐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真理吗？

当然不是！科学是人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认知。

由于世界观、方法论等不同，东西方的这种阶段性认知有着各自的特性，他们有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兼容的地方。就像世界上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有生命体上的共性，也同时存在生命体上的个性，所以被分列为不同的人种。难道我们可以说人种不分黑白吗？

东西方科学的不同更可以从中医、西医中得见一斑。同样是治病救人的医学科学，他们有着各自的长处与缺点，所以在此次疫情中我们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案。这才是科学不分东西的真正涵义：真正医学科学的唯一意义在于治病救人，而不是看他采用了什么范式。

可就在疫情如此紧急的时刻，还有人在那里碎碎念：西医是科学，中医是不科学的。

这是典型的“白马非马说”！

黑马是马，白马不是黑马，所以白马不是马；

西医是科学，中医不是西医，所以中医不科学；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

汤姆是人，你不是汤姆，所以你不是人。

这正确吗？这显然荒谬！

事实上，东方中国人的科研范式是以“易经”为核心的认知体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易为群经之首”，也就中国民谚“天下文化皆出于易”的意旨所在。

她和西方科研范式在世界观、方法论、研究主客体关系乃至语言符号体系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简单谈谈世界观。

就科研世界观而言，一个简单二分法就是原子论和整体论。

所谓原子论世界观，简单而言是指科研者认为整个世界可以分解成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元，通过研究每个单元的属性并将其组合，就可以得到对这个世界的完整认知。

这样一种范式的研究过程很像是一个钟表店学徒学习钟表修理的过程：拆掉一个完整的钟表，细心研究每一个零件的形状、功能，把所有的零件重新组合起来再形成一个完整的钟表。所以我们也将原子论世界观下的科研范式称之为“钟表匠范式”。

原子论世界观的规制下，这一类的科学研究往往采用”选取样本”，通过研究样本来推测整体的科研方式。所以我们也将这样的科学研究称之为“抽样式科研”。

本质而言，抽样式科研的科学性取决于“样本”和“整体”的一致性、同质性。但事实上，样本和整体的一致乃至同质其实并不是普遍现象。

基于原子论的抽样式科研，它的优点在于智慧层面的投入产出比比较高。它的缺点也是一目了然：除非能证明样本和整体之间具有同质性，否则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基本上等同于掷筛子。

近年来科学研究领域的可重复性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以上的研究表明，大约有50%的研究者无法重复自己的研究，而有高达75%的研究者无法重复别人的研究。而且这一现象不是仅限于某一个研究领域，它几乎涵盖了物理学、化学 工程学等诸多领域。尽管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毋庸置疑，基于原子论的抽样式科研是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原因很简单，抽样式科研面对复杂研究对象时，这就如同盲人摸象：

抽（摸）到大腿的就说象柱子，抽（摸）到尾巴的就说象绳子 ······

如此，可重复性差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有鉴于此，西方科学研究开始关注整体论。西方学者眼中的整体论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二分法，即系统整体论和有机整体论。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系统整体论看做是原子论和有机整体论的结合部。

系统整体论把事物看成是一个系统，通过构建系统模型并加以研究来获取对事物的认知。

当今社会，诸多学科科学研究中的建模就是基于系统整体论的做法。但是系统之外还有更大的系统，子系统可以看做是母系统的构成要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系统整体论可以看做是原子论的升级版。

但是有机整体论和原子论及结构整体论有很大的不同。她认为事物的根本属性存在于她的整体中，只有从整体的角度去把握，才能获得真像。伴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整体论观点日益受到重视，如今达成普遍共识的是，尤其是对于复杂系统，1+1≠2 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并不能通过拼积木的方式来获得对整体的本质理解。这就如同我们不能通过研究一个人的脚趾头而获得对他人品的认知那样。

整体论的缺点也是一目了然。我们虽然知道对于复杂系统而言，整体论更加科学。但是如何在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真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心智模式。这就如同中医里的“望、闻、问、切”，“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追求不同的效果，需要不同层级的心智模式。整体论科研，需要更高层级的心智模式。

“整体论是中国传统思想重要的和具有鲜明特 点的思维方式，正如李约瑟所言，西方社会是在莱布尼茨以后才开始了解和重视这种方法的，而中国 从古代起一直都有整体思维的传统。” 

就世界观而言，东方科研、易经范式，是以“道”为核心的科研整体观。这种科研世界观可以弥合西方科研范式中原子论与整体论的裂隙。

在东方科研、易经范式中，“道”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她既是科研的起点也是科研的终极目标。这取决于道与万物之间的特殊关系。关于这一点，老子在《道德经》中作如下描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道德经》

此句想表达的意义首先在于整个世界的运转服从一个叫“道”的客观实在。“道”统帅一切客观事物。把持着一切客观规律，一切事物的发展，各种客观规律的内涵都是诞生于“道”。

所谓“道生一”是说宇宙的终极规律道派生出了世间万物的源头“一”，“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阳爻(—)和阴爻(--)重合的符号表征，代表的阴阳还未分化，宇宙洪荒时的状态。当事物处于“一”的阶段和状态时，它是混沌不分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用原子论世界观，采用抽样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因为样本与母体的同质性，你是可以得到关于母体的本质认识，这就好像混沌一碗白米粥，喝一口就知道了满碗的味道。

而“一生二”阐述的就是万物的本源开始分化出阴阳，阴阳是万事万物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机制。所谓“两仪生四象”说的就是“二”这个层面的涵义。是万物从混沌开始形成基本的动力机制，即阳多阴少或阴多阳少这样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四象的由来。对于科学研究而言，一生二告诉我们的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对基本矛盾所左右，这也是变化不过四象的由来。

当一生二的阶段到来时，则是指事物摆脱了混沌状态，开始形成基本的系统。这个时候，如果你采用系统整体论，以建模的方式就可以演化事物的变化，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法象莫大乎四时”说法的由来。这就好像吃披萨，只有吃完具有结构代表性的三角形一块，才知道整个披萨的味道：

所谓“二生三”则强调的是阴阳交。阴阳交合，客观事物的多样性开始呈现，其结果就是“三生万物”。三代表的状态就是阴阳交，阴阳交合之后，事物进入复杂性演变阶段，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这个三就是天、地、人这样一个结构。

事物进入复杂性系统阶段，抽样和建模都无济于事。因为“三”相当于西方科研范式中的有机整体论阶段。在这个阶段，因为局部是整体生成的，“万物都在万物中”。

也正是由于此，西方科学研究演进出了“质性研究”的范式，以人为科研的主体和工具，以人的整体性来感受复杂系统的整体的、本质的属性。这种做法其实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常规做法，也就是庄子所说：

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但问题就处在“圣人之心”这个环节上，西方科学强调不同主体的可重复性，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就像老中医可以搭脉知病，而有的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学会这项本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后者而否定前者的科学性。

所以西方的质性研究，无论哪门哪派，无一不非常强调研究主体的“客观性”、“中立性”，从而保证研究过程及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却没有哪一家能够说出如何才能做到在质性研究中保持足够的客观与中立。

这种尴尬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自发出现的质性研究还没有理顺这种科研范式在世界观、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量化研究的世界观为原子论，方法论属于还原论，具体技术层面则大多采用抽样技术。这样，世界观——方法论——研究技术和方法就形成了一个自洽的体系。

但是整体论世界观虽然可以表述的非常清晰，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如何基于整体论世界观去探索世界却很费周章。因为就世界而言，我们人（研究者）都是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构成部分如何能理解整体？就具体的社会现象而言，它如何能从环境中剥离出来而又能保证他的整体性？或者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何在充分尊重环境对研究对象千丝万缕联系、影响下而展开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通常以假设前提的方式予以隔离）？······，凡此种种，都是基于整体论世界观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质化研究”的解决方案，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即以人为研究工具，用人的综合信息处理能力极强的特征来对应复杂的整体性研究对象。但是质化研究仅仅只能看做是才起步，要解决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比如，质化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如何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却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在比如，质化研究的编码如何能保证信息的失真问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下质性研究之所以对研究主体客观性、中立性的保持缺乏足够的指导理论，是因为它虽然感受到质性研究的世界观是典型的整体论世界观，但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世界观之间却缺少了“方法论”的清晰认知。

其实，对于质性研究而言，相对于整体论世界观的方法论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天人合一”。也就是上文庄子所说的：“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如果不承认人可以为天地万物之鉴，质性研究将永远在客观性和中立性这个关键点上绕圈圈。

在中国诸子百家的理论思想体系中，关于如何保持人“客观中立”有许多宝贵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经验。象儒家的养气、道家的修真、佛家的禅修都是帮助人在感受天地万物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的思想、实践体系。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研究机构，例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纷纷开设禅修、正念、冥想等方面的研究其实就是为了追修这样一种结果，学习这样一种能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中国人自文明之初就是以整体论世界观看待这个世界，也正是基于整体论世界观看世界，所以华夏文明才得以高速发展，引领世界文明数千年之久。所以有人说：华夏文明是早熟的文明。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系列基于整体论世界观的科研方法论，比如关键指标法、体察（天道）法等等，具体内容请详见《东方科研范式解读——基于易文化的思考》。

综上所述，如果不能够很好解决从整体论世界观到“天人合一”方法论，再到具体质性研究方法之间的自洽。则质性研究很难成为一种具有普遍公信力的研究范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质性研究的理论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东方中国，基于“道”的整体论世界观，以“天人合一”为方法论，以“拟象设卦”的具体研究方法，做到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客观和中立，解决了自人身这个复杂系统（生命巨系统）和天地复杂系统（华夏天文历法）的互动与理解。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放在东西方科学上也非常合适。

值此大疫之时，衷心希望东方科学、西方科学，中医、西医能够真正意义上无论东西、彼此借鉴，走出一个1+1＞2的抗疫之路。

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参考文献：

1，“东方科研范式解读——基于易文化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

2，“基于太极生化模式的营销进化论思考”，《周易研究》2015年

3，“五行正义及其营销意蕴”，《管理学报》2020年

来源：龙英堂书院

编辑：上海大学  薛奕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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