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向阳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创新创业、全球商务和管理研究方法等。
2020的冬天，寒冷而且混乱。
“蛋壳破了”。蚂蚁集团在最后一刻被叫停上市。5000多家P2P彻底清零。多个被寄予很高希望的芯片项目变成了“烂尾楼”。
但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仍然在某些领域狂飙突进。
阿里、腾讯、滴滴等互联网巨头继续在疯狂烧钱，而且把手伸向街角的便利店和菜市场的小贩。下沉、内卷，扫荡一切，把开发核心技术等硬骨头留给华为等傻公司去啃吧！
创新创业教育的会场里人头躜动，各种学术大咖粉墨登场。大词新词层出不穷，好像每个人都患上了塔勒布所说的“新事物狂热症”。害怕落伍，害怕听不懂，害怕赶不上新时代的脚步。
个人创业、团队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内创业、裂变式创业、联盟创业、平台创业、生态创业、连环式创业、组合式创业、数智创业、社会创业、学术创业、制度创业……，没有你想不到的词儿，只有你不曾听过的术语。
绝大部分词汇都是舶来品。而且新词和旧词之间可能有非常多的重叠。学者们在发明或者研究一个新词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准确地描述和解释现实，而是为了争夺话语权，以及话语权背后的利益。
穿梭在关于创新创业的现实世界和概念世界之间，人们需要某种选择性遗忘和自由切换的能力，否则，你会感觉到精神分裂。
会场里和书斋内的管理学者们对周围的创业实践好像非常关注，密切地追逐着每一个热点现象，但是，经常又缺乏对表象下面的深层动机和诡秘机制的冷静判断，缺乏穿透泡沫和骗局的远见和定力，所以，今天刚获得“全国百优”的案例，明天就被残酷的现实打脸。
更有甚者，很少有人基于自己的学术信仰和理论研究，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双创”做出深刻的、建设性的反思。
在12月5-6日的一个全国性的创新创业教育的会议上，当着在场的200多名参会者和线上将近300多名参会者，我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是“It is a beautiful theory, but perhaps wrong”（它是一个美丽的理论，但或许是错误的）。我特别加了一个很搞笑的副标题：来自一个“创业运动反革命分子”的反思。
虽然主办方邀请我演讲的目的是讨论一个称之为效果逻辑（Effectuation reasoning）的创业理论，而我则是借效果逻辑这个坟头，哭自己的伤心，借题发挥，讨论“学术对话”和“学术精神”。
在我的心目中，A beautiful theory中的Theory可以指代一切，既可以是理论，也可以是公共政策。而且我特意在perhaps上加了红色，做出强调，只是为了表达谨慎的怀疑而已，并没有决绝的断言。我一直相信，相比答案本身而言，思考问题的过程才是做学问的精髓。
今天摘取其中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考虑公众号的特点，关于理论细节的讨论我写的简约一些，只讨论一些对创业者和管理者更直接关联和有启发性的内容。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得罪方方面面的人，所以，我尽量把话讲得隐晦一些，同时我恳请读者原谅我一下。正如我在演讲开始之前所说的那样，“别人是负责学术版的，我是负责娱乐版的。大家千万不要有太强的代入感，我不是针对某个人的，只是就事论事”。
有趣好玩最重要，是不是？
我的演讲的大纲如下：
我为什么在“双创”中缺席了？
我对“双创”的反思
中国管理学界缺乏实质意义上的学术争论
关于效果推理的学术争论
不同创业方法之间的比较研究
我对效果逻辑的评价
采用整合性的方法教授《创业管理》
如何走向未来？学术自信和学术对话
我与创业的结缘始于1999年，我当时在北大心理系读研。阴差阳错，我卷入了当时热火朝天的互联网大潮，成为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创业者之一。我也是大学生创业的代表之一。2000年1月18日，代表北京大学获得第一届“挑战杯”商业计划竞赛的金奖（北京赛夫心理测评公司）。后来我创建了一家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从事考研专业课的信息咨询。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把自己在创业中遇到的管理问题变成了硕士论文，《在线信息咨询中的匿名性对咨询员工作绩效的影响》（北京大学心理系，2001）应该是中国互联网心理学的开山之作了。2002年8月，我把公司的股份卖掉之后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Michael Frese是IAAP（世界应用心理学联合会）的主席，他采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创业，这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所以，我的博士学位虽然是在心理系读的，但是，我研究的是创业管理。我的德国导师可能是唯一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过关于创业研究论文的学者，而我则是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最快的人之一，仅仅两年半左右。博士毕业之后，我曾经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短暂工作过，后来就一直在北师大经管学院工作。前几年我也曾经做个一个社会企业，帮助抑郁症患者群体。我也主持翻译了《卓有成效的创业》第一版和第二版，就是这次会议中主办方发给大家的这本书。 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大咖”，说“不用特别介绍我，大家都认识我”。事实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中认识我的人不超过10个。我就是一个无名之辈，默默无闻，平时主要是在家带孩子，做家务，看看书，去学校教教课而已。我参加这个创新创业的会议总共只有三次左右，2008年，2015年和今年这次。而且每次都是应邀讨论一个相同的理论，就是Effectuation theory（效果逻辑）。如果要是从我的个人资历上来说，我应该是非常有资格在“双创”中获得资源和利益，干得风生水起的人，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我在“双创”中彻底缺席了。因为我压根就不是一个从众的人，我不喜欢参加任何“运动”。我总是习惯性地跟别人对着干，至少是在思想上跟别人对着干，总是喜欢Think differently。关于“双创”，我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我得坚守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立场，我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呀。Scot Shane 在2009年接受瑞典中小企业研究奖（有人把这个奖项比喻成创业研究领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提出一个观点“Encouraging more entrepreneurship is a bad policy”。请大家注意，是bad policy，不是wrong policy。社会生活和公共政策中没有那么多黑白分明的、非对即错的事情，更多的是好和坏，好一点和坏一点的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作为有限理性的我们是没有能力彻底去分辨哪个公共政策是错误的，哪个是正确的。因为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实在太复杂，我们没有机会去做控制实验，得不到因果关系。Scot Shane 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是创建良好的、服务创业的制度环境，然后引导资源配置在那些高成长和高创新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更大，能解决更多的就业。比如，一个生存驱动型的创业公司，大概只能解决两三个人的就业，而高成长性和高创新的公司，用同样的资源可能解决七八个人的就业。我对这个观点非常相信。所以，2011年2月1日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牛文文先生所创办的《创业家》上，题目就是“不要毫无原则地鼓励创业”。大家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这篇文章。这就是为什么当“双创”来临的时候，我选择了旁观的基本原因。甚至说的更远一些，从2010年的移动互联网热潮以来，我一直保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鼓励更多的人去创业，不符合人性的特点，不符合领导力法则，也不符合经济规律。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很少有人具备创业者或者领袖的潜质和能力，我估计人群中不会超过5%吧。说“人人都是CEO”，人人都是创客，人人都能逻辑性地创新思考（真的有那么一本书叫logical creative thinking），绝对是夸大其词。另外，从组织生态学的角度来说，企业的生生死死本来就类似达尔文的进化论，符合“变异-选择-保留”的模型。现在突然一下加大了“变异”的数量（这也是创业活动的供给侧），在资源和环境约束相对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只能是生的快，死得也快，纯粹是浪费了社会资源。还不如细水长流，顺其自然慢慢来。回顾过去十年，我们虽然看到了社会生活领域的许多巨大进步，但是，也看到许多一地鸡毛。想想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互联网思维”。“以交易代替管理”的邪说。占用街道，堆积如山，颜色不够用的共享单车。已经彻底清零了的5000多家P2P项目。许多关于芯片的“烂尾楼”。对了，不要忘记蚂蚁集团。总之，关于双创的实际效果如何？我觉得It is a big question，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早在大家对蚂蚁集团的问题认识不深刻的时候，也就是10月27日的时候，我就曾经在我的朋友圈里发表了五篇评论，在“管理50人”的微信群里直白地表达了我对蚂蚁集团的某些看法和批评（对不起，具体内容不方便在这里透漏）。我认为所有的创新一定要考虑它的总体收益是否大于成本或者所付出的代价，特别是，创新一定要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造福他们，而不是进一步拉大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现在处于一个分水岭上。我们不仅仅要考虑效率，更应该考虑社会公平；不仅仅要保护企业家精神，更应该考虑保护普通人的安危。正如证监会银监会的领导所说的那样，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伪创新”、“乱创新”和“真创新”之间的区别。我们不应该一提到“创业创新”这两个词儿，就觉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容质疑似的。就像“自由、民主、人权”一样都是政治正确的大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谨慎质疑的。更进一步，我觉得仅有“双创”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有“三创”。也就是创造力、创造性、Creativity。没有创造力的创新或者创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大学里大面积推广创业教育，更应该强化关于创造力和创新的教育，而且这是不分学科的，一定要渗透到每一个课程的细节之中去。为此，我给北师大心理学部的应用心理学硕士MAP开设了一门课程《创意思维》（正确地说Creativity，不仅是思维，还有行动、过程和情境）。但是，我认为有“三创”还不够，更重要是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商业伦理。这一点非常重要。提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愤怒。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彻底被那些过度创业和创新的教育公司绑架了，摧毁了。他们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转移价值，甚至是在摧毁价值。他们挖空心思，催生出名目繁多的教育项目，然后通过各种手段贩卖焦虑。美其名曰是为了孩子，事实上是盯着家长的钱包，为了自己公司的IPO。我认为，这些教育公司比P2P更可恶。P2P拿人钱财跑路，那是有限的。而五花八门的教育公司摧毁的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后遗症很严重。让我们听听有的教育公司是怎么做广告，“科学研究，一个人要记住英语单词至少需要50遍，但是，跟我学，把单词拆解成400个词根，可以轻松搞定20000个单词”。对不起，Show me the evidence！哪个“科学研究表明”？再说，我学20000单词干什么？美国人用5000单词就可以写出非常漂亮的文章，我一个中国人记住20000个单词有什么用？还有那些鼓吹“告别死工资，考个心理咨询师证”的广告！让我来告诉您这个行业的真相吧：如果您教育背景良好，性格合适，如果没有10年坚持不断的学习，至少花七八十万去参加各种严格的资格培训，您想靠心理咨询师这个工作实现自助助人，生计独立，连门都没有。我对这个行业很清楚，因为我做过，纯公益性的。类似这种虚假宣传的广告，我建议政府必须严加打击。我甚至建议某个人专门成立一个打假公司，通过法律的手段，打击各种虚假广告，并且自己从中赢利，这才是真正创造价值的创业。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会严禁教育领域的创业创新，因为教育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我建议采用准入制。如果不这样干，学生减负纯粹是空谈，素质教育更是水中望月，家长的钱包会被榨干。北大教授渠敬东说“今天教育的双轨制，成了家庭资源投入的无底洞”，一点都没有错！关于双创，我提出三个亟待检验的研究假设，请大家至少在脑子里面慎重地思考一下。假设1：根据塔勒布的《反脆弱》，一个社会在宏观层面的反脆弱性依赖于它在微观层面上的脆弱性。如何证明，双创在社会层面的整体收益大于它在微观层面上所造成的伤害性？假设2：关于创业教育的时间延迟效应。那些在大学阶段积极参加了创业计划比赛的学生，五年以后，或者十年以后，他们是否有更高的概率进行各种类型的创新创业活动，或者他们创业的成功率更高？假设3：如果进行一个假设性的社会控制实验，相对于仅仅改善创业环境和对高成长性企业进行选择性支持（也就是Scot Shane所建议的观点），那么，目前的“双创”策略比前者会产生更加积极的社会效应吗？类似这样的研究假设，我还可以提出很多。即使我们无法做这么宏大严谨的社会研究，但是，想想总可以吧？中国学界缺乏实质意义上的学术争论，尤其是在管理学界。至于具体到创业管理领域，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领域发生过什么学术争论。没有学术争论，我们如何把学术做好呢？我曾经参加过中国管理学界少有的两次学术争论。第一次是2014年，大概有5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在《管理学报》所组织的一个150人左右的电子邮件群里，许多学者争论研究范式问题。来来往往，至少300多封电子邮件，累积了20多万的讨论文字。荒诞的是，这个辩论后来因为我的一声断喝，竟然戛然而止。深圳大学的韩巍教授后来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回溯文章，题目是《管理学在中国：学术对话和意义生成》。他对参与这场学术讨论的诸多学者的观点有精炼的概括，对各色人等的行为表现有入木三分的描述。我推荐大家上网找找。最有意思的是，2015年8月，因为我在转发和评论《管理学报》前任主编蔡玉麟老师的一篇文章的时候，无意中引发了第二次学术争论。这次我变成了故事的主角，可以说，是我单枪匹马舌战群儒。9月底的时候，我对这些学术争论感到厌倦了，宣称休战。后来我和韩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将我们的立场观点表达得更加明确和严谨，题目是《“非科学性”让管理学变得更好：“蔡玉麟质疑”继续中》。我相信百年之后，如果有人回溯我们这个时代的管理学研究，如果偶然看到这篇文章，应该会承认至少还有一些人真诚地思考过一些深层次的管理研究问题。但是，这种学术争论是非常少见的。更多的时候，我们的开会变成了一场学术表演！各谈各的，没有时间提问、追问和辩论。缺乏实质意义上的“理性对话，坦诚辩证”。我读博士的时候就发现，我的那些德国同事看着很笨，做一个博士论文需要五六年，但是，每个德国人坚持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不跟风，时间长了，就跑到前面去了。而像我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兴趣点转移太快的人，短跑绝对赢过他们，长跑就不行了。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踏实一点，笨一点，埋头苦干，把一点点具体的事情做到极致，减少重复劳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汇聚起来，这个国家就会变得更好！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心急火燎地“赶火车”，“赶飞机”。总之，如果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学术传统，必须强化学术自信和学术对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的PPT的模板背景选择了龙。一切尽在不言中。说完“学术争论”，现在我终于要进入了本次演讲的主题了，也就是围绕效果逻辑的学术争论。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进行学术争论的，是怎样做研究的。效果逻辑的基本理论大家耳熟能详。简单地说，就是Sarasvathy在2001年的时候所提出的，创业者在面临高不确定性和资源短缺的时候，经常采用5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手中鸟原则”，基于自己是谁？自己知道什么？自己认识谁？创造性地想自己能做什么？也就是依靠已有的资源，采用工具驱动，而非目标驱动。第三条原则是“疯狂的被子原则”，广泛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非进行竞争分析；第四条原则是“柠檬水原则”，充分地拥抱偶然性，把它们当作机会利用起来，而非当作威胁进行规避。第五条原则，是一条总括性的核心原则，叫“飞行员原则”。强调参与和控制，而非预测。该理论认为如果你控制了未来，就不需要预测未来。Sarasvathy 认为，相比她所提出的效果逻辑的五大原则而言，与之相对应的是因果逻辑（Causation Reasoning），就是传统的管理学和商学院里所强调的那种更加重视愿景、目标、战略、计划、竞争分析等的方法。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读到Sarasvathy发表在管理学顶级期刊AMR上的那篇经典文献的时候，非常兴奋。时至今日，我还记得我在走廊上和端着咖啡的导师讨论的情景。他对这个理论也很感兴趣，觉得这个理论和他一直研究和提倡的，基于Action Theory所提出的积极主动的创业方法（active approach）很一致，但是，他对效果逻辑中缺乏目标和计划，非常不认可。我也记得2013年11月，我导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我们两个坐在出租车里，我又一次提起了这个话题，去挑逗他。他的回答更加干脆，“It is a beautiful theory, but basically wrong”。甚至就在两天以前，为了准备这个演讲，我又一次给他发电子邮件，询问他对这个理论的看法。他回复说，“这个理论正确地建议了如何开发商机，至少是在简单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上，但是，它不适合复杂的大型产品（例如，新冠疫苗的开发）；它错误地区分了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我们的两个研究表明，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经常是正相关的。最后，这个理论正确地建议了试验的方法，但是，试验方法不仅仅专用于创业者的”。他给我寄来了三篇文章，特别是他写的一篇关于“创业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entrepreneurship），在这篇文章中，他结合了自己半个世纪的理论功力，对效果逻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的许多观点我非常认同。我的德国导师，是一个伟大的老师，我一直充满感情地称呼他为我的“博士之父”（Dokotorvator），他彻彻底底改变了我对老师这个职业的印象，对我自己当老师的价值观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自从我博士毕业之后，我走上了一条和他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我背离了他的那种严格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走向了诠释学和建构论。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深厚的个人关系。当我读完他的这三篇文章之后，我意识到我导师的思想比我原来想象的更加丰富和深刻，他的基于Action Theory所开发出来的积极主动的创业方法，比效果逻辑更加平衡（balanced），更加具有融贯性（coherence）。我感觉自己终于完成了一条“始于忠诚，继而背叛，终于和解”的心路历程。但是，这只是围绕着效果逻辑理论的争论之一。事实上，有许多围绕关于效果逻辑的争论，这才是正常的学术生态。如果回顾一下文献，大家就会发现在世界顶级期刊AMR上2015年和2016年发表了一组关于效果逻辑的争论文章。这是一场重量级的学术争论。包括一篇正文，四篇评论，和一篇对评论的评论。一个叫Arend的教授带着两个博士生与拥护Sarasvathy理论的四拨人进行了争锋相对的学术争论，其风格之凶悍，逻辑之强大，文笔之犀利，我在中国的学术圈子里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每次看到他们的你来我往的攻防，我都惊叹“哎呀，完了，完了”，再看到对方的回应，又开始惊叹，“哇塞，精彩，精彩”！（关于这个论战的具体内容，我一带而过。但是，研究效果逻辑理论的学者，请特别关注这场学术争论）我最近才开始读《资本论》，我觉得我需要对马克思和我导师这样的德国学者重新再认识。不管他们的学术观点如何，我对他们的学术精神由衷地感到佩服。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发展一个理论，结果是，我们只能是“高山仰止”，向他们学习。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关于创业的方法，涌现出了很多，除了效果逻辑之外，最著名的还有精益创业、设计思维、商业计划、发现驱动的计划（discovery-driven planning）和规范性创业（Prescriptiveentrepreneurship）等。我打算特别讨论一下前四者之间的关系。2013年6月，当精益创业方法论的创始人Steve Blank访问北京，为他的新书《创业者手册》进行宣传的时候，我就去听他的演讲和他交流。我告诉他，他所提倡的客户开发的方法和学术界研究出来的效果推理的方法很相似。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Sarasvathy和Effectuation。他说他没有听说过。事实上，美国的实业界和管理学院也很隔膜，甚至比中国管理实践界和管理学界的情况更隔膜。2015年10月的南开大学的创业会议上，我最早明确地指出了效果逻辑和精益创业和设计思维之间存在一致性的底层逻辑。2018年，我和另外两位学者在主流学术刊物Small Business Economics上发表一篇论文，第一次采用经验研究的方式证明了在商业模式的探索阶段，效果逻辑使用得更多；而在商业模式的执行阶段，因果逻辑使用的更多。但是，很遗憾，我从来没有系统性地对以上六种方法进行过比较，所以，当我看到2019年同样的期刊上Mansoori和Lackeus所写的这篇论文时，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推荐给大家。作者分别从基础逻辑（Logic）、模型（Model）和工具方法（Tactics）的角度，对以上六种方法进行了比较。进一步地，作者清楚地识别了9种维度，然后采用9维度框架对6种不同的创业方法进行了更加具体的比较。9个维度的框架包括不确定性管理、资源管理、知识扩张、力量转向和调整、持续学习、迭代过程、利益相关者互动、团队合作、价值创造等。如果每个维度得分为1-3，总分就是27分。作者认为，按照这个9个维度的框架，6种不同创业方法（在创业有效性上的）的得分顺序：分别是1）效果逻辑；2）精益创业；3）设计思维；4）发现驱动的计划；5）规范性创业；6）商业计划。其中，规范性创业、效果推理和发现驱动的计划是学者群体提出的创业方法。而商业计划、精益创业和设计思维是实践者提出的创业方法。前者更强调不确定性管理，而后者相对比较淡化不确定性管理。另外，精益创业、效果推理和设计思维更适合创业的早期阶段。而发现驱动的计划、商业计划和规范性创业更合适创业的晚期阶段。前者更强调创业中的力量调整和转向，而后者则相对忽视力量的调整和转向。换言之，前者更加灵活，也更加投机。后者更加“死板”，也更加坚定。事实上，在Sarasvathy昨天的演讲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也强调了“connections to otherteaching tools”（效果逻辑与其他教学工具之间的连接）。她的那个2X2的矩阵中，就把设计思维放在在核心位置，而把“产品原型-反馈学习-轴转”的精益创业方法论放在了强调控制的一侧，而把“产品市场匹配-商业模式画布-商业计划”放在了强调预测的一侧。从我接触效果逻辑这个理论开始，17年已经过去了。我对这个理论的感情起起伏伏，走过了狂热拥护、审慎怀疑、到合理评价这三个阶段。在我表明我对这个理论的基本看法之前，我想请大家看看这张照片。这就是昨天在播放Sarasavathy的视频的时候，我抓拍的一张照片。您能从中看到什么？您从中能看出来效果逻辑的理论风格和调性吗？鲜红的衬衣，红色的耳环，演讲时充满激情，不断晃动的身体，这一切让我想起了印度那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充满咖喱和香味的空气、混乱的街道、漂浮着垃圾的河流、随遇而安的人们，还有各种宗教领袖。是不是挺相似的？如果有机会，您可以再比较一下我导师的演讲风格和他的理论的风格，他的理论强调目标层次（goal hierarchy）、行为计划（Behavioral Planning）、习惯和惯例（habit and routines）等等。刚好与效果逻辑在某些方面形成互补。所以，我认为，Sarasvathy作为一个印度人、女性的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和个人前见塑造和影响了这个理论的内核和基本假设。我导师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男性的身份认同也塑造了他的理论。这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无法规避的。前见既是缺点和局限性，也是我们可以充分依赖的优点。作为读者的我们一定对此有清醒的认知。在我看来，效果逻辑理论是关于创业的、为数不多的整合性的基础理论之一。它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特别强调主体间性，例如，广泛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尽量说服和请求合作伙伴做出事先的承诺。这个理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基于诠释学的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而非大家习惯了的定量实证研究（问卷调查等）。进一步地讲，作者本人的语言的丰富性和歧义性体现了她的研究方法的诠释学本质，同时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比如，Sarasvathy最近致力于开发一种工具性的方法叫To Ask，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英语词汇，我们纠结了很久，到底是应该翻译成“提问”，还是“请求”？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研究表明，效果逻辑特别适合高不确定性和资源有限的情境。这个理论有助于发现机会，开发机会，有助于提高创业生存的概率，适应性比较强。但是，该理论过于机会主义，缺乏目标和战略定力，很容易随着环境刺激随机游走，（很吊诡地）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环境决定论和行为强化理论。在我看来，除了该理论本身的Coherence（融贯性）需要进一步强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到它的使用边界何在？效果逻辑适合每个人使用吗？适合任何文化情境吗？适合任何工作任务吗？Sarasvathy在录像的问答环节中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对此表示严重怀疑，我可以提出一系列的研究假设供大家检验。管理学中很少发现普适性地规律，效果逻辑也不例外。我拷贝粘贴一下我在讲授精益创业的时候的一张PPT，请大家思考精益创业的使用边界。事实上，效果逻辑与此很类似。- 重大创新必须由具有独特洞见的创新者一次完成，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
- “我佩服勇于转型的创业者，但更钦佩为自己的想法而坚持不懈的创业家”（Marc Andreessen与Eric Ries的对话，2014）
在2000-2008年，如果你是任正非，如果你奉行效果逻辑，但是，3G牌照久等不发放，公司危在旦夕，随时面临崩溃，你感到压力巨大，甚至两次得了重度抑郁症。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选择进入房地产，或者选择做小灵通？如果任正非奉行效果逻辑，今天的华为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用任正非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傻乎乎的”，“完全不了解ICT这个行业”，“也无法退出”，“只能咬着牙坚持到现在”，最后我们“进入了无人区”。请大家反思一下：效果逻辑是否过于机会主义了，缺乏长期主义导向和战略耐性？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当作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对立的关系。我经常用“认知呼吸”的比喻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呼一吸为之生命。我建议学生交替使用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把它们当做悖论整合在一起，采用阴阳和一分为三的哲学框架来对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境下使用合适的逻辑，这才是正道。创业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采用整合性的框架看待创业。多年来，我一直把蒂蒙斯《创业学》作为主要框架（商机-资源-团队），然后，再把《卓有成效的创业》的部分内容穿插入每一个章节里，形成有机的对冲。同时，为了体现中国情境和中国智慧，我把孙陶然的《创业三十六条军规》作为一个有效的补充。我认为，在中国的创业者里，连续型创业者孙陶然首先总结出了比较系统性的创业方法论。但是，我们比较一下中国的创业者，最多也就是只能写出多少条军规这种经验性总结，而不能像Steve Blank和Eric Ries这些美国创业者总结出精益创业这样的创业方法论（Methodology）。由此可见，不管是作为创业者或者学者，我们与美国顶尖高手之间的差距。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差距。相比第一版，《卓有成效的创业》第二版做了很多的改进：融入了2010到2016年之间最新的理论进展；加了一些新的案例，让我们对鲜活的创业世界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调整了许多章节的顺序，使之结构上更加合理；增加了全新的两章内容，包括第15章（请求潜在的合作伙伴做出承诺）和第22章（关于技术），以此来强化效果逻辑在工具和方法（tactics）方面的开发。总之，《卓有成效的创业》（第二版）是一本贴近创业实战，又有非常清晰的理论框架的书，可读性非常强，强烈推荐。猜猜看，这是哪本中文著作获得了SAGE出版社亚太地区商业类畅销书第一名？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想用最后一张PPT快速地总结一下我的演讲，就是要建立学术自信，强化学术对话。Itis a beautiful theory, but perhaps wrong。STOP publishing empirical articles in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 Chinglish!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学术是为了免于欺骗的人生”（深圳大学韩巍教授）。
编辑：上海大学 薛奕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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