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找北的过程,不是到北极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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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科出身,最初接触到张五常教授《经济解释》中,关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介绍时,还是服气的。因为把理工学科、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法论借鉴到社会科学、经济学中来,这个过渡是很平滑、也很容易让人接受的。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简单来说,我们提出一个理论、推论,或者结论、论断,当它被我们的统计、测试、实验数据所证伪的时候,这个理论就是错的,需求被修正或者放弃。
比如我们说「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一个论断,但当我们发现了竟然有黑天鹅存在的时候,「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论断就被证明是错了的。
这个方法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在经济学领域中就会频频遇到挑战,以至于很多问题争来争去,无法达成共识。
最典型的如最低工资制度问题,当人们怀着最真诚的善意出台最低工资制度的时候,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最直接的批评,直言这一定会导致更多的穷人失业。但与此同时,同样也是经济学家,可能就会说最低工资是能够帮助穷人的。
同是经济学家,从最低工资制度出台的那一刻,就分成了支持和反对的两派。
反对者拿出统计数据说你看,最低工资制度实施后,失业果然增加了。但支持者同样拿出厚厚的一沓统计数据,说你看,我的数据显示,根本就没有造成失业的增加,或者说是其他原因增加了失业,而不是最低工资制度的问题。
双方鏖战半个世纪之久,仍然不见胜负,最低工资制度仍然在各国大行其道。究其原因,撇开利益问题不谈,在学术、学理上,双方阵营从未妥协、从未认输。
更要紧的是,即便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政策的支持者,永远可以用一句话来封嘴,那就是,「如果不出台这些政策,那么我们今天的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
在知识产权问题、毒品问题、野生动物保护、最低工资制度等问题上,面对这样的发问,是很难回答的。因为我们的历史既无法回滚,也无法在一个平行的世界,做自然科学、工程学科那样的隔离实验。既不可能,也不允许。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是否就完全束手无策,任其争论下去呢?也不是。根本的原因在于,要换一条赛道,不能再站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这个赛道上相互指责,而是用另外的方法来探讨问题的真假成败。
除了实证主义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家还找到了另外一套值得深入研究的分析方法,那就是演绎推理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类似于几何学,要求在公理之上推出一整套逻辑完备的理论体系。
在这个方法论的框架下,讨论问题需要关注的只有两点最为重要:
其一,最开始、最基础的公理,是否认可、能够达成一致;
其二,在后面的推理过程中,每一步是否能够做到逻辑自洽、严谨、完整。那么如果这两点都没有问题,最后推理所得出的结论就应该是相互同意,达成一致的。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在 1976 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不一致的达成》( “Agreeing to Disagree”),这篇论文的大意是: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二人达成一致。
If two people have the same priors, and their posteriors for an event A are common knowledge, then these posteriors are equal.
那是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压抑立异之权的惯例制度进行抗争。
人们今后永远也看不到它的实现。但是,尽管如此,这一理想却是某些经验的指路明灯。犹如海员追随北极星,并不是想到北极星上去,而是力图为航海寻求正确的方向。
自然法不是历史的,是因为历史是偶然的、特殊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而自然法的非历史性是因为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必然的、普遍的、可重复验证的历史。
经验主义者就是把偶然的、特殊的、不可重复的历史当作现实。可惜这恰恰是最不能当成现实的东西。唯一现实的是永恒不变的、必然的、普遍的、可重复验证的历史,也就是经验实证主义者所谓的非历史的北极星。
历史是找北的过程,不是到北极星上去。
从某个人眼中看到的光,足以将夜空都点亮。——瑞恩·高斯林《爱乐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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