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打动了中国大半个CEO圈，被称为“金融启蒙者”的陈志武教授。能有今天的成就，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我从小基本上是自己管自己。如果父母懂文化，按中国传统方式管我，或许我就不会是今天的我了。”

本文完成于2006年3月3日，大部分内容曾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6年3月11日，全文曾收入《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一书。▍学会理性思考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什么是理性思考？我理解的理性思考，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俗话讲，“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自己是工人就只从工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能因为自己是穷人就只考虑穷人的利益，自己是富人就只关注富人的利益。这其实也正是罗尔斯（John

“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在于市场体系自身包含着反市场的力量——政府。这是一种‘异化’。市场要有效地运行，不能没有政府；但政府力量的扩展，可能导致市场本身的毁灭。因此，如何在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节制政府对市场的破坏，是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难题。”这是我198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见本书《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一文），也是贯穿于这本文集的主题。说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是容易理解的。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产权、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政府对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的有效保护，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不能变成为他人创造价值的行动，企业家精神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存在。为什么政府有可能变成市场的破坏力量呢？这是因为，政府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具有的强制力，而政府本身也是由人控制的，控制政府的人与生活中的每个人一样，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既不比普通人更好，也不比普通人更坏。因此，他们最容易被诱惑，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害别人的产权，剥夺别人的自由，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由于人类本身的

反思之一：全面深化，坚持整体改革之必要中国改革从一开始，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说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然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着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改革在世纪之交有很大进展，但是当改革推进到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改制的最后阶段，改革进程就慢了下来，开始停顿不前。在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再国有化”、“新国有化”等“国进民退”的“开倒车”行为。除了国有部门的改革推进乏力之外，21世纪之初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利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利用工程立项、市场准入、资金投放等权力徇私舞弊。所有这些，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获得暴利。反思之二：寻租等现象所导致的消极后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改革的滞后。邓小平在1986年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以上这类“改革”引起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说，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从社会政治方面说，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第一，以上体制在经济方面的消极后果。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把西方国家在18～19世纪早期经济发展中采用的资源投入首先是资本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奉为圭臬，执行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也仿照苏联的先例，采用了这样的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一再明确提出要“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由于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这种体制性障碍严重存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在要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未能成功转变的情况下，又效仿东亚国家的榜样，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由要素（投资）驱动造成的内需不足，于是形成了一种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这样，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大，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问题就变得愈来愈突出。到了世纪之交，资源短缺，原材料、燃料价格飙升，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至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地质灾变的频繁发生，不但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威胁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这种状况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除了上面讲到的内部失衡外，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外部经济的失衡。这主要是指由出口导向政策长期未作调整所引起的国际收支盈余的过度积累和为了减缓本币升值速度而由中央银行大量收购外汇造成的货币超发，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价格飙升（资产泡沫形成）和消费物价指数持续提高（通货膨胀），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增大。第二，上述体制在社会层面导致的消极后果。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寻租行为的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诚如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通常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改革，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反思之三：重启改革必须坚定民主和法治的方向40多年的改革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政治-改革必须加快。民主和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保证。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民主和法治的目标。根据过去4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吴敬琏以直谏敢言著称，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他融胆识、学问、实践于一身，多次参与高层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运转中的潜规则，各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思想博弈、利益博弈，比局外人理解更为深刻。他心中对未来的期盼和对过去的深思，冷静得令人不敢直视。一个年过耄耋的经济学大家、理性爱国者，在目睹当下中国经济遭遇的种种危机后，用他一生的思索和实践经验，总结了中国过去40多年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这本书提供的智慧远不止于当下。吴老已94岁高龄，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为此，我们诚挚推荐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最新修订版），此书是理解当下中国绕不开的作品。这本书很有画面感，让人如临现场——细节中隐藏着玄机，细节中能看到“魔鬼”。“只有吴敬琏先生，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主题特殊，它是以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为主线，为中国当代史中最重要、对今天影响最大的“改革开放40年”写就的一部极简史。主线之下，是计划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五次观念博弈、权力博弈、利益博弈，其中的腐败、贫富差距、各利益集团之间的隐形交易等等问题被作者吴敬琏先生一一直面。·角度特殊，吴老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从政治决策、体制运转的角度，自上而下地看过去40年的经济变化，在这样的高度下，很多今天的经济问题，其根本症结也可从历史中一览无余。·价值特殊，

周其仁，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91年秋就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后获其经济学博士学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本文来自2021年记者采访。▍“主动开放”是最优选择高渊：对浦东而言，今年是它又一个30年征途的起点。回顾过往30年，你认为浦东留给世人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周其仁：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条，是不把开放当筹码。这不仅仅是浦东的经验，也是中国开放的普遍经验。从最初四个特区，到浦东开放，中国都是主动决策，看准了开放对自己发展有利，就坚决从封闭转向开放。浦东也好，先前四个特区也好，中国决定开放就开放，并没有要求其他国家也对等开放，并没有说日本、韩国、新加坡或者欧美等国，也要答应什么条件，我们才开放。别人的外贸外资体制政策是别人的事，我们认准开放对中国有利就开放。在历史顺序上，中国是先行开放，再完成入世谈判，而不是倒过来，先签上一堆条约，才实施开放。高渊：当年，正是主动的单边开放，让中国抓住了机遇？周其仁：确实如此。当然主动单边开放的做法，也参考了新加坡的经验。回头看，二战后全球开放体系是由小国率先驱动的。小国内部市场小，关门保护没有经济意义。新加坡就几百万人口，七八百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也没什么特别的自然资源，若是搞高关税替代进口，能搞出什么名堂？新加坡只有区位优势，扼马六甲海峡要道，东亚经济很多进口物资都要经过新加坡港口。当时别国都实行高关税，他们摸索出一套反其道而行的办法，搞出口加工区，主动大幅降低关税，让各国企业有兴趣把一些加工、制造项目放到新加坡的“关税洼地”里来。小国哪有什么对等筹码，但是没筹码反而成为一个新支点，人家都是高关税高壁垒，它足够低，资本技术就业机会反而会过来。1978年底，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陪他考察了裕廊工业区。这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他专门讲了新加坡经验。其实他已经看到了，如果后发国家在建立强大主权之后，实行主动开放，是对自己发展极其有利的新战略。高渊：但现在全球通行的是“互惠体制”，就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它的源头在哪里？周其仁：2019年底，我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待了两个月，就是想了解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的来龙去脉。在那里我问过萨默斯教授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总统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说加征关税就加征，说加多少就加多少？他建议我去看看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说起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源远流长。美国建国之初，设立关税主要是为联邦提供税源，维持政府运转，那位开国财长汉密尔顿，早在第一个关税法案辩论时，就已把关税设置、政府奖励政策与保护美国制造业发展联系到一起。到了南北战争之后，北方胜利了，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变成限制进口保护特定本国产业，结果就是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从20%上升到50%，并维持了几十年。保护主义的结果是互害的，美国要保护自己，别国就不要保护自己吗？高关税路线一条道走到黑，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大萧条，才知道走不下去了。1934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授权美国总统通过与其他国家谈判，求得降低关税的互惠（reciprecity），以缓解严重的需求不足。直到今天，美国贸易政策的基本框架还是所谓“互惠”，就是让总统和行政官员对外“砍价”，我降什么换来你降什么，或者你升什么我也升什么。虽然国会保留了最后批准贸易协定的权力，但总统和他的行政班子可以主导达成协定的谈判过程，这就为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滥用行政命令提供了体制基础。由此可见，美国从来没有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顶多是有选择的开放，而且把开放当筹码用，也让全球贸易进程受累于美国国内不同既得利益的集结，甚至受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牵制。高渊：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小国“主动开放”，和由美国最先倡导的大国“互惠体制”，谁更高明已经明摆在那里了？周其仁：现在看，“主动开放”比美国人的“互惠体制”要高明很多。我们已经体验到，进入“互惠”这个框架，事情就变得复杂无比，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等等都和贸易搅到一起，行政官僚忙得要死，而市场、产业、企业和消费者只能等那些完全不确定的谈判结果。这就在市场不确定性之上，又增加了行政权力的人为不确定。全球化的交易成本，无端上升了不少。中国当年学习新加坡，是大国主动学开放小国，回头看这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非常有意义。过去大国习惯比照大国，大国之间互相较劲，看不顺眼甚至打起来。小国市场狭小，也没有称霸野心，倒是一门心思要把经济搞上去。当然，大国的规模优势也无须放弃。所以当年中国分开来处理，政治、军事、外交当然还是集中于中央，但经济包括外向经济，主动在大国里划出一些地方率先开放，从几个经济特区开始，然后沿海城市、浦东开放，再沿着可复制可推广的路线，走向全面开放。这个经验对全球化，特别是大国融入全球化，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高渊：从你的角度看，“主动开放”依然是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最优选择？周其仁：还是先看美国的教训。为什么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会陷入贸易保护主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在“互惠”框架内那些受到保护和关照的既得利益者，随着全球化深入，越来越缺乏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全球竞争终究是无情的，靠保护和关照，而不是靠调整与适应，终究是保护不了的。特朗普折腾了那么大动静，天下消费者包括美国的，还不是该买中国产品的继续要买？所以，该考虑摆脱美国主导世界多年的“互惠体制”了。从市场的角度看，中美不应该脱钩，也不可能完全脱钩，但是全球化应该摆脱美国人发明的那套互惠框架。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在本质上和村与村的贸易没有什么不同，村庄之间不该设置障碍，国家之间也一样。贸易本来是以人为本的行为，大家发挥比较优势，在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的约束下连成一个市场，为什么要走入互相设置障碍的死胡同？任何经济体要想强大起来，不能靠保护政策，只能靠开放，在开放中比较，在开放中竞争，在开放中选择和改变。从根本上把事情想清楚，“主动开放”都是上策。

我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学中发现，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谋士，缺的同样是常识。他们缺少哪些常识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四个。▍印钞票不创造价值究竟什么是财富？很多人以为钞票是财富，其实钞票只是财富的收据。印钞票是最简单的、成本几乎等于零的一项政策措施。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如果说烂印钞票的货币政策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问题，如果印钞票就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津巴布韦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为认为印钞票是万能良药，是缺乏常识的表现。▲津巴布韦货币面值突破天际▍公共支出不能靠借债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而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在父辈和子孙、政府与民间之间的重新分配。如果财政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就是当代人之间的转移支付，几乎不创造任何价值。更糟糕的是，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转移支付，而债务积累的后果就是震惊世界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更高尽管市场不完美，尽管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如果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高，那么苏联就不会崩溃，我们也没有必要启动经济改革。政府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日趋复杂，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从理论和事实上都可以证明——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政府规划的效果会更好。这个常识在30多年前，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今天似乎已被人们忘记了——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开始对各种规划、干预趋之若鹜。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市场与政府》一书中写道：“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风险极高。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目前主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30年前人们一个也没有预测出来，今天也不可能预测出30年后的事情。产业决策是集中决策，是一场豪赌。它将每个人犯错的概率累积到一起，加大了集体出错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巨大。产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成本极高。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这必然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经济增长不依靠宏观政策因为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低，而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价值的创造，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在增加资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早就证明：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提高效率的最重要手段是创新。所以，宏观政策只会越帮越忙，以低效为代价实现所谓的经济增长。一个正确问题比十个正确答案重要。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伪问题，他们忽视和否定常识，用经不起推敲的假设和逻辑来代替真问题。他们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最重要的宏观问题，也就是长期增长，转移到经济的短期稳定，将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转移到了政府官员的规划。为了扭转这个倾向，我们有必要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学。重构的第一步是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正确的问题比十个正确的答案都重要。但遗憾的是，大部分经济学书籍，都是在围绕伪问题深耕细作。这类著作，读得越多，反而越糊涂。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张维迎作品集”（含签名版）。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经济学家，站在自由的经济思想之上，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常识。他从“市场与自由”、“企业家与创新”等真问题出发，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为读者重新解释经济学。阅读他的著作，不仅可扭转错误的观念，更能启心明智，不被伪问题俘获从而保卫我们的财富与自由。作为中国学界少有的同时被中内外学界称赞的经济学家，先知书店深知张老师作品的价值，为给书友更好的阅读体验，特别邀请到张老师来书店书友签名，数量非常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越是经济陷入危机，越需要回归的四个常识现代人必懂的十个经济学常识经济学的悲哀：简单的道理被偏见所遮盖经济学的八个思维方式经济学的五个智慧不仅是常识，更是公理——经济学给现代人的五大智慧

吴敬琏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他以“敢言”著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更是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理解当下中国，一定要读吴敬琏。▌用知识推动中国进步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南京人，一岁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吴敬琏自幼身体薄弱，1947年时，患上了肺结核，1948年时随母亲逃往香港避乱，1949年4月又返回北京，之后肺病复发多次，经常住院。他的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与一份著名的报纸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私人办报的典范之一《新民报》，该报鼎盛时期曾经存在多地版本，如今仅仅还有上海《新民晚报》作为残存的记忆。五十年代从复旦经济系毕业之后，吴敬琏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此开始其与中国政治经济难以割舍的人生。不仅与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不少官方正统经济学家共事，也与顾准等非主流人群交往学习。顾准不仅引领他走进市场经济的大门，更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以后的学术研讨和论战中，他总是直陈时弊、直抒胸臆。他曾受到各方的攻击，有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极端“左派”，有某些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还有来自社会底层、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有产者的民粹主义。有一段时间，吴敬琏的很多言论都被“肢解”，外界用只言片语曲解他的意思。但是他始终以无畏的精神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坚持不懈地为改革奔走呼号。尊重规律、科学求真是他的信条，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真问题，用知识推动中国进步。即使如今已年逾九十，也依然活跃。▲青年时期的吴敬琏▌捍卫市场经济，得名“吴市场”1974年10月的一天，罹患肺癌晚期的顾准对晚辈吴敬琏说：“我们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的，但是现在还不行。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文革结束时，吴敬琏已经46岁，但是新征程才刚刚开始。1979年年底和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请来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他们的讲学让吴敬琏很震动，他原以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但他们却说：“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这让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了比较经济学研究，对各种经济系统进行比较，从中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1983年，已年过半百的吴敬琏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地、比较经济学发源地——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在此之前，他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身份相当于教授，可去了之后才发现，由于缺乏经济学基本知识，参加讨论会和研究生基础课都听不懂。为了弥补知识，他只好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一年半后，吴敬琏的头发都开始发白了，但也收获颇丰。在耶鲁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改革理论思想，其中最主要也是日后对中国改革路径设计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性分权”的划分。“行政性分权”就是中央把权力下放给地方，由地方行政机构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市场性分权”是指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决策。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就是这样的整体改革思路，让他在1984年到1986年的经济过热论战中，主张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胀。从计划经济的信徒到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在吴敬琏身上折射着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向，吴敬琏的“吴市场”外号也传开而来，不少受他影响的技术官僚也开始成为中国中流砥柱，比如周小川、郭树清等。▲从左至右：薛暮桥、马洪、李克穆、吴敬琏▌好的经济需要法治基础“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那一套，把市场关系建立起来，就会一帆风顺。”但市场经济也是分好坏的。吴敬琏把1978年到1993年的改革前15年定性为：增量改革，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突破最大。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形成了“双轨制”，使得中国经济变成寻租的温床，衍生出权贵资本，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2000年，《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披露了投资基金大量违规违法操作。当时国内经济学界都缄口不言，但吴敬琏却接受了央视采访，并且直率地指出：“一个市场，如果普遍地违法违规，那就要考虑了：这个环境引诱人们走向违规违法，那么就是有关方面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节目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此前，他的形象是“吃皇粮的公务员”，此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从此他被称作“中国经济界的良心”。在谈到“良心”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处时，吴敬琏说：“中国老话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我的老师、朋友顾准说，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解剖。▲吴敬琏（左）与法学家江平对谈▌重启改革议程是唯一出路2001年1月14日，吴敬琏在央视节目中炮轰中国股市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节目播出后，沪深股市连跌三天。有人把气撒在吴敬琏身上，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五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吴敬琏为此专门写了《股市七题》来回应，其中谈道：“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20年前，布鲁斯曾告诫中国同行：“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进入新世纪，一直秉持着经世济民思想的吴敬琏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十六大”理论座谈会上，吴敬琏向上递交了书面发言稿，他建议：“当前特别需要强调以下三个理论观点：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二、它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三、它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2012年，吴敬琏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尖锐地指出，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行政权力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严峻的现实表明，只有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实质性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才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吴敬琏：国务院的“座上宾”▌一个知识分子火热的心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存在重叠，也有不同，公众的期待也有所不同。很多人形容他纯粹、干净，他显然也以知识分子为追求，他在一次采访中如此定义知识分子为“求真”：“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这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真，求真理。”能够求真在时代浪潮之中是何其困难，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也一直是从中心走向边缘，也正因此，无论如何，吴敬琏为市场、改革、法治的呐喊，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难能可贵。吴敬琏曾说：“我虽然浑身都是病，却还有一颗火热的心。”学者余英时就常常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于“士”，可中国读书人始终面临诱惑不是驯服哲人王，而是货与帝王家；在被挤压之下，可供读书人的独立空间其实渺茫。也许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暂时冻结，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告一段落，关于左与右的争论不在台面，但是关于国进民退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关于法治与法制的争论却仍旧在。有时候觉得什么都变了，有时候其实发现什么有都没变，有时候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一切新问题都是旧日老问题改头换面的重现，还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新房间，费力打开一扇窗，却发现正是自己刚刚走来的路。这就是中国，这就是这个时代，成就人也愚弄人，毁灭人也拯救人，最好的时代，从来也都是最坏的时代。从这个意义而言，吴敬琏作为时代的参与者与创造者，非常值得现代人去了解，关注这个经济学家曲折的一生，同时在这个看似荒谬却又无比真实的复杂时代，看清我们仍在进行之中的历史三峡。▌为什么要读吴敬琏？吴敬琏曾问，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独特模式的成功吗？是威权政府的成功吗？是北京共识的成功吗？不！他回答：中国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吴敬琏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用“泣血般的嗓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之命运鼓与呼。今天的中国，改革结构矛盾之复杂、各阶层利益冲突之尖锐、困难积累之厚重、主观意识及客观环境危情要素之复杂，大大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期，这就更需要真实的声音。当下中国知识界有水平的人不多，身居高位、敢讲真话的人更少，吴老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他是一位保持着独立思考，坚持为市场辩护、为底层发声的经济学巨匠，他仍然在苦苦思索着中国改革发展之命运、中国社会发展演进之趋势。吴敬琏曾说：“我们当前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我们过去四十年所遇到的问题、所出现的各种偏差找到根源，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经验和教训的认识。”吴敬琏的思想中，充盈着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教训和西方市场经济学的经典规律，及适宜于中国的有效经验。在真正能够比照中西方市场之特征及规律之后，他明白哪些西方的经验和规律，真正适合中国。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吴敬琏作品集”，包含《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吴敬琏改革文选》《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三部作品，我们有幸获得少量吴老签章图书、签名书签，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吴敬琏：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吴敬琏：不改革国有经济，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吴敬琏：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老百姓富不起来吴敬琏之问：中国究竟向哪里去?这些话也就吴敬琏敢说吴敬琏的焦虑和不安越是股市暴跌、财富清零的时候，越需要重读吴敬琏吴敬琏的五句话，一句比一句真实吴敬琏：直面基本问题，重树良性预期93岁吴敬琏重磅发声：什么是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源？吴敬琏：国家养那些只会“整词儿”的专家有何用！（祝贺吴老荣获2023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

我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人，60%以上，甚至说99%，不把自己当人看。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包括了要去表达。如果你想说一个话，别人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这就是你不把自己当人看。——张维迎在经济学界，谁是一直讲真话的人？是张维迎。从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将自己置于舆论漩涡，到提出价格双轨制推动市场化改革，再到与林毅夫的跨世纪交锋。过去四十年，张维迎就像自由市场的守夜人，为了守护他心中自由的市场秩序，一次次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张维迎，见证了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敢说真话，带着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很难找到四十年一直讲真话的经济学家，以至于他经常讲话被人担心，说你讲得太大胆了。但是维迎老师胆子一直没有小，声音一直没有低。张维迎一直敢于发声，却不被大众所理解。可能正如有人曾说：先知者往往是孤独的。▌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首倡者张维迎历来以见解独到而闻名。1983年，张维迎24岁，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消息：“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张维迎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批判文章投给《中国青年报》。标题是“为钱正名”：“在正常有序的社会，钱是一个奖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做的贡献多，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在今天，这样的言论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正常，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当时历史的时针指在1983年。彼时的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的阴云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买粮食、猪肉、食油、布匹得凭票，吃饭、穿衣不仅要排队，还得小心翼翼看着供销社阿姨的脸色。更重要的是，历史造成的影响远远未曾散去。张维迎的这句话犀利而大胆，毫不意外，他被列为当时陕西“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这是他以后数十年间，所遭遇的众多批评和争议的开端。但是，张维迎就这么一路坚定地走了下去。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明知政府可能不会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在价格改革的讨论中，张维迎仍然坚持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最终让市场决定价格的论点。最终，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同年，深圳市试点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莫干山会议上的张维迎随着双轨制改革的定调，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被扭曲的价格开始得到纠正。1984，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争议已经变成常识，事实让人们不得不承认，张维迎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先进的。2011年，张维迎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北大朗润园狭小的办公室里，张维迎用他略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慢慢说道：“要说自己相信的话。内心相信的东西，就是你生命中最值得坚持的东西。”▌自由经济边疆的拓荒者1990年，张维迎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和产业组织专家唐纳德·海，进一步接触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他受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最深，两者的共通点是都崇尚市场自由、反对管制。相比之下，张维迎更认可奥地利学派。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再一次坚定了张维迎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观。为此，他和林毅夫开启了一场长达20年的辩论。交锋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二人关于政府该不该干预市场的争论，再次引发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林毅夫认为，“过去35年，中国政府的决策绝大多数都正确。”张维迎则坚持认为，“凡是官员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看不清楚的，官员更不可能看清。”张维迎认为，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失败，是人类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现在所谓的产业政策，就是计划经济披上了一件极具蛊惑性的马甲。为什么有人认为自己能够凌驾于市场之上？为什么官员认为自己比企业家高明，能够代替企业家对他人的生意进行计划？为什么失败了不用负责的官员，会认为自己比全部身家投入其中的企业家更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这些简简单单的道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走得如此崎岖。时至今日，对非市场力量的迷信，仍一遍遍卷土重来，试图走回头路的声音不是渐弱，反而渐强。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血淋淋的往事转眼就被遗忘。计划经济的支持者热爱宏大构想，并且时时为其想象而满足和感动，但这里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悖论：设计政策的，是那些距离市场最远的人；实施政策的，却是基层的科长、处长、办事员。对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不信身边一个个具体的官员或办事人员，又怎么会认为他们代替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呢？张维迎的表达很直接：一切灾难，都来自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说真话，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学常识，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和洞察。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张维迎老师沿着米塞斯、哈耶克等先知的思想轨迹，通过一本又一本著作，推广自由市场的理念和常识，被誉为“自由市场的守夜人”。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经济学界，开启了无数人的思想启蒙之旅。张维迎：我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人，60%以上，甚至说99%，不把自己当人看。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包括了要去表达。如果你想说一个话，别人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这就是你不把自己当人看。在越来越多的政治正确面前，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越来越稀有，以简明的经济学逻辑，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市场经济布道者”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无疑是剧变时代，每个人更新认知、坚定信念的最有力“武器”。张维迎老师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转型，他都能以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笔调让原本复杂难懂的经济学原理跃然纸上。姚洋：维迎的文字简练达意，经常有警句出现，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周濂：张维迎老师的书，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页我都划下很多下划线。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有着思想的超前性和持久的影响力，但是却搜集不易——有些不断被修订、再版，有些却由于某种原因，常常断货，甚至绝版。先知书店深知张老师作品的价值，经多方努力，为书友集齐了目前能找到的张老师全部作品。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张维迎作品全集（包括张维迎最新力作《回望》亲笔签名版）：▍延伸阅读张维迎：真正的企业家，不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张维迎：不要认为自由主义市场理念是西方的东西张维迎：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张维迎：腐败的根源张维迎：中国模式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很不好的后果张维迎：1999年，光华管理学院大楼前孤零零停着我的一辆车张维迎对谈俞敏洪：市场经济是唯一的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张维迎谈困境，一针见血！张维迎：现在不是改革阻力大，是改革动力不足张维迎：说假话不脸红，是教育的最大失败张维迎这六段话句句扎心，却令无数人醍醐灌顶

▲许小年在“第二届中国制造2025高峰论坛”的发言许小年曾经对记者说，“我说真话，只是因为说假话难受，会降低我的幸福感，所以我不说假话。”了解许小年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轻易荐书，但却专门写了一篇长达六千字的文章推荐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文章开篇第一句，“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点击阅读：《许小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许小年曾在追忆弗里德曼时说：“弗里德曼辞世，人间少了一个上帝的圣徒。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得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理论简单、通俗，同时又严谨而深刻。”弗里德曼能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讲得明明白白，这一点在他的著作《自由选择》中尤为明显。大多数经济学大咖的著作往往晦涩难懂，《自由选择》一书却完全不同，深入浅出地概括了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通俗的经济学经典。周其仁：愚钝如我，第一次读弗里德曼也不觉得有任何难明之处。惟一的问题是，他怎么可以把经济学道理说得如此清晰、准确和斩钉截铁？张维迎：大学里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读了好几遍，都快被我翻烂了。毕业后到体改委，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我“维迎德曼”。让每一个即使毫无经济学基础的普通人都能读懂经济学，正是弗里德曼写作此书的初衷。弗里德曼擅长使用生动的比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对自由市场的精髓做了深入人心的解释。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自由选择》无删珍藏版（多次断货，所剩无几）：▍延伸阅读许小年：凯恩斯主义是伪科学，害人不浅！许小年炸裂演讲：改革的历史许小年：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的大隐患？许小年：不要让企业家提心吊胆许小年重磅演讲！听了三遍，意犹未尽许小年：难道讲实话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吗？许小年：学者切忌张口闭口政策调控，政府使用政策工具要慎之又慎

会后，各小组派代表下山，向正在浙江考察的张劲夫汇报。周其仁代表农村经济组参加了汇报。是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了非凡成就为何在别处却停滞不前？文：刘守刚

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向繁荣，有些国家却转向衰败；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国家却失败了？这些有趣的分析值得借鉴，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观察世界，并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D.

大家都知道，东德和西德，最后是西德改变了东德，甚至国家都被它吞并了。但是东德有没有可能吞并西德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过。我在德国跟很多人谈这个问题，包括东德最后一任共

冯·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奥地利经济学家，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以降对市场经济理论贡献最大的人。米塞斯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一战后，米塞斯力挽狂澜，单枪匹马地阻止了奥地利的饥荒和动乱。但是，由于阻挡了“公有制的脚步”，他遭到好友的报复，并且成为全民公敌，自此一生颠沛流离。凭着犀利独到的眼光，米塞斯准确预言了大萧条。他还准确预言了法西斯的上台，被迫在花甲之年流亡。米塞斯活到了92岁，门下弟子大师云集。其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怎样生活？”米塞斯在其回忆录中发出如此“天问”。

权主义，即所有人类事务都由政府管理。政府干预每进一步，他们都欢呼雀跃，视之为朝更完美世界的迈进；他们信心满满，认为政府会将人间变成天堂。最典型的是，今天，在极

许小年，1953年出生，经济学家。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本文来自2010年访谈。▍依赖烧钱的经济复苏不可持续网易财经：许老师您好，目前来说，宏观经济各项指标都显示一个较快的回暖，一季度的GDP上升了11.9%，四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维持在50%以上，已经连续14个月维持在50%以上了。有人把这个看作是中国经济已经走入了一个快速回暖的轨道了，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许小年：我已经在很多场合讲过，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字的好转，我们先假设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都在回暖，回暖的主要原因是去年超量的信贷供应，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我把它叫做“烧钱效应”，这个“烧钱效应”能不能持续下去，取决于政府能不能继续烧钱。你烧钱、印钞票当然会起到刺激作用，就像一个病人一样，你给他输血、输氧，他肯定会精神头就上来了，但是他的病好了吗？没有！他的病没有好。中国经济的病是什么？是结构性的病。这个结构性的病是什么？投资过多，消费过少，单纯依赖投资和外部需求驱动经济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模式是不能持续的。我们最近看到总书记的几次讲话，一再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我们烧钱的结果，非但没有改变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反而使过去经济增长方式引起的结构失衡问题更加严重。你喝了毒药，口渴的感觉能够暂时消失，后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网易财经：目前很多经济学家都是通过CPI来看经济是否发生的通胀，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许小年：我认为看通胀的话，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都应该看。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从格林斯潘就任美国联储主席之后，他就开始关注资产价格。但是我们知道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你要都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货币政策将来的目标到底盯住什么，这个在理论界没有一致的看法，在实践中更是千差万别。这个问题不能说现在有共识。网易财经：许老师，去年经济陷入低谷的时候，您是反对发大量的钞票拯救经济。今年通胀也起来了，地方债务危机也露出端倪，这么看来是不是可以证明你当时的观点视正确的?许小年：我认为我是正确的，是这样的。▍宏观调控根本就没有科学依据网易财经：您之前有一个观点说，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是否可以说，各国的宏观政策调控都是建立在伪科学的基础之上呢？许小年：我之所以说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主要的道理是这样的：政府去调控经济，因为经济在发生波动，经济在发生波动，政府去调控它，减少它的波动，使它更加平稳，这是政府调控经济的理想目标，但是在这样的做法中存在两个问题。我们现在都不讨论具体原因，只要看到经济上来，政府就应该去紧缩，把它压下来；只要看到经济下去，政府就应该去刺激，把它拉上来。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讨论：第一个问题是宏观经济的波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把宏观经济学，特别是政策这部分，叫做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只知道去稳定这个周期运行，而不问这个周期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宏观经济学，所以我说它是伪科学。他不问这个病人到底为什么病了，为什么发烧，为什么发冷，他不问，他只是物理疗法。你烧了，我就让你洗冷水澡；你凉了，我就让你蒸桑拿，不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宏观经济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经济周期的波动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看清楚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果是新技术引起的，你不要说互联网，就说铁路建设，铁路在一百年前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它把运输的效率一下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那时候大家全都上铁路投资，经济增长速度上来了，投资拉动上来了，大家都在铺铁路的时候，政府一看，说经济过热了，控制，有道理吗？毫无道理！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会阻碍铁路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会阻碍生产力的提高。碰到这样的经济高峰的时候，政府应该做什么？什么都不应该做。当铁路的建设完成以后，经济就下去了。下去之后政府发钱，增加货币供应有用吗？我铁路铺完了，全国性的铁路网已经建完了，你再刺激，什么意思啊？第二，就算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府能不能消除头疼？答案是消除不了。政府的政策在很多场合下非但没有使经济平稳发展，反而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原因是，就算有这么一个震荡波，政府想把这个震荡波的波峰削掉，想把这个波谷填平，前提是政府要对这个波有很准确的预测，能够在正确的时点上使用正确的力度，推出正确的政策来调整，才能把它削平。如果时间、力度选择不对，工具选择不对，有可能放大这个波。在多少情况下政府都是放大这个波的。比如今年一季度的GDP11.9%，我怀疑是12以上，我一看到“.9”这样的数字，我就怀疑它是12以上，就像咱们到商店里面买东西一样，9.99元，就是不上10块。这个就是去年的货币发行过度，造成了在萧条期间中国经济的过热，今年一季度过热了，所以它才把数字拉下来，11.9，让大家觉得还没上12。去年已经烧钱烧的太猛了，结果这个经济大起，大起后面跟着的就是大落。宏观经济的伪科学就在于政府能不能在实践中这么精确的，这么有预见性的操作宏观政策，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从这两点来讲，我说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网易财经：央行现在有很多政策目标，既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又要控制通胀。许小年：根本不可能。网易财经：您赞成哪个目标？许小年：我个人赞同的是防通胀是第一目标，也是我们《人民银行法》里规定的，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这在我们法律上都有规定。一石两鸟的事在经济学中是没有的，既要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的事儿不存在。你想一个政策工具管多个目标，最后的结果是哪个目标也管不住。那么在多个目标当中，你进行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就是通货膨胀，别的一律不管。网易财经：人民币汇率稳定和抑制通胀的目标是否能同时达到吗？许小年：是冲突的，是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网易财经：那您赞成人民币汇率升值吗？许小年：当然了，这个从经济学的原理上来讲是没有疑问的。▍紧缩银根才能挤泡沫网易财经：现在包括央行也好，国务院也好，都开始着手挤泡沫了，您觉得这个泡沫能挤出来吗？许小年：首先我们要问一下，泡沫是从哪儿来的？挤泡沫的时候大家都说“政府做得不错”，我们有没有想到，泡沫就是政府自己制造的？现在他灭火去了，我们想没想到纵火者就是政府自己？这个首先要搞清楚。第二，他能不能灭火？我的回答是他怎么放的火，如果不退回去，这个火是灭不了的。灭火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想一想你这个火是怎么放的。这个火是怎么放的？货币供应失控！如果你现在要灭火，要坚决紧缩银根。你要把过去倒的汽油都收回来，如果你不把过去倒的汽油收回来，火继续燃烧。你只是在上面拿一床湿被子盖一盖，而没有把过去放的汽油抽回来，这个火还会烧的，会把你这床被子最后也烧掉。资产泡沫的产生最重要的原因，我在我的文章里也讲过：货币供应过度，通胀预期起来了。通胀预期一起来，老百姓就感觉到自己的储蓄在贬值，为了防止自己的储蓄每天都在损失价值，他要把储蓄拿出来，购买实物资产。现在国内能买的实物资产除了房子就是黄金，没有别的，所以房价、金价哗哗哗的往上涨。真正要解决资产泡沫的问题，要把去年多放的货币抽回去，加息，提高准备金率，不管用什么样的措施，把过去放的汽油抽回去。网易财经：我看到一组数据，今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央票回收了6040亿人民币，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冻结了资金9000亿，您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大吗？许小年：去年发了10万亿贷款呢，现在抽走了多少啊？它抽走了多少，你要问一问它抽走了多少？你还要再问一问，你动了那么多手段，为什么不动利率？现在的实际利率是负的，就按照政府的数据，CPI是2.8，现在存款利率是多少？最高一点几吧？换句话说，老百姓现在存在银行里的钱，每天都在亏损。老百姓很理性。我如果存在银行的钱每天都在亏，我当然要拿出来购买实物资产了。如果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不把利率抬上去，不把真实利率变成正的，老百姓对于实物资产的需求会继续非常旺盛，你光靠打是打不走的。网易财经：但是也有担心说，通过打压楼市、加息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速，造成失业、倒闭的发生，您怎么看这种担心？许小年：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为什么就非喜欢8呢？广东人喜欢8，因为觉得吉利，政策制订者喜欢8，我不知道道理在什么地方、依据在什么地方。如果中国只有8%才能保证充分就业，那其他的国家早就发生社会动乱了。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中国这么快？他们是怎么解决充分就业的？解决充分就业的关键不在保8、保9，保多少。保证充分就业的关键，实际上总书记在他最近的讲话里已经讲过了，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政府“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投入那么多，创造多少就业？你给我拿出数据来。我们重型机械制造业，钢铁、水泥、汽车，解决了多少就业？全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因为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你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一定是要转型。转型转到服务业以后，中国经济也许不需要8%，也许5%就能够实现充分就业。8%是在一个旧的框架，一个旧的增长模式下这样讲或许还有一点道理，但是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改革的眼光、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眼光来看，这8%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充分就业，而GDP不用那么高。▍地方债务问题很危险网易财经：许老师，2009年全球各国都开始政府救市，您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需要的是邓，不需要凯恩斯”那您觉得现在中国需要的是什么呢？许小年：还是邓，不是凯恩斯。网易财经：还是市场、改革？许小年：那当然了。网易财经：您觉得推进下一步的改革，它的阻力会在哪里？许小年：阻力在政府自己。因为政府现在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成为利益集团了，改革就要触动利益，政府又是最大的利益集团，所以最大的阻力就是政府。比如要增加土地供应，刚才我们讲了，为了降低房价，必须增加房地产的供应量，增加房地产的供应量，必须增加土地供应，你要想增加土地供应，必须把土地从地方政府手里解放出来，得让土地进入市场中去，能够让市场的力量配置土地。在楼价高、地价高的时候土地自然进入市场中。土地供应增加了，地价、楼价就下来了。现在这个机制不能用，不能发挥作用，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政府紧紧的攥住土地。土地都在政府手里，政府不希望低地价，政府希望高地价，为什么？高地价就意味着很高的卖地收入，就有地方财政。因此中国的房价连着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土地制度的改革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你不解决地方政府的利益问题，土地制度改革无法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无法推进，房价、房屋供应的问题解决不了，障碍就在这儿。网易财经：那应该怎么面对呢？许小年：应该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不能让土地财政成为常态，不能让地方融资平台成为常态，这对国家来说风险太高了。现在一个土地财政，另外一个就是地方政府拼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借钱。政府自己的统计，我们搞出了8000多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8000多个每一个都是迪拜，都有可能成为迪拜。网易财经：您怎么看待地方债务风险？您觉得风险大吗？许小年：我没有数据，很难估计。网易财经：我看到一个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它GDP的400%，许小年：这完全有可能。网易财经：我们看到目前希腊爆发了政府债务危机，中国有没有可能步希腊债务危机的后尘呢？许小年：完全有可能。中国从整个国家来讲，成为希腊的可能性目前来说不是太大，但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就是希腊。很有可能在这里、在那里出现各式各样的迪拜，地方政府破产。现在要不是这么捂着、盖着的话，我估计有不少地方政府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因此中央现在很着急，要清理。但是清理又涉及到利益，要清理哪有那么容易？现在中央也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清理。这都是去年我们执行凯恩斯主义留下来的后果，所以凯恩斯主义害人不浅，把希腊害了，又来害我们。▍对中国经济学界很失望网易财经：您一直坚守的是市场的信念，您坚守这个信念的源泉是什么？许小年：市场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地方：一个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另外一个是从效率的角度。从市场伦理的角度坚持市场信念，就是，在现代社会，能够为所有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伦理标准是什么？社会正义是什么？一个社会如果离开了对社会正义，对善的共同认识，这个社会就会散掉。在现代社会，社会正义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在个人的自由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这不是我说的，是亚当斯密讲的，就是个人交易的自由。个人在法律的框架下利用他所能得到的所有手段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任何对于他谋求自己经济利益的限制都是非正义的，都是不道德的。为了保证交易自由，一定要搞市场经济，不能搞计划经济，政府不能够干预经济，除非全体国民允许他这样做。任何对于经济的干预都是对个人交易自由的限制。比如房地产，凭什么政府规定70%以上的房屋都是90平米以下的？凭什么？你这样规定了，就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你要知道这是消费者的权利，你侵犯了他的权利。你做出这样的限制，做出这样的规定，就侵犯了厂商、也就是房地产开发商自主经营的权利。在现代社会中，从厂商、从个人的角度讲，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企业的经营自由，都是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都会侵犯个体的权利、侵犯个体的自由。所以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讲，一定是要搞市场经济的。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保证人们的交易自由。第二，效率。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市场的效率远远高于政府。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了市场的效率高于政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退回去，让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甚至让政府来主导经济，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主导，只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好处，咱们就干，咱们就试，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这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讲，市场优于政府。这两点是我坚信市场经济的原因所在。网易财经：您怎么看经济学界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许小年：非常令人失望！但是这个令人失望是可以理解的。在上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就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的时候，经济学界的反应也是极为令人失望的。在上一次大萧条之后，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凯恩斯主义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存在着很多致命的漏洞，到今天凯恩斯主义者也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在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流行了一、二十年，大家看到不行，凯恩斯主义推行不下去了，于是才有西方、东方的改革。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有一个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在美国有里根推行的改革，在英国有撒切尔的改革，在前苏联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中国有邓的改革。当然，在西方是对于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反省，否定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到市场的轨道上来。在东方是对计划经济的否定，彻底的抛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一次危机之后，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到现在学术界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如何防止危机再次爆发？也就是事后的补救，亡羊补牢的措施，经济学界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本人对学界是极为失望的。上世纪大萧条之后，起码有思想家出来反省、讨论、争论。一方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另一方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坚定的相信市场。坚定的相信市场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市场是完美的。市场不完美，市场有很多的缺陷，但是有缺陷的市场和有缺陷的政府比起来，我们宁可选择市场。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在哪里？他在看到市场缺陷的同时，假设了一个无缺陷的政府，这是凯恩斯主义从方法论、认识论上最大的问题所在。市场是不完美的，没有人说过市场是完美的，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没有人说过市场是完美的。我们能做的事是什么？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不断的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制度上的调整、制度上的创新，来弥补市场的不完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而凯恩斯主义看到了市场不完美的时候，否定市场，而拿一个假想中的完美的政府来代替市场，这是凯恩斯主义最大的问题。其实凯恩斯本人也没这么说，凯恩斯本人也没有建议用政府替代市场，但是在世界各国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中，由于政客们自身利益的需要，就尽可能的扩充政府，形成了一种用政府替代市场的倾向，这个是非常糟糕的。我们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等我们看到代价的那一天，我们会想起来，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对市场效率的论证、对市场公平性的论证，会看到他们的先见之明。网易财经：您觉得您在经济学界比较孤独吗？许小年：没有啊，什么叫孤独呢？看你怎么理解孤独了。网易财经：您觉得经济学界最大的问题在哪儿？许小年：我们国内的经济学界，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不研究问题。不去深入研究现实问题，不去思考理论问题，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经济学界要么有一些学者热衷于进宫召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是金榜题名时，金榜题名以后能够蒙皇上赏识，进宫献策，这是最高理想。我们在现代社会要求的知识分子和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是有很大出入的，现代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是独立的，他的目标就是以发现真理、宣传真理为职责，跟利益集团没关系，跟政府没关系，跟民众也没关系，既不媚上，也不媚下，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要求。我们现在是有些人媚上，有些人媚下，他不独立。不独立怎么能够做研究呢？不独立怎么揭示真理呢？如果哥白尼跟着教会走，就不会有“日心学说”。知识分子不独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个允许知识分子独立的环境。网易财经：您最欣赏的是哪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我比较欣赏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之后比较欣赏的是哈耶克，比哈耶克稍晚一点的经济学家国内知道的并不多，是熊彼特，他们两位之后是弗里德曼。网易财经：大陆的经济学家您最欣赏谁？许小年：乏善可陈。网易财经：那您最反感的经济学家是哪一位？许小年：我最反感的就是“一把刀子，一把票子”，凡是跟着刀子、跟着票子走的我都反感。网易财经：在您求学的过程当中，受谁的影响最大？许小年：我还是受亚当斯密、哈耶克、熊彼特和弗里德曼的影响比较大。网易财经：这些都是您没接触过的人，在现实当中有吗？许小年：现实中的经济学家对我的影响都不大。网易财经：您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许小年：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忠于自己的良心。网易财经：最恶劣的品质呢？许小年：那当然就是违背自己的良心了。了解许小年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轻易荐书，但他近期却专门做了一期视频节目推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哈耶克曾用精准的核爆炸，摧毁了“魔鬼的心脏”。然而，曾消失的“魔鬼”似乎又要卷土重来，因此，重拾哈耶克的思想，对于当下，十分必要。哈耶克和他传承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上百年历史之中始终是“非主流”，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翻案”，因为它们总是出现在历史最危险的关头，告诉世界，他们还未过时。在新的历史叙事成为世界主流的21世纪20年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读了这本书，你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如果这个世界上有5%的人能理解哈耶克，人类就有希望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上折返，重新踏上光明大道。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通往奴役之路》最新修订珍藏版（还可在规格中一并收藏“哈耶克作品集”）：▍延伸阅读许小年炸裂演讲：改革的历史许小年：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的大隐患？许小年：不要让企业家提心吊胆许小年重磅演讲！听了三遍，意犹未尽许小年：难道讲实话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吗？许小年：学者切忌张口闭口政策调控，政府使用政策工具要慎之又慎通往自由与繁荣：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闻名后世的“桑弘羊之问”，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

企业家要赚钱，就要对人性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乔布斯不搞市场调研，但是他的产品一出来就有很多人买。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弄个梳子卖给和尚，你可能会成功地卖出去，但是这就利用了人性弱点来赚钱。-01-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创新、冒险我本人研究企业家30多年，第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发表在1984年9月《读书》杂志，现在已经30余年了。但是我真的不敢给企业家精神下一个定义，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企业家精神不是一般人可以琢磨透的。我原来总结过企业家的几种精神，比如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能够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办法、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解决了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具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人，那我们可以称为企业家。刚才讲到创新冒险，其实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意味着你的失败率非常大。我们大部分人应该说是循规蹈矩的，习惯按照既定方针办事。确实有一些人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喜欢与众不同，并且这种精神在今天主要表现在商业上，因为我们一般讲的企业家就是商业企业家。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其他领域看到有企业家特质的比如政治企业家、制度企业家、社会企业家，甚至我们真正做好一个大学也是需要企业家精神的，比如蔡元培。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企业家精神，因为我们总是会面临着一些预料不到的问题要解决。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就像每个人都可以唱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歌唱家，所以企业家还是一种特殊的人群，他在人类里面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02-未来社会进步，仍要靠企业家的想象力来推动第二点，我们人类从古到今的发展几乎都可以理解为企业家精神的展现和发挥。十万年前，我们现代人的祖先走出非洲去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由此再走向亚洲、美洲、欧洲，这就需要企业家精神，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人在海外也很具有企业家精神。因为这种精神的普遍性，使我们在现实中也看到好多有名气的企业家。我们人类长河当中企业家精神是被压抑的。在中国，我们压抑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科举制度，我们将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用教育的方式、科举的方式吸引到政府，为皇帝服务，循规蹈矩下去，这是人力资源巨大的浪费。当然我们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一般地位比较低。中国是人类历史上采取产业政策最早、最长的国家，重农抑商就是当时的产业政策，所以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不高，即使他可能富有，但富有之后还要买土地、买官，才能够提高社会地位。人类只有在近代，大概两三百年前，西方才开始使企业家精神发挥出来。中国只是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后，企业家精神才真正得以发挥，所以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崛起，这段历史可以用很多企业家的故事讲清楚。那么未来的企业家精神会是什么样？约瑟夫·熊彼特曾说过未来的创新会变得程序化、官僚化，变成完全是官僚的大公司。但是我觉得这不大可能，在西方我们看到创新最多的部门都是私人的，不是大公司。我相信未来也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东西一旦用程序化的方式比如大数据可以解决的时候，就不是企业家的职责了，企业家职责不是用程序化的方式解决问题。企业家有对未来的一种判断，这是数据里面没有的，要靠我们的脑子去想。一旦企业家精神不再发挥作用的话，人类的进步就停止了，我们就进入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循环经济，我不相信人类的未来是那样的。我相信未来人类仍然是要靠发挥企业家精神来推动进步。我特别强调传统企业家是套利型的企业家，现代的企业家更多是创新型的企业家，我们需要的所有新产品全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创造也会丰富想象力，所以企业家的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03-真正的企业家，会利用人性赚钱，但不利用人性弱点赚钱第三点，有人喜欢用狼性文化来诠释企业家精神，我倒觉得容易产生一些误解，我更看重企业家赚钱靠什么？传统的话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如果你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不能给别人创造价值，那你赚的钱就不是企业家应该赚的钱。我觉得这是市场的问题，你要自己赚钱，首先要给别人带来好处。靠欺诈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持续赚钱的。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如果没有任何政府赋予的特权，没有欺诈，一个人变得富有靠的是什么？一定是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了他收取的费用，多出的那一部分就是消费者剩余。企业家要赚钱，就要对人性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人性的理解比你搞市场调研要重要很多，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乔布斯不搞市场调研，但是他的产品一出来就有很多人买，因为他知道什么是人类最喜欢的，最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人性也有很多的弱点，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弄个梳子卖给和尚，你可能会成功地卖出去，但是这就利用了人性弱点来赚钱。另外，企业家利用政府创造的特权赚钱也是不道德的，他只是在掠夺别人的财富。-04-很多经济学理论忽略了企业家的重要性第四点，我们当下中国或者过去一百年来，甚至更久之前，很多经济社会体制的争论，其实质都涉及到怎么看待企业家，能否理解企业家的问题。典型来讲，我认为计划经济是不理解企业家的。尽管马克思强调了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但它也没有真正理解我们所讲的那些企业家精神。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理解企业家精神，主流经济学理论把企业家精神排除在外了。比如说，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人的偏好是技术指定的，所有都是技术问题，只要将数据输进去，按一下键就可以了，甚至不需要判断。直到今天，这种后遗症仍然存在。我们认为投资很重要，但是我们从来不想谁投资？我们觉得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是一样的，但既然私人投资能带来经济增长，为什么政府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呢？我们认为技术进步很重要，但是我们没思考过谁能带来技术进步？只要政府投入了经费，又有财政支持，我们就可以有技术进步了吗？以上这些都反映出我们忽略了企业家，我作为经济学家也必须坦诚，经济学家是有责任的。我认为企业家跟其他要素不一样，要素是可以替代的，企业家是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企业家是没有形式化、数据化的，企业家所有的行为方式没有办法用数据刻画，如果他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就不是企业家。但是因为我们经济学要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所以我们理解的那个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我们脑子里构造的市场。我想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企业家不能够恢复他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或者说我们经济学家不能够真正理解市场怎么运作的，认识不到企业家为什么如此重要，那我们就不理解市场的经济，我们就会得出好多错误的结论。-05-政府过多支配资源，会压制生产型企业家最后要强调一下，现实当中其实企业家有两类。一类是生产型的企业家，另一类是非生产型的企业家。生产型的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非生产型的企业家不创造财富，甚至毁灭财富，所以怎么能够使得真正的生产型企业家兴旺起来，而让非生产型的企业家没有用武之地、没有生存空间，就变得非常重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有很好的制度改革，很多的情况下政府过多支配资源，好多企业家都变成了非生产型的企业家，他赚钱不是因为生产了消费者喜欢的东西，不是解决了我们社会需要解决的事情，而是因为利用了政府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对政府的行为做出有效地控制，尽量减少政府控制的资源。这样企业家精神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才能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好处，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好处，那个时候我们担心的好多问题，包括道德的虚无主义等，都会比现在要少得多。过去40多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捍卫市场经济。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说真话，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学常识，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和洞察。过去的四十年里，张维迎老师沿着米塞斯、哈耶克等先知的思想轨迹，通过一本又一本著作，推广自由市场的理念和常识，被誉为“自由市场的守夜人”。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经济学界，开启了无数人的思想启蒙之旅。张维迎：也不是说我有足够的勇气，完全不顾忌。只能说，我保证不说假话，不能保证所有的真话我都敢说。我不想做无畏牺牲，但是你让我太委屈自己，说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也做不到。在越来越多的政治正确面前，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越来越稀有，以简明的经济学逻辑，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市场经济布道者”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无疑是剧变时代，每个人更新认知、坚定信念的最有力“武器”。张维迎老师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转型，他都能以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笔调让原本复杂难懂的经济学原理跃然纸上。姚洋：维迎的文字简练达意，经常有警句出现，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周濂：张维迎老师的书，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页我都划下很多下划线。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有着思想的超前性和持久的影响力，但是却搜集不易——有些不断被修订、再版，有些却由于某种原因，常常断货，甚至绝版。先知书店深知张老师作品的价值，经多方努力，为书友集齐了目前能找到的张老师全部作品，数量不多，殊为珍贵。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张维迎作品全集（包括张维迎最新自传《回望》）：▍延伸阅读张维迎：不要认为自由主义市场理念是西方的东西张维迎：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张维迎：腐败的根源张维迎：中国模式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很不好的后果张维迎：1999年，光华管理学院大楼前孤零零停着我的一辆车张维迎对谈俞敏洪：市场经济是唯一的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张维迎谈困境，一针见血！张维迎：现在不是改革阻力大，是改革动力不足张维迎：说假话不脸红，是教育的最大失败张维迎这六段话句句扎心，却令无数人醍醐灌顶

毫无疑问，现代世界，是西方文明塑造的世界。但究竟什么是西方？西方独特之处，究竟在哪里？其实，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无数文化学者、历史学者、思想家都曾倾注过心血，而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无疑是做的最好的一个。他认为，现代化是17和18世纪才开始的，而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了，其独特之处一共有八点。一、优质的古典遗产现代西方实际上是第三代西方文明，它从古典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优秀遗产，包括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罗马的法治、拉丁语和基督教的世界观、伦理观。▲奥古斯丁伊斯兰和东正教和其他文明，也都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这些文明的早期遗产或者不够优秀，或者被过早抛弃。二、基督教基督教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基督教兴起于罗马帝国初期，在中世纪得到完善发展。可以说基督教从文化伦理、政治制度甚至到医学、大学、研究机构等生活组织的方方面面。正是基督教构建了西方的群体认同，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除了寻找黄金，西方人16世纪对外征服的口号，就是向异教徒传播基督教。可见，西方是一个宗教信仰最为特殊的文明。三、多样的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使一种文明区别于另一种文明的要素。西方各民族都继承了拉丁语的特征，但由于拉丁语是表音文字，使得各民族产生了各民族自己的文字，进一步使西方成为了民族林立的世界。而在其他地区，比如日本、中国、俄罗斯，语言文字统一，民族相对单一，社会的多元性自然不足。四、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始终是二元分离的。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印度文明中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牧首是皇帝的工具。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五、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西方从古希腊、罗马继承了很多法治理念。经中世纪思想家的详细阐述，最终产生了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治曾一度遭遇绝对主义君主的破坏，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正如法治名言——主宰者并非人类，而是上帝和法律，法治的传统为限政和人全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六、社会多元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的。西方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社会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而是多种独立的集团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修道院、修士会、行会等协会和社团就开始在欧洲扩展开来。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贵族、农民、商人甚至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使得绝对君主从未成为欧洲社会的一支独大的力量。欧洲的多元性与市民贫困、贵族虚弱、中央集权官僚化的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七、代议机构西方社会的多样性，带来了一个最明显的制度优势——代议制。中央上，贵族、教士、商人等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导致了现代民主体制的出现。在地方层面上，自治的悠久传统，这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自治措施的补充。这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八、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无数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同时强调，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因此，自由主义是西方和非西方的主要区分标志。以上对西方文明八个特征的梳理，出自亨廷顿最为知名的代表作《文明的冲突》。身处一个价值观颠倒错乱的时代，每一个中国人对自由法治、科学理性等现代价值的态度，都决定了自己和子孙的生死和贫富。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正确地认识西方文明。亨廷顿对西方文明八个特征梳理，无疑是认识西方的最佳开始。事实上，亨廷顿思想可用博大精深形容。从国内国际与政府的关系，到民主政治转型，再到国际政治，以及文明、文化的梳理，每一个关涉人类生活的重要分支，都有深刻见解。因此，相比种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流行，亨廷顿的思想对转型时代的中国，无疑是最急缺、最切题、最珍贵的思想资源。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汉语世界亨廷顿最全作品集《文化的重要作用

在多数情况下，读者无缘与作者见面，更难得有机会听到作者本人阐释他或她写在书中的思想。那些久经岁月磨砺的传世之作，轮到我辈开卷之时，作者大抵早已作古，再也见不到了。当代的著述，情况或有不同。对那些能够进入读者心智的优秀作品的作者，先读其文、后见其人、再闻其声，甚至拜到其门下求学，这样的机会虽然不多，却总还是有的。但是本书（《资本的秘密》）于我。却是以上诸种情形的一个反例。▌德·索托，特别的自我介绍二十多年前，我在外访学期间，被一个讲座的题目吸引，早早到场占位。记得演讲厅里座无虚席，讲者精神饱满、

25%~30%男人的生命会终于战争或其他暴力，而不是正常死亡。平克总结道，虽然早期战争缺乏系统数据，但在过去几百年，战争频率在显著下降：16世纪时，差不多年年都有两个或几个国家在相互作战，一年平均有

▲本文作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朝圣山学社成员。2000年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代表作品有《人的行为》

▲1991，“苏维埃帝国”覆灭与儒生们所受到的同情截然不同，像哈耶克这样“没良心”的经济学家，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仍然坚定持守反对派的立场

编者按：如果说中国四十年变革的第一推动在于市场，那么共同形塑了市场繁荣的，

（下文中“资本主义”是严格的经济学概念，即“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今晚我先谈谈经济与人类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然后谈谈经济学理论发展带来的后果。吉卜林（Kipling）说：“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会相遇。”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异确实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东方从来没有发展出科学研究的思想——追求知识和真理本身——这是希腊人赠予人类文明的。希腊人的第二大成就，就是政府的政治自由的观念，即公民个人的政治责任的观念，东方对此也一直很陌生。西方所广泛接受的这些观念，在东方却根本找不到对应之物。甚至直到今天，也只有少数东方知识分子追随这些观念。然而，尽管有这些观念之别，直到大约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

2013年11月3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东方历史讲堂”以“改革的历史”为主题发表演讲。许小年：在当前的情况下，企业界、学界、甚至一些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一些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和大家一样，也想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方向，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读一读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很容易迷失在当下。视频有点长，但在今天的海量信息潮中，我们建议还是看些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这样更有助于从中淘选更真、更底层、更高质量的洞见。许小年曾经对记者说，“我说真话，只是因为说假话难受，会降低我的幸福感，所以我不说假话。”弗里德曼的名作《自由选择》再版，请他写前言，他写了，开篇第一句，“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对方说，恐怕有些内容需要删改，他拒绝，如果这样就不发了。出版社最终还是妥协了。了解许小年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轻易荐书，更很少为一本书写推荐序，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却让他写了，并不惜和出版社博弈。遗憾的是，在最新印次的版本中，许小年老师的推荐序还是被拿掉了，世道如斯，令人唏嘘。对这篇推荐序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下方图片打开链接阅读全文。弗里德曼能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讲得明明白白，这一点在他的著作《自由选择》中尤为明显。大多数经济学大咖的著作往往晦涩难懂，《自由选择》一书却完全不同，深入浅出地概括了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通俗的经济学经典。许小年：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得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理论简单、通俗，同时又严谨而深刻。周其仁：愚钝如我，第一次读弗里德曼也不觉得有任何难明之处。惟一的问题是，他怎么可以把经济学道理说得如此清晰、准确和斩钉截铁？张维迎：大学里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读了好几遍，都快被我翻烂了。毕业后到体改委，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我“维迎德曼”。让每一个即使毫无经济学基础的普通人都能读懂经济学，正是弗里德曼写作此书的初衷。弗里德曼擅长使用生动的比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对自由市场的精髓做了深入人心的解释。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自由选择》无删珍藏版（多次断货，所剩无几）：▍延伸阅读许小年：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的大隐患？许小年：不要让企业家提心吊胆许小年重磅演讲！听了三遍，意犹未尽许小年：难道讲实话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吗？许小年：学者切忌张口闭口政策调控，政府使用政策工具要慎之又慎

无论在哪个时代，大多数人都没有公正地对待过当时的思想和艺术。对伟大的作者和艺术家的尊敬，始终只局限于小部分人之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帝国通胀：始皇的“遗产”秦始皇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历代史家对他的控诉包括：不惜民力，屡建大型工程，徭役繁重，破坏生产；严刑峻法，轻则流放致残，重则满门抄斩；施行株连，让百姓相互监视告密，败坏社会道德；焚书坑儒，以官吏代替教师，以法令宣传代替文化教育，导致文化毁灭、百姓愚昧……然而，对于秦始皇“统一货币”的举措，人们一直都大加赞赏。就连今天的很多“专家学者"也认为：秦朝废除六国旧币，统一铸造货币，使交易变得更加便利，促进了经济繁荣。但事实上，秦朝垄断铸币权，对经济和后世所带来的恶果，绝不亚于焚书坑儒和严刑峻法。首先，六国虽灭，但百姓持有的旧币仍是正当的私人财产。然而朝廷一纸命令，顷刻间旧币全部作废，百姓手里的财产值不值钱、值多少钱，全都由秦朝说了算——这是赤裸裸地抢劫。其次，垄断铸币权并没有带来经济繁荣，相反，它让秦朝的盘剥更加便利，让百姓更加困苦。在秦朝垄断货币之前，市场上流通的各色旧币看似混乱，其实存在着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如果某种货币因分量、成色不足，导致购买力下降，不用朝廷强制，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但是当市场上只有“秦半两”流通时，国家强制力便扼杀了货币的自由竞争。秦“半两”由于消灭了货币竞争，秦朝根本不用强征赋税，只需滥发劣币，便可以大量稀释百姓手中的财富，“抢劫于无形”。随着骊山墓等大型工程的开建，秦朝的财政日益紧张，朝廷却依然穷奢极欲，对民间的掠夺有增无减。秦朝末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终于爆发了。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民众忍无可忍。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苦秦久矣”，全国揭竿而起，“伐无道诛暴秦”，赢氏身死国灭——秦始皇把全国的兵器都收缴了，仍然没能保住他的江山和子孙。暴虐的秦朝灭亡了，但是亡国的祸端——朝廷垄断铸币的制度安排却没有断绝，在后世中国的各个朝代、乃至全世界都反复发作。▌“中国的《国富论》”：被帝制毁掉的思想财富西汉早期，皇帝奉行老子“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经济思想。为了给予民间最大的经济自由，汉文帝甚至放开民间铸币。货币自由竞争后，劣币被淘汰，通胀很快消失。经济慢慢复苏，中国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史称“文景之治”。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了文景两朝的富庶：官仓的粮食多到变质、溢出，国库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朽烂；民间的生意人，单单靠磨刀、兽医等微末的技艺，都积累成巨富之家。司马迁还详细分析了经济繁荣、国家强大的原因：承认人的私心和欲望，允许私人致富；市场上的个体自由交易，减少国家干预……《货殖列传》：媲美《国富论》的自由思想但是，汉武帝刘彻，像秦始皇一样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迅速败光了文景两朝积攒的家底。为了支撑长久的征战，汉武帝处处与民争利：推行盐铁国家专营、粮食统购统销，导致私营经济几近崩溃，汉武帝强买强卖、大发横财，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为了最大限度的敛财，汉武帝还重拾暴秦的“智慧”：垄断铸币权。他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值改革，终于彻底废除私人铸币，以五铢钱强制垄断了货币市场。很快，劣币死灰复燃，物价暴涨，百姓叫苦不迭。当然，汉武帝重启这套恶法的说辞非常冠冕堂皇——“私钱祸害百姓”。自此以后，作为“自由市场最后闸门”的货币，就这样被牢牢攥在中央帝国手中，再也未能松开。“利维坦必须垄断铸币权”，则被人们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流毒千年。中国史上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五铢钱在垄断铸币权的魔咒之下，通货膨胀的梦魇却始终阴魂不散，古今中外的血泪教训比比皆是。元朝末年，脱脱肆意印钞，物价暴涨十倍，引发农民起义；民国末年，政府滥发纸币，导致经济崩溃；路易十六时期的食物涨价，导致法国大革命，引发持续百年的内乱（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拉美委国爆发恶性通胀后，百姓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历史上，人们为了捍卫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对于偷抢拐骗、不公平的税收，无论学者还是民众都非常敏感。然而吊诡的是，即便人类迈入现代文明已800年，却极少有人察觉到——垄断铸币权、以通胀稀释国民财富，是利维坦最强横的掠夺手段，也是拉大贫富差距、压垮国民经济最大的一块石头。▌通往自由与繁荣：从斯密到哈耶克如何制止恶性通胀、保障个人的财产安全？如何使人类的繁荣、尊严不至于泯灭？谬误可以假扮成常识，但是人类追求幸福和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止。直到真正的智者将来目光投向这片“禁区”。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横空出世。自此，市场秩序和自由竞争，成为塑造近现代社会的支柱性观念——自由竞争扩张到哪里，哪里就获得自由和繁荣。现代经济学开创者：亚当·斯密两百多年来，该书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被发达国家视为“无价之宝”。科学家们相信，“即便再过五百年，人类仍将生活在斯密所发现的市场秩序之中”。斯密在《国富论》中毫不客气地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当民众失去了选择货币自由，就只得接受被强加的隐性盘剥，却又逃无可逃。汗水换来薪水，而薪水在缩水，哪里还有安全感可言？到了20世纪，诺奖得主、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反问道：既然商品、服务，甚至制度和观念都应该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为什么货币不可以？哈耶克由此提出了“货币自由竞争”的设想：真正的剥削从来不是来自资本，而是利维坦，通货膨胀、经济衰退，以及“令人绝望的贫富差距”，根源都在于利维坦对铸币权的垄断；金钱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是唯一对穷人开放的东西，但是，只有在货币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中，才可能使普通人能免于利维坦的盘剥。哈耶克对铸币权本质的深刻揭露，对许多人看来或许有些惊世骇俗。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哈耶克最震撼人心的发现。自由经济的捍卫者：冯·哈耶克1940年代，在纳粹和苏俄乌托邦最受追捧之时，哈耶克便以《通往奴役之路》预言了两国的结局：乌托邦主义无视人性、践踏私产、缺少价格信号，只会带来匮乏、混乱、道德败坏，最终自我毁灭。该书在今天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但哈耶克却因此遭受了半个世纪的质疑和攻击。在东欧的恐怖统治时期，持有该书甚至会被判重刑。1974年，瑞典国王敬辞：哈耶克先生，自亚当.私密以来，在经济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同台领奖的乌托邦主义者缪达尔，则质疑哈耶克的获奖资格。1994年，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50周年之际，主编评论：“然而，世界错了，哈耶克是对的。”哈耶克亲眼目睹了乌托邦的覆灭，却仍然对人类的自由前景感到悲观。他认为人类天然具有崇尚乌托邦的冲动，因此人类社会永远无法摆脱大政府的诅咒。晚年的他一直在思考自由的实现方式，并由此写就生平最后一本经济学专著——《货币的非国家化》。在这本书中，哈耶克雄辩地证明：无论如何粉饰或狡辩，强制力所造就的垄断，会放大人性的贪婪，并让质次价高的东西泛滥成灾，货币发行亦是如此。一旦以强制力进行垄断，货币就不再是服务于民的交易媒介，而被沦为财富掠夺的工具。正如哈耶克所说，“一种货币如果不是开放的，而是被操纵用以满足某一群体之需要，就必然成为最恶劣的货币。”▌为什么要读懂哈耶克？“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生前曾说:我是一个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还觉得他们是很难值此获此殊荣的。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哈耶克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我读了他的著作后，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杨小凯认为，哈耶克对人类的影响，将会“像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深远”。尤其是哈耶克对自由竞争的坚持，堪称彻底：商品市场没有自由竞争，质次价高的企业就会鸠占鹊巢；思想市场没有自由竞争，错误的观念就会流毒人间。今天，为什么要读懂哈耶克和他的《货币的非国家化》？这部经典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于哈耶克的其他思想，中国读者对所知仍然非常有限。然而，中国要想领先世界（这是杨小凯生前最大的愿望之一），就必须以中国传统的精髓，接续全人类自由、繁荣的大传统——从司马迁《货殖列传》，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再到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究竟有何种隐秘的关联？美国经济学教授杰夫里·伍德说：“本书要把‘政治上的不可能’，变成我们可以把握的可能。”毛寿龙教授的理由更为直白：“货币，在老百姓手里，是钱；在企业家手里，是资本；在从事货币交易的市场里，它是资产。但在垄断铸币权者的手中，它是货币，可多可少，只是方便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记账工具，有时候还是征税工具。要让货币成为钱、成为资本、成为资产，从秩序维度来说，非国家化是根本的方向。《货币的非国家化》是货币市场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不能不读。”先知书店有幸携手海南出版社，让哈耶克这部《货币的非国家化》再版问世。本次再版，编辑团队自知责任重大，在原来第一版的基础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原书中哈耶克增补的内容，用星号做了标注，逻辑论证的关键之处，也都用黑体标出，使这本奥地利学派经典著作读起来逻辑清晰、畅快淋漓。并且，还邀请了国内研究哈耶克及数字货币的专家学者导读本书。近年来，本书也曾成为区块链领域的热门书籍，在最高点时，二手书价格曾高达千元。热度之高，可见一斑。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认清货币的本质。（还可在页面选购哈耶克其他作品）▍延伸阅读两千年来，桑弘羊为什么总是赢？现代文明的守夜人——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我想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

对经济发展而言，没有什么比国家更重要的了。好的国家制度与政策，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提；不好的国家体制和政策，不仅不能维系经济发展，反而导致市场扭曲、经济衰败。因此，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一直是各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各国改革过程中必然反复面对的话题。通过几位伟大的思想家，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可以用三双“手”来比喻：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第一双手：无为之手国家应该是一只“无为之手”的理论，来自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斯密在“经济学圣经”《国富论》一书中，把市场比喻成一只“看不见的手”，认为自由竞争、开放合作的市场，可以使国民的财富得到最大的增长。在自由市场的每一环节，所有个人都可以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他人、为社会服务；通过交换与合作，可以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不断扩大分工、走向繁荣。所以，斯密认为，要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最大作用，国家就应该充当一只“无为之手”，对市场的干预应该越少越好。除了提供国防、治安、维系司法公正等，市场无法提供的服务，政府就不应该再对经济活动实施任何干预。换言之，经济发展本来就该让民营企业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政府应该并且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200多年来，受亚当·斯密“无为之手”的启发，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治国理念，就是“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第二双手：扶持之手国家对经济的第二双手，是“扶持之手”，这是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思想。福利经济学假设：市场不完善，可能会失灵，由此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国家是善意的，可以通过反垄断、消除信息不对称等措施，对市场不足进行必要补充，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些干预手段有价格管制、税收调节、准入门槛，甚至是计划经济，国家拥有并直接操作企业，将企业资源直接用于提高就业和居民收入，以及其它非经济目标。国家对经济施展扶持之手，如今已成常态。哪怕是号称经济最自由的美国，国家干预也越来越多，补贴、管控的力度越来越强。但是事实证明，即便是最低层次的干预手段，都会导致错误投资，破坏自由竞争，进而导致错误蔓延，逆淘汰盛行，最终必然走向危机和萧条。可见，国家即便真有必要对经济进行扶持，也必须对手段和力度万分谨慎，特别是坚守法治和产权的边界。诚如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所言，国家对经济最好的扶持，就是坚定不疑的保护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减少市场交易成本，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可以把手中僵化的资产转换成活动的资本。▍第三双手：掠夺之手越是不受节制的权力，对国民越危险，这是千百年来的政治常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注意到，国家在经济中权力不受限，也同样危险。国家也是一个利益主体，并且可以使用强权追求自己的利益。国家这样做时，它就成为了一双“掠夺之手”。制度经济学巨擘曼瑟·奥尔森，在其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权力与繁荣》，不仅揭露了这些国家掠夺经济的起因和手段，更是划时代地给出了对抗“掠夺之手”的诊疗方案。无论在任何社会，总有一些人，更愿意去掠夺他人的财富，而不是自己创造财富。掠夺就需要武力，而拥有强大武力的集团分两种——流寇和坐寇。流寇抢完就走，所以他对完全摧毁一地的经济在所不惜。比如杀人越货的强盗。而坐寇则要考虑到，今天抢光了，明天就没有了，不能杀鸡取卵。这些坐寇，就是国家。比如古代的皇帝，他尽管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百姓，但通常还会提供一定的保护和秩序，关心牲口的数量和长势，以维持自家的长远收益。因此奥尔森进一步尖锐地指出，不能天真地假设，国家的目标就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国家，掌握国家机器的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有自身利益。要理解国家的种种行为，一定要理解掌握国家机器的人，所具有的自身利益和利己行为。其实从现实和客观地来看，多数时候国家都同时扮演了“三双手”的角色。但要命的是，一个国家对经济的态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常常阳奉阴违，在转型时代的变化尤其剧烈。因此，洞察和预见国家对经济的真实意图，以此防范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是研究国家问题的重中之重。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国家与经济”六书（含独家）：《政治经济学通识》（独家）：国家与经济的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常态问题，甚至是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本书深入浅出、通俗好读，是“国家与经济”领域最适合中国人的入门读物。亚当·斯密《国富论》：对“无为之手”的第一手辩护，读懂“国家与繁荣”的首先选必读书。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独家）：对“对扶持之手”正本清源的旷世奇作，作者以它击败计划经济者、挽救了一个国家。诺奖级学者曼瑟·奥尔森“国家与兴衰”三书——《国家的兴衰》《权力与繁荣》《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掠夺之手”最犀利的批判和警惕，读懂国家政治与经济兴衰的来龙去脉。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贫穷，源自对经济的无知；落后，源自对政治的无视越是经济陷入危机，越需要回归的四个常识许小年：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的大隐患？豆瓣9.4，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神作（无删版）周其仁：市场经济绝不应该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对市场经济的六大误解现代人必懂的十个经济学常识

吴敬琏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他以“敢言”著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更是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理解当下中国，一定要读吴敬琏。▌用知识推动中国进步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南京人，一岁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吴敬琏自幼身体薄弱，1947年时，患上了肺结核，1948年时随母亲逃往香港避乱，1949年4月又返回北京，之后肺病复发多次，经常住院。他的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与一份著名的报纸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私人办报的典范之一《新民报》，该报鼎盛时期曾经存在多地版本，如今仅仅还有上海《新民晚报》作为残存的记忆。五十年代从复旦经济系毕业之后，吴敬琏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此开始其与中国政治经济难以割舍的人生。不仅与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不少官方正统经济学家共事，也与顾准等非主流人群交往学习。顾准不仅引领他走进市场经济的大门，更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以后的学术研讨和论战中，他总是直陈时弊、直抒胸臆。他曾受到各方的攻击，有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极端“左派”，有某些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还有来自社会底层、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有产者的民粹主义。有一段时间，吴敬琏的很多言论都被“肢解”，外界用只言片语曲解他的意思。但是他始终以无畏的精神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坚持不懈地为改革奔走呼号。尊重规律、科学求真是他的信条，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真问题，用知识推动中国进步。即使如今已年逾九十，也依然活跃。▲青年时期的吴敬琏▌捍卫市场经济，得名“吴市场”1974年10月的一天，罹患肺癌晚期的顾准对晚辈吴敬琏说：“我们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的，但是现在还不行。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文革结束时，吴敬琏已经46岁，但是新征程才刚刚开始。1979年年底和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请来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他们的讲学让吴敬琏很震动，他原以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但他们却说：“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这让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了比较经济学研究，对各种经济系统进行比较，从中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1983年，已年过半百的吴敬琏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地、比较经济学发源地——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在此之前，他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身份相当于教授，可去了之后才发现，由于缺乏经济学基本知识，参加讨论会和研究生基础课都听不懂。为了弥补知识，他只好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一年半后，吴敬琏的头发都开始发白了，但也收获颇丰。在耶鲁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改革理论思想，其中最主要也是日后对中国改革路径设计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性分权”的划分。“行政性分权”就是中央把权力下放给地方，由地方行政机构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市场性分权”是指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决策。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就是这样的整体改革思路，让他在1984年到1986年的经济过热论战中，主张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胀。从计划经济的信徒到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在吴敬琏身上折射着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向，吴敬琏的“吴市场”外号也传开而来，不少受他影响的技术官僚也开始成为中国中流砥柱，比如周小川、郭树清等。▲从左至右：薛暮桥、马洪、李克穆、吴敬琏▌好的经济需要法治基础“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那一套，把市场关系建立起来，就会一帆风顺。”但市场经济也是分好坏的。吴敬琏把1978年到1993年的改革前15年定性为：增量改革，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突破最大。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形成了“双轨制”，使得中国经济变成寻租的温床，衍生出权贵资本，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2000年，《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披露了投资基金大量违规违法操作。当时国内经济学界都缄口不言，但吴敬琏却接受了央视采访，并且直率地指出：“一个市场，如果普遍地违法违规，那就要考虑了：这个环境引诱人们走向违规违法，那么就是有关方面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节目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此前，他的形象是“吃皇粮的公务员”，此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从此他被称作“中国经济界的良心”。在谈到“良心”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处时，吴敬琏说：“中国老话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我的老师、朋友顾准说，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解剖。▲吴敬琏（左）与法学家江平对谈▌重启改革议程是唯一出路2001年1月14日，吴敬琏在央视节目中炮轰中国股市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节目播出后，沪深股市连跌三天。有人把气撒在吴敬琏身上，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五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吴敬琏为此专门写了《股市七题》来回应，其中谈道：“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20年前，布鲁斯曾告诫中国同行：“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进入新世纪，一直秉持着经世济民思想的吴敬琏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十六大”理论座谈会上，吴敬琏向上递交了书面发言稿，他建议：“当前特别需要强调以下三个理论观点：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二、它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三、它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2012年，吴敬琏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尖锐地指出，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行政权力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严峻的现实表明，只有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实质性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才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吴敬琏：国务院的“座上宾”▌一个知识分子火热的心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存在重叠，也有不同，公众的期待也有所不同。很多人形容他纯粹、干净，他显然也以知识分子为追求，他在一次采访中如此定义知识分子为“求真”：“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这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真，求真理。”能够求真在时代浪潮之中是何其困难，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也一直是从中心走向边缘，也正因此，无论如何，吴敬琏为市场、改革、法治的呐喊，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难能可贵。吴敬琏曾说：“我虽然浑身都是病，却还有一颗火热的心。”学者余英时就常常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于“士”，可中国读书人始终面临诱惑不是驯服哲人王，而是货与帝王家；在被挤压之下，可供读书人的独立空间其实渺茫。也许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暂时冻结，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告一段落，关于左与右的争论不在台面，但是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关于法治与法制的争论却仍旧在。有时候觉得什么都变了，有时候其实发现什么有都没变，有时候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一切新问题都是旧日老问题改头换面的重现，还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新房间，费力打开一扇窗，却发现正是自己刚刚走来的路。这就是中国，这就是这个时代，成就人也愚弄人，毁灭人也拯救人，最好的时代，从来也都是最坏的时代。从这个意义而言，吴敬琏作为时代的参与者与创造者，非常值得现代人去了解，关注这个经济学家曲折的一生，同时在这个看似荒谬却又无比真实的复杂时代，看清我们仍在进行之中的历史三峡。▌为什么要读吴敬琏？吴敬琏曾问，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独特模式的成功吗？是北京共识的成功吗？不！他回答：中国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吴敬琏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用“泣血般的嗓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之命运鼓与呼。当下中国知识界有水平的人不多，身居高位、敢讲真话的人更少，吴老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他是一位保持着独立思考，坚持为市场辩护、为底层发声的经济学巨匠，他仍然在苦苦思索着中国改革发展之命运、中国社会发展演进之趋势。吴老现已91岁高龄，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吴敬琏以直谏敢言著称，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他融胆识、学问、实践于一身，多次参与高层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运转中的潜规则，各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思想博弈、利益博弈，比局外人理解更为深刻。他心中对未来的期盼和对过去的深思，冷静得令人不敢直视。一个年过耄耋的经济学大家、理性爱国者，在目睹当下中国经济遭遇的种种危机后，用他一生的思索和实践经验，总结了中国过去40多年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这本书提供的智慧远不止于当下。吴老已92岁高龄，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为此，诚挚推荐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最新修订版），此书是理解当下中国绕不开的作品。这本书很有画面感，让人如临现场——细节中隐藏着玄机，细节中能看到“魔鬼”。“只有吴敬琏先生，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主题特殊，它是以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为主线，为中国当代史中最重要、对今天影响最大的“改革开放40年”写就的一部极简史。主线之下，是计划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五次观念博弈、权力博弈、利益博弈，其中的腐败、贫富差距、各利益集团之间的隐形交易等等问题被作者吴敬琏先生一一直面。·角度特殊，吴老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从政治决策、体制运转的角度，自上而下地看过去40年的经济变化，在这样的高度下，很多今天的经济问题，其根本症结也可从历史中一览无余。·价值特殊，

当生活把你抛进火坑，你不得不在里面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坚强和勇敢。你有的不过是活下去的本能，别人所能承受的你也同样能承受。——徐晓《半生为人》弱者的胜利——《半生为人》读后文：高尔泰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一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初航。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只是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我用“忧伤”一词，作者未必认同。我所谓的忧伤，是指人对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意义的追寻。荒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直接地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间接地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由于那种照亮生活的理想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现在已经杳不可寻，所以这个思念，或者说憧憬，就成了我所谓的忧伤。以忧伤为基调，也就是以情感为主导，只听从心灵的呼声。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徐晓此书，就不同于，例如“孤岛张爱玲”那种。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蚤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对于已经逝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惟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真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所以我说，这是一首忧伤的长诗。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的感觉，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二这本书，比之于龙ying台的《大

金钱是被铸造出来的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金钱不会听命于配不上它的大脑。——爱茵·兰德（Ayn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由此诞生，正如《国富论》完整的书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描述的那样，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如何创造更多的财富。在这个元问题下，诞生了许多分支和争论，比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与政府之争等等。随着经济学的日趋成熟，它开始不满足于自身的领域，摇身一变，成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也就是说，经济学原理入侵了很多学科，比如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由此也派生出了许多全新的理论，比如宪则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等。目前，它们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显学。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籍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此文发表于1995年。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我是一个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我还觉得他们很难说是值得获此殊荣的。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但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他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我自己也讲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来没有的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人读了他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让我记录下我读哈耶克著作的感想，与读者分享。哈耶克对socialism思想的批判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socialism的批判思路很不一样。今天大多数对socialism进行批评的中国人，多是从socialism实行以后经济效率不高着眼的。而哈耶克对socialism批判的着眼点却是制度形成的机制。哈耶克认为自由社会的制度是一种自发的过程，从没有人有意去设计整个社会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形成是千万人互相竞争、互相作用的结果，所以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竞争过程也使人无法垄断制度设计和形成机制，因而无法利用这种垄断来损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过程会将信息传递中的歪曲降到最小。而socialism制度是世上第一个由某些思想家为社会总体设计的一种制度，它不是自发地在一个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包含的信息量受某个思想家所知信息局限，不可能是亿万人交互作用、将不同的信息综合使用的。在哈耶克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socialism国家的差别，一是在自由社会中，制度和秩序是自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二是自由社会中的制度都是一些游戏规则，人们只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做判断。而socialism社会的特点却规定谁应该是胜者，什么应该是社会追求的具体目标。因此，socialism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社会上其他人。试想想，一场球赛如果在未赛前就预定了谁是胜利者，这还有何公平竞争可言？自由社会中并没有一定消灭socialism制度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定，只有一些竞争的游戏规则，制度的自发发展是基于规则公平的共识，至于是socialism、或资本主义、或其他制度获胜，是一个无人能预料的事。我读哈耶克的书之前就有一个想法，socialism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经济比socialism中还多，例如，麦当劳的经营中就有总部对各连锁店的很多指令性计划。但根本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通过计划权利的自愿自发的买卖而形成，但socialism社会中的计划是用政府的垄断权强制形成。当时我并未读哈耶克的书，但看了他的书后，才发觉，他的思想涵盖了我的想法，细想起来，我大概是看了弗利德曼等人的书，间接受了哈耶克思想的影响。再看看胡平等人讲到socialism经济由于是看得见的手，所以当这种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人们不会自愿地接受市场的惩罚，因而造成改革的困难。看过哈耶克书的人都会发觉，这些思想都是他所首创的。哈耶克指出，在一个自由经济中，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所以强制执行游戏规则就会十分有效，输了的人无法不认输，因为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法与之辩论，也无法抗拒它的惩罚，受罚人也无法责怪任何他人。但socialism制度却有只看得见的手来执行奖惩，失败者总会有办法找政府，抱怨奖罚不公平，或不合理。因此，游戏规则无法强制执行，或曰预算约束总是软的。在这种条件下，公平的竞争游戏是无法玩起来的。哈耶克的思想其实与经济学界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主流学派南辕北辙。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所谓科学方法派，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假定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能用数学最大化问题求解，理性经济人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能用一般均衡或对策论（或赛局理论，game

比短篇更短的小说完全符合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忙碌的人们的阅读习惯，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人们为这类的小说赋予一个新名词和新定义。例如极短篇、精短小说、超短篇小说、微信息小说、一分钟小说、一袋烟小说、袖珍小说、焦点小说、瞳孔小说、拇指小说、迷你小说等，族繁不及备载，连专门的文学研究者也很难如数家珍分叙其定义，一般人更容易混淆，故总论之。一般认为小小说的篇幅应在两千字以下。因为题材常是生活经验的片段，因此可以是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甚至无头无尾。高潮放在结尾，高潮一出马上完结，营造余音绕梁的意境。由于比短篇更短，字句也需要更加精练，题材能见微知著者为佳。一个意外的结局虽然能吸引眼球，但文章短还是要有伏笔呼应，甚至比起给予读者意外、应该更重视能否带给读者感动。一般认为，篇幅在三万字至六万字之间的小说。也有少数十几万字也被算作中篇而不归于长篇，这取决于文章内容的丰富度。其容量大小、篇幅长短、人物多寡、情节繁简等均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通常只是截取主人公一个时期或某一段生活的典型事件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故事情节完整。线索比较单一，矛盾斗争不如长篇小说复杂，人物较少。所以，相比于长篇，中篇小说比较容易把握，也更容易成功。因为对于初涉创作领域的人而言，写作长篇易陷入多数的情节造成凌乱难收的困境，而写作短篇不是转折太少而单调、就是转折太多却显得拥挤。这时考虑将原本的构想修改中篇是一个广受推荐的建议。仙侠的雏形与诞生，可以说起于武侠，却更盛武侠。早在民国之前，武侠更具实，而还珠楼主引入虚后，后来作者则受之启迪，半虚半实化，从而进入了一段百家争鸣时期。尽管武侠文化到后期，风格也是越来越向仙侠靠拢，这是一种尝试性的创作，不过当时没有受到其他武侠作者重视，以致仙与侠一直脱离，直到《灵仙侠世传》的出现才正式的融合了仙侠。4.侦探小说侦探推理小说是指在故事的描述过程中带有足够的线索让读者可以推理出结局，也可以不加推理由小说中的“侦探”来推导出结局的小说。发展早期是受西方影响，而出现《霍桑探案》，当代摆脱西方影响的作品是《游戏侦探集》的出现，而刑侦严格上不算入，因为刑侦无法批判现实，只是为了当权者服务。5.探险小说它是以各种不寻常的冒险事件为描写的中心线索，主人公往往有不平凡的经历、遭遇和挫折，情节紧张、冲突尖锐、场面惊险、内容离奇。西方比较盛行，国内《游险记》与《寻龙诀》的出现，也带来了一点热度6.历史小说。历史小说通常与军事小说不分家，严格说历史小说主要是以史实记录为蓝本，重新记述刻画历史人物和事件。网络上出现的历史小说大多是使用中国古代历史为背景的穿越类小说。借助神话的表现形式或以神话为题材内容的小说，它起源于远古时代原始先民的口头创作，当时出现大量的“用想象或借助想象力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远古神话，实际上这就是人类创的神话小说。故事情节是指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故事情节的一般结构：（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故事情节来源于生活，它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它比现实生活更集中，更有代表性。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和矛盾是有始有终，有起有伏，并有一定发展过程的，因而小说情节的展开，也是有段落，有过程的。这个过程一般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部分。有时还有序幕和尾声。在作品中，情节的安排决定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并不一定按照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顺序，有时可以省略某一部分，有时也可颠倒或交错。在越来越多的政治正确面前，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越来越稀有，以简明的经济学逻辑，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教育家，站在自由的经济思想之上，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常识。他提出的“用市场逻辑战胜强盗逻辑”

吴敬琏，1930年生于南京，江苏武进人。中国经济学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界泰斗

▲本文作者陈志武教授私产越不受保护，社会越危险文：陈志武我和杨小凯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当社会的多数人都认同财产权保护理念的时候，在这些国家才可能有真正的产权保护，经济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1979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亦曾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本文发表于2011年。中国经济的未来希望不在国有企业，而在民营企业。这话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因为如果翻开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的细节，你会发现私营企业所占比重小得可怜，其营业收入只占500强企业全部收入的8%，资产总额才占500强企业资产总值的1.73%！仅中国企业500强中资产排名前10位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就达32万亿有余，是民企500强前10名的资产总额的近91倍！面对这种一边倒的国企优势，民企怎么可能跟它们竞争并最终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国企的实际优势还不只如此，还在于国家政策、行业准入、银行贷款、上市融资机会对国企的绝对倾斜，让国企完全垄断石油、能源、电力、通信、金融、交通、邮电等行业，它们有着国资委作为最直接代理，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法院体系，也就是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面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私有企业和个人创业者难道还有生存、壮大的空间？尽管目前对民企的歧视还继续如此，从人类更长的历史趋势和人的本性看，私有经济必然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这一点不含糊。第一，从人类的进程看，通过公有来汇集资源、共享收入以达到人类共同生存概率最大化的目的，这种安排随着人类物质生产能力的空前提高已变得不再必要。试想，在原始社会靠打猎动物、摘取自然植物谋生的时期，人的生存能力的确低下，如果数天打不到动物，一家人或一群人可能要集体饿死，在那种情况下，部落公有制是一种最理想的安排，因为虽然那样会牺牲个人、各家的自由空间，但通过大家共享，让部落每个成员活下去的概率最大化；否则，单个个人或家庭会容易饿死。到农业社会，通过在家里重复养家禽、在同一块地重复种植庄家，人的物质生产能力当然大大提高，但那只能解决一般情况下的温饱，还谈不上在各种特殊情况下各家都能自保，收入的保障会随着自然灾害而泡汤。所以，在那种社会里，虽然并没有什么国家通过全社会办国有经济来达到全社会的资源汇集、收入共享的效果，但可以想象，如果能解决国有企业所必然带来的道德风险和贪污腐败的问题，国有制或许还能起到增加全社会生存概率的作用。在没有完全走出温饱挑战的社会里，通过公有将社会所有资源强行汇集到一起，也许有它的价值。但是，到今天，由于全球化把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技术带到中国、印度，还有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从粮食生产到衣、住、行都可以大规模，而且能很便宜地提供，温饱已经远不是问题。现在更头痛的是产能过剩，而不是产能不够满足人类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办国有经济、公有企业来达到汇集资源、分摊风险的效果已变得不再必要。一方面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使全社会范围内的“大锅饭”安排所能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这种“大锅饭”所要支付的贪污腐败成本却越来越大，使这种安排越来越不合算。生产性资产、土地和其它资源的所有权应该要明晰到私人个人，世界没有哪个富有的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而富起来的。为什么我说当代的全球化从根本上让人类生产能力出现“大跃进”？按照Angus

并潜伏于那些严肃且极受尊重的学者的心中：除非他们及时地质疑并否弃这些观念，否则它们就会随时冒出来再次控制或左右发展之进程。就有关社会秩序之性质的哲学观念对法律发展产生影响的方式而言,

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清朝是一个专制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特权阶层极少有人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鸦片战争后，他们一方面在外国的坚船利炮和太平天国的打击下，对中国器物技艺的落后体会深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特权受到减损和制约。他们企图在不损害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巩固自己的特权利益，于是发动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失败命运不可避免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最近，越来越多的官方媒体和新闻报道，开始直面就业问题。就业形势究竟有多严峻？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24年5月，全国城镇非在校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为14.2%。大学毕业生的竞争更加激烈。据教育部统计，2024届有1179万大学毕业生，同比增加21万。最能说明问题严重性的，是一线城市的数据。根据深圳市的最新数据，2024年第一季度新登记的失业人数，同比增长了40%。暂时还有工作的人，压力其实一点都不小。刚刚，武汉上万辆无人驾驶的网约车投入试运营的新闻，宣告了“铁人三项”也不再是普通人就业的安全港。而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学校，甚至公务员都在裁员或降薪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严峻的形势？其中，有哪些原因即便弄清楚了，短时间内也很难改变？又有哪些原因，才是能够帮我们预见未来，从而迅速做出改变、跑赢未来呢？现实中大致有三种情况：1.认为是大环境所导致，采取的办法，是“很丧很佛系”，坐等大环境变好。2.认为是资本家自私，不愿承担社会责任，所以冷血收缩，暴力裁员。对此，他们一边诅咒资本，一边学习各种“软技能”，加班加点，卷死同行，保住工作。3.还有少数人，敏锐地意识到，除了“只可言传，不可意会”的大环境外，不可阻挡的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剧变，才是洞察未来趋势，思考未来工作最重要的东西。英国经济学家加文·布朗与理查德·惠特尔合著的《未来工作：算法时代的工作变革》一书，刚好属于这一类。这本书与市面上绝大多数被冠以“未来工作”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教我们学会更多的“软技能”来卷死同行，而是洞察那些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从现在开始准备“未来工作”。这本书不仅适合失业者、打工人，更适合中小企业主和今天的职场白领、金领。

本文是周其仁老师2018年在联想之星WILL大会上的演讲内容，非常值得一读，这里面的话对于今天似乎更适用。文章来源：新华网思客。▍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确定”经济学常常被看作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验证。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的是马尔萨斯，相信人口增长会持久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了忧郁的印记。教书要讲到预期，阐明人们行为受到未来看法的影响。我知道关于未来最好的理论答案是“不确定性”，那还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里提出来的。何谓“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也推不出来将来会是个什么样，不妨干脆译成“莫测”。按奈特的原意，不确定性比“风险”来得严重，本质上不可测，用保险机制也对付不了。这与现代物理学家或有一拼，他们说观察一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时，无从预知它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测不准”——“莫测”是也。怎么应对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学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结论，那就是离不开一套制度——法治、市场、财产权、合约，特别是股权合约。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论上追到底，就是因为未来不确定。▍“对未来严阵以待”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说完美。首先关于未来不确定、莫测，似乎没什么更多内容可说，导致对“人们怎样看未来影响其当下决策与行为”的忽视，降低对行为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其次，莫测无非“天有不测风云”，容易让人“预后不良”——似乎不确定总意味着灾难来临。其实，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意外惊喜，并不是确定的倒霉。所以对“不确定”还可以解析。这方面，彼得·蒂尔的《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1月出版）对我有启发。作者把人们怎么看未来，构造成一个两维对两维的矩阵（明确／不明确，乐观／悲观），得出了四个象限：“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然后他把“各国看待未来的方式”，装进了这个认知矩阵。当然不够严谨，因为各国都有一大票人，看未来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顶多是对各国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观印象。虽然不那么严谨但对我也有启发，冲击力还不小。

▍理解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且不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是否理解，仅仅是中国近40年来的历史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以往40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尚有争议。目前，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有

读者看到这题目，想像着作者是否会先给资本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若果如此，则全书先已有了一种演绎既定的想法。可是这种作法与我的目的完全相反。资本主义是一个经常见到的名词，在多数读者心目之中，均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但若要在今日将这一名词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以及很多与它关联而过去却未顾及的地方，一并收集检讨，这样一来就应采取归纳法。况且资本主义是一种连亘几个世纪、通过许许多多国家的组织和运动，牵涉到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思想和文化的各部门，迄今尚未停顿。如果笔者先赋予一种一成不变的定义，无异要求读者先接受一套宇宙观，务必先建立信仰，才谈得上识见，那么其教条主义显示出的宗教虔诚，超过学术上的好奇心。事实上，不少人在资本主义的一类的著书都采取这种态度。▍当代论述资本主义的学派前剑桥大学讲师陶蒲（Maurice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说：“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但与古代社会总是不自觉地落入等级深严的制度不同，哈耶克是想让全人类都能自由地活着。他用一生向世人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任何集体主义。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能认真阅读哈耶克的思想，想必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哈耶克对自由的推崇，集中体现在“哈耶克三原则”上——-1-自由至上原则哈耶克认为：“人类始终面临一个抉择：是在贫穷中寻找平等，还是在不平等中寻找自由。”这样的选择，我们再熟悉不过，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做这样的选择，而且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平等而不是自由，而其命运也与哈耶克所描述的相似，最终既没得到过平等，也没得到过自由。哈耶克认为，自由先于平等、先于民主，它与能力无关，它不承诺幸福；那些允诺建立乌托邦的，与阶级有关，最终只会通向奴役式的假平等——这与鲁迅描述的中国人的一种状态非常相似，那便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哈耶克相信，“在自由与奴役之间，没有第三条路”。自由，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它的内核是保障个人生命权、私有财产权的有限政府伦理，是自然演化的秩序，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这便引出了第二个原则。-2-政府不可靠原则在很多国人的观念里，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政府。事实上，两者存在巨大分别。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政府则是一种具体的管理形式；国家是所有国土与国民的集合，而政府则仅仅是国民少部分代表的集合。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而不是相反。为了国家的正常运行，政府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哈耶克说，政府必须要有一个监督，有一个制衡，权力要被关到笼子里去。因为，人不是天使，人性深处的恶隐藏在所有人的心中，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政府一旦获得不受制约的权力，便可能造成全国性的灾难。所以，哈耶克不相信政府可以控制对权力的贪婪。他倡导建设新型的有限政府，让权力再制衡。这便需要第三个原则。-3-法治评判原则国人常说，传统中国是“儒表法里”，似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法治社会。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人治社会，真正的“法治精神”少之又少。而且中国古代法律本身也存在巨大问题，往往只是帝王将相随心所欲的保障，而不是基于人类自然权利的结果。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制定过很多反人类的法律。哈耶克说，恶法非法。法律必须建立在人类的自然权利之上，要尊重并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立法者”的使命是发现这些“理所应当的规则与秩序”，而非单凭臆想去创造法律。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法治。法治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在法律之下，政府也在法律之下。法治的核心是，“在政府强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使得政府不能越过法律损害个人的权利，个人也不能越过法律损害他人的权利，每个人都能通过服从良法而获得自由。以上的“哈耶克三原则”，只是哈耶克思想的一支火苗。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坏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好秩序开出文明之花？答案并不确定，这取决于我们对像哈耶克这样真正可以穿越时空的思想的态度与理解。对于每个热爱自由、忧思民族和自身命运的人来说，哈耶克的著作无疑是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多一个人读懂哈耶克，自由就多一份保障。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读懂哈耶克”九书，其中《感觉的秩序》系中译本首度问世。这些书，既可以作为入门读物，帮尚不熟悉哈耶克的读者透彻了解其生平和主要思想；也可深度阅读哈耶克原作，汲取先知的智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哈耶克的四大原创思想，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哈耶克真正的论敌不是凯恩斯，而是拉斯基哈耶克惊世之作：绝版十年，重现世间纪念哈耶克：最坚定的乌托邦掘墓人纪念杨小凯：先知和他的世纪追问对中国历史与未来的洞察，绕不开杨小凯与王学泰时间站在了杨小凯这边张维迎深情纪念杨小凯：读你的书，我几次流泪

秦晖老师是我最喜欢的学者，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一本书：《问题与主义》。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有人说，相比于理解历史，理解当下中国似乎更难。理解当下，可以有很多视角，历史、政治、甚至意识形态，这些视角都不可或缺。但为什么我们看了那么多历史、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看不懂当下中国？因为还有一个更加与当下切合的至关重要视角，却被大家长期忽视。甚至温总理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用这一视角看中国，才是惊心动魄的。这一视角，就是“财政”的视角。作为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只有读懂了中国政府与经济的运作机制和行为，才有可能真正看懂中国。著名政治经济社会学家周飞舟教授的《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就是这样一部以“政府与财税”为视角，能够深入肌理观察中国的神作。本书是仅有一版，后来一度再版困难，曾在二手市场卖至千元的神书。被读者认为是，“水平极高”，“值得一读再读”，“看完后对中国社会认识可以上一个层次。”可以说，本书对理解当今中国种种现象极具启发性。理解今日中国，需要理解政府行为，而政府行为必然涉及财税。政府财税收支——钱从何处来，用到何处去？又影响到每一位国人。也可以说，本书抓住了一条影响中国过去几十年，但却容易忽略甚至被无视的重要暗线：理解今日中国治理的起点不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重要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甚至可以说，94年税改影响，不比改革开放小。在这之后各级政府种种行为模式，以及城市化、土地、房子……哪一样都与94年税改有关。有没有税改，就是两个不同模样的中国。税改不仅是一次财政变革，更是一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变革。税改之后，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普遍行为模式：土地开发和土地转让高潮出现，房地产一步步成为中国经济支柱。这种模式也在带来副产品：房价飙升、“空城”现象、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销声匿迹……而《以利为利》，不仅以翔实数据与资料，解答了分税制改革始末。更像进入企业内部那样进入政府“内部”，理解和阐释政府行为与动机，解开当今社会诸多现象的背后谜团：分税制对中国社会到底有什么深远影响？普通人扮演了什么角色？房地产为何能影响几代人财富？……《以利为利》作者周飞舟，与周雪光、周黎安老师并称“三周”，都是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学领域的大牛。《以利为利》即是周飞舟老师十年研究脉络的系统整理。可以说，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都在里面了。政治/社会学学者周雪光：这本书的基本判断，观点明确，立论坚实。在中国改革走过一个完整周期后回头来看，这些基本判断仍然熠熠发光，意义深长，经得起时间考验。这本书看起来有点深，其实却好读。周飞舟老师能让晦涩话题清晰易懂，是读者之幸。要说美中不足，就是一些关键时刻的点到为止，但读者自会有自己的思考与判断，而这大概也是能出版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商业界、学术界，对本书的评价都非常高，这是一本理解中国政府与中国经济运作必不可少的案头书。《以利为利》豆瓣高达9.4分，基本是国内此类书籍的高分天花板了。更为读者之幸的是，本书在绝版许久之后复活，且内容无任何删减，但只在极少渠道销售。这本书一度售罄，现已重新到货，现货数量极其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从政府内部看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以利为利：什么是理解现代中国问题的起点？减税和轻税是聚民心、固国本、图富强的不二法门张曙光评《大减税》：最好的财政是尽量少花钱“能出版因为话只说了一半”越是经济陷入最危险的边缘，越需要洞察中国经济的本质读懂中国经济，必须读懂中国“政策”越是股市暴跌、财富清零的时候，越需要重读吴敬琏

许小年，1953年出生，经济学家。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本文来自许小年2015年的一场演讲。今天让我来讲创新和互联网，我想还是从宏观经济谈起。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创新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走到了今天，不靠创新，已经走不下去了。大家看，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的宏观数据，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在不断地放慢。虽然统计出来今年一季度、二季度的GDP全是7%，但电力的指标、运输货运量的增长率和企业的层面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经济正在滑入衰退。为什么会衰退？因为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内部所积累下的结构性问题到现在已经捂盖不住了，必须要由某种方式表现出来。表现在宏观上，增长速度放慢；在微观上，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何看待，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衰退的原因是过去透支了今天的经济景气。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的经济有个断崖式的下跌，虽然是外部冲击引起的，但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如果我们能利用2008年那个时机，在经济下跌的过程中，忍受痛苦，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换代，就不会有今天的困境。但是我们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于是浪费了一次衰退，浪费了一次极好的调整机会。现在我们看到，今天调整的困难比2008年还要大。2009年“4万亿”执行的结果，使本来已严重的结构失衡更加的恶化，这表现在很多的传统制造业部门那时产能已经过剩，产品技术落后，在市场上找不到销路，急需更新换代。然而政府的巨量投资，又使这些落后的产能、落后的技术和产品得以苟延残喘，甚至继续扩张一直到今天。原来经济中的内在的增长动力减弱了，这个时候需要增强它的体质，我们非但没有消除导致虚弱的内部结构性弊病，反而是给它注射“强心针”，让落后产能继续膨胀。前两天见了一家民营钢铁厂，他们告诉我现在全国钢铁的生产能力大概在11亿-12亿吨，而全国的消费只有6亿-7亿吨，也就是说钢铁产能过剩30%-40%。这些过剩产能没有消除之前，钢价不会反弹，各家都在产能的压力下，低价在市场上销售钢铁。低价销售的结果是谁都没有利润，一些钢铁公司是靠着政府的救济在活着，其实早就应该倒掉了。它们不倒的话，那些效益高的钢铁公司也没有办法正常经营，因为价格被压的太低了。钢铁行业是传统制造业的一个代表，我们用新的产能泡沫去掩盖旧的产能泡沫，结果致使泡沫越来越大。资本市场有泡沫，但泡沫主要是在实体经济中，表现为过剩产能。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驱动，当出现过剩产能的时候，企业不敢投资了，依赖投资的增长就掉下来了，这是结构性扭曲持续到今天的一个必然结果。出路在哪里？去产能化。如果不把过剩的产能消除掉，价格起不来，企业经营会很困难，经济就会长期的在低位运行。所以去产能化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这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的去杠杆化所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欧美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过度借债，杠杆过高，把家庭和金融机构压垮了。要想经济恢复，必须把过高的杠杆率降下去。美国去杠杆化从2008年到去年2014年才基本结束。欧洲经济为什么现在还不行，因为它的去杠杆化没有认真的展开。我们有数据表明欧洲的杠杆率只是稍稍低于2008、2009年，而美国的杠杆率已经回到了历史的平均水平。这也是欧美两个经济体的表现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所在。同样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仅要去杠杆，我们还要去产能。实际上去产能和去杠杆是一回事，实体经济中的过剩产能，对应的是银行的天量信贷，要不是银行放出那么多的贷款，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实体经济要去产能，金融行业要去杠杆。如果说A股场外配资是个问题的话，那么和金融体系与政府体系中的坏账相比，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A股配资总共有两、三万亿吧？我们金融体系的贷款余额是80多万亿，坏账率如果是10%，那么就是七、八万亿，而且有可能还不止。政府融资平台在执行4万亿过程中积累的债务，现在官方估计就有20万亿，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大隐患。A股市场是政府制造的国家牛市，当风险逐渐显现的时候，又是政府去清理场外配资，把它打下去，暴跌之后，又是政府出来救市。尽管社会反响很大，其实A股市场只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小问题。大问题是政府负债，银行的坏账，实体经济中的过剩产能。过剩产能有多严重？各个行业不一样，据说水泥行业的过剩产能是60%以上。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去杠杆的过程和去产能的过程可能会相当长，到底需要多少年？我也不知道，我想3年5年总是要的吧？各位对此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在去产能和去杠杆的过程中，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说发展多快，要做多大，不是赚钱多少，而是活着，活下去就好办。宏观形势严峻，是不是我们就不干了呢？当然不是。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价值才能显现。我喜欢熊市，不喜欢牛市，为什么？因为在牛市中，资产的价格都被高估，只有在熊市中，资产的公允价值才能够在市场上出现，就像巴菲特喜欢熊市一样。所以不要害怕熊市，不要害怕经济的下行和经济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商业机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谈创新，谈创业，谈互联网？原因就在这里。最近我除了上课以外，就在各地看企业。为什么现在企业看得比较多？因为宏观经济没得看了。而且我研究宏观经济，人家也不喜欢听。我去看基层，发现机会起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行业重组，行业重组的机会非常之多。我刚才说的钢铁行业，很多中小型的钢铁公司都要倒掉，这个时候是购并的好机会。但是现在购并的障碍在于地方政府的干预，所以我和政府说不要阻碍市场上的购并，不要阻碍企业的倒闭。企业不行了，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是税收和就业，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挽救濒临死亡的企业。我对他们说，经济就像自然界，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死的时候你要让它死，它不死，那些活着的也活不好。因为这些濒临死亡的企业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现金流，把价格压得非常低，以至于那些好企业也活不下去。政府和经济学家的考虑不一样，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预，好企业不敢去收购，因为收购的前提条件是不许裁员。这怎么可能呢？我去购并一个低效的企业，当然要裁剪冗员。地方政府说不许裁员，这就阻碍了行业重组的进行。如果不是地方政府阻碍的话，现在购并有很多机会。优秀的企业通过购并提高它的市场集中度，获得一定的定价的能力来改进它的利润率，实现经营状况的好转。这些市场份额比较集中的企业下一个要做的就是研发，推动升级换代。在行业分散的情况下，中小型企业没有做研发的力量。中国各行各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太分散了，分散到了没有几家领军的企业能够做创新式的研发，所以市场集中度一定要提高，世界各国全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在上一世纪，汽车工业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美国有200多家汽车公司，中国现在有1000多家，太分散了，分散到规模经济效益无法发挥，分散到每个企业都不可能做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几十年间美国的200多家汽车公司最后变成了3家。中国工业的发展，也会走同样的道路，不断地集中，只有集中才有规模效益，只有集中才能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研究与开发。我们上千家的汽车公司，要通过购并、通过行业重组来提高市场的集中度。再比如零售业，中国的全年的零售额是20多万亿，我们最大的零售公司不算京东，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国有零售商1000多亿，但是不赚钱，赚钱的是民营的，最大的也不过500亿。而沃尔玛的年销售额是4800亿美元，和中国的500亿人民币怎么比啊？我们的传统行业过于分散，效率太低。这些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无法解决，为什么？因为在高增长时谁都赚钱，中型的，小型的企业也赚钱，经济一慢下来，问题就暴露了。过去几十年中，各位也许都很成功，但并不一定优秀，各位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谁是真正的优秀企业家，在今后两三年才能表现出来。哪些是好企业，哪些是平庸的企业，哪些是低效的企业，要在下行中才能看出来。以零售业为例，为什么京东这样的电商在几年的时间里就成长为中国的第一大零售商？亚马逊干了这么多年，干不过沃尔玛，只是沃尔玛的五分之一，而京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超越了所有的零售商成为中国第一，因为传统零售商的效率太低。我说的是自营零售，不是淘宝天猫那样的销售平台。就是京东这个全国第一也不过1200亿人民币的销售额，和中国20万亿的零售额相比，微不足道。零售业一定会进行大规模的整合，钢铁行业，水泥行业都会进行大规模的整合，一些企业在衰退的时候倒掉，把市场份额让给那些有竞争力，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在整合的过程中有多少机会？对于做投资的来说，机会是非常多的，我要有钱的话就想搞个购并基金，遗憾的是我没钱。第二个机会是传统企业的更新换代。我去年看了奔驰和宝马的生产线，车间里面没有几个工人，虽然还没有达到工业4.0的标准，顶多3.0、3.5，也已经相当好了。机器人到处都是，工位和工位之间的搬运全都是自动化，不用人工，车间内部全都连起来了，自动化程度很高。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新的技术去提高效率，不必硬把自己套进互联网思维，而是要思考如何运用这些新技术来提高企业的效率。我们一个校友是做缝纫机的，缝纫机整个行业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大概跌了20%，利润整个行业跌了60%，而他的企业销售额和去年基本持平，利润跌了大概不到10%。我问他为什么可以取得高于行业平均的成绩？他无非是把电脑装到了缝纫机上，用电控提高缝纫机的自动化程度。产品的升级，他早就开始做了，他说不做不行了，因为传统的缝纫工越来越难招。设想手工操作的缝纫机，手里捏着布，眼睛盯着针，一天紧紧张张8小时，现在谁愿意干这样的活儿？劳动力市场的形势迫使他提高缝纫机的自动化程度，你稍稍提升一点，就可以在市场上脱颖而出。不需要追求那些高大上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改进产品，一点一点的改进技术，这方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又比如钢价的下跌迫使钢铁厂削减成本，回收炼钢的余热，因为相比国外，我们能源的成本还是高的，现在它可以做到能耗的80%来自利用余热、余气的发电。所以经济下行并不可怕，倒逼企业研发，改进产品和技术，提高传统行业的效率。第三个机会就是创业。创业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不是大众之事，而是小众之事。互联网在中国之所以轰轰烈烈，以至于大市值互联网公司有一半在中国，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的传统行业效率低，给互联网公司留出了很大的空间。第二个原因就是政府管制少，进入相对自由。现在是一提创业必谈互联网，其实传统行业一样有创业机会，不一定非做互联网+，传统行业+互联网也可以啊。到底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没有一定之规，要做具体分析，哪一个有效我就走哪一条路，并不存在着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案例说明，“+互联网”比“互联网+”更有效。当然，搞互联网的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我不否认互联网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但是互联网的作用是什么？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互联网无非是一种更为快捷的传递信息的手段，有助于降低和消除信息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会产生交易成本，所以互联网的作用是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量，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互联网的应用因此主要是在交易环节而不是在生产环节。至于生产环节效率的提高，我们仍然要靠传统的研发，在这个领域中，互联网帮不了你什么忙，能帮忙的是在交易环节上。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互联网用的最多的就是营销，减少交易中介，缩短交易链条，降低交易成本。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还得走传统的老路子。有人说，现在有大数据了，可以改变生产，可以改变研发，可以改变传统的设计。我看到的大数据，离真正能够产生效益的还远着呢！对于现在很流行网上金融，也不要寄予过高希望。例如用众筹的方式做股权融资，可以大胆尝试，但预期不能太高，因为股权投资是小众的事情，风险太高，大众无法承担。互联网+可以做蚂蚁金服；传统的金融业也可以做+互联网，比如陆金所。我认为传统金融+互联网更有优势，这是由金融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当然，互联网公司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说互联网最大的优势就是大数据。我不否认，你可以在大数据中发掘、分析，为你的客户做信用评级。但是从这些大数据到准确的信用评级，道路还非常漫长。以阿里在淘宝、天猫积累的交易数据，能做多少贷款？阿里金融今天的余额是多少？300多亿吧，对传统金融业来说，是个很小的数目，和全国贷款余额七、八十万亿根本就没法比。为什么呢？因为大数据的信息含量太低，相当于低品位的矿石，你要用多少吨的贫矿才能生产炼出一吨铁？你要用多少大数据才能放出一笔贷款？所以对互联网，既不要排斥、轻视它，也不要产生恐慌情绪，而是要冷静地沉下心来分析自己行业的业务特征，有哪些是适合互联网上做的，有哪些是互联网没办法做的，我自己的优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要不要上网，我怎么上网？要独立的思考。传统企业对互联网刚开始是漠视，当互联网冲击到自己的时候，很快就从冷漠变成了恐慌，又从恐慌变成了盲目的崇拜，现在是在恐慌情绪下盲目崇拜，以为我不上网就要死，没有那回事。很多传统企业向互联网投降，我觉得太早了，还没有认真抵抗呢，就投降了。我们不妨看看沃尔玛，沃尔玛做网上销售做了十几年，投资建自己的网站和电商仓库，沃尔玛在中国收购了仅次于京东的1号店，要发展他自己的网上销售。同时沃尔玛在调整自己的店面结构，下沉，逐渐减少大型的门店，增加中小型的社区店，这些社区店将来就是它电商的提货点和送货点。为什么亚马逊在美国无法撼动沃尔玛的统治地位？为什么电商在日本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日本的电商如果想干的话，可能干不过遍地开花的便利店，便利店过两条街就是一个，电商无法和它们竞争。中国的电商的发展快，一个原因是传统零售业实在太落后。落后也不必紧张，你也去上线，和电商过个招，谁赢谁输还不知道呢。你要分析电商优势，也要分析自己的优势，你要知道电商的劣势，也要知道自己的劣势，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你就可以生存和发展。所以沃尔玛现在一方面是去做电商，另一方面改造传统业态。他这样搞起来，亚马逊有可能招架不住，将来亚马逊也许就不是电商公司了，把主业转向云计算了。要观察，不要慌，沉下心来仔细研究，决定今后往哪个方向走。创新、创业不光是电商一个行业，其他行业也有机会。互联网在中国搞得这么热闹，前面讲过，第二个原因是相对而言，互联网行业的管制最少，因此大量的资源和优秀的人才涌进这个行业。管制是创新的大敌。美国最近有一项了不起的创新，就是大家都知道页岩气开采技术，液燃气的成本不断下降，带动全球的油价下跌，沙特的好日子结束了。中国页岩气储量巨大，我们为什么干不了啊？因为油气行业是国企垄断的，你进不去。我们互联网搞得这么热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管制相对较少。这并不意味着，除了互联网以外，其他的行业就没有机会。要看到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政府的改革措施反而是比经济上行的时候更到位。最近的取消审批权，最近上市的审批制改为注册制，都是进步。我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向来评价不高，但给予新三板很高的评价，新三板是第一块没有审批制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可以上，只要有人愿意买。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希望从新三板扩展到创业板，再到中小板和主板，都搞注册制就行了，别再审批了。取消发审委，企业只要满足了信息披露要求，全都可以上，市场交易就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事，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政府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保证足够的信息披露，使得投资者可以判断这家企业的状况。经济形势不好，倒逼改革，最近政府出台的政策有些我觉得还不错。那种大而化之的战略，你不必去关注，有同学问：“教授，一路一带有什么机会？”我说那是国家的战略，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应该关心的是新三板，取消审批制之后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帮助中小公司提高它的技术水平，扩大市场份额，然后拿到新三板去上市，这是很好的投资。希望大家更多关注微观层面上政策的变化，监管的变化，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市场机会。许小年说，“我说真话，只是因为说假话难受，会降低我的幸福感，所以我不说假话。”弗里德曼的名作《自由选择》再版，请他写前言，他写了，开篇第一句，“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对方说，恐怕有些内容需要删改，他拒绝，如果这样就不发了。出版社最终还是妥协了。了解许小年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轻易荐书，更很少为一本书写推荐序，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却让他写了，并不惜和出版社博弈。所以说，今天能读到这本《自由选择》，是幸运的。自由是一种选择，选择的同时，还需要足够勇气去捍卫它，弗里德曼就是这样一位勇于捍卫自由的思想武士。他的这种精神被无数大咖所推崇。弗里德曼的“粉丝”，可以列出一长串：两位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和加里·贝克尔、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两位布什总统等均是他的拥趸。撒切尔夫人说：“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遗忘的时候。”他如此受人喜爱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成就多么权威，而是他能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讲得明明白白，这一点在他的著作《自由选择》中尤为明显。本书深入浅出地概括了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他的理论符合人性，还将自由上升到价值观的层面。弗里德曼擅长使用生动的比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对自由市场的精髓做了深入人心的解释。让每一个即使毫无经济学基础的普通人都能读懂经济学，正是弗里德曼写作此书的初衷。大多数经济学大咖的著作往往晦涩难懂，《自由选择》一书却完全不同，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通俗的经济学经典，全球销量超百万册。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大师经典。▍延伸阅读许小年：不要让企业家提心吊胆许小年重磅演讲！听了三遍，意犹未尽许小年：难道讲实话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吗？许小年：学者切忌张口闭口政策调控，政府使用政策工具要慎之又慎

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历史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杨小凯已经远去18年，这18年中，无论曾经养育他的祖国，还是整个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变。

▲王可伟《大唐皇帝会见外国使臣》21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帝国研究回归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更加重视“中华帝国”的研究。传统的帝国研究，主要局限于欧洲历史，很少关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经验。新一轮帝国研究大大拓宽了视野，多半是从全球史或世界史的角度对帝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其中，所谓的“中华帝国”(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