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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后世的“桑弘羊之问”,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

先知书店 少数派文选
2024-09-14


▲汉武帝经济改革的操盘手:桑弘羊


 

武帝难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汉武帝的形象都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其实是一个好大喜功、控制欲极强的皇帝,他对国家和民生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


汉朝初年,朝廷奉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民间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官仓里的粮食多到变质,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朽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汉初时商业繁荣、民众富裕的盛况。


▲媲美《国富论》的经济学思想


但是,由于武帝穷兵黩武,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充沛国库竟被消耗一空,国家财政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状况。为了支撑持久战争,武帝把手伸向了百姓,他推行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实行盐铁国家专营。


这些政策让朝廷大发横财,却导致民间经济崩溃,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武帝晚年就曾多次降下罪己诏,反思自己不惜民力的过失。


像汉武帝这样用费无度的皇帝,会把几代人的钱都花光,连带子孙也要欠债。但是他在世时,根本无人敢批评国营化政策,更别说制止了。


武帝驾崩6年后(公元前81年2月),在汉帝国的议事大殿上,发生了一场帝国经济政策的公开辩论。《盐铁论》记录了这次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大辩论。辩论的主题是——“盐铁行业是要放开民间自由竞争,还是继续国营垄断?”辩论的一方是武帝的财政大臣(大农令)、敛财能手桑弘羊及其属下,另一方则是一群儒生。



桑弘羊之问


一上来,儒生就对桑弘羊采取凌厉的攻势,历数盐铁国营的罪恶:


1.国有专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价格昂贵,强买强卖。


2.强行收购粮食物资建立储备,这是与民争利,导致经济萧条、人口锐减。


3. 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以国营为名、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


儒生说完,对面的桑弘羊却没有丝毫慌乱,轻轻地捻着胡须,反问儒生: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 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 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儒生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桑弘羊之问”,它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也成为皇帝们的最爱——这三个反问,不仅让官家打压民间变得顺理成章,还让皇帝搜刮百姓变得心安理得。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契约和数字管理,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的意识或压力,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这种人身控制,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但民间经济的凋敝,让历代王朝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和农民起义的宿命……”


▲“大历史观”第一人黄仁宇最全套装(含独家书)


吊诡的是,此后的两千余年,中国历史陷入了一个怪圈:历朝历代的“桑弘羊”无一例外地战胜了“儒生”——几乎每一个皇朝,都极力垄断财政、做大中央政权。但是,每逢饥荒或战争,中央政权总是捉襟见肘。并且,几乎每个王朝都无法逃脱屈辱、惨烈的亡国之祸。


王安石变法:千年前的国家干预 

盐铁大辩论一千年后,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皇权,极力削弱地方和民间,大宋朝由此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军队开支巨大,屡战屡败。神宗年间,为扭转经济困局,王安石采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国家干预政策。

这些措施短期内改善了财政,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以青苗法为例: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贷款给百姓,待百姓丰收之后再归还本息。于是,国家变成了高利贷者。官员借机大搞腐败,强制农民借贷。于是,国库开始充盈了,百姓的境况却越加悲惨。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如此评价“国家专营”政策:“天地间能挣钱的行业是有限的,只要官家垄断了,民间自然就无法盈利。桑弘羊能够使国库充盈,如果不是取自百姓,还能取自哪里呢?”(《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王安石和司马光

新法遭遇巨大阻力,甚至发生了灾荒,导致神宗开始迟疑。但是王安石告诉神宗:“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说,无论是上天警告、先皇遗命还是民间舆论,皇帝都应该采取无视。自此,皇权变成出笼的猛兽,而积贫积弱的局面也一直持续到大宋灭亡。


▌近代中国:夹缝中的民间资本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朝廷鼓励“兴办实业”,但不允许民间独立经营,于是出现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企业。其中,只有轮船招商局等少数几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盈利。但是随后,李鸿章便找了种种借口,将三个民间股东以净身出户的方式全部逐出。随着民间资本的退出,洋务企业陷入了长期的亏损和停滞。

这种结局其实并不算意外,洋务运动的目的从来不是“自强”、“求富”,而是桑弘羊式的诉求:维持中央集权的绝对优势,对内消灭农民起义、对外全球争霸。因此,清廷根本不在乎洋务企业是否营利,更不会把民众的财产权放在眼里。

盐铁辩论两千年后的民国时代,中国再次面临汉代时的难题。此前,市场的自治力量主导着中国:民营企业家已具备自治能力,他们组建了商会和法庭,与外国人一同管理租界。

但是在1920年代国民党北伐后,重新确立了大一统的集权体制。民族口号的兴起,也为驱逐外资提供了完美的借口。在宋子文等人的干预下,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经济模式越发走向苏联计划体制——这为国民党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两次提名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如此评价近代中国的经济模式:模仿西方技术,建立先进企业,这种模式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是,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

究竟是要“国家垄断经营”,还是要让“民间自由生长”?与“桑弘羊之问”如出一辙,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西方思想界——其激烈、曲折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历代的争议。

在西方,尽管亚当·斯密奠定的自由市场理论早已成为公理,然而“政府包办”的神话仍然一直存在,每逢经济危机,这个神话尤其甚嚣尘上。20世纪初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

1930年代,为了应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固有的缺陷”;财政刺激和高税福利,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与凯恩斯针锋相对,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坚决主张: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饮鸩止渴,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财政刺激和高税福利,其本质是对市场秩序、私有私产的粗暴践踏,必然滋生更多的浪费和腐败。
 

▲奥地利思想家:哈耶克与米塞斯

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开办讲座,掀起了与凯恩斯的论战。不久后,他又在《经济学刊》上发表文章批判凯恩斯。凯恩斯被激怒了,就像桑弘羊批驳儒生一样,他将哈耶克批判得体无完肤。

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两人的论战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掌权者的嗅觉却异常灵敏。观念的后果很快得到验证,世界开启了“凯恩斯时代”:苏联、德国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国营垄断”的正当性理由,很快开启了大政府的扩张之路;民选政府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制造通胀,特权阶层以“公共福利”的名义,拿着纳税人的钱做私人投资。

二战后,哈耶克出版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论著。其中,《通往奴役之路》被弗里德曼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向世界证明: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经济规律,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识,使社会保持运转;任何形式的计划体制、国家干预,都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将人类导往乌托邦地狱。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1974年10月4日,一直被骂为“冷血无耻”、“替富人说话”的哈耶克,终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自由主义学者首次获此殊荣。哈耶克是幸运的,他不仅获得诺奖,还在他92岁那年,亲眼见证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苏联的覆灭。

英美抛弃凯恩斯主义之后,最终赢得了冷战,捍卫了自由体制;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联走向覆灭。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苏联的命运》中说:“我们的所有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效率和民主,贪婪的特权阶层大发横财,其他人都变得穷困不堪……苏联是被人民抛弃的。”
 

▲1991,“苏维埃帝国”覆灭

与儒生们所受到的同情截然不同,像哈耶克这样“没良心”的经济学家,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仍然坚定持守反对派的立场 ——为了捍卫自由市场、个体尊严,他甘愿做一名孤独的斗士。

哈耶克用尽一生向人们证明:人类的幸福、经济的繁荣,源于自由市场中“像植物一样生长的个体”,而不是“像工匠铸造模块一样的集体”。


▌读懂哈耶克

历史是个邪 恶的老师,在不同阶段,露出不同的的面目。

错误的观念之所以更受欢迎,因为他们追逐短期利益,迎合大众。然而,在长远的未来面前,历史总是会露出真面目:

哈耶克和他传承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上百年历史之中始终是“非主流”,然而,却一次又一次的被“翻案”,因为它们总是出现在历史最危险的关头,告诉世界,他们还未过时。

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真理有望大获全胜,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灭谬误,它不承认任何危险的政治承诺。”而疑心重重的哈耶克拒绝和大多数合谋,因此站在了各种危险承诺的反面。

历史的博弈没有终点,大多数乌托邦和族群主义的信徒,或许永远不会改变看法,正如人类的灾难在历史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发生,从未看到尽头。在未来的历史中,也许哈耶克永远是少数派,正如自负、傲慢和迷信,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流。


但是,理念的力量,至少能决定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历史中:

当逻辑的力量更多一点,情绪的力量更少一点,将是繁荣与和平的时代;当情绪大行其道,逻辑无处藏身时,就是一次次的战争与苦难

每个时代,人类都需要两种东西,引导自己上升的理想,和放纵自己堕落的欲望。在新的历史叙事成为世界主流的21世纪20年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读哈耶克——

杨小凯说:我是一个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我还觉得他们很难说是值得获此殊荣的,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但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他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我自己也讲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来没有的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人读了他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哈耶克系列”。哈耶克的作品,犹如他当年的命运一样多舛,他的好几部著作,在国内都难以寻觅。先知书店深知其价值,与各方共同努力,「复活」了哈耶克的几部绝版书。其中上架新书《法律、立法与自由》为绝版10余年后首次再版,是哈耶克历时17年的思考,堪称哈耶克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是哈耶克一生学术成就的总结。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独家书)。



▍延伸阅读

通往自由与繁荣: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

张维迎:不要认为自由主义市场理念是西方的东西

米塞斯:市场经济与人类进步

吴敬琏:不改革国有经济,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张维迎: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

国家对经济的“三双手”

贫穷,源自对经济的无知;落后,源自对政治的无视

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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