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抗疫”战争中还从未真正胜利过

文｜光子

纵观人类历史，瘟疫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回顾我国几千年文明史可以发现，人们同瘟疫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2600多年间，史书记载的程度不等的瘟疫多达770多次，用“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来形容，毫不为过。尤其明清时期，瘟疫的发生更是频繁，平均每一两年就有一次瘟疫发生。而瘟疫导致死亡的人数则以千万计，它甚至影响了朝代更迭和战争胜败等重大历史事件。比如说东汉末年著名的赤壁之战,对于曹操失败的原因，很多人恐怕都会认为这是因为诸葛亮、周瑜用兵出奇而制胜，实际情况是，当时曹操的军队遭遇了瘟疫，死伤相当惨重。《三国志·周瑜传》记载：“……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武帝纪》中又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就这样，一场瘟疫改变了战争走向。

而我国古代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瘟疫也发生在东汉末年，据估计，当时的瘟疫导致2000多万人死亡，完全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杀伤力，要知道，当时国内的总人口才5000万左右。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人皆因瘟疫而死。我们可以从曹植的《说疫气》中体会到当时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当时的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也记载，他一大家200多人，不到十年间，由于瘟疫死去了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后来，曹操写了《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

此外，像杜甫、韩愈、温庭筠等诗人都曾感染过疟疾，比如杜甫在《寄薛三郎中》写自己得病：“峡中一卧病，疟疠终冬春。春复加肺气，此病盖有因。”

那么，古人是如何看待瘟疫的？瘟疫来临，人们又是如何应对的？这些方法有没有实际作用？我们从中又能学到些什么呢？

瘟疫是我国古代“四大灾害”之一（其他三种为蝗灾、水灾、旱灾），也叫时行、天行时疫、疫疠等，在古代多统称为“疫”，一般指的是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由一些强烈致病性物质，如细菌、病毒引起，比如历史上的鼠疫、瘴气、霍乱、天花、麻风病以及千禧年后的SARS、甲型H1N1、猪流感等，都属于瘟疫范畴。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

经》中就已经有瘟疫的相关记载：“民病温疫早发，咽嗌乃干，四肢满，肢节皆痛。”《吕氏春秋》中也有言：“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由于古时候人们的医学知识匮乏，加上信息交流不便，政府官员管控能力也较低，人们面对瘟疫经常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所以会把瘟疫当成“上天的惩罚”或鬼神作恶，这也是为什么叫“天行时疫”的缘由了。时疫的“时”即四时，指的是天时法则，《黄帝内经》中说：“不顺四时之度而民疾”，可以看出古人对疾病的看法深受“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影响。

面对瘟疫，古人也总结出了一些方法，比如隔离、尸体掩埋、保护水源等，这些方法在如今看来依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不过，在探究和摸索的过程中，古人总免不了走些弯路，搞出很多荒诞、迷信的事情，这些对科技日益昌明的现代来说，不失为一种提醒和警示。

▍夸张鬼面，大傩驱疫

古人对瘟疫的认识掺杂了很多迷信思想，如“报应说”“鬼神说”等，所以应对的方法自然也脱离不了类似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与此相关的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治疗瘟疫的方法，恐怕要数傩礼（或傩戏、傩舞）了。

傩戏可溯源到我国先秦时期。当时，遇到瘟疫后，人们会请专业的驱疫鬼者——方相氏，来为国家驱疫辟邪，方式就是傩戏。方相氏就是当时的巫师，《周礼》中记载，他们“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

唐代诗人孟郊写过一首《弦歌行》，描述的就是用傩礼驱瘟疫的仪式：

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

暗中崒崒拽茅鞭，倮足朱裈行戚戚。

相顾笑声冲庭燎，桃弧射矢时独叫。

人们先敲鼓，吹长笛。在黑暗中，一群疫鬼出现，它们瘦骨嶙峋，脸上涂满油彩，露出惨白的牙齿，拖着茅草织成的长鞭，紧急地穿行。之后，一个人拿着“桃弧”（桃木制的弓）走出来，在院中先是哈哈大笑，然后拉弓作势射向疫鬼。射到谁，谁就发出惨叫声。通常，等疫鬼被射死，仪式也就结束了，也表示瘟疫被驱散了。

为什么古人认为傩礼能驱除瘟疫呢？很多学者研究后认为，这可能与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有关。在古人看来，鬼为阴物，阴气一盛，鬼就会出来害人，而人得病也通常被认为是阴气盛而阳气不足导致的。应对方法自然就是用“阳”来压制“阴”了。方相氏多是勇猛之士，充满阳刚之气；举行仪式时通常要擂鼓，鼓在古人眼里是可以“促动”阳气的物件，以此可以来压制阴疠之气。此外，仪式过程中也包含着阴阳轮换的模式等。不过，说到底，这种治疗瘟疫的方法只是古代的一种祛病巫术罢了，跟前面提到的巫术治病没有区别。

▍天灵灵地灵灵，喝碗符水瘟疫清

说到驱疫，古代道家也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他们经常采用的方法有设醮（设立道场来祈福消灾）、符咒、养生等。除了养生外，其他两种跟巫术驱鬼大同小异，通常来说是“而终无验”。

比如我们最常听说的符咒祛病。《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中记载了一种“治瘟疫鬼符”，怎么做呢？“用纸一片，阔（宽）五寸，长七寸，令病人花押，就上书符，盖了病人花押，此符使六神司命……治瘟疫病者服符，此符以降香汤下，先书白玉女治瘟疫，收摄病源，保佑安泰。”

韩愈在《谴疟鬼》中就提到过当时人们用符咒祛疫病的情形，诗中提到：“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

再比如明代的养生书《遵生八笺》中记载了避“五瘟疫鬼”的方法：“除日以合家头发烧灰，同脚底泥包投井中，咒曰：‘敕令我家眷属竟年不害伤寒，避却五瘟疫鬼。’”也就是说，在农历大年三十这天，全家人各取少量头发，烧成灰，然后连同脚底的泥土一起包起来，投入井中，再念咒语，就可以远离瘟神了。

说到符咒祛病，不能不提我国古代著名的“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外戚专政，宦官专权，豪强割据，百姓生活困顿无比。除此之外，各种天灾人祸也是连绵不断，据史书记载，仅汉灵帝一朝（168?189年）就发生了5次瘟疫，分别在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而且每次都是“大疫”。在这种情况下，张角揭竿而起，创立太平道，很快就获得信徒几十万之众。而张角传道的重要方法，就是用“符水”“咒语”为穷人治病。所谓符水，即将神符焚烧成灰，用酒或水送服饮下，而这竟然真的治好了不少人的病。真的如此灵验吗？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张角事先准备好能治疗瘟疫的药水，再把符咒浸泡其中，符咒带了药性，晾干焚烧之后再送服，自然就能疗疾治病。所以，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什么神仙符咒，而是能治人疾病的良药。

当然，这是题外话，不过信众能达到几十万的巨大之数，也从侧面说明了人们心理上对符咒可治病的深信不疑。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送瘟神

中国人喜欢拜神，看到庙就想进去拜拜，逢年过节也是如此，像什么小年送灶神、过年贴门神、初五迎财神等，不一而足。不过，你可能想不到，瘟疫这种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也有主管之神，名叫瘟神，且是多神，分别为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号为“五瘟使者”，被人们认为是能散播瘟疫的恶神。

“瘟神”的出现也是因为古时的人们因医学知识有限，不能对疾病做出合理的解释，以为瘟疫是鬼神作怪，所以寄希望于上天，祈祷老天保佑世人健康平安。

有神就有相对应的习俗，一些地方建有瘟神庙以供人们祭拜，比如现今北京密云古北口镇潮河关村中就有一座瘟神庙，庙内建有戏楼一座，每年端午节还要唱三天大戏，以禳灾祈福。

除了祭拜之外，送瘟神作为一种古老的民俗，也在很多地方存在着。毛主席曾作《送瘟神》诗，其中就写道：“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诗里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人们焚烧纸钱，点起明烛，火光明亮，照耀天空，瘟神无处可藏，只好逃之夭夭。

在送瘟神时，人们通常假定马和船是鬼怪和瘟神乘坐的工具。而为了祛病，人们会把污垢、不洁和疾病附着在代表瘟神的人偶上，然后把它放在马和船上，接着搬运到河边或海边，让其漂走或将其烧毁。这种方式在江南地带较多见，通常是以烧船为主。

比如浙江丽水县：一旦有人生病，当地人会请师公做法事，然后准备一艘稻草船，把扎好的“恶鬼”装在船上，搬到河滩上流走。如果船没有回来，病人就会痊愈。

再比如广东南雄市：从端午节下午到晚上，人们一边唱《茅草船歌》，一边抬着约两米长的茅草船在整个村庄游走，最后，在《送船歌》的护送下，人们将船抬到村边烧毁，瘟神也离人们而去。

部分地方的送瘟神仪式非常盛大，比如福建省莆田市灵川镇东汾村，当地村民会在端午节期间举行“化船”（烧船）送瘟神祈平安庙会。仪式上所用的一艘制作精美的圣船耗资上万元，并配有30艘造型各异的小凤船，花费不菲。这些都会随着仪式的进行最终被烧毁。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各种瘟神已随着熊熊烈火化为灰烬，新的一年定能平安吉祥。

这种驱疫巫术之所以会产生，究其原因也是我们的祖先对瘟疫无法用正确的医学知识来解释，所以，这种驱疫术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和寄托，至多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并不能真正防病治病，但因为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现今已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某些地方依旧存在着。

▍罪己诏：天降灾疫，都是朕的错

汉朝作为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享国407年，但在400多年时间里，仅中原地区就暴发瘟疫20次，除1次发生在西汉外，其余19次均发生在东汉。而东汉的19次瘟疫中，有12次发生在汉桓帝时期，结合汉桓帝刘志在位的时间20年来看，可以推算在他统治下的王朝，基本不到两年就会暴发一次瘟疫，这不能不说是“备受苍天垂怜”。

而在当时，无论是天灾还是瘟疫，人们普遍将其视作天子失德的表现。如此高频率的瘟疫，想来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汉桓帝“德行有亏”，所以老天才会降下灾疫以做警示。怎么办？天子既然上承天命，值此关键时刻，真的是很有必要做一下自我批评了。

于是，汉桓帝下罪己诏，诏曰：“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寐寤叹，疢如疾首。”什么意思？“我因执政失当，以致灾祸不断，日月星三光不明，阴阳颠倒。想到这些，我真是日夜难安，痛心疾首啊！”

字里行间透露的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恐怕结合汉桓帝在位时的一系列举动就能看出来——崇尚佛道，沉湎女色，信任宦官，察举非人，而这也导致了东汉江河日下，渐趋灭亡。

要明确的一点是，罪己诏是皇帝向天罪己，而不是向天下臣民罪己，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人对上天的敬畏和迷信。

除了颁布罪己诏之外，汉桓帝还通过大赦天下、更改年号的方式来平息所谓的“上苍之怒”。这种不积极防疫救灾，不是吃一堑长一智，对二次瘟疫进行有效预防，而只一味诉诸“外援”的行为，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猫鼠相克，鼠疫的“天敌”——猫尿

1910年10月12日的东北小城满洲里，一人突发肺鼠疫，主要症状有高热并伴咯血，救治尚未深入展开，此人便于两天后暴毙。11月7日，哈尔滨亦出现相似病例，其后，瘟疫肆虐横行，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

疫情蔓延，当时的清廷虽然早已摇摇欲坠，但还是委派大清北洋陆军医学院医官伍连德前往，负责处理此次疫情。然而，人们对伍连德主导的抗疫措施，尤其是对隔离并不买账，反而由民间出资成立中医主管的鼠疫医院。在这里，无论是医生，还是受感染的病患，既不戴口罩，也不用杀菌剂，每个人都自信地认为此次疫情只不过是稍微严重一点的伤寒而已，只要加以调理，肯定能战胜病魔。结果，不到两个星期，死了160人，其中包括4名中医。

当时还流传着一个治疗鼠疫的“妙方”：

用猫胆一个，暖酒冲服，立愈，盖胆能散郁去毒，猫鼠相克，而人以生方亦奇矣。

具体做法就是，用猫胆加上暖酒冲服，就可以治愈鼠疫，为什么呢？因为猫能克鼠，而胆通常能去毒。后来，这个方子传到天津，猫胆“变成”了猫尿，很多医生也坚持认为猫是老鼠的天敌，用猫尿治疗鼠疫，乃“对症施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适逢“消毒”“隔离”等新医防疫方式渐显成效，两相对比，这也带来中西医的首次论战。

《大公报》曾写讨伐文章专门论述：

自近日鼠疫发现，中外名医士百方研究，几于才智俱穷。不意天津医生竟能不假思索，发明许多奇妙方法，其中最奇妙者莫如猫尿一种。解者曰，医者意也，鼠本畏猫，故以猫尿治鼠疫，其效必神。不知猫食鼠者也，腹中既有死鼠，尿中岂无瘟虫？是研究尚未入细也。且以相克之理言之，则鼠固畏猫，猫亦畏狗，若取演进之义，与其用猫尿不如用狗屁。

然而，如此荒唐的治疗方法却引来拥趸无数，甚至出现改良之方，有人用萝卜、白菜、石膏、银花、猫尿、獭肝搭配治疗鼠疫，被称为“灵药”，还宣称能够“立愈”。

更有甚者，通过吸食鸦片的方式“治疗”鼠疫。很多人光明正大地吸鸦片，一些烟馆生意“十分兴隆”，只是，除了满足瘾君子的烟瘾，这种方法让人看不到半点和病魔斗争的迹象。

好在伍连德坚持以现代医学的消毒、隔离、焚烧尸体、交通管制等手段积极防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几个月内控制住了疫情。

▍其他荒诞疗法

1910年现代医学战胜鼠疫，但人们的观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尤其是在民间，因为不懂科学，又缺医少药，用迷信来治病的做法比比皆是。

比如在成都，家中若有人得了时疫，“必重请巫师，于三更后，巫师画脸，现怪象，助以粉火，大声疾呼，在病人室中大肆搜索，开门驱鬼，出外而返”，想借此来祛除疫鬼。

1932年邓峡城乡发生严重霍乱，从5月持续到8月，死者众多，全城棺木供不应求。而当时有迷信之人说是“霍乱仙姑”下凡，过了新年她才会走，于是乎，人们就破天荒地在7月提早过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放鞭炮……

而在五年后，理化地区因为气候干燥，加上当地水质差等原因，暴发了新一轮的传染病。而当地人的做法则仅仅是求藏医吃“面面药”，甚至吃点牛粪汤，结果很多人一命呜呼……

按理说，我国历史上发生过这么多次瘟疫，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和处理方式理应有所长进，不至于屡屡做出或疯狂或匪夷所思的举动，但种种事实表明，纵有前车之鉴，在与疾病做斗争这件事上，人们还是动不动就会跑偏。而这也再次印证了那句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哪怕是在医学治疗方式日新月异的今天，这句话也同样适用。

瘟疫多是病毒作祟，但关于人类与病毒的关系，却并不只是对抗那么简单。人类经历了从抓捕动物到驯养家畜，从果实采集到植物种植的过程，从最初的游牧变成定居，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界的复杂联系导致自身处在一个充满流行病的世界，慢慢地，我们把手足伸向野外丛林，病毒也随之被带回。很多人一想到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就很害怕，认为它们是人类健康最大的敌人，总想把它们“一网打尽”。抱着这种幼稚想法的人其实并不了解，病菌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超过37亿年之久了，在它们面前，人类才是完完全全的“新新生物”；其次，人体内外附着有多种微生物，有些对维护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比如肠道内的一些益生菌等。另外，我们周遭的一些动植物也携带着很多病菌，难不成我们要彻底与大自然隔绝？自然不是。其实正如有人所说，人类不过是动物卷宗中一个比较显眼的注脚，笔者深以为然。

而从整个人类面对瘟疫时的对策可以看出，我们在“抗疫”战争中还从未真正胜利过。而我们如果想在地球上长久地生存下去，学会与病菌和谐相处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我们不能，当然也更不可能将所有的病菌都消灭。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文章转自公众号：异乡客Outsiders，作者：光子

历史上那些悲惨性的瘟疫灾难，是我们无法忽视和逃避的伤痛记忆。那弥漫着悲哀气息的绘画，穿越时间与空间，令人心悸、不寒而栗，却也让后世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曾经瘟疫笼罩下的恐怖气氛，最终直面痛苦，深刻反思，从而尽快地走出灾难的阴影。

瘟疫的活动导致的严重后果让人不寒而栗。它们与人类、动物、环境等因素其实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但很长时间以来，疾病在史学家的叙述中，是没有位置的。

为此人文英华诚荐：麦克尼尔《瘟疫与人》，本书是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佳作。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内部结构，乃是世界格局等等。

阅读此书，有助于理性应对瘟疫，也能对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当然循着以上思路，理解中国历史，也会引发我们对很多历史现象的重新思考。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