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正确得可怕的人
“我决心要逃避正确。”
唐素琴
文/高尔泰
一
苏州上学时，我们那个班，不但是全系，也是全校的先进模范。每个学期都要得到一面校政治部颁发的绛红色丝绒锦旗，上书“三好集体”，全班引以为荣。得这荣誉，不是偶然，五个班干部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个个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是同学们的知心人。
我那时十八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从小随便惯了，自由散漫，跟不上那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趟儿，成了班上的包袱。班干部唐素琴负责帮助我。她比我大三岁，同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的姐姐。
我小时候服从姐姐惯了，只要她一开口，不管说的什么，也不管对不对，就本能地小学生般频频点头。当然，是否照办，又当别论。
我怕洗衣服，邋里邋遢，有碍集体形象，屡教不改。团支部书记程万廉替我申请到一笔“困难补助”，买了一件新的棉大衣给我，把我那件满是油画颜色的破大衣抱去，丢到垃圾桶里去了。我很感谢，他说不谢，这是组织的关怀，你要是知道感激，就勤洗勤换衣服。我努力了一阵，但未能永远坚持。不知不觉，新大衣又弄脏了。
一天，我发现，床底下那一堆气味难闻的脏破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那里，一股子肥皂和阳光的清香。一打听，才知道是唐素琴干的。在画室里遇见，我向她道谢。她说还要再替我洗。我说别别别，我自己洗。她说你要是不过意，就自己洗。又说，不会洗，我来教你。
这个星期日，我们同洗了一上午的衣服。我由于过分用力地揉搓，右手中指、食指和无名指的背面都搓脱了一层油皮，红兮兮的，渗黄水，痛了很多天。此后，我们常常和其他同学一起挤在潮蒙蒙的洗衣间里一道洗衣服，边洗边说说各种事情。
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很想家，我说，家里穷，没钱，还给我寄钱，我很不安，将来挣了钱，一定要多多地给他们。她说，钱你还得清，情你还得清吗？我说，情嘛，只能在心里感激，怎么还呀？她说，你要是有出息了，让他们为你高兴，为你自豪，那就还了。我说，前途由组织安排，自己做不得主，怎么个出息法呀？她说，所以嘛，你要追求进步，靠拢组织，啊是呀？（江苏方言，意为是不是啊。）
有一次，她问我，听说你每天睡觉都不铺褥子，睡在硬板上，是不是要学拉赫美托夫（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长篇《怎么办》中的民主主义革命家。）
呀？我说，怎么，你还知道有个拉赫美托夫吗？她说，又没礼貌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啊是呀？我说，没见你看书嘛。她说，你以为别人看书，都要跑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看，啊是呀？我考了她一下，才知道她着实看过不少好书。
但是她说，她最有兴趣的是数学。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本想工作两年，考清华理工科，但组织上根据需要，安排她来学美术，她就来了，高高兴兴地来了。她说，要是我不服从，组织上就会安排别人来学，许多人连这个机会还没有呢。都说祖国的需要就是前途，确实是这样。你说啊是呀？
正确得可怕。
我说，你的思想真好呀!
她说，你说是不是吗?
二
那时全国一盘棋，所有的美术院校、美术科系，教材和教学方法都是苏联来的：独尊观察力和精确性，排斥个性和想象力，严格的技法规范和操作程序都无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对象，以致十个学生画一个老头儿，画出来十个老头儿一个样，就像十个不同角度的同一照相。我不想学了，要求转系，谁劝都不听，最后系主任蒋仁找我谈话，说他留学法国十几年，什么流派都见过，摸索一辈子，才知道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最先进。你们不必走弯路，是赶上好时代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在正则艺专时很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到苏州来看望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事件”，派人把我叫去，说，你要跟上时代，别这么横在里头，看着像个怪物！人都是公家的了，还个性个性地嚷，影响多不好！对我们也不好！你看看四边，有像你这样的嘛！
我听了，很困惑。这些话，不像是他说的。
回到班上，唐素琴问我，想通了没？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她说，这就是说还没想通，是吧？现在全班都在为你着急，你倒没事人一样，学习不是个人的事情。我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了，是革命任务。她说，怎么啦，不对吗？我说，我没说不对，也不是不想学画……她说，我知道你要说这不是画画，是照相，就算是学照相吧，多学一门手艺就多留一条活路，也好嘛。现在不是你花钱学，是国家花钱培养你，你不想学也得学，干吗不好好学？
正确得可怕。
我默然。
她又说，现在全校都在争当三好，第一思想好，第二学习好，你这一闹，两好都没了。要是这个学期的锦旗让别的班夺去，大家都会怪你，你好意思？
我默然。
意识到动弹不得，别无选择，也就按照教的学起来：直起胳膊量比例，弯起胳膊定位置；眯缝起眼睛看整体，瞪大眼睛看局部；注意层次比较，注意块面分析，注意解剖透视，注意区别固有色和环境色、质量感和空气感……并逐渐从这里面得到乐趣。
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高兴，都夸我进步很快。这年的锦旗，还是我们的。
程万廉总结经验，有好多条，其中的一条是：先进带后进，大家齐上进。
三好的第三，是身体好。作为先进集体，一年一度在全校运动会上的团体总分，就十分重要。这是我们班的弱项，大家都很重视。每次报名，五个班干部都要带头。
唐素琴参加中距离，得过一次八百米第四名。她本来有条件跑得更好：个儿细高，腿长有弹性，跑起来动作协调，像羚羊。但她不练，劝她练练，她不，说，我没锦标主义。直要到快开运动会了，才临时准备一下。
她更重视的是动员大家参加比赛。某某某，你个儿大，掷个铅球吧；某某某，你腿长，跑个三千米好不好……
你要是同意，她会说，对不起，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不同意，她会说，干吗不？反正你不参加比赛还得参加看，坐都坐累了，不如去活动活动；去吧去吧，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怕失败不参加，她就说，比输了也比不敢比的人光荣，何况不一定输；试试吧，不试白不试，我给你报了名了。
参加短跑的同学很少，她就在一百米项下填上了我的名字。第一次比赛，我是穿着球鞋跑的，不知道有跑鞋那种东西，跑了个第四名。被体育系系主任陈陵看中，给了我一双钉子鞋，要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起来学跑，他来教我。除起跑、冲刺、变速跑以外，还要我练举重、跨栏、单杠双杠、跳高跳远、负重越野等，寒暑假不许中断。
这样一年以后，我得了一百、二百两个第一，成绩破省纪录，平全国纪录。回到看台时，全班同学的脸一个个笑得像盛开的花，唐素琴的脸更像太阳般放光。
陈陵先生说，这仅仅是开始。他要推荐我到市体委当专业运动员，受正规训练。唐素琴反对，问我干吗去？我说练好身体嘛。她说什么都没，单是个身体好有什么意思？比赛来比赛去单是比个体能有什么意思？要比就比智慧，比创造，同爱因斯坦、达尔文比，同列宾、苏里科夫比，比不上就别说比。你力气再大，大不过牛，跑得再快，快不过马。三四十岁以后，年轻人都盖过你了，你再同谁比？
正确得可怕！
但我这次不听了，决心要逃避正确，胡搅蛮缠。我说我追求的是快乐，不是伟大，我说竞技状态是一种人生境界，你不懂，我说体能的开发是创造也是贡献。她笑着说，别贫了。
我继续贫，说人家把终极真理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智慧干什么？比智慧、比创造就是自由主义，不是说要反对自由主义吗？
她不笑了，四面看看，厉声说：别说了。
三
时值1955年，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肃反运动来了。校园里气氛突变。从那些哥特式建筑爬满常春藤的雕花楼窗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吼叫和拍桌子的声音。
那是老师们在开斗争会，斗争 “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到夜晚，就有人巡逻放哨；在伞状罗汉松的阴影下，在钟楼圆柱后面，在楼道拐角灯照不到的地方，在校园边界凭临苏州河的古老城墙上，都有人拿着棍棒，静静地盯着你看，猛抬头见了，吓一跳。再一看都认得，是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到教师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有人隔离审查(其中有陈陵老师)的时候，运动也在学生中展开了。
我们是毕业班，没放暑假，日夜开会。先是学习《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材料的按语，和社论《必须忠诚老实》，然后揭发交代问题。
平时很熟悉的同学们，脸上都有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味儿。一天，在楼道里遇见我们班上的女同学董汉铭，她同我招呼的前半句还和往常一样热情，中间忽然停住，下半句没出来，倏忽脸色变了，大声说，你别胡说八道的好不好？说着扭头就走了。
我追上去，挡住她，说，怎么回事？讲清楚。她白我一眼，长辫子一甩，绕过我走掉了。
来不及惊讶，我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变得怪怪的。遇见唐素琴，她也装作没看见我，低着头看地下，加快脚步，匆匆走过。
一天，全班和往常一样在教室里开会，二十七个人围坐在课桌拼成的会议桌边。程万廉拿出几张纸来念，什么“个人自由的程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什么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优点是能联系社会制度的根本看问题”……
怎么那么耳熟？
原来那是我以前写给中学同窗刘汉(时在华东师大上学)的信，不知怎么，到了我校肃反办公室。程被叫去，摘抄了一些，在同学中传阅，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
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喝问，是不是你写的？你哪里不自由了？新社会哪一点不好……
我初出蛋壳，不知道厉害，两眼望着顶棚，嘟嘟囔囔地说：我脑子里想什么是我的事，别人管不着。
爆发出一阵不齐声的激动怒吼，使我十分惊讶。静下来时，唐素琴发言，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也有权利监督别人。问你想什么，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说管不着？大家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
口气很硬很冷，不像她的声音。这样的会，只开了一次。
莫名其妙地，同学们又恢复了昔日的友好。一天，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杨巩找我谈话，说他看了那些信，认为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他已经给肃办打了招呼，肃办已经撤销了我的案子。说我很有才能，但是思想问题严重，不解决没有前途，迟早要出问题。既然是追求真理，就要从实际出发，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不可以从定义出发，先下结论再找论据；说他相信，我只要认真多读马列，多了解中国近代史，多调查研究现实状况，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我那时小，狂不受教，辩驳顶撞，使他失望。多年后，阅历渐长，回想起来，才知道感激，才知道惭愧。
他在“文G”中被整得很惨，复出后，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89年春天，我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妻子浦小雨一起，拜望了这位保护我安全地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风暴的老人。
那时他刚离休，住在灵隐路六号，须发已一色银白，对新思潮新动态了如指掌，视野开阔，谈笑风生。说起三十四年前旧事，记得一清二楚，还记得我赛跑得了个第一。
胸中块垒难平，偶尔也写点旧诗，开卷苍凉，一股子“梦回吹角连营”的况味。可惜当时没有抄录，依稀记得的只两句：然否鹆为语，成亏昭鼓琴。
不过这是后话，扯得太远了。
那时我们班上，下一个被审查的是唐素琴。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她必须说清楚家里的事，说来说去过不了关，人瘦了许多。斗争会上，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却清洁整齐，庄肃从容。据说蒋介石给她父亲送了一把军刀，她说她不知道，没见过，大家不信，一直开会，她一直不知道，只好算了。
和她同时，我们班上受审查的，还有杜吾一、张文时、葛志远，都没过关。当我们按照统一分配的方案，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四个被送到无锡一个叫做“学习班”的地方，继续接受审查。据说，各院校各系科毕业班尚未结案的审查对象，都被集中到那里，查清了问题，才能分配工作。
四
我被分配到兰州。后来在兰州收到她一些信，知道她的问题“搞清楚了”，被分配到常州中学教美术，带班主任，很忙，但忙得起劲儿。
她说，孩子们很可爱，也很喜欢她，她很快乐，有决心，也有信心，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写道，谁说当教师没奔头，孩子们的奔头就是我的奔头。
翌年，1957年，她当上了“模范教师”，大会上市长授奖，戴大红花。寄来的照片喜气洋洋。我有时烦起来，会向她抱怨生活的单调乏味。她就会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
依旧正确得可怕。
那年暑假，“反右”运动开始，我们失去联系。两年后，五九年，我在酒泉###劳教农场被押回兰州画画，住在友谊宾馆，仍归公安部门管理。一天，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的一个人，到友谊宾馆来，交给我一封信，竟然是她的。
信很短，告诉我，她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现在江苏北部的滨海农场。我的回信同样短，用管教干部的眼光看了两遍，确信不会被扣留，才寄出。
两个月后，回信来了。她说两年中，为了打听我的下落，她给兰州十中的校长、兰州市教育局局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都写过信，都没回信。后来给我的姐姐写信，才知道我在酒泉，一连写了几封信到###劳教农场，都石沉大海。绝望中才想到，把信寄给甘肃省公安厅厅长，请求他帮助转达，不抱多大希望，竟意外地联系上了。
她寄到农场的信，我一封也没收到。收到这封信，也纯属偶然：恰巧碰上好人，他们知道我，而我正好又在兰州。否则，那么多劳改单位，那么多犯人，哪里找去？谁会去找？
想到我生命微贱，如草芥蝼蚁，居然有人想着，满世界寻找，如此执著，百折不挠，十分感动，也十分感激。但是，她信中有几句话，又使我十分困惑。她写道：“……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灵中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
这是不容误解的信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问自己，我爱她吗？回答是，爱的。但那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而是弟弟对姐姐的爱。当然，她很美丽。但是对于那种爱来说，美丽没有意义。弟弟不会在乎姐姐美不美丽，儿子不会在乎母亲美不美丽，学生不会在乎老师美不美丽。反过来也一样：小耗子也可以说，我丑，但我妈爱我。
我想来想去，别无选择，只有说真话。
她回信说，我知道，我理解你，你还是那样，你一点儿也没有变。信写完后，又在纸的左上角，补充了一句话：请你记着我这句话的意思。
直到1963年，我才明白。
五
1962年左右，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时期，她和我都被解除了劳动教养。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她在滨海农场就业。翌年春节，我回江南探亲，要在南京转车，相约那时，到白鹭洲她家中看她。
列车上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过道里座位底下，甚至货架上都塞满了人。列车误点，变成了无点。她到下关车站接我，没接着。幸好我以前去过她家一次，依稀记得路，自己找了去。
黄昏时分，在幽暗的深巷里走着，许多往事来到心头。一个目光清澈明净、羚羊般活泼美丽的女孩子的形象，伴随着苏州河边树林疏处的哥特式建筑、充满油彩气味的画室、水汽弥漫的洗衣房、敞亮安静的图书馆、清朗的阳光里在体育场上空自由舒卷的五彩绸旗……交织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的世界。
开门的正是唐素琴，我几乎认不出她了：憔悴佝偻，显得矮了许多；皮肤干皱，松弛地下垂；头发焦黄稀疏，眼眶红肿和糜烂了；睫毛有的粘在一起，有的翻上去贴在肉上，以致两眼轮廓模糊。
照面的一霎时，她呆滞的目光里并没有流露出欢喜，只是毫无表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说，路上吃苦了吧？露出一个灰暗无光、略带绿色的铜质假牙，很大。
我打了个哆嗦。
她前天还在农场，昨天刚回来。和她母亲一起，张罗我吃了晚饭，洗了澡，要我马上睡觉。说，挤了四天火车，一定累坏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第二天，我们一同出去走走。她穿着一件土布的破旧棉袄，原先大概是黑色的，由于风吹日晒，肩背等处变成了灰潢色，腋下仍很黑，其他地方则介乎黑灰之间。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然是太过于宽大了。她解释说，这是农场发的衣服，号码不对。我问，她那件墨绿色呢子短大衣呢？她说在农场换了吃的了。
在中国地图上，滨海农场位于东南海滨，酒泉###农场位于西北沙漠，相隔万水千山，但却惊人地相似：饥饿、疲劳、死神的肆虐，都无二致，甚至风景也相似，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比较起来她们那边稍微好些，起码她们冬天还发给了棉衣，起码她们还有许多人活着，农场至今存在。
但是我在酒泉只待了一年多，她在滨海待了五年多，吃的苦没法比。她一度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过一次。农场的一个医生爱她，救活了她，还治好了她的病。她说，都说这种病不能根治，但我一直没有复发过。
听她说自杀过，我想起了信上的那句话：“请你记着我”，又打了一个哆嗦。
说着我们转上了大街，在一家小铺子里要了小笼包子和酸辣汤。默默地吃了一会儿，她问我，能在南京住几天，没等我回答又说，希望我能多住几天，她有许多话要同我说。我告诉她，我很想和她多谈谈，但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急于去看看爸妈，回来再来看她。她说，好的，什么时候走？我说，我想明天走。她没说话。
往回走的路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突然说，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这样是对的。
我说，是吗？我有种负罪感，觉得自己自私冷酷，是个浑蛋。
她说，你是说你做不到假装爱我，是吧？你不觉得这样说是侮辱了别人吗？
我说，我是说我自己。
她说，知道你是说你自己，你这是假定我需要别人由于怜悯我而为我牺牲。这不是太伤人心了吗？
我想不出话来为自己辩护。
我不是怪你，她说，我知道你。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你也别为我不开心，我用不着。滨海农场那个医生还在追我，人不坏，个大，温和，也比较正派，就是抽烟改不掉，也难怪。我可以同他结婚。他老家青岛，我们回青岛去，生活不成问题。
我问了一些细节，感到可以放心，如释重负，很感激那位医生。
快到门口时，她站住了，问，你在想什么？我一愣，说，没想什么。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空洞和不诚恳的调子。
她笑了，说，你用不着为我不痛快，一切都很好，你回家去团聚，他到我们家来，大家都高高兴兴过个春节，多好！
我回到高淳，才知道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人！相对真如梦寐，旧事说来惊心。她们收到过唐素琴的信，信上家里人的口气，她们一看就觉得很亲。说到这次在南京见面的事，二姐说，你看她处境这么难，处理得多么好！多么的大家风度！你呢？你能吗？
第二次到唐素琴家，见到了那位医生，魁伟沉稳，靠得住的样子。二十天中她家添置了不少东西，阴湿的老屋里，点缀上许多光鲜的颜色。她和她母亲换上新衣，人都精神不少。加上炊气蒸腾，鱼肉飘香，炒菜锅里吱啦吱啦地响，原先那股子凄凉劲儿都没了。
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六
三年后，我在敦煌，刚结婚不久，收到她从成都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本子。信上说，她婚后不久，就离婚了。拉过板车，拾过煤渣，捡过垃圾，什么苦活脏活贱活都干过，只差要饭了。因为有一个堂哥在成都一家工厂当总工程师，母女二人到了成都，在工厂里当临时工。
她说医生人不坏，但同他没话说，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她说，我写的时候就是在跟你说话，不知道你可愿意看看？看过还我好吗？
是那种三十二开、硬皮横格的本子，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月一则。有一处提到“无爱的婚姻”，她写道：
“常常要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朵尼亚嫁给卢靖的那一段，其实我的情况和朵尼亚完全不同。她必须牺牲很多宝贵的东西：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她的尊严与自由、她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可能性，以及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机会。可我有什么可以牺牲的呢？我的一切早已被剥夺和摧残得一丝不剩，我早已没有什么可以牺牲的了。”
在另一处，她写道：
“从前看菲格涅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觉得很可怕，她在狱中计划未来时，总是忘记把狱中的岁月计算在内，总以为自己出狱时还像入狱时一样年轻强壮美丽。二十年后，少女已成老妪，又见阳光，情何以堪！特别是二十年中世界也变了，她视为神圣的信念已成荒谬，她为之作出重大牺牲的事业也已烟消云散，以致她出狱后成了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多余人，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
现在看来，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甚至还没有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就已经在五年中失去了她在二十年间失去的一切，结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而是被憎恨、鄙视和践踏。”
读着读着，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珍重寄还时，我在信上说，同死去的同伴们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各种体验丰富我们的生命，从旁观察这不可预料的历史进程。我告诉她，我已结婚，我和我的妻子李茨林两个，都希望她做我们共同的朋友。
那是1966年4月的事。不久“文G”爆发，我又成了阶级敌人，茨林下放农村，死在那里，再一次家破人亡。估计唐素琴也在劫难逃，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可能像肃反运动时那样，清洁整齐，庄肃从容，保持做人的尊严了。我想象，她会像所里的女画家们那样，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我担心，她会被打死。
我想错了，作为临时工，她在工厂的底层，躲过了这场灾难。母亲去世后，嫁了一个勤劳本分的工人，生了一个壮实聪明的儿子，把家建设得很好。我呢，带着女儿高林，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二十年后，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到他们家做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丈夫非常热情，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的家具，又亲自下厨，炒的菜非常好吃。儿子是个体户，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母子两个争论起来。儿子说她思想老朽，说完站起来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的响声。她平静地说，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钱最要紧，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说不用说服，听其自然吧。说不定，他们比我们更能对付这个社会。她说，社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正确得可怕。
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频频点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