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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航满:士风悠长陈乐民

先知书店 万象文摘 2022-03-19


士风悠长陈乐民
文:朱航满  编:先知书店

在书店翻到陈卓策划的“陈乐民作品新编”,其中有一册文集《山高水远》,系陈先生的一些怀人忆旧的散文合编,大约十四五万字。此书做的很精致,也很小巧,令人颇感舒服。

很快将陈乐民的文章读了一遍,感到陈先生的文章之佳,乃是言之有物,颇有深度,又不失文人情趣。难得的是,陈先生的文章极简洁而有味,显然是很受中国传统文章的影响的。

陈先生是研究欧洲思想的学者,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显然是位学问中人,但在学问之余,又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由此来看,陈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深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他多次在文章中坦陈,自己是很受康德思想的影响的,对康德的启蒙思想甚为佩服;而他在情趣和文章上,却是深受中国传统影响的,他喜欢杜甫的诗,爱读张宗子的文章,余时又常常研习中国书画,并以此为乐。

陈先生的书画作品,格调极高,但在其生前,却甚少示人。陈先生仙逝后,我曾先后购得他的两部书画集《一脉文心》和《士风悠长》,都是大为吃惊的。有个小细节,很可见陈先生之雅致。十多年前,资先生翻译了美国畅销小说《廊桥遗梦》,陈先生为这部小说的每个章节题写了书法标题,乃是倍增文士之清趣。

读这本《山高水远》,很能想到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语:“云水苍苍,江水洋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文集《山高水远》中,陈乐民追忆了他与自己曾经工作、求学和交往的诸多前辈和师友,诸如陈翰笙、李一氓、董乐山、宗璞、蔡仲德等,其中曾与他在欧洲世界和平理事会一起工作的老领导李一氓,对于陈乐民的影响最大。

这种影响,既包括作文的要求、个人的趣味,还包括立身修养、为人之道,等等。某种程度上来说,李一氓似乎是陈乐民人生行至的一种追慕对象。


在文章《不应忘却的记忆》中,陈乐民回忆了他“师承”的三位前辈,包括他的小学老师黄炳辰、从未谋面的前辈学者朱光潜,以及自己的老上级李一氓。而对李一氓的回忆,其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品味。陈先生写道,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被安排到维也纳,与李一氓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经常会写一些报告,多由他先起草,然后再由李公改定。“

他改得很快,三下五除二把繁冗拖沓的枝蔓都一概砍去,就像鲁迅说的,把小说压缩成SKETCH,毫不可惜。他改后由我抄清,就在这一改一抄之间,我渐渐悟出了一条作文之道:删繁就简难于锦上添花。写文章,我得益于他不少;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

除了文章之道,李一氓对于陈乐民的影响,还在于生活情趣方面。李一氓雅好诗词,热衷文物鉴赏,又能写一手特别的毛笔字。陈乐民在文章中写道:“与这样的领导相处,追随左右,那种徜徉文事的氛围,自然如鱼得水”,他还说,“氓公予我的教益,即在于这种日常的熏陶。”

李一氓对陈乐民的另一个特别影响,便是淘旧书和对于古籍的态度,这其中也体现出他们对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一种态度。在纪念文章《潇洒氓公》中,陈乐民写道,李一氓的一个爱好,便是喜欢逛旧书店,他不但是北京琉璃厂的常客,维也纳大大小小的旧书店,也都有他的踪影。

而李一氓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行为,便是常常将自己中意的旧书买下来,粗粗浏览之后,便寄回国内相关单位。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内是很难见到这些西方旧籍的。他将这些旧籍寄回国内,有时兴起,还会写上几句评介,然后再由陈乐民负责包装付邮。这些点滴的旧籍评介,不少后来都收录在了《一氓题跋》之中。

陈乐民还特别介绍,当时氓公在海外,除了一般的参考书之外,很留意搜集马恩著作的早期版本和毛主席在海外著作的首印本。另外,他还搜集杜诗的各种外文译本,并将搜集到的珍本,捐赠给了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李一氓都有十分珍贵的收获。

▲1991年11月,陈乐民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作关于欧洲与中国的演讲

这种对于旧书的爱好和态度,是有李一氓对他的影响,也或许是他们在性情爱好上的惺惺相惜。李一氓后来将自己珍藏的古籍,都捐给了图书馆或博物馆。对于氓公的作为,陈乐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陈乐民也是一位爱逛旧书店的书虫,其对待旧书的态度,也多少有一些氓公的影子。

在文章《关于“书”的一个小故事》中,陈乐民便谈及自己经历的一个与“书”有关的小故事。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国家图书馆位于文津街的老馆,翻检书目时,竟然发现了一本1819年版本的《卢梭全集》(第一卷)。这册一百多年前的旧书,很厚,大开本,封面已经没有了,扉页还在,纸质也已经发黄,有些地方还有破损。更令他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他发现这本书中的许多书页上,还写有密密麻麻的毛笔蝇头小楷的长篇眉批,圈圈点点。陈乐民推测,这本书很可能是清末民初到过巴黎的人带回来的,尔后辗转到了北图。显然,这是一册善本。

一个月后,陈先生归还国图此书,并写了一封短信,其中有两点声明,亦是特别有趣的,不妨抄录在此:“一、书里的‘眉批’是原来就有的,不是我干的;二,书本来就没有封面,破损处也是原有的。”他还建议,“这样的珍本,不宜携出馆外(潜台词:反正我已看过了);并且应该修整。” 

动荡年代结束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得以重新开张,其中不少是“文革”时抄家抄来的旧书,陈乐民在琉璃厂买到了曾经失去的《春秋左传》、《毛诗郑笺》、《通鉴辑览》等旧书古籍。有次,他在琉璃厂的四宝斋里,发现一册《韩昌黎集》,版本不俗,标价只有四十元。在他正要付款时,收款员却告知,需付外汇卷,且还被告知,东洋人喜欢这东西。

陈先生回家后,给政府写了一封信,口气委婉,措辞严厉。过了半个月,哪家书店的负责人亲自登门道歉,并带了两种版本的《韩昌黎集》。离开陈先生办公室时,这位书店的负责人很不解地问道:“您在欧洲研究所工作,为什么对韩愈有兴趣?”他答道:“我在欧洲研究所,为什么就不能对韩愈有兴趣?”对于这个问题,陈先生没有直接答复,但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却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1958年陈乐民与妻子在布拉格郊外

文章《氓公的风格》中,他写道了李一氓代表中国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后特意拜访了担任主席的著名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那日,两人不谈会上的政治纷争,话题都是中西文化,涉及美食、音乐、绘画。

陈先生特别感慨:“氓公和别的外国朋友交往,也常是因时常谈些艺术之事而相熟,人们都赞他是学识渊博的人。”显然,对于氓公的博学,陈乐民是甚为仰慕的,这些都流露在他的字里行间。




陈乐民是“集中西绅士于一身”的人,在当今如此浮躁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已成绝响。他学贯中西,文史哲兼通,却因生前过于低调,不愿当谋士,而被大众所忽略。

另一方面,陈乐民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也为他惹来非议。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的判断,常常被扣上“西方中心论”的帽子。然而他却衷心不改,老而弥坚。

如果一个社会只剩下一种声音,那一定会是灾难。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社会,那就一定需要陈乐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给了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角度,重新观察西方与中国。他,绝对不应被忽视。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陈乐民作品新编》(先知书店独家)。这套书包含反映时代变迁的个人随笔,还有对欧洲文明内核的深解和对中国发展的关照,以及关于启蒙的思考、中西哲学的剖析、读史的感悟、师友的追忆等等。

这套《陈乐民作品新编》是在历史的特殊时期推出的,在充分参考此前陈先生各种著作版本的基础上,广泛辑佚、重新编次、细加考订、认真校勘,出版殊为不易。这套书无论是自己阅读、收藏,还是赠与友人,均为上等佳品。

陈乐民是“一身跨两代”的知识分子,有着经历过特殊时期的那种特有的情感。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他们一直想要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思想纠葛。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书(赠送陈乐民妻子资老签名书签)。

来源 | 本文首发于《书屋》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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