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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改造的强大震慑力之下,知识分子是如何抛弃自尊、艰难“转变”的



知识分子如何看待
“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文:陈徒手  编:先知书店

知识分子放弃原本的思想,一是被胁迫,二是被迷惑,三是为恐惧所吓阻。


我在书中通过俞平伯、贺麟等事例,比较完整地讲述他们被说服后顺潮流的过程,看出思想改造强大的震慑力和相当的机巧能力。俞平伯由当初的不解和抵抗,经过数个月的来回折腾,最终被认为“积极靠拢”。


俞本人都说了这样的话:“这里好像通了,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周扬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


如果说俞平伯的思想转变是顺势推至,当局并未有意为难过多,而贺麟的转型却颇为艰辛,是学校党组织煞费苦心的结果,有强力的外因。


贺麟当初还保留旧派学人的处事惯例,依旧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不忘过去旧恩。但遭到群众愤恨之后,他也只能表态:“我现在要骂蒋介石是匪了。”一开大会,他就屡屡被围攻,败退下来后挫折感格外强烈,又有自取其辱之叹。


历经几年的思想斗争,贺麟的学术根由愈加失落,课本照着苏联专家的讲义修改,所坚守的黑格尔学说被逐步剥离,日积月累,从学术意义上说几近废人。


在那样黑云压城的时代,我们无法苛求学者们能持有多少学术良知,整个人文水准的退化和萎缩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知识分子放弃原本的思想是有一个逐步强化、逐渐到位的发展过程。一开始被视作学习和提高的意味,多有勉励之意,思想斗争还不像后来那么凶狠和纯熟。但是随着改造的声势日益浩大,正像邵燕祥先生在本书序言中点明的那样:“从那时起,‘唯心论’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知识界最流行的一顶思想政治帽子。”


只有让知识界改变原来自由随性、不驯服的落后面貌,打掉他们自大、抵触的传统思维,纠正旧式文人的傲慢作派,承认自己在政治认识上存在错失,促使他们培育起对新时代的热爱和拥护的感情。改造或“消灭”落后的知识分子队伍成了集体下意识,还以此为荣,张榜天下,这是民族和文化的巨大悲剧所在。

 


在跟进新时代的潮流时,像冯友兰这些旧式教授很快明白自己无力的处境,在斗争恐惧到来之时,只能是头脑简单地随波逐流,必然要放弃抵抗,欲迎欲合,以求得一份安身立命顾家的生存条件。

 

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是最为压抑的一篇,写完此篇后,人有一种虚脱之感。有了这篇稿件压轴,整本书立马有了额外的历史维度,给书目增添了不一般的异彩和沉甸甸的份量。


必须看到,冯定早在动荡时期爆发前期就已经落入败局,声誉扫地,成了一只全国老少皆知的“死老虎”。有了冯定等人的悲剧性存在,“吞噬”的残暴和人性的后堕就有了确凿的考证根据。

 

这是一种深刻的时代纠结,知识分子放弃思想的结局之一就是不要自尊、痛责自己、污损群体,这让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难于承受,常常要撕裂人格,麻醉自己,方能解脱精神上的重负。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多次写到教授们的这种内心折磨,他们接受新观念往往要有更多的波折和磨难。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为此,万象文摘联合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陈徒手老亲笔签名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

▲陈徒手老师光临先知书店为读者签名

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陈徒手老师亲笔签名作品,数量非常有限,之前一度售罄,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来源 | 本文选编自陈徒手老师接受《新京报》采访的部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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