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而且还得有清水。浅间山边,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罢,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个水兵,在闸北被暗杀了。忽然有了许多搬家的人,汽车租钱之类,都贵了好几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国人,外国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马路旁边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里,非常之冷静,再没有卖食物的小商人了,只听得有时从远处传来着犬吠。然而过了两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拼死命的在殴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车夫和洋车夫,日本的报章,中国的报章,都异口同声的对于搬了家的人们给了一个“愚民”的徽号。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天下太平的,只因为有这样的“愚民”,所以把颇好的天下,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终没有动,并未加入“愚民”这一伙里。但这并非为了聪明,却只因为懒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战争——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欢称为“事变”似的——的火线下,而且自由早被剥夺,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力者,又拿着这飞上空中了,所以无论跑到那里去,都是一个样。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但后来的事实,却大抵证明了这断语的的确。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没有搬家,也并不是因为怀着天下太平的确信,说到底,仍不过为了无论那里都一样的危险的缘故。五年以前翻阅报章,看见过所记的孩子的死尸的数目之多,和从不见有记着交换俘虏的事,至今想起来,也还是非常悲痛的。虐待搬家人,殴打车夫,还是极小的事情。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现在单是这模样就完事,总算好得很。但当大家正在搬家的时候,我也没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热闹,或者坐在家里读世界文学史之类的心思。走远一点,到电影院里散闷去。一到那里,可真是天下太平了。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处所。我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她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还写给我一张收条。只要拿着这收条,就无论到那里,都没有再出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谓“好人”,也轻松的走进里面了。看了什么电影呢?现在已经丝毫也记不起。总之,大约不外乎一个英国人,为着祖国,征服了印度的残酷的酋长,或者一个美国人,到亚非利加去,发了大财,和绝世的美人结婚之类罢。这样的消遣了一些时光,傍晚回家,又走进了静悄悄的环境。听到远地里的犬吠声。女孩子的满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现,自己觉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诚然,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的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个团体演了戏来筹钱,因为后来只有二十几元,衙门就发怒不肯要。连被水灾所害的难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处来,说是有害治安,就用机关枪去扫射的话也都听到过。恐怕早已统统死掉了罢。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拼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似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时候已是夜里十二点钟。到门外去看了一下。已经连人影子也看不见。只在一家的檐下,有一个卖馄饨的,在和两个警察谈闲天。这是一个平时不大看见的特别穷苦的肩贩,存着的材料多得很,可见他并无生意。用两角钱买了两碗,和我的女人两个人分吃了。算是给他赚一点钱。庄子曾经说过:“干下去的(曾经积水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然而他又说,“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骗起人来了。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但不幸而在既未卒业,又未中止之际,遇到山本社长了。因为要我写一点什么,就在礼仪上,答道“可以的”。因为说过“可以”,就应该写出来,不要使他失望,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原来鲁迅是如此地温柔,面对孩子,宁愿“骗她”,也不愿让孩子过早看到这社会残酷的真相。研究鲁迅的学者钱理群说:“我每一次看到这文章,都受到一种震撼。我觉得一个人要说真话固然很难,但是,能够像鲁迅这样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没错,敢于说真话正是鲁迅最大的特点,他仿佛一个守卫真相的武士,以笔为刀,在这充满谎言的社会里劈砍出一条真实之路。他的“刀”不是朝向天真无知的弱者,乃是朝向蛮横愚蠢的强者。像他这样勇猛的学者,在他之前没有,在他之后,也没有。鲁迅,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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