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古代中国为什么要防范商人?（雄文，强烈推荐）
▍在古代，生老病死都由权力决定
欧洲和中国的不同之一，是欧洲在历史上不存在对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压。在世界各国当中，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是最直接而彻底的，很少有国家如同中国这样，用“士农工商”的排位，将商人列为社会等级的最低一等，并且在生活享受标准、子孙读书就业等方面进行公开性的歧视。这决定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路径不可能与西方同步。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赋，因此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不尽适用。
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在古代中国，有了权力，你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你就失去一切。中国古代权力的起源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意义上对古代中国而言并不完全适用。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皇帝们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之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西方人惊叹不已。
不仅是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访，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遂用格外开恩，“惟北地寒苦，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之外，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时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切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都是政治领域。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因为权力的独占性，所以历代君主都对商人阶层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锐敏地认识到，经济力量会威胁政权的稳定。
管仲说：
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有些人又太穷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刑罚也威慑不住他。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君主来赐予。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经济权力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才强大无敌；国君用政策来决定你的贫富和生死，老百姓就拥戴国君如日月，亲近国君如父母了。
在其他很多古文明当中，商业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公元前3000年，中东的亚述人就开始签订商业合约，那个时候甚至有这样的合伙协议书：14个人集资26块黄金成立一个基金，交由一名叫阿穆尔伊斯塔的商人管理，这个商人也拿出4块黄金加入。基金时效4年，收益的三分之一归这名商人。
而罗马人发明了法人制度，创造了公司的雏形。“在罗马法中，人是指能够拥有财产权，能够起诉和被起诉的任何个体”、“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也许正基于此，很多学者才把发明公司的荣耀归于罗马人”、“罗马的公司由合伙人共同出资，选举管理人经营业务”。
古希腊梭伦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
而大致与梭伦改革同时代的中国法家变法，几乎无一例外地“抑商”。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市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也会有退缩之心。
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能穿丝绸，到哪都得步行。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脚白鞋，一脚黑鞋，这样奇怪的穿着，就是让你看起来和正常人不一样。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不能穿金戴银，穿绸裹缎，否则杀头。唐代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
▍“红顶商人”的悲剧
记得我中学时读世界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是讲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说因为欧洲的国王们很穷，打仗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钱借多了还不起，结果国王们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不得不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读了这些之后我大惑不解：君主怎么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其实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因此在中国古代王朝，产权比较模糊，有的朝代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是有的朝代规定必须由国家来分配，比如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这两种制度可以无缝切换，说明一切都在权力的任意控制下。
所以，传统中国不可能产生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中国古代皇权不尊重私人产权，表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传统时代的皇帝，喜欢以“迁徙富豪”的方式来控制地方势力。如果你喜欢读史书，经常会看到“徙天下豪富实京师”这样的话。确实，秦汉以来，皇帝经常通过把富豪迁到首都的方式，把地方上的强大家族连根拔起：“从秦以来，经常不断地徙天下豪富于京师……这些豪富都是大的土地占有者，把他们迁离家乡，定居京师，他们只能携带走自己所有的动产，而不能搬移土地。结果，他们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便被政府没收。” 比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明太祖建国不久，即下令迁江南民十四万户到凤阳（朱元璋一度打算以凤阳为首都）。1391年，迁天下富户五千三百户到南京。1397年，又强迫各地富户一万四千三百余户迁到南京。
把富人迁徙到首都，意味着一大家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放弃大量的土地，更别提漫长的迁徙路上老弱人口的生病死亡。这些举动用今天的眼光看，无疑是严重侵犯民众权利的行为，但是历代传统史家习以为常，均认为是雄才大略的举动，以为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传统时代皇室和政府采购中，经常通过强买强卖的方式来占商人的便宜。白居易的《卖炭翁》描述的就是唐代官府“和买”的过程，一千多斤炭，半匹红绡一丈绫就换走了：“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明代衙门“和买”时，也仍然如此，只给一半的价格：“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铺户甚苦之。”商人虽然报怨，但是毫无办法。这些现象，几乎历代都有，人们同样习以为常：人家提着脑袋打下了江山，还不让人家占点便宜么？
第三，一遇财政困难，国家可以公开掠夺商人财产。比如《旧唐书·卢杞传》记载：
河南、河北连兵不息，赵赞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馀，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捞捶，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
因为战争频繁，财政紧张，所以有人请皇帝下令，天下富商，每个人最多只能留一万贯，多出来的，都要“借”给军队。皇帝同意之后，军队就开始公开搜捕商人，如果不交钱，就酷刑折磨，有人因此上吊自杀，整个京城如同被暴乱的军队抢劫了一样。
在传统时代，遇到财政困难，政府强迫富商捐款甚至扣发百官工资是经常上演的情节。比如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相当一部分是这样得来的。
除此之外，更别提国家政策朝三暮四，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极不稳定。
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一个人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权力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他一夜赤贫。汉文帝病了，长了个疮，怎么也治不好。邓通就给汉文帝吸脓。汉文帝很感动，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过几年，汉文帝死了，汉景帝上台，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的朝不保夕。
这就造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古代中国，如果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与权力结合起来，寻找权力的保护。“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秦始皇开创新制度之后，中国人还没有不依靠政治权力而能巨富的。
所以从春秋至清代“大商人毫无例外都是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寻租成功者”，“子贡……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政府上之地位，而干商贩之新事业”。子贡、范蠡、段干木、白圭这样著名的商人之所以成功，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政治权力。
《汉书·货殖传》载：
（西汉）成都罗裒赀至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罗裒大手笔行贿权贵，借他们的威势来经商，所以才能巨富。
王毓全研究明代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他说，明代那些能赚大钱的大商人“不是一般的大商人，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他们所凭借的主要不是资本而是特权和职权，他们所进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用强豪夺，他们所获得的基本上不是商业利润而是豪夺的财富。只有他们，如皇亲寿宁侯张鹤龄，才能‘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只有他们，如勋臣翊国公郭勋，才能‘水陆舟车皆悬翊国公金字牌，骚扰关津，侵渔民利’”。清代也是这样。《红楼梦》中的薛蟠是清代“皇商”的典型代表，清代盐商无一不依靠政府给予的专卖权才能发财致富。
今天中国社会流行一句话，经商要学胡雪岩。《胡雪岩》成为了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衰。
那么，胡雪岩是怎么成功的呢？一句话，官商勾结，在官场上找到了过硬的靠山。因此他被称为“红顶商人”。
胡雪岩本来是钱庄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看到困境之中的王有龄是一支官场上的潜力股，因此投资于他，为此甚至不惜丢掉了自己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收获了第一桶金。
后来胡雪岩又看准时机，以精心的算计和巧妙的手段，靠上了左宗棠，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借官场势力，成为天下首富。然而“红顶商人”毕竟只是权力和市场交媾的私生子。他成因为攀附权力，败也因为攀附权力，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胡雪岩破产之后下场是很惨的，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在绝望中痛苦地死去。因此，传统时代的“红顶商人”最终其实不过是官场的“白手套”。
◎他写历史，比小说还好看
他用写小说的笔法写历史，自带语言天分。在写作材料上，除了扎实的史料，还在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里穿梭自如。
著名导演姜文说：“他是个有意思的人，也是个有本事的人。十多年前，史铁生就向我推荐过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了好几遍，还有点读不够。”
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以改朝换代为目标。刘邦、朱元璋都出身最底层，最后通过战争夺得了皇位。而放眼整个世界，这种事情在别的国家就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哪个农民成功当上了国王。
根子就在体制。
柴静：张宏杰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刘瑜：拒绝谄媚的人，最令人欣赏。我的同龄人里，我比较爱读张宏杰，他不立场先行，不杀气腾腾，愿意花很大的功夫去支持一个很小的结论。
当年明月：第一次读张宏杰的书，我是站在书店里读完的。张宏杰的作品让我觉得震惊，和那些传统的历史书籍截然不同，除了史实之外，吸引我读得欲罢不能的是人物以及人性。历史是有人性的，也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这一切，我在张宏杰的笔下看到了。
莫言：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
既有学术背书，又有独特见解，写得比小说还好看，张宏杰老师的另类史书，稳稳跨入畅销书行列，累计销量超过300万册。
从张宏杰老师的历史作品里，可以读人性，读中国国民性，还可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全方位地从世界看中国。有幸得到张宏杰老师的亲笔签名，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张宏杰作品集”（共8册，含6册签名，可在规格中选购6册全签名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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