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败局:“前现代”的逻辑难以对抗现代国家
雷颐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还不只是终结了皇权专制,而是让制度层面的中国特色论破产了。
两千多年的帝制被推翻,两千多年君权神授观念终于破灭。帝制、皇权专制,这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制度最强的传统、最大的特色,似乎神圣不可改变。但是辛亥革命却给它一举推翻了。
而当这种千百年的神圣制度、传统、特色都可被推翻,制度层面上还有什么特色是必须坚持的呢?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帝国惨败。
自鸦片战争以来,天朝不是没经历过战败,但会败给这个一向为中国所轻视的“蕞尔小国”,却从未想过。因为就在20年前,日本还得为能不能跟朝鲜通商这种小事,特意征求大清国皇帝的恩许。
可这一场战事过后,两国的地位彻底颠倒。李鸿章费尽毕生心血经营,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天朝之师溃不成军,清国政府不得不向日乞和。
时至今日,那个老问题仍困扰着我们:大清国究竟为什么会败给“小日本”,而且败得鼻青脸肿颜面丢尽?
看主流叙事,还是类似于“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等一大堆理由,但终究搞不清楚,病根在哪里。其实说白了,无非一句话:
用“前现代国家”的逻辑,对抗“现代国家”!
这种对抗,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
1. 自由市场 VS 官营经济
日本为增强国力,意识到只有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首相伊藤博文以1日元的价格,把当时该国最大的国有造船厂卖给了商人岩崎弥太郎,它就是后来声名遐迩的三菱集团的前身。
而中国这边,李鸿章靠着民间买办资本,才有钱创办轮船招商局;可一有利润,李就想方设法让那些民间投资者净身出户,最悲惨的投资者,去世时已是“家业荡然”。
2. 现代金融体制 VS 前现代的借贷生活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引进了欧美现代银行制度,停办国立银行,发展私有银行。所以战前,日本发了1亿日元的战争国债,民间踊跃购买。
而那时的大清国,压根没有现代融资的手段和能力,没钱打仗就只能去借高利贷。
3. 现代化的国家组织 VS 家国不分的政治体制
日本从1872年开始,就致力于建立西方式的国防制度,颁布了征兵法,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防力量。
但大清国的部队,本质上可以说是“李家军”,不仅兵是李鸿章跑到合肥老家,在当地征募的,而且大战一打响,搞后勤的竟然不是大清政府,却是李鸿章的私人好友。所以甲午战争打完后,西方有人评论说,李鸿章以一人当一国。如此“家国同构”,能打赢拥有近代国防体制的日本吗?
甲午战败,不仅大清这个纸扎的房子被日本一脚踹倒了,更要命的是,《马关条约》规定中国给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这2亿两白银什么概念?鸦片战争才赔款两千万,甲午战争之前的清政府财政结余才七百多万!
这场战争,可以说把大清打成了体内伤;但是战后,却没有真正的反思,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反倒一步步走入深渊: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梁,用孔子改制,比附西学,仍未能摆脱传统窠臼;当政的慈禧,因愚昧一步步断送中国的生机。
而此时的整个清政府,明明已经债台高筑,却不仅没有勒紧腰带过日子,反而通过不断“印钱”向民间注水。1910年,金融危机终于爆发,愚蠢的清政府竟直接开启“抢钱模式”,试图将民间筹资的铁路收归国有。四川兴起保路运动,它成了大清国的催命符。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大清国此前的“洋务运动”毫无用处吗?事实是,当变革走到某个阶段时,巨大的阻力就会出现——甲午战争前的晚清正是这一现象的注脚——在四十年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之后,大清国的改革便开始出现严重的停滞和倒退。比如:
史学家雷颐总结道: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协调改良的政治制度,最后就僵化了,最后就只能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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