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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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诞生国家以来，比各国的崛起和衰落更难理解的，是各国的富裕与贫穷。
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很快从富转贫，而英国长期富裕且成就了工业革命？
为什么美国可以持续两百年的繁荣，至今不衰？
为什么日本、韩国、新加坡能够快速致富，有的国家却反复陷于“穷者愈穷”、甚至由富转穷的诅咒？
可见，“国富国穷”这一难题，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既是区域的，又是世界的；既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又令很多人迷惑不解。
所以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说道：“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无暇他顾”。
为了解释“国富国穷”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逻辑，许多大师学者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地理决定论
常识告诉我们，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优越的地方，经济总是很容易发展，比如中东石油富国、港口优良的荷兰、矿产丰富的澳大利亚，经济都很繁荣。
这就引出了国富国穷的第一种理论——地理。
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看到了地理环境对经济的重要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曾讨论气候如何影响各地人民的性格，进而形塑法律，影响经济。
“地理决定论”在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大师，则非贾雷德·戴蒙德莫属。
在其名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戴蒙德主张：
相比美洲和岛国，欧亚大陆是东西走向的，且纬度大致相同，大部分位于气候适宜生存的温带和亚热带区域；
在欧亚大陆，人群、家畜、作物以及农业技术，更容易在相邻的人类聚居区内“横向”传播，有更多的贸易交换、生产剩余，产生最早的古文明。
在其后续作品《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戴蒙德从地理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现代非洲仍然很落后”。
热带地区的土壤，难以保存营养，致使农业生产率相对低下；气候湿热，导致极高的致病率和死亡率。
可见，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演变中，绝对是导致贫富分化的基础性因素。任何试图发展经济的国家，都不应该无视自然条件的制约。
▲非洲百姓收获木薯
▌第二种：制度决定论
地理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地理决定论”面临着一个致命问题。
地理环境在几千年时间里基本不变，但百年甚至更短时间，一个社会的繁荣与贫困，经常相互转换；地理环境极为相似的国家，贫富差异也常常巨大。
戴蒙德在《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就发现：环境毫无二致的韩国与朝鲜、西德与东德、多米尼加与海地，富裕程度都相差巨大。
这就引出了第二种解释——制度。
以制度解释经济的扛鼎人物，非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莫属。
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认为，历史上的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的贵族、教士以及后来的商人等权势精英，屡屡结盟抗衡君主，最终形成了制约君主权力、保护民众私权的限政法治。
当“权力受限”制度化以后，产权成为了重要的基石，民众得到了创造、合作和交换的自由；国家也更能做出可信的承诺，大大提升了国家能力，可以保障和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这都是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
从经济学思维方式出发，制度的解释相当自然：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在权力真正被关进笼子的法治社会，产权才能得到保障，人们也才有激励进行长期投资和发明创造，让经济有增长的可能。
比如从梅因到哈耶克都注意到，是西欧率先完成了法律体系“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随后那里的经济引擎就开始加速。
在当下，阿西莫格鲁、德·索托等思想大家站在前人的肩上，进一步细化了“制度决定论”。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阿西莫格鲁认为，经济制度可以分为两种：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
包容性制度能够吸引所有人来参与经济发展，其要点就是保护产权，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对知识、技术的投资，而且让更多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而汲取性制度，就是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从一部分人那里攫取收入和财富，让另一部分人受益。
当一个国家从包容、半包容的制度，转向了汲取性制度，这个国家就会走向失败。
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权制度后，指出了贫富差距的根源：
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把资产转换为资本“的机制，导致很多人手中的资本成为僵化、不可交易的资本。这种情形在拉美、非洲，乃至中国农村，都非常普遍。
人们常说，“好制度可以使魔鬼变成天使，坏的制度可以使天使变成魔鬼”，就是这个道理。
▲朝鲜半岛夜景
对制度的讨论，经半个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已尘埃落定，很难推翻。
但人们依然不禁问道，为什么是西欧先迈出了有限政府的第一步？而亚非拉的很多国家，至今无法达成法治共识？为何一些国家的转型会戛然而止，甚至重回封闭？这些问题都是制度决定论无法解释的。
这就引出了第三种解释——文化。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首次系统地从文化深度讨论了经济问题，至今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韦伯主张，高举“因信称义”的基督新教，特别是受加尔文影响的英美清教徒，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言人和传播者。
▲马克斯·韦伯夫妇
清教徒认为，被上帝拣选是有迹可循的；蒙保守的信徒，会通过积极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出圣灵的效果、心灵的质量。
因此，新教伦理造就了一种新人——理性的、勤奋的、有条理的、讲求实效的人。在新教出现之前，这些品德并不常见。
他们以新教文化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勤劳、诚信、严肃、节约金钱和时间；财富是信仰的副产品。
韦伯进一步指出，在现代文明中，文化层面上的理性主义，社会层面的个人主义，政治层面的有限政府都起源于新教伦理，而这一切，都给资本主义工商业秩序注入了全新的、强劲的活力。
韦伯对新教伦理的阐述，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秩序的兴盛和扩展，也启发了各国的文化精英，他们开始挖掘本民族中符合资本主义的优秀文化因子。
比如20世纪下半叶，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崛起后，以余英时为代表的东方学者，参考韦伯观点主张，亚洲起飞的文化基因，要归功于“孔孟儒学熏陶出了大批勤奋、恪守信用、习惯服从安排的劳动者”。
百年来中国人对“国民性”的大讨论不断，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国学热、全世界的宗教复兴，都是对文化作用的重新思考。
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中，只有那些真正符合普适文明规则、有利于市场繁荣的文化因子，才可能脱颖而出，实现持续的、稳定的繁荣。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说：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比如某些国家迷信所谓的“后发优势”，以国家强制力对经济揠苗助长，看似取得快速的繁荣。然而他们试图证明的“制度优势”，其实是非常肤浅、短视的。由于落后的文化和信仰，这些地方很快就落入“后发劣势”的诅咒。
▲新加坡金融中心
事实上，除了上述三种理论之外，还有人提出了“种族”、“偶然”、“英雄”等理论。
正如《国富国穷》一书所说，世界是复杂的，知识是无穷的，国富国穷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可以构成一座图书馆，想用几个简单原因加以解释，是不现实的。
但是，关于“国富国穷”的讨论，对我们的当下又十分重要。因此，任何想要实现智识提升、清醒决策的人，都应该从不同的视角考察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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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国穷》和《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以提纲挈领的比较视野，读懂国家贫富分化的根源。
《枪炮、病菌与钢铁》，风靡世界顶级高校的人类学名著，综览13000年文明发展差异的底层因素。
从制度视角读懂国富国穷、穷富转换的激励逻辑：
《西方世界的兴起》，诺奖学者道格拉斯·诺斯的成名之作，“开放秩序促成国家繁荣”的当代先驱；
独家书《资本的秘密》，德·索托的世界名著，阻击计划经济回潮的神作，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转型的制胜指南；
人类第一部深入信仰视角，探讨经济和国家的经典——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和现代秩序的代言人”，读懂国家脱贫致富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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