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逝去的年华不再，愿那样的历史不会重演

一个人一生能够经历多少个十年？纵使按今天国人的平均寿命七十岁计算，我们每个人有记忆的，可以感觉到自我存在价值的岁月又能有多少个十年呢？

记得我十几岁进工厂当工人时，不要说见不到五六十岁的老工人，就是四十来岁的工人看上去都已是老态毕露，很少还能直接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继续发光发热了。换了那种劳动量极大和工作条件很差的工厂，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在这方面，做脑力劳动的人情况要好一些。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过了退休年龄，甚至年近七十的老教授、老专家的身影，活跃在方方面面。但是，方正集团过去的老总王选讲过一句很实在的话，那意思是说，即使是一个科学家，他真正可以做出重要成就的时间，也只有20多至50多岁这短短的二三十年而已。

人活一辈子，不讲空话大话，至少要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要对社会和家庭有用。

算下来，20岁以前靠家庭养，60岁以后靠社会养，真正值得自己记忆的，年富力强又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光，就多数人而言，大概也只有三四十年吧。三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何其短暂！

很小的时候，常喜欢雨后天晴时到楼门外大柳树下去用小树枝逗弄蚂蚁。看着那些蚂蚁在洞口用细如针尖的粒粒新土堆出的土堆上，翻山越岭，川流不息，来来往往忙碌的样子，总想给它们找点麻烦。几乎每次我都会干些恶作剧的事情，比如舀些雨水来在蚂蚁洞外制造“洪水”，或把洞外的土堆重新推平，然后幸灾乐祸地看着蚂蚁们怎样转来转去找回家的路。

想起来，自己当时的作为，很有点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味道。当年周幽王只为博新后褒姒一笑，于是点燃烽火召来各路诸侯。那成千上万从各地匆匆赶来的将士没头苍蝇似地在城下乱哄哄挤成一团的样子，确实很像是被愚弄的蚂蚁。

人慢慢地长大了，每当我想起六十年代初和妹妹抢着把食堂打来的菜汤舔得干干净净，想起动荡之初小学教导主任众目睽睽之下从高高的烟囱上喊着革命口号摔下来时那沉闷的声音；想起刚上中学一年级不得不远离京城随父亲下干校，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跟着国家计委副部级干部去十几里外的水库边放羊；想起十五六岁进工厂，披星戴月，挥汗如雨，二十三四岁就成了“老师傅”；想起后来只因想表达一丝不满，就被投入监狱，差点儿没上了枪毙名单……想到这一切，真觉得自己当年其实也和那些蚂蚁差不多，还不是被人摆弄来摆弄去？

今天40岁以上的人，大概很多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触。他们或其乐无穷、或战战兢兢地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损失的年华远比我多，有些人甚至丢掉了性命。

虽不能说没有例外者，比如像钱学森那样受到特殊保护的国防科技事业方面的专门家，以及像厉以宁教授那样因不配参加运动被分去看资料室，从而借机埋头读书的有心人，他们的情况很让人羡慕。问题是更多的人没有这份幸运，他们的命运不比那些被人摆弄的蚂蚁好多少，最好的时光不少都耗费在无休止的窝里斗之中了。

把人和蚂蚁相比，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在一个崇尚集体主义和强调权威的社会大环境当中，人的价值几何，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要说普遍权利得不到承认，明明社会还十分落后，明明国家需要大量人才，各行各业的众多菁英却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打入另册，无数可造之材的美好青春也都做了运动的牺牲品。

每当我想到那些当年与我一同进厂当工人，后来却没有考上大学，今天不是下岗就是提前退休的众多兄弟，心里总是会泛起一股酸楚的感觉。因为他们中一些人当年远比我聪明，也比我有抱负。如果没有动荡，谁能说在他们中间不会产生几个大有作为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呢？

当然，看了太多名人沉痛的回忆，听了诸多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白白浪费十多年青春年华的可悲经历，注意到即使像巴金、曹禺、茅盾、郭沫若等这样三四十年代就已经驰骋文坛的巨匠，建国后也大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再没有传世之作问世，相比之下，我的那些兄弟的遭遇也许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崇尚个性和自由，生在中国多少会是一种悲哀。因为，强调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目标而忽视个人权利，原本就是我们这种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历史特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历来是家国同构，君权至上，和为之服务的官僚政治制度。

与此相适应，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也是重在维护家长制和等级制，强调上下尊卑和个人对家族单位的依附关系，坚持“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虽然我们也有过号称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救亡的需要一来，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都马上弃启蒙思想而去，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其他人被启蒙的程度亦可想而知。

毛算是最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了，然而他对自己创造的这个社会又有几分满意呢？他从为"小人物"打抱不平起来造旧体制的反，到头来也还是只能在传统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里翻斤斗。因为，就连他自己也知道，除了少数人得道升天以外，小人物地位依旧，其命运还是操在少数大人物的手里。

中国对个人及其权利真正开始给予关心，源于改革开放。但根本上，对个人及其权利的重视，靠的还是大力引进和发展市场机制。这是因为，只有在市场机制逐渐成为全社会经济制动杠杆的情况下，个人的价值和个人权利的作用才会日益突显出来。

也只有当普通个人的作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巨大动力的条件下，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权利问题才会成为整个社会必须关注的话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直至九十年代初，人道主义的思想仍旧会受到批判，普遍人权的观念始终被拒之门外。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随着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我们才终于不得不开始把“人权”这两个字纳入到自己的话语系统中来。

当然，应当看到，我们接受普遍人权的观念，容忍人道主义的提法，才不过六七年时间。我们虽然取消了“反革命罪”，而鼓吹阶级斗争，主张从政治上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声音却还是不绝于耳。

对人，以及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其实还比较陌生。包括何谓人权，什么权利可以给，什么权利要加限制，今天也还存在着相当不同的理解。所有这些，都涉及到如何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应该说，如何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实现集体利益的目标，而不是以集体利益为由压抑甚至牺牲个人权利，仍旧是我们这个东方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走到街上，看到少男少女们越来越个性化的鲜艳装扮，看到他们如花如画，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幸福憧憬的灿烂笑脸，我们这些过来人怎能不感到肩头责任的沉重？逝去的年华不再，但愿那样的历史不会重演。

杨奎松认为，如果历史研究，不能让读者更懂得尊重、敬畏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反而因为立场造成了更多的对立或伤害，这种学问不要也罢。他研究历史的最大乐趣，是让读者因历史中人的命运及其境遇而有所触动、有所感悟、有所联想，从而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

为纠正错误史观，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

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因此，有读者将杨奎松称作中国现当代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杨奎松自己也承认，他研究历史的一个极大的动力就是“破案”。

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

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

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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